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0日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北京逝世
来源：人民网
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北京逝世。沈从文是一位文坛巨匠，也是史学家、书法。
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湘西的一个山洼小镇里，由于家境贫困，他高小刚毕业就当了补充兵，过着流浪式的生活。
1922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试图继续升学，便报考燕京大学，但未考取，于是他选择了自学写作的道路。那时，沈从文住在一间霉味刺鼻的小房子里，不仅常常要忍受饥寒的袭击，而且写起文章来，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珍惜时间了。在下着大雪的冬天，没有火炉，没有棉衣，沈从文就拿旧棉絮裹住双腿，用冻得发肿的手抓紧时间写作。
他在忍受饥寒煎熬的同时，还要忍受社会的冷落。一次，一个编辑把他写成的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当众挖苦说：“这就是沈从文大作家的作品！”说完把它揉成一团，掷于废纸篓。然而，沈从文终于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引来了文坛的注目。
1924年，他开始发表作品，没几年时间，这个从山沟里来的高小生，竟然名噪文坛了。他曾经报考而没有被录取的燕京大学，3年后就来聘请他当教师。
1928年以后，沈从文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并编辑多种报纸的文艺副刊。紧张的教学和编辑工作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反而促成了他写作为数可观的作品。他先后发表了《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名作。由于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都是以清丽的文笔反映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因此他被称为有风格、有艺术个性的作家。
沈从文一生撰文六七百篇，有100多种文集出版，是在中外都享有盛名的乡土作家。1960年代，年近花甲的沈从文转入文物考古、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古代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引起了世界文坛的瞩目。在世界各国，有几十位汉学专家在从事“沈从文研究”。在日本的一所大学里，开设了“沈从文讲座”；在香港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陈列着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资料目录；在法国，沈从文著作被列为学习中文的必读书。国外的文学界人士在评论沈从文的著作时曾说过：要想了解中国，就要读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像一幅幅水墨画，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处处散发着乡土气息，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爱。
沈从文逝世三十年，
难以忘怀的往事
少年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1988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三十年前的那些日子，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常在心中。
难以忘怀的，当然是萧乾先生对我的鞭策与激励。可以说，我能够在1990年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最应感谢的无疑是萧乾先生。
萧乾（本名萧炳乾）1929年从汕头回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学习。他没有中学文凭，不能直接上大学，只能选择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为他们授课的便是杨振声先生。
杨振声在“五四运动”可是一员猛将。在北京大学念书时，他和许德珩等人一起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五四新文学”起步之初，杨振声发表的《玉君》即为当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一次课堂上，杨振声关于沈从文的一番介绍，令萧乾印象深刻：
这些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生长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从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当过兵，当过流浪汉，一个人在世上闯荡。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可他的小说却富有修养，使整个文坛耳目一新。
