记忆丨李豫生: 我与 "中国人民大学七同学的一封信"

Original: 李豫生新三届 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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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69届毕业生，1966年文革时期二年级在校生。

本文作者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人民大学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标题是：“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写信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

这封信发表后被习惯性地称呼为“人民大学李豫生等七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作为这封信落款中排在第一位的签署人，我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这封信的发起人、组织者，亦或撰稿人，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会有外校当年老五届的同学向我打问此事。我怎么会参与签署这封信？怎么会不假思索地签在了第一位？信是怎样送达的？发表后对我个人的人生轨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时隔50余年回顾历史的轨迹，真实反倒显现的更加清晰起来。

这封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语文系三年级同学刘平凡。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正式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运动狂飙已经席卷了北京各个高校，不同观点的人自由组合，用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执笔者，也有赞同签字者，只要认为赞同、支持，经发起人认可，就可以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起人一般愿意吸引更多的人签署。

我和刘平凡本不熟悉，她的父亲刘志坚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副组长。因为不熟，对这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在意。但刘平凡的表哥张兴孟与我同班，都是国际政治系1964级的学生，我的加入更多的应是与兴孟有关。

这封信的第一次酝酿会，就是由张兴孟同学召集，在我系宿舍（六处五排）一间乒乓球室召开的。在此之前某日，我正在校园的一条路上走，忽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刘平凡。她对我说了一些“干部子弟要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的话，我不免诧异，暗想：“你怎么会认识我？”

第一次酝酿时，来了几个外系同学，都不怎么熟悉，其中一个女同学是财贸系程辛联，后来知道她的父亲是程坦，在“冀鲁豫”工作过，我就揣测也许是由于父辈有闻吧？那次刘平凡手里拿了一篇一张纸的小稿子，内容是当时经常宣传的要搞教育革命的事情，刘平凡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同意就由她去修改后大家签名送上去。

来的同学自然是没什么意见，支持、拥护。后来张兴孟同学还告诉我，我班团支部书记蔡金发和另一个同学曾写信给过某上级部门，要求扩大我们学生的阅读权限，这也算是来自群众的一个教改要求。

没过几天，刘平凡就拿来了正式的稿件，我感到视角权威、口吻决断，并不像是我们学生自己写的，私下以为可能是领导秘书执笔。但彼时彼刻，在大浪潮的裹挟下，几乎每个年轻大学生的心中都涌发着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向党和领袖指引的方向冲锋！支持、支持！签名、签名！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态度，拿起笔就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签名的顺序是：李豫生张兴孟蔡金发程辛联吕平耿胜利刘平凡。时间：1966年6月22日。我们班的三位：我、兴孟、老蔡排在了前头，刘平凡的名字签在了最后。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不但从小一直接受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教育，而且从高中起更加强化：国际形势是反修防修，警惕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国内形势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断深挖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高中毕业时，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侯隽、邢燕子学习，曾经决定不考大学了，争着要到农村去，只是在老师的劝解下，才同意“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勉强走进了大学校门。

至于所选专业，也是在“先知先觉”同学的影响下，要站在“反修防修”的前哨。据说我们这届“国际政治系共运史专业”学生是要为继续写作“九评”储备资料人才，为的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百年论战下去！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积极参与签署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发自内心，势在必然。

至于因为与刘平凡是间接同学，无意间踏入了一个可以下达上传的渠道，那又是一种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偶然，影响和决定了我在文革之中及之后的人生轨迹。

20天后，曾经签署过的信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天学校就召开了庆祝大会，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坐，并被当做七同学的代表发言、接受采访。事态的轰动效应使自己猝不及防、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应对得当。没有人来询问过程，关心的只是发自群众，上下呼应，推波造势。各种“革命辞藻”已经烂熟于心，只需再次鼓吹一番。

一天下来，问题发生了：刘平凡找到我，叫我立即到她家里去一趟。我在傍晚时分来到了刘平凡的家，刘平凡严肃批评我的自由行动。她正告我，说我无权代表“七个人一封信”，无权随意发表意见。今后有关“七人信”事宜，我要向她汇报、听她指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有所失当。但年轻气盛的我一向有点儿我行我素，当下心有不服，想“签不签字是我个人意志，听不听你指挥也是我个人意志。”就此不以为然地走了。

此后不久，刘平凡就联合其他一些干部子弟，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想，如果那次不闹翻，她也许会游说我来参加，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参加，因为彼此观点对立，在对待校长郭影秋的问题上，我保她反。即便那次不反目，以后还是会分道扬镳。

