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 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998 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被春雨洗浴的北大
——120周年校庆感言
作者丨张曼菱
原载微信公号“初岸文学”
今年春天的雨特别多。
我埋首书斋，为完成与中华书局合作的《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日夜应对那些繁重的字幕校正。北大120年中，西南联大占九年，此乃校史也。
数据库视频将在“五四”当天发布，作为献与母校的贺礼。
案头上是读书声，窗外也阵阵地吹来风声雨声。
有一家报纸采访我，问：“现在还能不能出大师？”
答曰：要论各个专业的顶尖级人物，现在不少。可学术永远是要过时的。必须人格兀立，具有昭示后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才是“大师”。
近来思之，有一条是大师必备的。这就是——爱青年，爱所有的青年。
蒋梦麟校长在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的时候，题词道：“你是青年的慈母，我祝你永远健康生存。”
傅斯年代校长在“一二·一”惨案之后，对李宗黄说：“学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杀了我的孩子，从此我们不再是朋友。”
季羡林先生对我说过，“其实胡适与鲁迅并不是如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对立。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很爱护青年。”
爱青年，爱所有的青年，虽然他们中有的人会走到令人失望和无奈的地步。
这是一种情怀，放射出人文的光芒。只有站在一个高远的位置上的导师，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芒。这就是人格与学术的合一。
而观今日之大学，职称、地位、奖励、头衔，使校园学者陷入一种“争宠”的尴尬境地。很多教员已经忘记了“爱青年”的职责。
校园一旦失去这种基本的精神，各种不测之祸，接踵而至。
去年，为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九十周年，北大举办了纪念展。
在这次爱国学者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科考中，有袁复礼先生。他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要为中国学地质，从而维护自己的资源。西南联大“校花”郝诒纯因此选择了学地质的路。袁复礼自己的四个儿女也全部献身地质学。
像袁复礼先生这样“献身在前”的人就是大师。青年人会甘心情愿地追随他踏上艰辛之途。
任继愈与张曼菱
任继愈先生对我说，当年三校联合到长沙，到昆明。不用问，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人。北大学生衣冠随意，气概轩昂，不拘小节，大事当先。
郑天挺先生说：北大的精神就是一个“大”。
在抗战胜利后，复校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校长说：“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
西南联大出了一大批人才，我在采访那些杰出人才时，他们都念念不忘当初导师的教诲，说自己的立志，志向的实现，是导师指引的结果。
西南联大的价值，在于它用历史阐明了：“教育”在“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发挥出伟大之力。这种力量是穿越时代的。
在北大的120年中，我本人参与其间四年。
1978年秋天，我入学，实得力于到云南招考的北大老师。他们把我这个当时还戴着某个“罪名”的青年招入了北大。
老师对我说：“北大需要你这样有个性的学生。”
北大之爱惜人才，具有一种“兼容”的意识。
每有老师降临故乡，我父母如迎贵宾。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北大也。
在77、78级的年代里，学生们时常带来社会上的一些极端冲突方式，然而，总是能够得到老师们的提醒呵护。
季羡林当时是副校长，竞选中，他看到攻击我的那些大字报，担心一个女生承受不住压力，派人来暗中观察我，怕我发生意外。
此情此境，思之每含泪。
中文系诸多老师，各各以他们的人生经验对我循循善诱。
毕业时，系主任孙玉石批准我，以小说代论文。谢冕师给予我一个“最高分”。
北大校园的“兼容”学风，呵护着我这个性格“另类”的学生。
如果我上的是其他大学，恐怕未能得此善果。
《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入学之前，我们曾是各式各样的人。山不高水亦不深。
入学以后，我们被“点石成金”，成了“北大人”。
进北大，会发现很多“与自己一样”的人，于是感觉到“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创造一点什么。
1981年春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凡到北京，我总要来看望老师。师恩，是鞭策我的动力。
五院的门口，即使是锁着，我也会在那儿徘徊。
挂在五院墙上的长青藤，迎风摆动，它们也仿佛认识我。
我知道几位西南联大的学长，他们会不时地从海外飞来，在昆明城西那一块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流连。然后他们飞走，带着一种对人生的满足与幸福。
