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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苏兆瑞:文革中"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2018-03-15 苏兆瑞 新三届


       

作者简介

苏兆瑞,南开大学1968年毕业,曽在大中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任教任职。现已退休。

原题

追忆五十年前的大学毕业分配

 

1960年代的南开大学东校门


终于要毕业分配了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是南开大学生物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文革开始后,所有大、中、小学一律停课,要求师生全身心地投入运动,老师不教学,学生不上课,大学不招生也不分配了……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转眼到了1968年。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我校的两派群众组织始终“联合”不起来,同学们无可事事,有的跑电子器材商店淘零件,装装收音机,有的搞搞对象,大家都纷纷当起了“逍遥派”。


我们上的是5年制本科,此时1961年入学的66届的学哥学姐们已在学校呆了7年,67届的呆了6年,就是我们68届的也到了应该毕业的时候了。我们非常盼望能早点分配工作,走出学校,开始新的生活。

昆虫学家肖采瑜教授 (1903-1978),曽担任生物系主任30多年


这年秋天,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工作终于启动了。9月,66届先行分配,接下去是67届。到了11月,我们68届(63级)也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毕业分配的消息。            


分配问题理应由教育部担纲,但当时教育部还瘫痪着,不起作用,68届大学生的分配由中央直接下达文件。


那天,全校各系960名应届毕业生集中在小礼堂,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的文件《关于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宣读文件时,全场雅雀无声。文件中说:


“毕业生的分配,应当坚决贯彻执行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大专院校毕业生,要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分配,不要强调一定要分配到自己所学的专业部门去……”      


宣读中央文件后,接着宣布国家计委下达的我校各系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全国这年毕业的15万大学生中,约有5.9万人属全国调配,自然包括我校学生。各系中以数学系的分配为最好,大多是去中央各部委所属单位。


我们生物系68届三个班82名毕业生分配去向是:建 33 47624 33 15838 0 0 4871 0 0:00:09 0:00:03 0:00:06 4871筑工程部1人,石油工业部2人,化学工业部2人,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内蒙古、黑龙江6省市区各若干人,没有一个南方省份的名额。


南开大学的确是名副其实“向南开门”的大学,那时候的“南开”在南方声誉有多好,每年从南方各省市录取来的学生很多,教师中也不乏南方人。分配方案一明确,我们来自南方的学生就知道,哎呀,来时容易归去难,这下子可是回不了老家了。   


南开大学创办时的开学纪念照(1919..9.25)

           

工宣队主持分配工作


1968年8月,“天津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开大学,学校及各系的一切工作都归由他们领导。


中央文件和计委的调配方案传达后,各系的毕业分配工作就很快地铺开了。驻生物系的工宣队员来自铁路系统,多数人文化不高,不熟悉大学的情况。为搞好毕业分配,工宣队吸收了一位姓张的老师(女)参加这一工作。张老师是童工出身,根红苗正,又在大学里工作多年,一直担任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对各位同学十分了解。工宣队这样考虑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


系里发给每个同学一份《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各人填写后向全班同学当众宣读内容,由大家提意见,然后班里据此写出毕业鉴定。我在宣读时,只有一位同学说了几句什么,其他人都没响,于是“通过”。事后有同学说,这种做法是变相公布档案,是不妥当的。自然这只不过是他在背后议论议论而已。


接着让各人按照分配方案填报3个志愿。由工宣队研究确定。


毕竟受国家培养教育多年,同学们对到艰苦、偏远的地方工作去大多早有思想准备。有的同学表现很突出,如四川籍的汤、梁二同学、家在保定的王同学,第一志愿都填了黑龙江省海拉尔。邢台地区的分配名额挺多,而邢台籍的曹同学却填了内蒙古乌兰察布盟。


我也想得特明白:哪儿水土不养人?我从小不娇气,家里生活一向十分清苦。在前几年,我们南开学生曾两次到河北省衡水等贫困地区农村参加“四清”,总计时间长达一年之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受了繁重工作和艰苦生活的考验。每次我都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事实证明我是吃得起苦,干得好工作的。