他的风格，与所有固有的规范相反，完全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评论家们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给中国语文带来新的活力和自由。他的作品，弥漫着幽默，又具有深思的特牲。他的语言风格很有些古怪。不管主题本身是否有趣，他都能以令人惊奇的、有力的想象来形成。他就是——
杨振声拿起一截粉笔，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出三个大字：沈从文。
1923年到北平闯荡文坛的沈从文
大约不到一年，1930年，杨振声告诉萧乾：“沈从文到北平了，住在我家，你来见见吧。”这是萧乾与沈从文的第一次见面。沈从文生于1902年，萧乾生于1910年，年龄相差8岁。
1929年沈从文兄妹四人与母亲在上海合影
见面时，萧乾已经走进辅仁大学英文系读书。此时，他与一位美国青年安澜合作，参与创办英文版《中国简报》。他计划用英文《中国简报》上连续介绍中国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郁达夫等，并从中翻译部分作品。见到沈从文，他决定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英文文章，标题为：A Great Satirist—Humanist of China Today (今日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
从此，萧乾与沈从文关系一直颇为密切。
1933年8月，萧乾收到一封沈从文写于8月9日的来信：
1933年8月8日沈从文致萧乾信
秉乾弟：
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５５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若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来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住处。
很念你。
从文
八月九日
收到来信，萧乾骑车从燕京大学赶到城内，与沈从文见面。不久，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住在城内，那里也就成了萧乾经常去的地方。此时的沈从文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个多月之后萧乾完成第一篇短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沈从文当即回信如下：
1933年10月22日沈从文致萧乾信
乾弟：
文章收到。短创作留“文艺”上发表，译文留代为解决，放心，放心。匆复即请。
小兄文候
高小姐均此
兆和附笔
十月十三日
1934年编辑天津《大公报》副刊的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沈从文推荐萧乾接替自己编辑大公报副刊
沈从文、萧乾在大公报副刊写给读者的短文，结集出版《废邮存底》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8年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出版萧乾的《红毛长谈》（笔名：塔塔木林），附录三为沈从文所写《怀塔塔木林》（笔名：巴鲁爵士）
两年之后，萧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沈从文推荐萧乾替代自己前往天津《大公报》编辑副刊。师生情谊之深，由此可见。
岁月悠长，多年之间沈从文与萧乾的友谊未曾改变。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人捆绑一起予以猛烈抨击，师生两人共同成为众矢之的。
随后的政治运动来来往往，起伏不定，两人的友谊终于不再如从前那样温馨和谐。“五七干校”期间，沈从文曾致信萧乾，“文革”结束前后，两人因各种原因而一度不再见面，留下诸多遗憾。
《浪迹天涯——萧乾传》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我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萧乾传记，萧乾对沈从文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叙述恩师的过往。1987年《浪迹天涯——萧乾传》出版，我寄给沈先生一本请教。
1988年4月下旬，我去看望沈先生夫妇，在与他们谈到萧乾时，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劝说他和萧乾和好。
1981年2月沈从文在美国斯坦佛大学讲学
来北京的这几年，我与沈先生和萧乾先生都有较多来往，很为这两位曾经有过三十多年深厚友谊的朋友，晚年时关系破裂而遗憾。
我终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对沈先生说：“你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何必还斤斤计较一些往事，何必都要任性呢？过去关系那么好，现在连见都不见，多么遗憾！”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凤凰，在母校听课
下面是当时回到家里后写下的笔记：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沈家
（好久没有去看他，他已搬进新居了。没戴假牙的他，看上去瘦多了，也老多了。过去圆圆的脸，如今消瘦，更苍老。右手萎缩，无力，搁在椅靠背上，左手极少动弹，搁在腿上。他坐在一张藤椅上。说话含混不清，一是因为半身不遂，二是因为没戴假牙。)