此情可同。
在台北，一位九旬的学姐刘长兰对我说：“我生是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她说：因为我们北大的那些导师，他们的学问和人品是永远的高峰。
我把一枚北大的纪念木牌别在她的上衣襟前。
我知道，无论飞来怎样的传闻，都不能泯灭她心中的火焰。
一所大学，一段历史，积淀了一个可以持之以恒的思想，提炼出代代相传的情操与使命。这就是“北大魂”。
北大魂，是中华的瑰宝。
自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校风从此确立。世界名校有千万所，校风各有殊色。可是以“兼容并包”为治校纲领的，唯我北大是也。
北大为那个时代正在图谋转变的中国，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户。通过这扇窗，可以窥见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风云涌动。
北大也从此肩负起为这个民族探索方向的历史使命。
“北大魂”永驻学子心。无论红楼，无论燕园。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也。
北大的价值，不在书斋，不在花园，在迎风而立中。
每当风浪急湍，都有北大人屹立潮头。
每当举世迷惘，都有北大人敢言真谛。
一个时代留下一批人。伴随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我们走过丰盛春秋。改革开放四十年，那些当年勇担改革重任的前辈，已经一一辞世。
四十年前跨入春意盎然的燕园，如今一别母校已经年。教我们的老师，纷纷凋零。同学于长亭古道，知交零落。
所幸进入网络时代，微信群林立，私谊可觅，公理可究。
我在那些“北大群”里“潜伏”，甚为欣慰。师弟师妹，智慧敏锐，关心大事，探究高远。信息的丰富，思考的品质，是北大人卓立的优势。
北大群中多嬉笑怒骂，时见“风骨”挺立。而群中也不求“一致”，以交流为宗旨。此北大本色也。
几天前，在一个群里，有人用不敬之言提到胡耀邦。立即看到回应。大意是： “师兄如此诋毁耀邦，无异于忘恩负义。”
校庆前夕，校友微信群中披露出“中文系高岩因不堪耻辱而身亡”事件。
北大人勇于自揭家丑，执道义之旗，呐喊于四方。一个学校的丑闻，由本校出来的学子们这样大规模的揭露与追击，恐怕，也就是“北大”了。
辱我北大魂，玷我未名水，恶徒不时出没于校园，已不是罕事。
一封封写给学校当局的信，那些侠肝义胆的微信圈内谈论，正如一场场急雨在冲刷洗浴校园，带来洁净，带来生气。
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多情者，即使被暗示与明示：“你已离校”，亦不足挂怀。
因为并非是想分一杯北大盛宴上的甜羹，而是要维护北大长青树的尊严。
北大在抗战时南迁到昆明，曾经因为经费困难向校友呼吁募捐。无数人远地而来，有的人捐出一年的薪水。当时，并没有“围墙内外”之分。
长期以来，某些盘据于某处的当权者，盛气凌人，割断校园历史与学统，杜绝言路，任意压制青年。
这种情况并不孤立，似乎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最近已经由国资委证实了的中兴通讯公司一案，揭示了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大批摘桃人和蛀虫爬到了社会各层的重要位置上。他们贪婪愚妄，背离了改革开放的初衷原则，令国人大失所望。
人们欢迎国资委这种坦诚相待的态度，既然承认了这一事实，如何处置这样不称职的管理者，国人拭目待之。
鲁迅先生的话何妨再温习一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今天北大能否焕发春意，也要看当局能否有所作为。能否坦诚对待校友，对待校园内的青年？
离开了校园的一大批“北大人”依然执着于信念。这些年来，精神的附着渐渐离开了它的本源地域，弥散到社会各界。君子之泽，百年不斩。
坚守北大初衷的传承者，与“瓜分北大蛋糕”者，早已经形成阵势，势不两立。这阵势是不分“围墙内外”的，以北大情怀为依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其他学校亦有此类现象，但是没有这么鲜明的对立态势，和经久强烈的呼应。这也是新时代的北大特色吧。
校庆将带回很多故人，校友们将保持精神的纽带，也决不会抛弃那些可以令人活得更纯粹的心忧。
在全世界，围墙外的北大人坚守气节，监督着围墙内的种种不良举止。
从灰头土脸的北大中文系，突然传出袁行霈先生“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消息。不由忆起：那年“百年系庆”，台上赞助商洋洋万言，行霈师最后一个登台。一席《一切为了人的尊严》演讲，立刻还复了我北大中文系的风貌。
袁行霈先生
五四以来，“人的尊严”是新文化的核心。鲁迅先生的《祝福》，正是女性争取尊严生存的最强音。
今日中文系发生的奇耻大辱，也正是由于“人的尊严”受到蹂躏的恶果。
我一直身受行霈师的教诲关爱，祝这样的老师寿如青松，荫盖校园。
行程已近，看到校友会发布的《77、78级返校活动安排》，对所有校友，作一视同仁之安排，此现出北大风范。欣慰之。
采访西南联大学长时，我看到他们在相聚中，从不因为各人的境遇贵贱，而逾越在校时的“年级齿序”。这是校园的尊严与情义。
北大人狂欢的帷幕即将拉开，戏作《新阳关三迭》以助兴：
燕园朝雨浥轻尘，
湖畔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
沧海桑田逢故人。
2018年4月22日夜至23日 昆明
北大百廿校庆，张曼菱的献礼是：与中华书局合作的《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
延伸阅读
张曼菱在北大的演讲
地点：北大理科教学楼303
时间：2014．3．29
