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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丨扼杀路遥的,是失败的知青爱情,还是致命的遗传基因?

张艳茜 新三届 2019-01-04

原题

北京知青与作家路遥


作者:张艳茜

选自作者《路遥传》


1986年陕西省青年创作会上,左起:白描、路遥、贾平凹、和谷

 


“红卫兵运动”以及之后的“文革武斗”持续了两年多,全国上上下下一片混乱,尽管伟大领袖们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震荡和混乱却无法制止。 

       

1968年暑期到了,大学仍然不见招生,工厂仍然没有招工。1966届、1967届、1968届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全国共有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还有“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好几百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此时,只有伟大领袖的号召力仍然无可限量。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头版全文转发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章,编者按引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的指示,拉开了中国文革史上另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一度迷茫、惶惑的红卫兵们,听到毛主席的这一声召唤,将他们巨大的政治热情迅速转移到了知青运动之中。从1969年1月开始,全国各地的“老三届”毕业生,在社会和学校的统一安排下,高呼着“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口号,纷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稚气未消的学生们,乘着火车,乘着汽车,他们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出生成长的熟悉的城市,怀着要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腔热血,奔赴到了祖国的穷乡僻壤。 

       

早在1968年12月,北京知青大规模的迁徙就开始了。载满北京知青的火车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时,停车几十分钟,当时西安的革命群众夹路相迎。火车到了铜川,知青们住了一夜,接着绑着防滑链的军用大卡车把知青们送到了延安。在延安,各公社前来迎接的干部叫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们坐上驴车,再各自奔向新的村落。从1968年12月开始,以每天三趟“知青专列”的速度,在随后的一个月里,27211名北京“老三届”,带着行李箱、铺盖卷,插队落户到延安的1600个生产大队。 

       

1969年1月23日,延川县迎来了北京的1300多名知青,他们到延川县插队落户来了。他们当中大多是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还有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中心意识和强烈的权威意识。似乎他们不是来插队锻炼的,而是为“拯救全人类”的崇高事业“劳其心,苦其心志”的。


下乡在延川的北京知青,很多人后来名声大振,比如,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例现在让人惊讶的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后来以一篇写当时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史铁生;下乡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习近平,建成了延川县第一口沼气池,并被写入了延川县志;创作了激情澎湃的诗歌——《理想之歌》的作者高红十、陶正。


这是延安历史上的第二次“闹红”。许多研究陕北人文地理的人都指出这样的事实:对这个地区文化影响巨大的有两个大事件:一是中央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红色根据地;二是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这一次“闹红”,对当地年轻人的影响,绝不亚于当年的工农红军,给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1969年,北京知识青年突然来到延川这个边远的山沟沟穷县,仿佛也突然打开了当时的王卫国——后来的作家路遥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心灵窗户,他的视野从一个闭塞的山沟,从一片贫瘠的黄土高坡,瞭望到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这些北京知青,这些来自清华附中和北京101中学的优秀青年,言谈举止,气质风度,令王卫国惊奇而羡慕。他们和陕北黄土地的青年一眼即可分辨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知识层面、眼界视野上。


在北京知青身上领略到的全新的东西,深深地触动着王卫国的心灵,让王卫国的心理上感受到一种不平衡、一种巨大冲击和启迪。朦朦胧胧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开始在黄土地上成长的后生王卫国内心深处萌动。仿佛一粒埋在地下的种子,遇到了一场久旱的甘霖,王卫国的人生希望仿佛被激发出来,懵懂地开始思考陕北农村青年,尤其是自己的前途命运和人生价值。


后来成为作家的路遥,在病榻上回忆与北京知青,尤其是回忆与陶正交往的经历时,很认真地说,陶正是他导师式的启蒙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正是因为陶正,让返乡知青的王卫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 

       

1971年,陶正与有了笔名——“路遥”的王卫国,被延川诗人、当时的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的曹谷溪团结在一起,成为延川县文学小报——《山花》的主要撰稿人。北京知青来到延川,不仅让路遥思考的视野大大拓宽,他在个人感情的选择上也开始经历一种变化。当年延川流行一句顺口溜:抽烟要抽大前门儿,找朋友要找北京人儿。 

       

1971年,路遥对来采写“赤脚医生”——北京知青孙立哲事迹的陕西作家李小巴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 当时,李小巴听了十分惊诧,“几乎认为这是一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狂言”。