2017年4月，我去福建看望朋友，顺便探访了久不联系的老同学蔡金发，聊起了“七人信”这个几十年不曾直面的话题。作为这封信的签署人之一，在他以后的人生起落中也曾是一个引起质疑的问题。

蔡金发后来在福建省委党校工作，按相关规定，对干部提职使用时，组织会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审查。为此，审查人员曾经走访刘平凡。审查人员向刘平凡询问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七人信’与江青有无关系？”而刘平凡的回答则很明确：“‘七人信’就是主席的杭州会议讲话精神。”

蔡同学的告知对我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使我方才看清自己当年的懵懂幼稚。这封信的组织、撰写、发表都来源于“最高指示”，“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什么革命小将的自发行动，而是最高领袖的思想体现；冲昏头脑的“革命豪情”不过是提线木偶的前台表演罢了。

应该说明的是，一些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一直是想紧跟伟大领袖步伐的，他们曾通过自己的子女在北京各高校对运动推波助澜，但始料不及的是，在他们参与推动的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巨澜中，自己很快也变成了绊脚石、革命对象。

刘平凡的父亲刘志坚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军队的代表，作为老帅们意见的代表在军队文革、军事院校文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很快与江青、康生一伙发生了尖锐冲突。

1967年1月3日始，首都“红卫兵”掀起了揪斗陈毅的狂潮。是日晚，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到人民大会堂要求中央文革同意召开批陈大会。刘志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出面劝导，未能说服学生。

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时，康生发难，把矛头引向刘志坚。他拍着桌子厉声大喝：“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学生代表立刻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变成了打斗会。

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交出刘志坚。刘志坚到场以后立即陷入重围。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就被造反派关押。

此后大会批、小会斗，刘志坚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最后在陈伯达的直接揭发下，被定为 “叛徒”，开始了长达8年的隔离审查。

刘平凡所说毛泽东1966年在杭州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

实际上，要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大搞文化革命的想法早就在伟大领袖的心中筹谋多年。对知识分子、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感、鄙视、一定要彻底砸烂的决心早就在多次讲话中发表、重申。他不止一次说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外行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内行”，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曾极端地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最近又读到了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文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四书五经，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 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本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伟大领袖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168号上。这期摘要刊登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当时没有印发，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看到、了解和必须执行的，于是伟大领袖的教导化作了革命小将的行动。

下面重温一下充满了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七个人的一封信”。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们听完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您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这些革命小将们说出了我们几年来憋在心里想说的话，说出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心愿，它长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也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多少年来，您每次对教育工作的指示都讲到了我们的心眼里，可那些“权威”老爷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条条框框对抗这些指示。他们上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下不听取群众的呼声，他们阴险的目的就是妄想让我们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今天，我们要正告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你们的黄粱美梦永远也不会实现！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听！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执行！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在革命的炮火中诞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前进的革命青年。有人说我们整天充满了火药味。对！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按照您的指示，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向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猛烈开火！

我们认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罪状累累，必须缩短！

其罪状如下：

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

二、扩大三大差别，为资产阶级传子续孙。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唯恐青年们在校时间太短，唯恐读的本本太少，唯恐受资产阶级影响不深，唯恐他们成不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三、现行学制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从八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二十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十七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五、现在在校的学生是：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大米白面，读古洋“名著”，灌的名利思想，想的个人成名成家，走的白专道路。长此下去，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弟怎么会不忘本呢？

六、拚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七、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教师在那里进行无聊的考证，填鸭式的灌注，学生则整天、整月、整年埋在故纸堆里，其后果是弄得青年们晕头转向，体弱多病。

八、国家急需人材，学生迟迟不能走出校门。由于学制太长，学校的周转率极低，既不能尽快满足国家的需要；又不能使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复员军人入学。

九、浪费师资，浪费人力。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半，那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

十、由于长期脱离实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学生在学校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改也不好改，结果国家花费那么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学生远不如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生产斗争或实际工作锻炼过的基层干部；更不如那些只读过几天书，甚至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革命老前辈；更不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陈永贵、王铁人、李素文等先进人物。可见，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学校里培养的，真正的英雄不能在学校里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

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凡文科大学读过两年以上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

二、文科大学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三、今后文科大学学制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国家的需要，改为一年、二年、三年，而且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军事和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