主持人：高远东
（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高远东：曼菱学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一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看见，那个场面您是有份的，您在那儿指挥。您对我们后面这几届的学子影响是很深的。下面，请张曼菱学长给我们讲座。
同学们，感谢你们来听讲座。今天天气好，又是周末，我想很多同学应该是外出了。本来准备讲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谈一下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怎样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等等。我去年九月在三联书店出的一本书《西南联大行思录》，里面全都是西南联大人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小故事。很有趣，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然而，看见你们坐在这里，眼睛里带着迷茫，像来听一堂课那样地沉默着和认真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讲那些故事啦，因为西南联大的故事离你们实在是太远了。我说的远，不是时代和时间的远，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远。你们坐在这里，号称是北大学子，然而，你们离当年的北大学子，西南联大有一种精神源头的隔和远。所以，这些故事解决不了你们的实际问题。
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穿越战火，悲歌向前，读书救国。他们是民族精神和自我觉醒的一代精英。而你们，虽然头顶名校桂冠，你们只是“被动成长”和“成功压抑”的产物。我今天如果讲故事，对我很容易，可以煌煌万言，因为我已经写出了几本书，还做了纪录片。而听故事，对你们也不难。你们都是考试冠军，否则进不了北大。你们会把这些故事当作“知识”与历史一样，转眼就背得烂熟。
然而那又能怎么样？你们又多了一种死的知识，如此而已。然后你们知道我是西南联大方面的专家。如此而已。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我们有血浓于水的一脉相承的校园情。我们，不该是一只大木桶和一只小木桶的关系。就是说，我把我的知识倒一些给你；而是我要关心你们的成长，你们也想从我这儿明白一些迷茫的问题。我们之间是生命的呼吸和延续，校园精神的传递的关系。
此来北大，我的初衷是要打动你们，打动你们的思想。而不是又增加一点你们的积累，你们的“知识包袱”。所以我决定不讲故事啦，我要讲一点我的思想。这些思想并不系统，但是鲜活，现实，能够触动你们，能够触动社会。我从来认为，那些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之类，是最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只是细节，具体的环节。这在哲学上是有一派的。用几个观点，来传播我给你们讲的思想，我不管它能不能形成“系统理论”，我相信它能进入你们的灵魂。因为它是没有人对你们讲过的。
季羡林与张曼菱
一、压抑的胜利
你们坐在这里，你们考入了北大，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天之骄子，就是精英。说实话，我认为，你们能够考入北大的那种因素，那个分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光荣，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它是一种消极的标志。
并不是你们真的比你们的同学优越，聪明，用功，有天才，有前途，你们才坐在这里。而是你们比你们的同学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与压抑你们的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配合，服从，压抑了你们青春的个性，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是你们通过了考试机器，使你们得了高分，进了北大。我称之为“压抑的胜利”。你们赢了吗？不，赢的是你们的老师和家长，而你们是这场博弈的牺牲品。你们这些高分的宠儿，比起你们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你们少了反抗，少了天真，少了活泼，少了游戏，少了恋爱，少了美丽，少了俏皮，少了青春，少了分数外的许多最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使你们的人生可能幸福和成功的要素。可是为了高分，你们都把它付出了，都把它牺牲了，你们屈从于老师和家长的苛刻要求，拼命压抑自己，才得到了这个结果，考上大学，并且是北大。