我曾经的女友(外校,66届)初定分配宁夏时心中不快,我劝她,怕什么?有我呢,我们就在大西北安家吧。所以此时我对可能被分配到边远艰苦地方工作,可以说没有什么顾虑。


系工宣队先把分配的结果口头宣布,后又作个别调整再正式张榜公布。我们63(1)班35位毕业生分配结果是:建工部1人,石油部2人,天津市8人,河北省9人,内蒙古自治区4人,辽宁省3人,山西省8人。


我本来想第一志愿填报辽宁大连,心想从那儿回家可从海上乘轮船先到上海,挺方便的。但一看,觊觎大连的人太多,便改成了河北省邢台地区,结果如愿以偿。对此我是很满意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公路四通八达,而且在所有接收单位中这是离我老家(浙江)最近的地方之一。 


 小组合影,后排正中为本文作者(1964)


分配中的小故事


在毕业分配中贯彻“阶级路线”,分配的“好差”同本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大有关系。


我班分配到建工部、石油部下属单位及天津、鞍山、大连等大中城市的,多是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有的还是党员,分得好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位同学分到建工部下属单位,他考虑到很可能会下到基层,甚至到山沟里,那找对象就不容易了。他让人当说客,想同分到石油部下属胜利油田的李同学对调。李是河北人,孝顺的乖乖女,家有父母高堂,你让她怎么办呢?而且分配能私下调换吗?自然并没有结果。


也有同学在分配中遇到点麻烦的。我班的一位同学心灵手巧,凭着一手不错的无线电技术,文革中一直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广播站负责机务。还制作了一架“电台”(其实只是一个无线通话器),预防一旦被对方群众组织围困时可用作通讯工具。


工宣队进校后,他一急就把电台拆散,把其中一个关键的零件——振荡器的晶体扔进了校园的小河里。工宣队要他务必把那个晶体从河里捞出来。那可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他从冰面砸开一个口子捞摸,他的同班恋人也帮他一起弄,结果始终没捞出来。


文革中有的地方武斗很厉害,江青提出过“文攻武卫”的口号,(2)班有一位同学就随口说过一句,武斗都是江青惹的祸。工宣队追查此事,这位同学思想上很紧张,都吃不下饭了。她的女友是清华大学学生,闻讯赶到天津,一面安慰他,一面照顾好他的生活,我亲眼看见她在盥洗室给他洗衣服。我们许多男生见了都钦羡不已:“看人家找的对象!”


依我看,工宣队掌握政策还是很稳妥的,对于这两位同学,照样给他们分配了工作,只不过多留了他几天“讲清问题”,让他晚几天去报到,并没有怎么为难他。


同班的王、曹两同学是一对情侣,他们都被分配到山西,一个去雁北,一个到晋东南,两地相隔千余公里。


这两位不急不躁,“闷声大发财”,事前一点不声张,悄悄地作好了准备。待大家都离校去报到后,他们留在学校里借女生宿舍作洞房,美滋滋地度起了蜜月,然后从从容容地同赴山西。


到太原后他们亮出已婚的夫妻关系,那里挺通情达理,顺水推舟地成全了他们,改派他们两人一起去了晋东南(长治)报到。本来工宣队在分配时完全可以成人之美,却反倒白白让山西人当了好人。


在毕业分配中,同学中有两对情侣一方出身好,另一方家庭有“问题”的,系里一律把男女两方拆开,分到两个省(区)。其中一对,女的分到山西,男的去内蒙古;另有一对,一个分到河北,一个到内蒙古。这就使人感到,工宣队虽不硬性拆散这些恋爱关系,但似乎希望以地理上的距离来阻拦他们的结合。


然而这一切全然无用,他们还真不简单,后来都跨省调动到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使人领教了爱情力量的无比强大和不可战胜。


我拿到的派遣证,上面写着到邢台地区报到,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下分,到底具体去干什么工作,并不明确。其实,凡是去的分配单位较好的,早就透露了出来,例如分到邯郸是进柴油机厂,到鞍山的是到动物园等等。