北京知青刚到延川时,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路遥,正参加一个工作组,进驻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工作组里的另一个成员是北京插队的知识青年林琼。这个姑娘,能歌善舞,活泼美丽,路遥对她一见钟情,当下被她的美丽和可爱的性情迷倒了。而林琼对路遥的才华人品也颇有好感,两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林琼返回队里办事,路遥寂寞难耐,就只有白纸黑字,鱼雁传书。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组长曹谷溪的住处——2排18号,不断地来取书借书的时候,路遥向曹谷溪坦露自己与北京知青林琼的甜蜜恋情,脸庞上闪烁着灿烂而幸福的光彩。


那个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都知道“招工指标”、“参军名额”以及“推荐上大学名额”是多么的重要而来之不易。只有抓住这些机会,才能有可能改变身份,改变人生的命运。 


       

1970年,铜川二号信号工厂招工,路遥和林琼都被大队、公社推荐到县上,但指标有限,为了热恋着的姑娘,路遥背着林琼把自己的指标让给了林琼,让她去了工厂。路遥还专门回了趟郭家沟,向大妈也就是路遥的养母要几斤棉花。 

       

 大妈奇怪地问:要棉花做什么? 

        

路遥没有说。一向疼爱儿子的大妈,不再追问下去,把棉花包起来给了儿子。路遥背到城里。用他的“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每月18元生活补贴,扯了布,缝成新被子、新褥子,连同他的心一起托一位好友带给他心爱的姑娘…… 


曹谷溪知道了此事,关切地问路遥:你就不怕她把你给撇了?路遥很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我们的心已经分不开了。就像曲儿里唱的:“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然而,刚刚被免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路遥,紧接着,就收到了一封林琼的女友——下乡插队在内蒙古的另一个女知青的信,这位林琼的女友在信中向路遥转达了林琼与他决裂的意思。仕途失意,爱情失恋,年轻的路遥遭遇了命运的巨大打击,痛苦万分。当着曹谷溪的面,路遥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面对痛不欲生的路遥,曹谷溪语气铿锵地对路遥说:“一个汉子,不可能不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办?我以为应该躲到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头舔干伤口上的血迹,再到人面前上去,依然是一条汉子!那个熊官能当就当,不能当算球了,又不是咱老先人留下的,有什么撂不开的?女人也还有哩,又不是都死光了,不值得为这个哭鼻流水……” 

       

 在林琼姑娘插队的地方,还有一位姓林的北京女知识青年,那就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叫林达。林达与林琼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长大,关系十分要好。升任通讯组长的曹谷溪,把在公社担任妇女专干的林达调到自己的通讯组当干事,介绍她与路遥认识,他说路遥有多聪明,多有骨气,多有才气,目的是要林达做一位爱情使者,去游说林琼姑娘,让她与路遥破镜重圆。


但是这么重大的使命,受到了路遥的抵制。他对谷溪说:“这件事就这么结束算了。我是一个一生都不会安生的人,谁知道以后还会闯什么祸?现在我的副主任官儿刚停职检查,人家就和咱掰了,硬叫跟上我,以后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烦,保不定还会吓成什么样子。算了,我这一生就不要女人了,死哩活哩,就我自个儿扛起来算了,别连累别人!” (晓雷《男儿有泪》) 

       

1973年9月5日,刚刚被延安大学录取的路遥从延安来到西安参加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这是文革开始之后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地(市)县专业和业余作者有1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从陕北走出来的青年作家申晓问路遥:“你现在谈对象了没?” 路遥面有得意:“谈了!谈成了。北京知青,厦门人,叫林达。” 

        

申晓追问:“长得俊不?” 

        

路遥嘿嘿地笑了,歪着个脑壳子说:“你猜!” 

        

申晓笑着说:“凭你的样样,林达长得也不会俊样!” 

        

“哎呀,申晓,你咋瞎说咧,林达长得比我强!俊咧!又会写文章,我们县通讯组的,曹谷溪的部下,刚不久在陕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可有才气咧!” 


申晓问:“路遥,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个本乡田地的婆姨多好,咱陕北的女人乖嘛!” 

