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徐 小 平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徐小平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如果说中学期间，学英语只是一种自发的对知识的兴趣，而到了大学期间，学英语就有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读英文原著"、"国际交流"等实用目的。中华文明对外封闭了几千年，恰恰就在我成长的年代开始了历史性的对外交往，东西沟通，中外交融，互通有无，现在想起来，赶上这个时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啊。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左起依次为新东方创始人王强、俞敏洪、徐小平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跨过太平洋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古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与新东方的亲密接触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
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
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
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
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职业规划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原载搜狐教育《那三届》专题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新三届菁英
国产航母副总师孙光甦：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