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田军：直面挑战, 在充满压力的市场找到人生价值

2018-03-30 《冀商传奇》 新三届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40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发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田军，1957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78级，本科毕业后就职于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1988年赴英，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伦敦经济学院ST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主席，高诚-MTM集团副总裁。1999年回归香港，任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富地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现为君正控股集团总裁，下属“君正集团”“博晖创新”两家A股上市公司和天弘基金（余额宝）、华泰保险等知名金融机构以及大安制药、卫伦生物、格林泰科等医疗机构。北大校友众筹企业“未名酒庄”董事长。天使投资人，项目包括：玖富金融、玖创资本、中视博雅基金、香港未名基金等。

原题

田军做客《冀商传奇》

2016年7月26日田军做客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冀商传奇》节目，以下是主持人王欢与田军的对话：

田总，您好，欢迎您做客《冀商传奇》。

按照您的年龄，您在商场打拼的阅历，今天的节目里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与众不同的故事，我很期待啊。您属于冀商走的比较远的，在国外拼的也比较久的。如果让您简单的来概括这些年，您在商海的感受，您会怎么说？

是的，我1978年离开河北石家庄，到北京大学读书4年，毕业后在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6年。1988年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没想到一去竟是11年。在学校做研究两年，读博士学位4年，毕业后进入伦敦金融城工作5年。1999年加盟英国著名上市公司——富地石油控股集团；这家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对于我来说可以算做回归。2012年起担任该上市公司CEO；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做了3年，我又选择新的挑战，即担任君正控股集团总裁，该集团下属“君正集团”和“博晖创新”两家A股上市公司和华泰保险和天弘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大安制药、卫伦制药、格林泰科等医疗机构。

当然我离开富地石油的原因，也是为了离河北和北京更近一些，那里有我参与投资和创业的公司：河北马丁酒庄（董事长）、北大未名酒庄（董事长）、天弘基金余额宝项目（董事）、金融客（董事）、知嘛科技（董事）、玖富金融等。

商海的最大感受是每一天都不同，你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如果你敢于直面这种挑战，则会在充满压力的市场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并学会享受挑战过程。否则，你会无所适从，被市场弄得疲于应对，甚至扭曲人生。

田军夫妇留学英国的日子

看过了那么多的风起云涌，您觉得我们冀商的性格和优势会是什么？

冀商长期在首都外围生存发展，几代人积累下来形成高眼界、大格局思维是最大的优势，诚实与直率是冀商的性格。我担任富地石油CEO和富地燃气总裁期间，在中国天然气行业耕耘多年，2012年后富地石油集团将天然气业务与中国燃气合并，成为中国燃气的重要股东，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中国天然气市场。中国有五大天然气公司：中石油昆仑燃气、华润燃气是国家队，香港中华煤气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牌天然气公司，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有两家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一路走进中国五强即第一梯队，且排在第一梯队靠前的位置，而这两家公司都是冀商创立的公司：廊坊王玉锁创立的新奥燃气和沧州刘明辉创立的中国燃气。这一实例非常具有说服力，是冀商大格局基础上的重大成就。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会想到今天的自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活方式吗？

完全没有，中国变化太快了，时代进步太快了。你一天都不能停止，不能放弃努力。我经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的变化或许抵得上过去十代人所经历的变化总和。

当然，今天的某些状态是自己年轻时候就励志要做的：即一生忙碌、一生奋斗，永不停止。应该说这一个人生信念在我就读于北京大学时就形成了。

世经同学聚餐，前排左起：刘旭红、日本留学生、马元鹤、田军；后排左起：刘卫、张健、泰国留学生、吴德辉、周光起、王昭宁

那时候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要面对的是什么？

家国情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是在文革十年中长大的一代，经历造反、政治第一、学工学农，下乡插队等过程。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制度比人重要，恢复高考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一代人对于读书和前途的认识。

同时作为一个人，永远不放弃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困难，人都不应该气馁，而要看到希望和光明、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您对大学的向往会有多强烈？走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您希望自己能得到什么？

文革期间大学停止通过高考招生整整12年（工农兵学员选拔标准和方法都不同），我73年高中毕业也等待了5年。记得入学的时候，中国高校有句口号：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追回来。我们不能再浪费一分钟时间，食堂排队、回家的火车上背单词。当然的想法很简单，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养分。

前排左起：黄跃秋、王晓韵、刘卫、孙芳红;中排左起：单中东、马国南、袁跃东;后排左起：宋建奇、杨亚非、田军

北大是个特殊的地方，书本知识之外，我还有重要两点收获：（1）家国情怀，即使命感和责任感；（2）近距离接触各个领域的大师，在收获知识同时，认识到大师也是人，也有缺陷与知识盲点，从此不再盲目迷信大师。