       

 “唉,申晓,你解(发音hai)不开,咱家穷嘛!穷亲戚再套上个穷亲戚,那咱是把穷根扎下了,几辈子也翻不了身……” 

      

 在路遥上大学期间,北京知青林达仍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作为初中毕业生,按当时规定,工资应该是30.5元。延川革委会宣传组组长的曹谷溪知道,林达的工资,是路遥和林达两个人共用的。于是,谷溪为林达争取提高工资到38.5元,这在当时一般的工作人员,是较高的工资收入了。


即使是高工资,还需林达精打细算,省吃俭用。首先保证路遥的生活费用,虽然那时上大学有助学金,伙食费可以节省许多,但是日常的花费是免不了的。另外,还要让路遥穿得像样些,体面一些。路遥的大学同学都知道,路遥身上的衣服都是由林达来打理的。剩下的才是留给林达自己的,好在那时候普遍不讲究穿着,风华正茂的林达,一件衣服经常是穿在好几个季节里。 

路遥与妻子林达

       

恋爱六七年之后,林达路遥终于结婚了。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日。 

       

1979年11月,路遥林达的宝贝女儿路远出生。其名取路遥的第一个字“路”和林达的笔名“程远”的第二个字“远”,合为“路远”。既有纪念二人爱情结晶的意思,又有寄托对于女儿的人生期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婚姻的稳固与其说决定于两人的爱情,不如说取决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大多有着艺术气质的人,在面对庸常的家庭琐事时,往往无所适从,难以应对。如果两个都是有艺术气质的人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和问题。 

       

路遥和林达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一个生长在贫苦的乡村,整个童年不曾吃过一顿饱饭;一个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是为了理想和抱负,才远离了城市生活,来到偏僻闭塞的黄土地的;两个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教育背景和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生活观念不同,饮食习惯也大相径庭——一个热衷于揪面片、洋芋檫檫,黑豆钱钱饭,小米粥,一个则喜欢米饭加炒菜。每天早上,林达忙完女儿远远的早饭,送女儿上学后,自己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工作单位上班,这时候的路遥,刚刚进入梦乡不久。正打着雷鸣般的呼噜。 

       

爱情只是感情的事,婚姻却是感情、理智、意志等等多方面都需要合作和投入经营的。不是路遥林达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不投入,而是人终究是要生活在人间的,人间便有许许多多说不清又理不顺的困惑和问题。也许,路遥、林达婚后面对的正是这些困惑和问题。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万万是不可能的。


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如果世人都拥有一种宽容而慈厚的心怀,如果能够学会理解和体谅人,如果承认林达在路遥成才的艰难旅程中曾给予他无私的奉献和宝贵的动力,那么,就谁也别指责,只能在心里分摊他们的悲哀。 (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婚姻家庭的这些不幸被一扇扇门关闭着,也被一把又一把无形的锁紧锁着。自尊、名誉,还有其他种种,使得门里面的世界秘不可宣。路遥和林达的婚姻,无法简单地用一个谁对谁错作出判决。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选择错误。只能说,两个不该走在一起的人,在错误的年代,错误地相遇,并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又绝不是他们的错误,要追究,也该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错误。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当年近三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给陕北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京都文化和陕北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路遥的心灵世界里树立起了一个明确的人生坐标,他从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意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张艳茜著《路遥传》

                                                                                                

        2012-5-20    

                                                               


延伸阅读

路遥令人心酸的

三段恋情及离世始末

                            

作者:李奉先



四十余岁正是一个作家灿烂辉煌的年龄,如果路遥还活着,以他对生活的深刻的体验和苦苦的思索,以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他的笔力,他肯定还会为这不平凡的世界写下新的巨著。

                        ——题记    


              

一、 春蚕


路遥,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路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月三日生于陕西榆林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七岁时因为家贫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饱尝了人世间的种种艰辛,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还受人以白眼。


路遥二十四岁时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不久,因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声名大振。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更是引起巨大的反响。该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则轰动了全国。


路遥却并没有止步。一九八八年完成的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全貌。该书共三册。路遥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劳动与爱、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路遥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


可惜,天不假年。四年后,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时年尚不足四十三岁。


路遥的一生,都在追求与成功中奋进,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


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只是,后来他竟然是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二、芒种