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也许他们更多地保留了自己，保留了选择，保留了活力与美丽，他们的人生会可能比你们更加成功和幸福。因为他们保留了更多的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热情，更多的个性。我观察到，情商较高的孩子反抗这种压抑最多，而情商其实决定人的成功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大这类的名校里近年来会发生所谓精英学生自杀的事件。这就是考上北大之路成了自我毁灭之路的原因。因为你们会把这种压抑当作是成功的必要，当作是人生正面的经验，误以为就这样被动地学习，生活，加大对自己的压抑，就可以完成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一个太大的谬误。这种对人生和事业理解和开始的谬误，必须停止！你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考上北大这件事情，必须重新总结自己为什么能上北大这个消极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正在改变中。你们曾经搭上的那班考试车高分车，也在发生变化，在发生一种宽容的合理的具有多种选择性的变化。你们是过去消极考试的产物，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调动生命的真正活力，那么一条路走下去，你们死定了！有个叫坎贝尔的人说过：“最坏的生活，是没有选择的生活。”你们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走过来的。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对我说过：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每个人都像一粒种子一样，而教育是配合这个学生的个性来实施的。可你们却是被压成了“一个模子出来的”，你们的样子不是你们所选择的。对于你们而言，选择太有限，可能是选择一个发夹，一件名牌衣服这样的无价值无意义的选择罢了。更多的时候，你们不敢说“不”，更不敢说“我要”。所以，你们成了一批只能在小事情上撒娇，而却在大方向上完全服从的孩子。这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大失败。
古人说：“入门须正，立意要高。”我的师兄钱理群说：当今中国教育的败绩始于中、小学。这是看到你们的根子不正啊。你们是被种歪了的一代。你们必须猛省，立即进行自我纠正。你们没有真正自我的阅读，你们不知道天下与历史，你们知道的只是媒体和网络上的浮浅信息。你们没有个性，因为你们一生没有选择和经历过真正的历险。
李政道中学毕业后，就遇上日本入侵。他一个人可以跋山涉水，从沦陷区来到云南，寻找他心目中的恩师，他一生学业的引路人。他曾经遭遇翻车，受伤，住院，然后他成功到达昆明。他在一个叫岗头村的昆明郊区，敲开了一间农家的房门。他未来的恩师吴大猷正在里面照料着自己生病的妻子。李政道泰然经过了吴大猷的一道道物理题目，一次次地让吴大猷感到惊讶，最后震动和狂喜，第二天吴老师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就说：“各位，我发现了一个物理奇才。”从此李政道受到吴老师和西南联大诸位名师的精心培养。这样的道路，你们能走吗？李政道正是在你们这样的年龄。无数的西南联大学子在战火中都进行了自我选择，他们选择了脱离沦陷区，为国读书，他们吃尽辛苦，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去念书。自我选择，经历艰辛危险去完成这个选择。你们能做到吗？
二、被遗弃的校园
刚才有个男生提问说：“你对当今的教育改革如何看？”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教育很坏，步步都是对你们的陷阱与剥夺，没有爱，没有责任。让你们错过自己的童年，再错过青春成长期，成为一些不知所措的人。你们终于进入大学，有一种放松感。父母远离，中学的管理不再罩着你们了。你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正像是一群关在笼子里很久的小鸟，现在放到一个院子里，也有罩，不过大些。
最可怕的是，对于你们这些初入学的新生，有军训，可是没有人文温情的关怀，更谈不上呵护。没有人来约束你们，更没有人来爱你们，为你们负责。我有一个侄子一个外甥都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奋力拼搏，进入名校，可是一进去就迷茫了。我去过那种所谓的大学城，那是对你们的遗弃。简直就是大学的犯罪。在遥远的郊区，除了小卖部什么都没有，老师都不在那儿。一群刚入学的孩子们在那里，简直是集中营。他们夜里吼歌可以到零点，吃薯条吃到嗓子哑。因为孤寂他们只能玩电脑。这时候，有很多同学成了电脑迷，甚至因为上网而耽误学业，而被开除。这是中国式教育的又一个失败衔接。
所幸的是，我家的那两个后代现在发展很好，他们经历青春的觉醒，进行了自我选择与奋争，走上了一条自己能够把握生命的道路。但回忆起在大学里虚度的那些迷茫时光，他们都很痛惜。现在你们成年了，你们必须醒悟：“全靠自己救自己”。这种可怕的“大学城”，现在还在继续。没有人气，没有校园氛围，没有导师，没有高班同学，甚至没有街道和居民。这种现象国家还不来管，我认为是在糟蹋和迫害学子。
我有位师兄郝斌，是北大的前领导，他说过：“这是对孩子和家长的犯罪。对这些热心向上进入大学的新生，完全是一种欺骗和不负责。”校园的辅导与关怀，引导学生建立积极向上温暖的小环境，这对于初离开家庭的学子至关重要。你们本来被呵护得无微不至，突然就被扔进了荒地。大学城就是荒地。而即使是在老校园，也与荒地没什么差异。在云南发生过一起恶性的学生杀人案，因为贫富悬殊与歧视，刺伤了一个底层学子的自尊心，没有人发现，没有人来恢复，没有人来调整，直到这名叫马加爵的学生杀了数名同学。而原因全是由于小事。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当前这种非人性校园的牺牲品。