沈：你的《萧乾传》我看了，写得不错，是那个气氛。你说我和巴金吵架，什么时候我吵过？
李：你告诉我的。巴金在文章中也写到过。你们观点不同，老爱吵，吵完了又没事了。
张：是的。
沈：是争吵，不是吵架。我们俩是不同。他有激情，我讲究平和；他的记性好，文章被删掉后，能原封不动地补上去。我就不行。写过了就忘了。
沈：萧乾的记性有那么好，什么事都记得？
李：有的是他讲的，有的是我查的资料，问问老人，包括你。你的书。譬如你们的沙龙。
沈：我们不叫沙龙。我们每星期六聚一次。在金岳霖家，东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的后院。
李：也在朱光潜家。
沈：对，在慈慧寺。
（奇怪，说起这些，沈从文的记忆力挺好。有时，说着说着，他抿嘴想笑，又没笑出来，憋了好久，才呵呵地笑了，其神情和四年前听到说傩戏时的笑一样，眼泪也快流下了。)
李：你和萧乾什么时候闹起矛盾的？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沈：前几年。
李：是为什么？
沈：(不语。)
张：他们的事情我也弄不清楚。
李：他也够惨的，打成了右派。
沈：他也是右派？
张：怎么不是？你忘记了，当年让你去批判会，还有冰心也去了。冰心发言就说他老离婚，她不同意。
李：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
沈：(沉吟一会儿)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
终于，沈先生同意萧乾来看他。
我当即与他商定，也是等我回北京后，陪萧乾先生来看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那种表情和语调，真是可爱极了。
1990年看望萧乾先生
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告诉萧乾。他并没有责怪我的多管闲事，而是爽快地答应我的建议。我想到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巴金先生，我知道他曾关心过他们的关系，也为他们闹矛盾而遗憾。出差之前，我给巴老写信。
然而，万万没有想，就在我5月10日从贵阳乘坐飞机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沈先生逝世离开我们远去了。
萧乾先生也为未能在沈先生去世之前见上一面而懊丧。他颇为遗憾地将自己心情写信告诉巴金。
晚年沈从文
巴老回信时说：“得到三姐电报知道从文逝世很难过，他的死使我想起好多事情，可以说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也给埋葬了。你在信中提起李辉帮忙消除你和从文间的误会，李辉也来信讲到这件事情。详情我不清楚，但总是好事，不知你到从文家去过没有。要是来不及了，那多遗憾！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要紧，从文已经知道，而且表了态，这说明你们已经和解了。”
晚年张兆和，李辉 摄
张兆和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对他们实际上已经和好而感到安慰。她说：“你在从文逝世之前，确实如巴金所说，做了件好事，可惜从文去得太快，计划未能实现。不管怎样，这个结总算解开了。这个来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宽厚待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谅解并且原谅一切，他是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
沈从文1988年5月10日去世，悲痛不已的萧乾就在5月12日完成《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该是最早完成的缅怀文章。
该文5月15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远比大陆报纸的反应快得多。在我看来，虽然他最后未能见到沈从文，但是，他在第一时间为关心他、帮助他的恩师献上自己的心香一瓣。
一个星期后，萧乾来信，将这篇文章复印件寄给我：
李辉：
我正在接待美回来探亲之子。
……
为沈先生逝世赶了一小文，寄上一阅。
我找到几件有趣而难得的念物(如雪妮于1941年给我往剑桥的明信片)。你来时拟奉赠。
祝
好
萧乾
1988年5月22日
萧乾的文章写得感人至深。全文如下：
听到从文先生的噩耗，我万分悲痛。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就被迫结束创作生涯。然而无论在织锦、陶瓷还是古代服装的研究方面，他都做出了辉煌的成绩。他做什么都出色，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一颗忠诚的心。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八个月的时间（1937-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像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他也受过不少委屈。然而不论遇到任何挫折，他对工作，对民族文化事业，还是那样满腔热忱。他从湖北山沟里的五七干校给我写过畅谈新诗道路的长信，他在东堂子胡同的斗室里照样埋头撰写那部轰动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他一生不尚高谈阔论，总是脚踏实地的工作着。
