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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 | 陶海粟:奇人邓英淘

2017-10-26 老号休假新号顶班 永远的新三届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工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原题

北大经济系77级的故事

(之三)


奇人邓英淘 


人物小传

邓英淘


邓英淘(1952.9.5-2012.3.11),湖南桂东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2月~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5年7月~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年7月以后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2012年3月11日逝世,享年61岁。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合著)《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合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合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合著)《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合著)等,此外,译校《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等5部著作,撰写论文28篇,内部报告4篇,完成各类成果总量约138万字,《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邓英淘是我们北大经济系77级的一位奇人。他好学不倦、独立不羁、坦直不阿。

 

记得刚进校在党史课上讨论陈独秀问题,我好像是按老师宣讲过的说了些什么,英淘随即反驳了我,讲了陈独秀的一些好话。我听了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并自觉学养不足之处。

 

之后英淘很快显示出学习上的自主性,他不汲汲于分数,不死背条条,重视西方经济学、英语和数学。那时还没有选修课制度,全体同学都是按一样的课表上课。但77级的课上,经常见不到邓英淘的影子,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外系听课。大概不光在经济系,而且在整个北大都是跨系自主选课的第一人。


邓英淘(右)与家人在一起

 

我当时是班上的支书。我觉得他的学习方法值得同学借鉴,想让他作学习委员。我们班那时还是比较民主的,每年改选班委,但还不是“宪政”,是在“一元化领导”下,由支委提名候选人。于是和其他支委商量后,让英淘作了学习委员。

 

他上任之后,想了不少办法活跃学习气氛。比如他在宿舍里给有兴趣的同学开办高等数学和西方经济学讲座,参加过的同学都感到很新鲜。此外,他还和我、王建等同学一起办了个叫《学友》的油印刊物,刊登同学们自己写的小论文。


不过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让他作学习委员这个举措似乎有些“冒进”了。一则他那时天马行空,不拘小节,缺课的事经常和系里产生摩擦;二则适合他的办法不一定适合多数同学。于是乎遵从民意,一个学期后征得英淘同意,又通过“一元化”请他退休了。

 

在校时我们俩经常下围棋。他的棋艺略高我一筹,但棋风很好,从不悔棋,也从不踩乎挖苦对手,且凝神思索,非常认真。边下棋边聊天,他谈的多为国事的大题目。他对陈云很敬佩,有一次给我看了陈云的一个内部讲话,对他讲的“硬通货”问题赞不绝口。

 

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交锋活跃,他有一次跟我说,老一辈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复辟有着真心的、极度的忧虑。还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建议中央选派几千名干部子弟到海外留学,因为他们更容易影响高层,从而可以促进国内的改革,我当时听了这个有点儿默然,心想到国外取经固然是好事,但干嘛干部子弟就得优先做唐僧?

 

邓英淘与父亲邓力群在一起


毕业前的一年多,同学们更少见到英淘了。他那时已参加农村发展研究组,经常出去到各地调查,提前投身到农村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了。我有时也听他谈谈调查心得。正好那时我有一个朋友(知名不具——编者)要离开北京去河北农村任县委副书记,我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专家讲讲当前农村情况吧。于是征得英淘同意,和他一起骑车到城里朋友家,谈了一个晚上。基本上是英淘主讲,谈了些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没有多少大道理,都是农村工作中很具体的一些事情。

 

临毕业时他和我谈起考研考出国留学生的事,他说,国家正是急等用人之际,哪有再泡几年的时间呢,所以他准备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我自己毕业后没有考研,跟他的影响也有关系。


 

他临终前,王小强对他做了一个长篇访谈(“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病床上,他还仍然对世界走向、国家命运有着这么深切的关注和积极踏实的思索,我读了后很感动。访谈中,他从生产力的变化出发,从物品的可分割、可独占性质来分析市场机制和互惠机制的演变,这比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带来公有制的“铁的历史规律”还是有新意的。


当然,能源问题由于免费的日光能和风能得到解决后,是否所有物品都能变成不可独占,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还是存疑的问题,但至少他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的方式还是给别人留下讨论余地的。

 

但是在谈到政治体制问题时,他的论证方式似乎就没有留给别人多少进行学术讨论的余地了。比如他和王小强在谈话中把吴敬琏说成“仇恨共产党搞计划经济”,这就言重了,给人赋予这样的“名分”,很难正常讨论问题的。


英淘在访谈中还讲到,要发扬民主,彻底改变动辄给人扣上反党帽子的错误做法,给大家发言权、监督权、决策权。不过他讲的“大家”只是党员,如果能把这个“大家”扩大一些,那就更好了。

 

三联书店出版的邓英淘文选


英淘追悼会那天,很遗憾有事没能参加。不过他的音容笑貌会长久地留存在我脑海里。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是值得他自我慰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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