路遥的婚姻是一场不幸的,一如他的作品,给人以凄伤美。路遥一生有三段罕为人知的恋情往事。


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一位容貌异常姣好的北京知青。然而,心爱的姑娘去了某市某信箱当了工人,离开了陕北。林红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了路遥,信中明言,让他买了香烟抽。第二个月寄回一条宝城牌纸烟。不知什么原因,慢慢地由一月一封信减少到三月一封信,到后来一年也不通一封信。此事对路遥感情损伤很大。


苦恼中的路遥,屋漏又遇连阴雨。一天县革委会军代表找到躺在病床上的路遥,对着他宣布一个文件: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停止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


生活中总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事件。就在上边宣布对路遥进行审查的当天中午,一封来自内蒙古要与路遥断交的信刺痛了他的心。原来,林红当了工人后对路遥的爱出现了“举棋不定”(路遥当时是农民身份),便写信给内蒙古插队的女友征求意见,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红同意,便代写了断交信寄给路遥。


罢了官而又失了恋的路遥,回山沟沟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


此时,路遥与经常来此与曹谷溪商量工作的林达相识了。林达的风度和特有的气质,使路遥又看到了当年林红的影子,而林达与他亲热来往,使得路遥重新燃起了一种希望的火花。


好事不多磨。林达和路遥相爱两年后最终还是结为伴侣,可惜在1992年路遥逝世3个月前,两人签了离婚协议!


而从路遥好友王天乐在回忆文章中可以发现,在1986年秋冬,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路遥曾有过一段婚外情。当时路遥还将三封很长的恋爱信给王天乐看,随后,路遥还叫上王天乐一起去看这个女人,但半年后这段恋情以告吹结束。至于该女的名字,王乐天语焉不详。


                  

三、残冬


到了后来,路遥进入了平淡现实的生活中,他常年在外写作,小孩子和所有家务全给了妻子,而妻子也有工作。但他的妻子也接受了,因为她知道那是路遥的事业。


不久,路遥写出了《人生》,也挣了一些钱,但很快就被路遥那庞大的、贫困的家人几乎都拿走。老家一群群人不断找上门来,提出各种要求,路遥象个拉着一个大车的马一样,承担着这一切。


多年如此,路遥的生活过的实际并不比一般人好。而这样的生活,是哪个妻子也不愿意接受的,于是二人渐渐开始了争吵。 久而久之,他的婚姻终于破裂了,他却无法解决,这是他不可避免的悲剧。


可以设想一下,他即使找到一个“巧珍”那样的女子,他也无法解决现实生活的难题,他也无法长久幸福。但是由于路遥前妻再嫁,多数知情人不愿过多透露路遥的家庭生活,这对研究路遥是个障碍。


路遥老师能写出那些完美性格的人,写的那么逼真就因为他也是那样的人,所以他没有美满的婚姻,可是他有完美的人格……  


只是完美的人格多磨难。至于路遥的死因,一直以来韩石山等作家以及读者都认为他是因创作而累死的,“他在延安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们几个朋友在一家不错的饭店请他。席间,我们向他敬酒,他憨直的弟弟左一句‘厄(我)哥有病’,右一句‘厄(我)哥累扎咧’全挡了驾,弄得大家了无兴味。又过了两年,《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没多久便听到他去世的噩耗。”由此,韩石山认为路遥“活活叫累死的”。


但也有人直指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数万元债务,但那个年代确实物质很贫乏。不如路遥在陕西的一些作家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买西餐曾满城跑遍……


但贾平凹却坚持认为,扼杀路遥生命的是遗传基因。“在他死后,他的四个弟弟都患上了与他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又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已去世了两个,另两个现正病得厉害。”贾平凹说,路遥家族是一个悲苦的家族,“一个瓷杯和一个木杯在一做出来就决定了它的寿命长短,但也就在这种基因的命运下,路遥暂短的人生是光彩的,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而长寿的。”


最后,笔者谨以路遥的作品串联一首悲怆小诗纪念他。


《在困难的日子里》,《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但《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月夜静悄悄》。想起《惊心动魄的一幕》,《风雪腊梅》中。《青松与小红花》,仅是《匆匆过客》……《人生》啊,为何读不尽那《平凡的世界》?《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也不过是《无声的汹涌》与《痛苦》!《作家的劳动》,也只能于唠叨些《土地的寻觅》,还谈何《生活咏叹调》、《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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