后来,我们几人到邢台地区报到时,“分配办”的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印着“南开大学”校名的信一查,便给各人开了介绍信:一位同学留在邢台市内的机制砖厂,另四人到下属县,先插队锻炼。这才知道,原来这些在学校里早就内定好了的,只是当时不告诉我们而已。

昔日的生物系所在的第四教学楼


一天办完离校手续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后,大家都忙开了,整理行李、买草绳(包扎行李用),办理离校手续。有对象的,赶紧登记结婚。


办理的离校手续,包括这几项内容:一是拿着离校手续单,到学校各有关部门接受查验,例如到学校图书馆,让他们查一下,看你是否借了图书尚未归还?如无,就在相应表格上盖个章——通过。二是把校徽和学生证交还给系里。三是领取派遣证和赴分配单位的差旅费。差旅费标准是每人60元,让我们到接收单位后结算,多退少补。这钱给得真不少,记得那时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普客火车票还不到50元钱。


以上这些事办起来很快,不过一天时间便可完成。


但我在办理时,却遇到一件想不到的小麻烦。1966年底“大串联”时,我和几位同学去了哈尔滨,因为那里天气冷,我和另一同学曾向接待站借用了皮帽和棉胶鞋,回到天津后我俩马上就把鞋帽从邮局寄了回去,但这时发现学校里竟有我俩欠交鞋帽的账。这事都过去两年了,当时寄包裹的收据哪里还会保留着?好在有几个同学知情,由他们出面作证,才得以过关。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很后悔。1963年入学时,我到学校报到后,就把录取通知书连同信封、准考证都保存了起来。但在这次整理行装时,一想,大学都毕业了,还放着这些有啥用?就把它扔了。这份55年前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要是保存到现在多好,简直要成为一件“文物”了。


我到行政楼办离校手续时,遇到了本班田同学的男友(数学系毕业生),我本来并不认识他,他见我是生物系的,便自报家门。在闲谈之中,他还关心地问我“有朋友了吧?”我那位先是主动追我、后又突然变卦的女朋友此时已经同我分手,我便轻轻地摇了摇头


霎那间,想到室外有凛冽朔风,身旁无红颜知己,我不禁记起唐代风流诗人柳永的词《雨霖铃•寒蝉凄切》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不由得感到一丝惆怅。然而这仅仅不过是短短几分钟间的事,一向心态很好的我,马上就释然开怀了。


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

(1876—1951)


再见了,我的母校


到12月中下旬,在办完毕业离校的一切手续后,分到各地的同学就陆续启程各奔前程了。后走的送先行的,有的送到校门口的公交车站,平日要好一点的就直送到火车站。


在天津火车钻,我看到了几对恋人相送的场面,两情依依,恋恋不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此情此景令旁观者动容,使人感到“有爱人、有人爱”真好。


我们几个分配到邢台地区的同学,一起商定了出发日期,买好预售

票,提前一天托运好行李,约好走的那天直接到火车站会合。


走啰,走啰——1968年12月24日,我们告别了天津,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永远难忘的南开园。


再见了,渤海之滨、海河之津的巍巍南开,我的母校!


高耸的教学楼,宽阔的大中路,新开湖的风情,图书馆的灯光,更有那些曾给我深切关爱和谆谆教诲的师长前辈和朝夕相处的学友。5年多时光,19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如今我挥挥手、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卫津河畔我的母校呵,我在您身边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对您,我是多么地眷恋,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望您呢?


经由北京的95/98次津邯直快列车载着我和我的同伴们呼啸着向前疾驰,天津城很快地在身后消失了。我的心潮澎湃起伏,新的生活正在远方向我们招手! 


毕业分配之后,开始一两年我们多在基层做工务农,但不久便被重新安排工作,到70年代后期更是纷纷得到提拔重用。有的人从政,当上了厅局级或县处级的官员;更多的人是搞业务、当教师,有了正高或副高的职称。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半个世纪过去,年逾古稀的我们现在都已经退休,只是当年分配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当年的生物系,如今的生命科学学院


        (原载(《世纪》2016年第4期,题为《忆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2018年3月有大幅修订)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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