四、教学方法应以自学、讨论为主，教师适当辅导，发扬民主教学，走群众路线，坚决废除灌注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五、今后大学应招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锻炼、政治思想进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使那些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能够入学。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党和国家培养我们，人民用大米白面养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怎么能还犹豫等待呢？既然革命的小将们敢于砸烂旧的升学制度，我们就应有勇气冲破旧的学制的束缚，采取提前毕业的革命行动！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是您教导我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多少事，从来急”，应该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英雄气概。我们多么渴望您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啊！等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走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去摔打，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改造，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补课，请他们发给“思想毕业证书”。把大学的位置让给那些经过三大革命锻炼的、真正优秀的革命青年，入学深造。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必将把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埋葬！一个共产主义的、完全崭新的教育制度即将在社会主义中国诞生！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在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后，再一次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会象革命前辈一样坚决革命，为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冲锋陷阵，为保卫毛泽东思想奋斗终生，使中国永不变色！

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祝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国人民大学
李豫生张兴孟蔡金发程辛联
吕平耿胜利刘平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今天重读这封信真是“恍如隔世”。当年“汗牛充栋”的大字报已不见踪影，大字报中那类热昏的语式也已沦为笑柄，然而有如“七个人一封信”一样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却以它的白纸黑字成为抹不去的历史印痕，给我们永远的警醒。印证着从小接受的“政治教育”，树立的学习榜样，像毒药、像致幻剂，足以致人疯狂。

“七人信”的开首提到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相关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信的内容是“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的信是“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通知，宣布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高考制度从此被废，这一废就是十年。

女一中学生控诉信的内容摘要如下：

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考试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德育。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忽视青年的思想革命化，其实质是邓拓一伙黑帮所说的“量材而教之”，“量材而用之”。

    因此，这种升学制度，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难怪邓拓反党黑帮把它奉为至宝，难怪美帝国主义洋洋得意地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身上呢！

    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再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使劲为旧制度拍手叫好，难道我们还能让它存在下去吗？不能，一天也不能！就在今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和工农兵一起将它彻底砸烂！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二、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想：十七、十八岁的青年，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应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应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结予的“思想毕业证书”。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我们绝不同意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工农兵中去，因为那时一个人的世界观基本形成，再改造就困难了；而且有些人有了“知识”，就认为有了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三、假如今年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升学，就请党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挑选。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坚决奔向那里，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的信摘要如下：

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

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

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罪恶制度再毒害新中国的青年一天，我们要坚决打倒它。我们建议：

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

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

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

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他们还坚决表示：“ 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我们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所有这些激昂都来自一个源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由此开始，高考被砸烂了，高等教育招生停止了。所有教育机构——大、中、小学统统砸烂了、荡平了。随后，按照革命小将的自觉要求，中小学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去，未修满学业的大学生一律到基层工矿农村、部队农场去。

当我们在无数回忆录中看到对知识青年苦难、老五届大学生不公平待遇的控诉时，有没有想到“一个旧世界”正是假我们这一代“革命小将”之手，轰轰烈烈地摧毁的！“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荡涤掉的正是这一代革命小将受教育的机会。

一切并非历史的吊诡，事实是，伟大领袖的“挥手”没有亿万群众的“前进”是不能完成的，一群被煽动起来的疯子在砸烂一切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也连同一切一起被砸烂了！

1966年7月25日、26日，是著名的中央文革去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撤销新市委的数万人大会。26日那天，我也跟着同学在北大看大字报。那天的经历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惊心动魄。

26日下午，大约两三点钟，不知道是听了什么人招呼，我来到了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大教室，里面聚集了大约有三四百人。一会儿一个中高个、身材偏胖的女同学上台讲话了，有人窃窃私语，说这是“邵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邵华发表了鼓动性很强的讲话，大意是“革命形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一伙反革命分子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夺共产党的权。我们干部子弟要挺身而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注意保护好广播室、档案室等各个要害部门。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搏斗！”

有关这次神秘的动员，我以后从未再听别人提起过。当时的反应是“懵圈”，精神高度紧张，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继续在校园里溜达，等待大事的发生。晚上所有人都涌到了北大的一个大操场，听取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人山人海，后来有人说约两万人。我们挤在后面的山坡上，虽然远但还看得清楚。

近晚上11点钟的时候，人群轰动起来，江青出来了，她从台后面的坐席站起来走到前台，因为下着小雨，由李纳给她撑着伞挡雨。江青讲着讲着，突然提高了嗓门，她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她说：“阶级斗争到处都有，我们家里也有，毛主席家里也有。有人说，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不承认！！”好像还重复了一遍“我不承认！！”

这句话的效果非常强烈，听着的感觉像电影音效中的延时处理一样，炸得人脑子轰轰作响。真出大事了！联想到下午刚听到的邵华的总动员，真是无所适从，莫非毛主席家里的人也打起来了不成？