对比现在年轻人对待大学教育的态度，您会作何感想？

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特征。在我们那个年代，个人与国家结合得很紧密，追求个人成功要嵌入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之中，要找到一个契合点。

当今的年轻人更加追求自我价值，更为现实，成功的机会更多，动手也更早。如果说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的话，还是“志存高远”四个字，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

田军与日本留学生松木康浩（右）在勺园（1981）

那种很有年龄差距的同窗友谊的共鸣点会是什么？（如果可能，联系一个老朋友连线）

1977年底中国决定恢复高考制度，77级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进入校园，我们78级在秋季走进大学。实际上13年的高中毕业生在参加同一个高考，结果有两个：（1）录取率低，大约5%，名校机会是千分或万分的概念。（2）同学之间年龄差距极大，我们班有两位1946年出生，最小的同学是61年出生，同年级还有一位63年出生同学，河北赞皇人，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而30多年后成长为联合国高级官员。

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一、作为天之骄子不敢怠慢，而是要高度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二、同学之间的帮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之间的交流，收获极大。

大学校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卧谈会”，即同窗同室的同学卧在床上的交谈与相互学习。这种耳濡目染对于一个人的眼界和习惯形成非常重要，在文革结束后的北京大学尤为明显。

78世经毕业照，前排右6为系主任陈岱孙先生，教研室主任洪君彦先生（中排右6）坚持站在学生中间

大学毕业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规划人生了吗？

其实人生一直在规划中，只是一个被动到主动，从盲目、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大学毕业，开始将学到的知识系统地投入实践活动，人生有了新的目标。那个年代的教育不鼓励个人奋斗，而是要将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的事业中。当然，内心的目标一定有，但不会那么个性化，更不会清晰地表现出来。然而，努力工作、追求上进的种子还是深深地扎根在心底，并反应在每一项工作中。

当时会被什么样的思想左右自己的选择？

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文革后第一届通过高考的大学生入学，年底的11届3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开始思想上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历程。在思想高度活跃的北京大学，四年间一直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共命运，加之在燕园培育出来的家国情怀，毕业时的第一选择是进入国家机关，置身于改革开放实践前沿。

第二个方面就是前面说到的，将个人事业埋在心底，体现在每一件事、每一项工作中。我到国家物价局工作三个月后，就有机会到成都参加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从小组记录、整理会议纪要开始；由于个人高度认真努力、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追求做到最佳而被认可，被临时调入大会秘书处负责整个会议文件整理；该项工作进一步被认可，回到北京后被调入《当代中国的物价工作》写作班子，参与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这一经历使我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价格研究人员之一，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被“中国经济出版社”选中撰写“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丛书”中关于价格改革一书，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专著。

工作6年，深深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含义，渴望有机会能够系统深造、提升自我。1988年5月一个看似偶然也带有某种必然的机会将我带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而我的人生轨迹，与77、78级进入高校，8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活跃的许多青年学者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

毕业10年田军与夫人李育（79化学）重返燕园

异国他乡的生活，什么样的片段会让您记忆深刻？

1988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9个月的项目延期到18个月，再后来4年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伦敦金融城工作。这一经历证明了中国两句老话：（1）天外有天，（2）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的时代变化太快，机会太多，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记忆深刻的片段是祖国。不是官话，你只有到了国外，才能深刻体会祖国在我们心中的份量，最温馨的片段一定有中国元素：吃一顿中国菜、看中国春晚录像，甚至在大街上遇见一个来自大陆的人。1990年代中期，河北省到境外项目考察、招商引资的活动越来越多，我自动成为河北省驻英办事处的编外人员，并在叶连松担任省长期间正式被聘请为河北省政府经济顾问，接待河北省大大小小的代表团多达几十次。

田军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想起燕园的日子

那时候国外的生活条件应该会更加优越，有没有自己心里有个预期，我要努力拼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就回来？

1988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时的月津贴是650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约1万元人民币。那个年代国内正处级是月工资122元，副处105元，讲师95元。80年代中国“万元户”是一个绝对富有的概念，而我的收入是每个月一个万元户。这种反差是巨大的。

我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了六年的时间，参与中国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与编制工作，深深感觉到个人知识有限，每天绞尽脑汁地苦思冥想。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感觉脑洞大开，深刻地感觉到那个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缺失。当时的想法是学成后回到中国的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从改善青年人知识体系入手做工作。当时还要另外一个想法，今天看起来有点荒缪，就是攒1万英镑，回到国内存起来，由于当时是高利息年代，这1万英镑每月的利息收入是1000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正处级或者副教授工资的10倍。