近年来 海峡两岸都在重印他的作品。他的去世必然也震动了两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受到礼遇和各方面的照顾，作品也开始被重视了，有的还改编成电影。这些想必是使他感到欣慰的。
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做出公道的评价。
——（《没齿难忘》）
萧乾晚年赠送我们的一张1935年在苏州为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拍摄的照片
萧乾题赠照片
由此可见，虽然两人之间关系曾经有过破裂，也有了可以见面的机会，但沈从文突然去世，未能重逢，但萧乾对沈从文的那份情感，读此文，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出来。
转眼一年过去，历史动荡之际我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最令我难以忘怀的， 在我心情恍惚时萧乾一连写来好几封信，开导我，告诫我应该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越要把心定下来，找一件事情坚持做，用沉稳与定力让人摆脱困惑、空虚。
1989年7月26日这一天，萧乾一下子寄来两封信，第二封里也谈到了沈从文。
李辉：
信悉。
我况均好。多时未见，想多写几句，和你谈谈心。我一生有过若干次处于“悬空状态”。如1948年与Gwen的离婚，1957年—58年等待宣布处分。当时，我心境焦灼可以想见。
然而我生平有一窍门：越是在这种时刻，我越要把心房填得满满的。如1948年，在家庭眼看即破裂时，我编了两本书（一本似乎是《创作四试》）。57—58年，我在校正洁若译的《黎明》美国Theodore Dreiser的自传，近80万字）。
前些日子……我则在忙校订金介甫译的Traveler Without A Map ,外面越是suspensive内心越是乱，我就越要利用工作把心定下来。你不一定写《中国作家》所约之文（其实，你何不自己通知他们缓期），但我强烈建议你此时此刻用具体、带强迫性工作，把自己镇定下来。
什么叫修养？平时大家都一样，到一定时候，有人能坚持工作，有时心就散了。
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马？我认为缰绳不可撒手。在大雾中，尤不可撒手。
这几年你真努力，你应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个“主心柱儿”，不因风吹草动就垮。祝
双好
萧乾
1989年7月26日
李辉：
发完了信似还有未尽之言。
先告诉你我在干什么——在精读但丁的《神曲》。三十年代沈从文在十分不得意时，精读起佛经，并写了《月下小景》一书。
你一定要把自己安定下来，为自己设计一些事做。读也好，写也好。绝不可浑浑沌沌混日子。绝不可惶惶不可终日。那既是折磨，又是浪费。
我忙时，音乐只听点民歌。可病时，却要听贝多芬。平常太忙了，腾不出脑筋来。如今，你需要的是填满脑筋，叫它快转，转到旁的事上去。
我写信，就是劝你定下心来，多抓几把稻草，这样才不至沉沦。你应为自己设计一下。越是这样，越是需要设计一下自己的life。
祝
好
萧乾
1989年7月26日
两个月后，萧乾又陆续写来两封信，再次劝诫我：
信悉，知在工作中，甚喜。
人生是一课堂，也是一次采访。望不断总结，永不气馁。诗穷则工，这时正好工作。巴金写信要我“深沉些”。我也转来劝你。这些年，你够顺当的了。一篇篇，一本本地问世。望更上一层楼。构思更周密，文字更推敲。
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
1989年9月16日
你大概晓得我的祸福观。人生实在难说。1957年的祸，却成为我1966年的福。人生总会能波折，有浮沉，路总是崎岖的。我一直把人生作为采访的场地。一帆风顺，并不一定好。经验教训来自波折，对生活认识的深度也来自波折。人也是在波折中成长，从幼稚变为成熟。
从认识你以来，我一直认为你是既有侠义之情，又刻苦奋斗，自强不息。这些年，你一本接一本书地出。你需要修整，需要补充，需要深入。为此，我觉得你的机会很好。正可搬出点大书来读，较系统深入地做些反思。
……
关于译什么书，你不要以今天的书市行情为准。宁可译点有永恒价值的书，即使一时出不来，也不碍事。
1989年9月29日
萧乾几封来信的教诲，对我无疑是敲了一记警钟！
我们报社的姜德明先生是藏书家，也是著名散文家，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我们同在报社10号楼，他在一楼，我在二楼，经常去和他聊天。这一次，他建议我去校勘三十年代《国闻周报》发表的沈从文《记丁玲女士》。他说，出版《记丁玲》时里面删除了不少内容。
一个多么好的建议！通过校勘，才能让人沉静下来，踏实下来。于是，我分别从唐弢、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记丁玲》上、下两册，走进报社图书馆，借出天津《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用几个月时间予以细细校勘。
随着校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记故事，是来自湘西两位作家的恩怨沧桑，何不深入下去，好好写一本有意思的书。
1992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台湾繁体字版《恩怨沧桑》
200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新版《沈从文与丁玲》
那些日子里，我先后采访萧乾、冰心、张兆和、陈明、沈虎雏、姜德明、刘祖春、周明、吴泰昌等先生，与沈从文关系颇好的施蛰存、出版《记丁玲》的赵家璧等人通信。一年左右时间，终于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谨以此文献给从湘西走出，一生浸泡美丽之中，用经典滋润我们的沈从文先生！