乱哄哄地散了会、乱哄哄地跟着人流飞奔回校。跑到学校门口，大门早已关闭，毫不犹豫地翻墙而入，一直跑到文化广场。那里，已经挤满了全校各系的学生。台上已经开始了对各系领导的批斗。

一些反应快、跑的快的学生已经紧跟毛主席司令部的指示抢先赶回学校，冲到校系领导家里，把他们控制起来，扭送到文化广场，排着队准备挨个批斗！台前还拉起了大幅标语“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我在混乱中找到了本系同学集中的地方，不知情况将如何发展。不一会儿传来了要各系派代表上台议事的消息，因为“七人信”的缘故，我被推举为国际政治系的代表。上台以后，全校12个系的12名代表在靠近天幕处围成一小圈，紧张地讨论起来。大家一边讨论，一边不约而同地望着台口，那边还在继续上演批斗的惨剧。

1966年6月，人民大学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所谓的走资派一个个被楸到话筒面前，被逼着承认自己的三反罪行。造反派学生扭住他们的胳膊、按下他们的脑袋，说一句要他们学一句，“说！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肯低头的“走资派”算过堂通过，在群众高呼“打倒三反分子×××”口号声中被押下台去。不肯认罪的校系领导则遭了殃，不低头就拳脚相加，有的被踢倒跪在地上，有的额头上撞出血来……

情势十分危急。我心里飞速盘算着解决的办法。抬头看看，心照不宣，我从大家的眼睛里读出了一致——“不能再继续下去，会出人命！必须停止！必须疏散！”我心里拿定了主意，对大家说：“大家下去，到各系整顿好队伍，听我到台前指挥。”代表们同意，下去集合队伍去了。

我走到台前，站到麦风后面大声要求大家安静。我先大赞了一通“革命形势好得很，革命行动好得很”，所谓充分肯定群众的革命热情，总不能同中央文革对着干吧？然后话锋一转说“为了把对走资派的斗争深入下去，我们应该把他们押回各系，进行更深入的揭发、批判、斗争！”

“各系听我指挥，西六系在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系、××系……排好队伍。东六系在南侧出口集合，按照顺序……排好队伍，接在西六系的后面……大家绕校内游行一周，然后把走资派带回本系深入批判！”

也许因为那时那刻，在所有的权威都一扫而光的情况下，我这个不几天前刚刚因“七人信”被大家所认识的新面孔竟然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台上乱哄哄地批斗暂告中止。所有的人服从了我的指挥，在绕校游行一周以后，大部散去，那一天总算没有在当场闹出更大的乱子。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在大混乱中自己做得比较好、比较对的一件事。我想这是人性使然、良知使然、父母所给予的正确教育使然。

没过几天，那天同在台上的经济系学生代表余景清找到我，说12系的学生代表要开一个会，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我就跟着去了。成立“筹委会”是根据7月26日晚陈伯达在北大宣布撤销工作组的讲话精神，他说：“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陈伯达“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

人大当时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就是为以后选举出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做准备。筹委会的实际主持者是吴老的秘书王宗伯。从名义上，余景清是筹委会主任，王宗伯和我是副主任。筹委会也没有开过什么会，通常是接到王宗伯的通知大家就去碰头。王宗伯根据吴老的指示安排一些事情，余景清给大家做分工，再由大家分头去办。

只记得筹委会历史系的代表是万德琦，我跟他原来就很熟悉。另外还有我们系四年级的同学伍连连，她是筹委会的干事，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筹委会法律系的代表是江春泽，她是筹委会中唯一的反郭派，非常孤立。

由于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保郭派，筹委会的成员除江春泽以外也都是保郭派，但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得打击造反派的大形势下，我们觉得作为学校的临时管理机构，也不应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筹委会采取了“伪装中立”的立场，在处理问题上尽量做出一视同仁的姿态，在这个原则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组织了人大关于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人大“八一八红卫兵”成立，除原来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外，各类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他们各自为政，校“筹委会”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会议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当天会后，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知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开始明朗。

但是，从中央到各级党委，许多负责同志仍对之持保留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对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自八一八以后毛又多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根据林彪当天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反复酌定后公开提出的。此后更逐渐明确，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人大筹委会由于明显的保守倾向，当然地成为人民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红旗》杂志社论一出，我们筹委会的几个同学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三十六计走为上”,当即决定和其他红卫兵小将一样，步行串联去！于是我、余景清、伍连连、万德琦还有另一名同学，在10月初的一个清晨，出人大西门，一路向西，向延安进发了。

201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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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文革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