当时想，有了这笔钱垫底，我可以衣食无忧，专心做学问。有一次同学聚会，我讲出了这一想法，有一人听后笑得前仰后合，不是因为这一想法可笑，而是他当年有一模一样的想法，连积攒存款的数量也完全一样：1万英镑。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刘淄楠，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豪华游轮公司皇家加勒比的董事总经理。

北大校友易纲、田军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起

所以在这样目标的指引下，您一定会有一些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会在当时当地的华人世界引发轰动效应？（中国经济学会的成立邀请希思担任名誉主席）

改善中国的教育要从交流做起。1988年我们一大批从中国大陆到英国读书、做访问学者的人在中国大使馆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座谈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当我的身份由访问学者转变为博士研究生后，便开始深度参与学会的工作。1992年我担任学会主席，当时与我联名竞选的副主席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张维迎。

我们一起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1）将中国留英经济学会改制为中国经济学会（英国），这一改变是巨大的，改制后的组织机构是一个英国学术团体，而且英国有法律规定，一个领域只能注册一家享受学术或慈善机构免税待遇的组织。改制后的学会完成正式注册，并大力发展英国籍会员。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机构现在还在，其影响力扩大到欧洲。（2）邀请英国前首相希思担任学会名誉主席。这一举措非常重要，希思不单单是挂名，而是高度关注我们的学会工作，也多次出席学会年会。

希思一来，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愿意来，学会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希思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仅是前英国首相，还是英国议会下院之父（任职时间最长），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于英国对华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田军陪同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英国考察

赢得一个“大人物”的认可过程中，秘诀是什么？

事先做好调查研究，选对目标与入手点，是对大人物的尊重。希思对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就多次访问中国，推动中英经济文化交流，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具体沟通过程中要做到规范、坦率、直白。组织规范、目标纯正、活动有益，能够触及大人物心中的某种责任感或兴奋点，同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要点很重要。沟通方式最大的技巧是简单化，用最直白的方式说明问题，大人物往往要比想象中的情况要简单得多。当然沟通形式主要是文字，大人物有助手帮助处理，你有充分说明和表达的机会。到了见面时，事情已经成功80%，也就是最后确认和一个仪式。

田军陪同李剑阁（时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与邱晓华（时任国家统计局长）访问英国

英国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则里，您最欣赏的部分有哪些？您会把哪些优质的基因带到自己的集团建设当中？

（1）重视与遵守制度及规则。英国是亚当斯密的故乡，亚当斯密有两本巨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其主要观点是说明个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和倾向，而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因此社会必须建立严格的规范与处罚措施。这一观点也反应了西方宗教关于人是带着原罪来到世间的宗旨。由于英国的这一传统，也得益于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当今世界通行规则中有很大一个比例是由英国人最先发起制定的，包括政治治理、商业金融交易、工业技术、法律服务等，也包括体育中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制度比人重要，这是英国商业中的第一法则。

（2）尊重人格平等与社会分工不同的差异性。人的平等主要体现在其基本权力方面，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无论是来自继承、遗传还是后天的努力及运气。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现实的差距，遵守社会分工，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否则人人都想当老板，社会将出现混乱，难以平衡与发展。

（3）专业化，英国商业的特点是标准化和重视专业培训。到今天为止，英国劳合社依然在工业、商业、保险业标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公司秘书这样的岗位，中国每个公司都不同，有的老板离开秘书就无法工作与生存。英国公司的秘书请假，公司从专业劳务公司请秘书过来，10分钟熟悉设备和公司部门与人的名字后便开始工作，与工作10年的秘书差别不大。这就是专业化的好处，大大减少对于人员的依赖。如果说公司对于人的依赖，主要的战略研究和技术管理创新方面，无法替代。公司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关键岗位上。我们君正集团管理着上千亿资金，董事长杜江涛和我本人（总裁）都由专业司机打理杂事，而不设个人秘书岗位。

田军与吴敬琏教授在伦敦参加国际会议

带着热情回国创业时，会采取“软着陆”的方式吗？（实例分析：马丁酒庄、“余额宝”）行业竞争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红海”还是“蓝海”，您的面对心态是什么？

世界上商业的内在特征是相通的，差异的存在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从西方回到中国的商业环境下创业，软着陆非常重要。做到软着陆首先是调查研究，知己知彼，调整好心态。环境变了，你必须适应客观的东西而不是要求客观的外在环境来适应你的所谓正确假设。