同学们处于一种无助状态。他们甚至可以相互构成威胁。我曾经在中科院作过讲座。一看就知道，那群高分的孩子们其实是很久没有人跟他们谈什么了，谈心，谈感触，听他们的问题。他们在一种多么孤寂和闭塞的心理状态中成长。那天也是一开始就讲西南联大故事，时间到了。他们不让我离开。有个外地来的同学问我：“老师，北京有什么好？”显然，他很想念他的家乡，他原来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而且没有人来开导他。我告诉他：北京堵车、空气差、人与人之间很冷漠，因为大家都是来淘金的，没有建立家乡的那种人情。但你到北京并不是来寻找安乐窝的，你是为寻求你专业的最高端而来，所以你一定要做出牺牲，把握好你的专业方向。一切才值得。有个女生问我：“老师，你看我的头发是留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她是多么需要友谊，需要欣赏，需要长辈的呵护啊。这些高分的博士生，他们的心灵充满饥渴。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充实丰满，这样他们如何可以去完成科学的任务，攻取尖端呢？事业还没有开始，人生就如此无趣。动力又在哪里呢？
还有一次在，我在清华售西南联大的书和光碟。一个博士生问我：“我可不可以只买化学的。因为我是学化学。”气得我大骂了他一顿：“难道你学化学不需要数学？难道化学与物理不是兄弟学科？你大概是只会买考试题目吧？这些大师的人生和见解你就不想读一读吗？你父母也不学化学，他们就不是你父母了吗？”他听我骂后，说：“老师，您别生气，我买，我都买。”我说，关键你必须都看。
同学们，当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中国被领导人发动了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是一次大灾难。当时中学生有一个口号：“砸烂旧教育制度”。其实是把自己敬爱的老师们一个个打了一顿，造成千古之恨。今天，我不想号召你们去“砸烂”谁，你们也不懂错在那里。今天大学状态，是各种历史恶果的堆砌，有体制的，有人文的，有政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各种伤害历史性的伤害造成了恶劣的大学环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恶之花”。你们不必对这个现状负责。你们要对自己负责。如何才能对自己负责呢？在认清现状之后，下面我对你们有几点建议。
三、在“取”与“舍”中上大学
首先是培养自己的穿透力。现在社会上都是对大学的批判。你们约略知道就可以了。不必太陷进去。因为你就在其中，你的年华赶上了，赶上这还没改革也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混乱的教育状况。你不必为此负责。你要为自己负责。穿透，就是把自己摘出来，从局限的位置里摘出来，站在一个高度上，看到远方，这样你的行为就会不一般，脱颖而出。你可以想象，你的青春赶上了一场无法逃避的战争之类。
曾经有一个与你们同岁的青年，杨振宁。在日本飞机昆明的一次轰炸中，杨振宁和家人躲警报回来，看见他们住的那个院子正中落下了一颗炸弹，炸出了一个大坑。杨振宁是家中的长子，他立即找来一把锄头，开始挖掘，因为家中的许多生活资料，甚至鸡蛋都被埋在里面了。杨振宁是一个能够和父亲一起扛起家庭责任的好儿子，好大哥。他挖出了一些书，已经卷曲，但他把它们压平，还能看。这时候西南联大的几位名师走过，看见这个中学生在挖书。在一场疯狂的轰炸,到处是血肉横飞的惨象下，居然有这样一个青年还在挖书。这几位大师立刻赞言，杨武之的这个儿子必有大出息。这就是穿透力。能够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理想与未来。
要有一种自我封闭的保护意识。保护自己的方向。我研究西南联大，发现，凡是那些有穿透力的学子，他们后来都是成功者。凡是那些被现实淹没的学子，他们后来都漂泊无依，什么也不是。什么是卓越？卓越就是可以不受眼前干扰，一意孤行，保持自己最高方向和最佳状态的人。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是指人的品性上的培养，而不是什么守规矩之类。要坚守的是这份不同于平常人的卓越。下一步就是找到方向与个性的配合，包括与导师配合，与选题配合，与职业与事业配合，完成自己独到的人生。
什么叫平庸？平庸就是被眼前淹没。不要想把自己和什么东西去搀和，自己发展好了。别人自然会来找你搀和的。我曾经找到一名失落在云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学子，他的身世可不得了。《天演论》就是他的一个堂叔翻译的。严复家的后人。可是我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境况非常凄惨，在一所边陲中学里，老婆离婚了，他显然害着重病。采访的时候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睛也是闭着的。他告诉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他接近“地下党”，受组织委派，到滇南来开展工作。可是人家说为了保密，不让他加入组织。一个人已经牺牲了学业，来到乡村，却又不被组织信任和承认，实际上他的选择错了。他曾经为组织发电报，作过很多重要的工作，而在云南解放后，他的“上线”消失了，他于是什么也不是，没有得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权的承认。应该说这个名门之后完全没有维权的意识，他只有一种宗教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的一生全毁了。