目前所见唯一一张沈从文三十年代拍摄的凤凰虹桥
1950年黄永玉拍摄的凤凰虹桥与古城风景
家人回到凤凰，将沈从文先生骨灰撒入沱江，魂归故里
黄永玉先生在沈从文墓地题写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李辉 摄
完稿于北京看云斋
回忆父亲沈从文
作者：沈虎雏
转载自微信公号“民国文艺”
原题：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
我的父亲沈从文，用文字对文艺作品和文学创作，发过许多自己的议论。然而在平时，在生活中，谈论作品，却一向讲得很简短。而且八十岁了，还有点像小孩看电影，爱说“好人”“坏人”那样，简单而直截了当。“好”或“不好”，是他口头使用的最基本评语。
对美术、书法、古今手工艺品等视觉艺术，他会多说几个字：“美极了！”“丑死了！”或加上赞叹：“啧！这才美呐！”“唉！看到都难过！”
优秀的作品，他常说作者“有头脑”，对美术或工艺品，他会归功于“手好”，文学佳作，甚至于会说是“笔好”。但不好的作品，他总是归罪于“不动脑子”、“不肯学”。
他后半生潜心于物质文化史研究，常需要美工专家们配合，摹绘一些古代艺术品：有的要复原、放大，或画成线图，有些丝绸残片能画出逼真的质感，令观者忍不住想轻轻摸一摸。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这些配合工作的摹绘作品，他拿到时常说：“太好了！”“手真好！又快又准确！”从未听他批评说谁画得不好。
但是，看到重现古代人物、历史场景的现代绘画，某些作品远离了历史真实性，以意为之，或从千年一贯制的戏装取法，或凭画者的品味加以“美化”，这些作品无论看上去多么气势恢宏，赏心悦目，他总是闭上艺术的目光，拿科学尺度去衡量，痛心地说：“常识不过关。”“不学习，怎么能教育观众？”
有一回年历翻到齐白石一幅画，流水游鱼，他停下来看了很久，还是一个字：“好！”请他讲讲好在哪里？他上下打量，只说：“生动呐。”
他去拜访画家吴冠中，在画室欣赏大量佳作，却默默无言，实际上，大饱眼福所引起的兴奋久久难以平静，只得求助文字向画家倾吐感受：
“动人处……如肖邦之第一第三协奏曲中壮与秀并处，给人以清心活泼，充满充沛热情和永远青春生命感……”
壮与秀并，是父亲题在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唱片上的话。把欣赏音乐的感受用在美术作品，或用到文学艺术、表演艺术方面，在他是毫无障碍，自然不过的，只是这一回太高兴，错安到肖邦并未写出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上了。
他不懂音乐理论，却忍不住在很多文字里谈论音乐，写一些自己独特的说法。在生活中他更乐意闭上嘴，做个默默的欣赏者，对作曲家演奏家满怀敬佩感激之情的听众。并不出名的小作品，有时也能强烈地感动他。一次母亲见他独坐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有位年轻朋友曾送他一盘意大利歌唱家演出的录音带，听过几次后我问他感觉怎样？
“声音好，”他停了一会，“韵味差，不如××。”
我不知他说的是谁，据解释，那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四十几年前在朋友家听过唱片。
父亲晚年因偏瘫，行动受限制，有较多机会看点电视节目。连播《今夜有暴风雪》时，他对描写知青生活的剧情不大懂，却专注地倾听短短的片头曲，问：“谁弹的琴……好……”声音哽咽，别人告他是鲍蕙荞演奏的，只见老人两眼已满含热泪。
有个时期历史剧热，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艺术剧院好几出重要历史剧，都请父亲在服装道具人物形象等方面提供参考资料，一九四九年以来所搞的物质文化史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他不知疲倦，不厌其详地为各剧组服务。其实父亲同话剧结缘很早，在他学习用笔初期，一九二五年就试写过一些从未演出的剧本。一九三七年元旦，他发表了评曹禺《日出》的文章《伟大的收获》……此时，他又和当代话剧的最新成就发生联系，有的戏公演后还认真地修改，他也有机会观看修改前后的不同演出场面。
然而，在平日谈话中，几乎听不到他对这些新剧的总体看法，仿佛整个剧作，已从他视野中消失了，看到、说到的，除了他做顾问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外，只剩下对演出细节的议论：“曹操演得好，有性格，节奏感特别好！”这是指刁光覃的表演。又说朱琳：“念白清楚，懂分寸。”对舞台上表现曹操夫人补被褥的情节，他觉得：“有点做作。”
对于文学作品，他本该有很多话可说，但即便无拘无束在家人面前，也听不到他长篇议论。《芙蓉镇》是他喜欢的新小说，给古华的信里，用文字写了不少，而在家里谈话，还是极简约：
“名词！名词！熟透了，他会用！”
父亲指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术语，他羡慕作者掌握“名词”滚瓜烂熟，又能恰当地用到作品里编织人事。
他放弃文学事业后，难得看一本新小说。我曾把长篇《沉重的翅膀》塞给他，居然读完了，说：“好！”但是又觉得作者用料过多：
“可惜了，知道事情多，用一部分就够。”
有部很长的历史小说，他没精力一卷一卷读下去，听不到他的概括评议。但别人谈起这作品得失时，父亲插话说：
“问到过我，告他写十万字就好，他不听。”
一次闲聊，扯到武松临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一一叮嘱情节时，他说《水浒》里这些部分“写得好，家常，有人情。”又聊到古典名著虽写过很多刚烈鲁莽人物，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给读者普遍留下深刻印象，除了故事曲折动人外，成功的原因，他说是把这些粗人“写得妩媚”。这个通常是描写女性的词，他还用来说过自己的云麓大哥和另一些毫无女性气的男子。