从西方回归中国，你也有许多优势。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你可以根据西方的发展经验做出战略研究特别是根据你所投资的行业做出战略选择与安排。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根据这一经验创立了中国第一：比如田源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交易公司，乔刚创办了北京商品交易所，华生创办了中国质量认证与培训服务体系，我回到中国服务的第一家公司富地石油在茂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远海原油接卸码头等。

我回国后个人投资的第一件事情是葡萄酒酒庄，即在河北怀来的马丁酒庄。此前中国葡萄酒市场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批发行业1.0版的控制终端策略。我们根据西方市场的情况，在中国最先按照种植葡萄与酿造销售一体化，小规模、小产能、高品质思路设立了马丁酒庄，并参与发起了中国葡萄酒酒庄联盟- 葡萃葡萄酒联盟，推动了中国葡萄酒酒庄化发展。最近被马丁酒庄被“中国酒协”授权为16家“酒庄酒认证企业”之一。这一做法对于整个葡萄酒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目前包括长城、张裕等都开始接受酒庄酒理念，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做出重要调整。

北大校友田军、朱力为（数学系76级）与英国前首相希思在一起

2014年在中国进入众筹和互联网圈群交流时代，我又发起设立由100名北大校友参与投资的未名酒庄，该酒庄也设在河北怀来，目标是建立面向高端人群、集葡萄酒品鉴与旅游为一体的精品酒庄。

2008年我担任国内著名企业君正集团董事，参与天弘基金的发展与规划。作为天弘基金董事、薪酬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亲自参与了改变公司命运乃至改变中国基金行业状况的一个项目- 余额宝。该项目利用美国一家公司的商业经验，但更多考虑中国商业银行与民间在活期存款利率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设计，后来又借助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销售平台 - （马云）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平台进行销售，一举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的最大创举。这一举措使得天弘基金从规模53亿的小基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成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转变过程，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金，规模超过2万亿元。其中余额宝规模为1.5万亿，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产品。

我认为，一个企业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必须冲出竞争，占领制高点，陷入恶劣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是痛苦的。这一说法与著名的红海与蓝海理论是相通的。冲出竞争找到蓝海，你要么依靠先发优势占领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一个城市的天然气管道），要么依靠技术创新走在其它竞争者前头，要么依靠精细化管理在成本上取得优势。我上面说的这些商业成功先例基本上都是利用国外先进经验根据中国情况占领制高点和进行创新的结果。

经济系校友在国际会议上，左起田军、海闻、张炜

“跟风状态”我们也一直在说，在探讨，明确自身优势的过程您有好的建议吗？

2014年我还参与发起了一个金融交流平台，也就是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融客咖啡。这也是一个众筹项目。在前不久举行的金融客夏季论坛上，88号发起人陶闯，PPTV创始人和著名风险投资家，做了一个《再论风口》的发言，专门讲解投资风口，针对“风大猪也能飞起来”的情况进行分析。找到可以飞起来的项目很难，而更难的事情是抓住时机；晚了行业就进入衰退期，黄瓜菜都凉了；太早，你的资金、能力和团队凝聚力坚持不下来，就成为先烈而不是先驱。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因素需要考量，一是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是使用工具，技术是驱动人类发展的动力；二是消费市场的驱动，就技术谈技术，不能够被市场接受或者在你投资的时间内不能够被市场接受，最终还是失败。

回到家乡河北，除了有一份血缘在其中，还会有哪些吸引力是您非常看重的？

血缘与情亲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一直是沉甸甸的感觉，否则人生会成为赚钱机器或者说纯粹追求成功的机器。

当然作为一个投资人，情感之外，还是十分认可河北所具有特殊的吸引力：（1）地域优势：河北包围着北京与天津，京津冀一体化越来越成为投资者追逐的方向，这里面机会很多。（2）燕赵人的大气、诚实、直率文化是很大的优势，前面已经说过。（3）后发优势：与北京和天津相比，河北在要素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能够提供很大的投资红利。（4）政府支持很重要，河北省各级政府部门经过一系列作风整顿和思想转变工作，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更适合企业家投资。

拼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已经能够“荣辱不惊”了？

宠辱不惊四个字很重，绝对不敢说。当然形形色色的投资成功与失败案例见多了，会有些免疫力，事先做好调研，遇事知道思考，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了解投资大背景很重要，战略定位很重要，技术与资源优势很重要，时机很重要；有了这些要素，你不需要过分惊慌，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成功并不难。一个企业战略定位正确，技术、资源和时机充分恰当的概率很低，而具备条件者多半又由于努力不够、执行力差被淘汰。市场上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如果你具备基本条件，集中精力搭建好团队，剩下的就是坚持、再坚持。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田军与洪君彦老师在燕园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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