我采访过朱光亚。他告诉我，在“一二一”四位烈士被杀害的时候，大家都很气愤，他也参加了游行。但是很快他就回到自己的专业，因为研究物理学是一件很投入的事情。朱光亚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他很快作了准备，被导师吴大猷带去美国留学，同行的有李政道。他们这次出去深造后，都成了世界物理学与中国科技界的杰出人物。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当年吴大猷并不是很满意朱光亚的，不像对李政道那样满意，吴自己在书中说，是勉强挑上的。朱光亚也明确对我说过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挑上了？没有讲。我以为这是师徒之情。朱光亚说，当年他时常到吴老师家去，有时候买一点肉，在老师家听课，一起做了吃饭。师母病了，也是朱光亚背负着去医院。梅贻琦校长派了小车，可是那种村道小车进不去，必须背一段路。我想是这个忠厚的学生打动了吴老师吧。朱光亚后来在中国的核武器建设中发挥了组织者的作用。
再说杨振宁。当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有一个著名的三人小团伙叫“三剑客”。这是物理系的三个最优质的学生，杨振宁、张守廉、黄昆。这三人后来都是世界物理学界的著名大师。黄昆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他们三人成天讨论不休。从茶馆，到马路上，深夜甚至几乎遇到“打闷棍”的拦路抢劫者。他们三人在昆华中学任教，分一个教师的职位，勤工俭学。所以一直争论到昆华中学给他们的宿舍里，躺下了。又爬起来点蜡烛，照书，翻出来，那几条，那几句话，继续争论。而别人在茶馆里可以谈恋爱，可以睡觉、聊天，也可以闹革命。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三剑客”的故事，杨振宁自己也反复讲，他的意思是说，和同学成为对手，争论中学习，所得甚至超过老师所给予的。中国古人讲“同气相投”，讲“物以类聚”。我希望你们在大学里组建自己的“三剑客”，得到学习和追求的伙伴。培养自己的小环境。
四、“方向”决定人生的成败
书桌上的公式。有一天我去采访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他是西南联大的年青教授，后来是美国数学所所长。晚年归来，回到他的母校南开大学。那天，在他非常狭小的书房里，他就坐在轮椅上，转身就是书桌，而我面对他，几乎是站在门口。其余的人只能是站在门外了。这可以与你们的学生宿舍相比了。可陈先生说，“不小，够了。”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在这儿思考，推算，他说：“够了。”这时在桌上有一张纸，我要求看看，陈先生拿给我看，上面是一串公式。当然我看不懂。他告诉我，这就是他在这一周刚刚推算出来的一道世界数学难题。陈先生还告诉我，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脑子里正在思考的问题，思考到的那一步，那几行算式写下来，放在书桌上，然后去干别的。每天回来都看一看这张纸。这样，让问题在脑子里滚动，即使你在做别的，甚至在与友人闲聊，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离开你。忽然地，就有了答案。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习惯。每天早上醒来，朦胧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丝我正在写作的文章思路，那怕是一个小段落，一句须要修改的话，我立刻就清醒过来了，穿衣起床的动作也加快了。因为今天对于我是有效的一天，有一个方向在吸引着我。于是不梳洗不吃早点，我赶快跑到电脑那里，把我的文字调出来，把新的想法写上去。下面，一面洗漱，一面思路打开了。一天活泼的有创造的新鲜的生活开始了。
同学们，我们是知识者，是脑力劳动者，我们的头脑与思考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甚至生命的意义。一定要抓住，抓紧。
“跑马的草地”：在我少年时代，曾经进入一种阅读的饥渴状态，一切文字我都想拿来看看。父亲当时给了我几句话，令我受益终生：“早晨起来，你的脑子正是一片青草地，正在阳光下生长，有希望。可是你打开栅栏，放进去一群野马，让它们在那里乱跑一气，等它们跑了，你的青草地已经被践踏成一片烂泥。每天都这样，你还有何方向？有何思考？有何建树？”“学上得中，学中得下，学下得下下。”父亲告诉我的就是学习的选择啊！这太重要了。失去方向，你所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是一种淹没，都是灭顶之灾。我们要不要关心世界？要。但我们的方向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我们要不要关心社会？要。我们的方向是自己如何定位？我能给这个百病丛生的社会带来什么？我又如何在其中生存而保持自己的志向。我们要不要关心大学教育？要。学生的方向是了解当今弊病，而尽可能地超越现在，使自己得到健康发展。一切都有自己的根，“根”决定立场与利益。你们要抓住自己的根上的东西。不要相信那些“国际人”，只有从根上出发的观念才是真实可靠的。你们，从迷茫中找到方向，人生的方向和专业的方向，紧紧把握，不受干扰，不放松，创造自我创造成长的小环境，吸取那些身边出现的营养，冲出这种教育的迷宫，拓展自己的前景。
写日记，是培养自我意识的方法。现在不再是那种以日记论罪的时代了，你们有了写日记的权利与自由。这很重要，要培育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怕是写自己的暗恋。那么，你可以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清醒。你可以总结自己的内心经验。你可以观察自己的成长。你就有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意识。
