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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周永威:1973年往事

周永威 新三届 2019-06-26

原题

秀才遇到兵


作者:周永威




又是新的一年,又是新的学期。我还是照常上课。与同事的关系又慢慢得到改善,校支部书记李某宣,那个左眼老斜视的会议主持人,还不时与我拉家常。有的热心老师甚至还张罗着给我讲媳妇。我心情也天天见好。有了好心情,工作起来自然劲鼓得足足的,多大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五月初,我率领长坪区乒乓球队参加县级比赛。拿到了一个冠军,两个亚军,一个季军。真是一个捷报接着一个捷报,一个惊喜接 着一个惊喜。尽管到手的就是几块玻璃木框框,分分子钱都没一枚,可心里头那个舒服呀,甭提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寝室批改作业本,书记叫我去他的房间。我推开门,坐着的除了书记,还有一个——去年进城住学习班认识的专案组成员钱平。兴许是给我作个结论,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待我坐下,书记拿出语录本,翻着。我注意到他的脸色一下子阴了,再一下子更阴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一字一顿地念道。

 

“你什么意思?!”我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质问。见我敢犟,两个先是一惊,跟着书记吹胡子瞪眼睛地说:“什么意思?学习毛主席语录。”他声调明显高了不少。我声调比他还高,已经是吼叫了:“白天还好好的,这一下子就成了敌人,就要打倒?!到五峰两年,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要说苦劳有苦劳,要说功劳也有功劳。如今到是敌人,要打倒!嗯?!”

 

“现在不是你讲成绩的时候。是讲清问题的时候。有成绩,要自觉的归功于组织,归功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书记眼睛远斜着,口里教训着。“有成绩,要自觉的归功于组织,归功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那句话比这句流行语更无理、更霸道的了。做出成绩不属自己的,而犯了错误就是自己的了。这是什么逻辑?譬如打牌,点了炮,你得开钱。可你胡牌了,你还是得开钱。你有病呀!这牌还有人打?

 

这句话的另一说法是:没有“组织”,你就做不出成绩。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们不去讲在没有“组织”的西方世界人民日子过得怎样,做没做出成绩;就在我们中国,没有“组织”之前不是也有四大发明吗?我炸雷似的吼了一声:“我不学了!随你们便!”车身退出房间,回到自己的寝室,闩上门,点着烟,猛吸着。我表现如此强烈,近乎失态,不计后果,是因为书记李某宣。

 

他是一个热爱搞阶级斗争几近痴迷的人。文革开始,他是长坪小学的校长。整教师阶段,他以为又迎来了一个金色的57年,使出浑身解数,号召群众,指使学生 张贴老师的大字报。

 

学校有个年轻女教师欧阳怡,清灵脱俗,能歌善舞,会教书,十分的优秀,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她戴着一块当时特别希罕的手表。居然被怀疑里面藏有发报机,她本人则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大字报满处都是,以至她寝室的蚊帐都糊了厚厚的大字报。女教师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走投无路,一日趁着月黑风高,在宿舍后面的厕所里悬梁自尽。不错,女教师的死要归咎于上面推行下来的极左路线,然而,李那出手狠毒、了无人性的具体操作,则是女教师死亡的直接原因。在造反派风起云涌之时,李某宣吃了苦头,被打的不轻。可烧饼一翻过来,他依然是以前的李某宣。只要有点点机会,他立马撕破脸皮,挥起阶级斗争的粗棍子,大打出手。从他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语气,那架式,我知道,他劲头又来了。

 

紧随而来的钱平一直在门外叫着“周老师,您开门,周老师,您开门。”差不多一刻钟,我把门打开。钱平是搞专案老手,方法显然多些。他心平气和地劝我不要急噪,要端正态度。不要说好话,就是脸色稍稍光鲜一点,我气就消了多半。我平静下来,问了一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钱说:我们这次来,不是追究你以前的事。你要仔细想想,你进五峰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有没有做出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没有!”我肯定地回答。钱看着我,用专案人员特有的、想模仿总也模仿不了的捷尔任斯基式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用坦诚、正直、勇敢的眼睛。还是对方沉不住气,问道:你为王明翻案,怎么说?我又好笑又吃惊:“这个你们也信?!”