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在电视上说戏，父亲不是戏迷，却凝神看完这个长长的谈话纪录片，还不时轻轻赞叹：“大手笔！”“这才讲得好呐！”我领会到，袁世海在舞台上塑造的那些粗汉，的确含有他所说“妩媚”的一面。
“做作”和“别扭”，是父亲对“不好”的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常用的评语。而“好”的作品，他常用“自然”、“素朴”或“家常”来概括。做人也一样，他若说某人“家常”，那是很高的赞词。
他一直使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半世纪以前，在他为这个世界写出自己那批作品时，可能也是源于一些简单明确的意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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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后半生内心的苦楚
作者：川人
几十年中，林斤澜和沈从文接触很频繁。在林斤澜的家里，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是刘桢的诗。这首诗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六十年代。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给林斤澜呢？
林斤澜说，建国后，沈从文的处境就非常艰难。当年鲁迅就不喜欢沈从文，但鲁迅毕竟是鲁迅，终年时改变了，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点名几个优秀作家时，提到沈从文。茅盾对沈从文的偏见，是文学观念向左。对沈从文伤害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对沈从文有个人恩怨，他1948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专打沈从文。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是中国继鲁迅之后的“伟大旗手”！沈从文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但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
林斤澜说，建国之后几十年，台上的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台下的朱光潜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文艺界著名人士大多对他不好。旧日朋友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
建国后的文艺界，年复一年，常常去看望沈从文的，可能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了。
林斤渊在《微笑的失落》一文，谈到结识沈从文的情景：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缟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定格……这些东西都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去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这样冷落、这样倒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一旦和沈从文接近就是“小资产阶级”？一旦文风和沈从文接近就是“自然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沈从文能答得出这些问题吗？林斤澜说沈从文当然能答得出。他的脑袋一直清楚着。包括后来到美国怎么答记者，包括怎么看待胡耀邦给他副部长生活待遇。但他后半生的苦楚实在太大太大。林斤澜说：“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女记者问起先生‘文革’时的情形。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听了这句话，林斤澜倒吸一口气。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每人挑选一支白色的或紫色的鲜花献在先生的身旁。先生生前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在舒缓地回响，张兆和先生出奇地冷静。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张兆和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是的，这是一位有品格的、有个性的伟人！这令林斤澜想起吴组缃和陈翔鹤共同的一句话：“从文这个人骨子里很硬，他不想做的事，你叫他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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