有个诗人对我说：“我是我的驿站”。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她自己就能够停下和休息自己。这非常主动。是一种自助的人生方式。
你们不要被宿舍纠纷，男女恋爱，地域歧视，贫富悬殊等扰乱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校园氛围，宿舍氛围，社团氛围，这些都是我们同学自己可以构建的。与人抢时间，与事抢时间，与时间抢时间。当你受到挤压的时候，时间特别可贵。你会抓住，珍惜，往往出效应。当时间一大块地摆在你面前时，你会茫然，失落，被消解，反而不知道如何应用时间。这是很多青年人易犯的毛病。这里有个同学问我对“留学”的看法。我在台湾看到，那里各大学校园里，留学的学生不少，尤其清大，就是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现在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们一般是交换学生，大家你来我往。在清大，我采访过一个台湾本地的学生，他原来是农村子弟。他说感谢梅贻琦校长，否则我不会有这个前途。他去过欧美各校，也来过大陆的北大清华复旦。有时就是一个学期。他很淡定，能够对各校的不同谈出看法。这才是留学。
更早，有陈寅恪先生的留学。陈先生家底很厚，他所做的一般人做不到。他是不要文凭的。他是只冲着那个学校的某导师、某选题、甚至某些资料去的。学到了他就走人。那些留学生在一堆，只要陈寅恪来了，谁都不敢高谈阔论。因为他是真正最有学问的人。虽然他没有一张文凭。而我父亲说过，从前他们班上的阔人子弟出去，回来后我父亲专门去看他，原来只学会了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于是我父亲说：“一头牛，游遍了五大洲，它还是一头牛。”而现在中国大陆普遍的送孩子出去，往往是耗尽家中资产，进入欧美的一个野鸡学校，一去别无选择。这那叫留学？有点像是“偷渡”嘛。如果是这个样子的留学，我劝你们不要去。有本事你们自己在网上找好的学校，报考，申请奖学金。要上就上一所好大学。去野鸡大学，不如去打工。别坑父母，坑自己了。
五、让生命冲破牢笼
来之前师弟张颐武和我通了下电话。他说：“师姐，你已经成为北大的一个传说，你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个性，现在的学生没有了。”在这本《北大回忆》中，我写了几个自己的小段子。跳楼，寸头，小皮帽，唱歌。刚才远东提到我们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那一幕。有位同学希望我讲一下当年北大校园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北大回忆》中我已经写了，就在第三章的最末一节：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请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去看一看。那天晚上，北大人自己救了自己，可以说是更新了一个时代。我有幸成为现场的指挥者，也是时势所造。
为什么当年北大能够发生那样宏伟的场面，提出那样打响一个时代的口号？为什么我会登场成为指挥？我想，那是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占有一个精神的优势，就是我们作为北大学子，是当然的先驱，我们必须要创造一点什么，贡献一点什么。《北大回忆》中有一节叫“小段子”。里面讲的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一些小事情，什么剪寸头啦，戴皮帽啦，从教室的楼上跳下，躺在草地上唱歌，等等。这些事情在当时被我同班同学很看不惯。恰恰我同班的同学与我的个性冲突最大。现在当然大家早就释然了。回忆这些小事，是想提醒人们，对个性的尊重与坚持，是一个人发展的起点。我坚持了，我认为自己是有一点精神的优势的。我们这一代人学过的语录中，有一条永远也不过时。这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们那代人是讲真理的，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虽然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但这种追求精神是可贵的。跌倒了又爬起来。所以，我们曲折的人生是不虚度的。
而你们缺乏个性，缺乏精神的优势，缺乏这种对真理的向往与追求。不讲创造社会的格局，即使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有这种优势和精神。你要怀疑，要探索发现，要敢于坚持，执著，要特立独行。没有自由的灵魂就没有真正的创造。我看现在到处标榜的那些创新都不过是作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请记住，这是文化与科学的准则，也是人生的准则。离开了这个，人生就失去真正的活力与价值。如果不能冲出中学时代划定的那种精神牢笼，赶快补救，那么你们要在人生中胜算很难，人生无趣，事业也不会丰收。
六、关于“北大精神”
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合一，但一看，就知道那个学生是那个学校的。校风造成的，学生的为人处事风格完全不同。我在《行思录》一书中说过，外国人可能分不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可是我们中国文化人一看就知道，风格迥异。北大人的风格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我今天想再加上一句，要“接地气”。北大人往往无家可归的多。陈平原兄告诉我，现在流行一句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其实胡适的书也不妨读一下。我由于父亲的提醒，在一进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了。正是当年我读了他的书，遏制了我很多的青春冲动和极端行为，包括对社会的思考。也使我转向一些实务性的工作。我想胡适的思想在渗透我，从长远来看，是在慢慢地转变我，使我实力增强。