 

第二天与我见面的是专案组的两名成员,加上李某宣。李放下昨晚那逼人的气势,装出和缓的腔调开场白:这两位同志代表组织,希望你端正态度,讲清楚为王明翻案的问题。钱平接着说:你要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在我们一再进行党内路线斗争学习的时候,你为王明翻案。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了。把“王明是工人,李平是教师。他们都热爱毛主席”如此挂联,不由得叫我有些紧张。

 

然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坦荡意气,使我很快镇静下来。“你们说,我为王明翻案,为的什么?”他们三个几乎异口同声:“这要问你自己。”我尽量让自己心气平和,说道:当时课本未到,我为了让学生多学些知识,自己动手编教材。为了让学生掌握英语最简单动词“是”的用法,我编了几句话。名字完全是信手造的易写易记的几个。王明就是这样,决不是历史上的那个。说实在话,那个王明到底是什么人,我不十分清楚。我听说过王明博古,可他们谁犯了路线错误,犯的是第几次路线错误,是一起犯的还是单独犯的,真的讲不明白。你们说,我为王明翻案,图什么?大家相信吗?你们心里相信吗?

 

三人面面相觑,有些语塞。余非回答:相信不相信,要组织上结论。我接着辩道:工人只是一种职业,跟教师、农民、干部、警察一样,没褒没贬,是中性词。“王明是工人”,根本就不含翻案的意义。“他们都热爱毛主席。”他们是指王明和李平。李平中国革命史上有这个人吗?没有。你们肯定承认是我随便编的一个,对吧?钱平点了下头。这也充分证明了与他处同一位置的王明也是我随便编的一个名字。要是说王明和博古,或者王明和张国焘,那到确实是别有用心。可事实上不是。我一直讲了个把小时。李某宣与钱平耳语片刻,说道:这样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

 

第二天课间操的时候,我作为教师值周,在操场边照看,见通往区革委会的小路上有个好象熟悉的身影朝学校走来。近了,我的心也紧了——来人是我们在县里住学习班的专案组长邓某溢。左得出奇,整人成性,恨不得普天下人都是右派的他,隔老远竟微笑着迎我而来,我还在疑惑间,他早已伸出双手,捉住我的右手使劲地抖着,亲切地问好。

 

众目睽睽下,我好感动——要知道,没有几个人敢跟我随便交谈了。下午停课,全校师生开会。李某宣开头,我一听就知道会是为我而开。邓坐在旁边,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与来时截然两样,蛮象电影里革命志士面对敌人屠刀时那大义凛然、怒火中烧的特写。他讲话了,居然一付咬牙切齿、苦大仇深、仿佛父被人杀妻被人夺的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彭罗陆杨搞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今天,你们学校也有人在搞这么一个《二月提纲》。把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演变成学术争论。什么中性名词阳性名词,什么褒义贬义,什么职业不职业。邓说到这里,冷眼向我看来,但很快就躲开了——我腰杆直挺、两眼凶光正逼视着他。如此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妖言惑众,实在是丑恶之极,阴险之极。我真的不明白,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以后个把月的时间里,就是大会小会小会大会,检查交代交代检查。我白天上课(全校就我一个英语教师,全县也只有十几个,无人替换),晚上就跟他们耗这一挡子事,身心彻底疲惫,精神几近崩溃。最后,三个人带着我厚厚的一叠交代检查,依然很不开心很不甘心地走了。

 

我深深感到,要想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人完全不懂、也决不想去弄懂这几句话所展开的语景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更不会去揣摩体会理解我自编教材的良苦用心。他们那阴暗龌龊的心理,铁定认为我是在为王明翻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我承认了,案子就结了,他们的任务也就圆满划上了句号。否则,那怕我写检讨一箩筐也枉然。现在走了,以后还会来纠缠。

 

为了跃出深潭,免遭灭顶之灾,我应该走另一条路。我当时为什么想到“王明”?是不是受到以前或别的教材的影响和启发?如果我从英语教科书中找到同样的名字,问题就迎刃而解。铁证如山,他们再怎么希望我成反革命都不可能。于是我便想法寻找收集资料。英语教科书这样的句式很多。有李明、李平、张明、周明,可就是没有王明!