思想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能力。信仰是精神、思想的综合提升。由于胡适这个人物的被摘除，北大精神变得单一，似乎就是鲁迅，就是激进。其实，胡适不止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也是“五四”运动旗手，是他直接创造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平和、渐进、务实、开放、自由，这些都是胡适精神的特点。学术尊严，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些也是胡适的观点。当他为了抗日担任民国驻美大使，他立即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官员不能够当大学校长。
有位胡邦定学长，是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他告诉我，当年他为学生闹事去找过胡适，胡适平息了这场“黄白风波”，就是为了吃白糖还是吃黄米的差别。胡邦定毕业时要到大公报去工作，请胡适给他写推荐信。胡适明知他是一个左派学生，照样写了很好的推荐信。在对人的方面，胡适是不偏激的。
今天台湾实现了民主宪政，这与胡适多年来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他以一种渐进的和平的态度在推动民主的进程。这都值得我们大陆借鉴。我在台湾去过胡适的故居，他有一幅字，新年试笔“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台湾知识界著名的自由主义旗帜是西南联大学生殷海光。西南联大有许多怪人，都是有才有识的人。这位殷海光是最为变化极端的一位，也是修成正果的一位。殷海光在联大是狂热的国家主义分子，后来他参军，在军队里组织“过瘾俱乐部”，天天骂共产党。我在台北采访到一位刘学长就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殷海光大受蒋介石的常识，成为《中央报》的主编。可是到台湾后，这些知识分子都进行了一番反思，他就变了。
他这一变，是追求真理而变。他这一变，西南联大的“左”“中”“右”一律都佩服他。因为他最后为社会和民族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也证明了他原来的那些曲折是真挚的，是认识的曲折，是年青人走过的必然之路。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要允许人改变，允许人有个过程，要宽容地对待青年人。相信他们最终会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青年也要不断地反思，善于改变，最终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
李政道说，联大的发现，是人生的一个扭转。不是说，“从前这个人就了解自己的潜力。”大学是一个让你发现自己的好地方，你可以从同学身上，从老师那里，从书本上，网络上，到处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要珍重那些发现和帮助你发现自己潜力的人，同学与老师。我能够成为作家，走到现在，有很多人帮助我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潜力，自己能够做什么。好了，结束吧。到现在为止你们中没有人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提出的都很幼稚，完全是中学生状态。
我没有听到你们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老师，你讲的我不服气，我认为我就是优秀，我就是未来的精英。”说明你们真的很惶惑。刚才这位女同学问：“《圣经》教我们要谦卑，你却要我们张扬。”她算是听懂了一半。但她的问题令我很沮丧。因为她没有独立思考，她仍然是在选择一个偶像。就像当年我们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作人生格律一样。她仍然是想找一个东西来把自己罩住。
我要问：那么，你想要怎么样？你没有“自己”吗？但愿我今天讲的能够触动你们的内心。我相信从前没有人这样对你们讲过。人家来北大，是来抬高自己的，把这里当作一个高平台。没有几个会关心下面的学子，到底讲的这些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因为大学已经成为名利场。而你们成为垫场的石脚。没人管你们毕业后踏入要再听那些冷漠者的知识。而要寻求怎样“生动活泼地活下去”。活成一个自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明白自己人生价值的人。否则，我看怎样迷茫的境地。请你们自己跳起来，不要再当“石脚”，不到你们如何在台上鹦鹉学舌般地“演讲”，如何大合唱，又是一代“驯服工具”，我悲哉！中华的未来在哪里？这个民族要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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