 

1973年,文革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周恩来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早在72年,利用批林整风在各条战线批判极左。这个过程中,一批又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得以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一个又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在各级革委会任职的什么主任什么委员被清洗,被排挤,被挂起来。

 

是年3月,所谓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势头最终会导致文革以前的秩序、人事、理念全面恢复。这是毛泽东本人极不情愿看到的局面,于是王张江姚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大力反击。他们首先从理论上界定林彪事件的性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接着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浪潮,又利用几个小人物,象交白券的张铁生、只因学不好英语竟投河自尽的张玉勤、与班主任交恶的黄帅,制造事端,以打击周恩来和他代表的那股复旧势力。这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代会,两种势力反复较量,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政治局。1973年,从中央到地方,流行在大大小小领导的口头禅是什么?“抓大事”。水平再低的领导也知道,这“大事”不是指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不是指国民经济,是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11月,山里已是冷风阵起、寒气逼人。专案组象勾命无常一样又出现在我那小小的寝室里。钱平开门见山:你也知道,现在全国都在抓大事。我们县委书记在常委会上拍着桌子说,五峰什么是大事?为王明翻案就是大事。非抓不可。我们这次来,一个目的,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不搞彻底,我们是不会收兵的。我知道,任何辩解都完全失去了意义。

 

第二天,新任区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他的意思很明白,你肯定是为王明翻案没商量。你干脆承认。争取坦白从宽。这位书记小学文化程度,民兵出身。只因为在高山上站岗站的好,巡查巡的好,竟一步步提拔当了区委书记。跟他掰扯什么语景句型,成吗?

 

形势很明显,如果我坚持己见,他们就会天天上门,夜夜开会,压力不断,骚扰不止。结果可能会导致我精神失常;要是违心承认,当然一了百了。我也松口气,争取时间,再从长计议。我选择了后者。不`过,就象有的花季少女遭遇强暴时,嘴让你亲了,胸让你摸了,裤腰带让你解了,就是不让你进入,坚守那最后的一道防线。下面摘录的材料,是1986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初期中共五峰县委组织部应我的要求退还给我当年的交代检讨。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改动,标点符号都没动。

 

“……我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王明,是我党早期路线斗争中左倾机会主义头子。由于这个坏蛋,使我党损失红军主力90%,给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现在,他仍然躲在莫斯科,投靠苏修,叛党叛国,的确是罪该万死!而我在课堂上,在几十个同学面前,说王明是工人,是战士,为他涂脂摸粉,这就说明了自己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王明一边,说出了现在不少反革命分子不敢说的话。这就是反革命行动。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正值批林整风运动深入展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以林彪为头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我党走什么路、我国走什么路,关系到十亿人民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林彪反党集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多么尖锐激烈的斗争!而我站在哪一边呢?是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起,满怀无产阶级义愤申讨林彪的罪行吗?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这点。王明和林彪是一条线,都是反对毛主席,都是搞阴谋诡计,而我美化王明是工人,就是直接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反革命行动!这也是不少敌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而我正好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几十个同学在批林整风中间,由于我这问题的出现,使得他们思想出现混乱,这直接干扰破坏了当时的批林整风运动。……”

 

认为“王明是工人”就是“反革命行动”,相当于自己承认杀了人。只不过字里行间中依然在坚持:我不是故意的。



专案组走了以后,我总感觉“王明”这名字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一定是受了哪本教材的影响。当我把事情原委讲述给关心我的张医生听时,这位与我高中同届的大夫一句话启发了我“你找找当年的俄语教科书,兴许有这个名字。”



74年春节,我回家探亲,老同学在他家的搁楼里翻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俄语》教科书。叫我惊喜不已的是:里面以王明作名字的句子竟有十几处之多。我当即把书挂号寄往五峰县委组织部。

 

人生遭遇的又一个坎,我终于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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