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贺越明：影响一代考生的"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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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原题
《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内情
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发行量大，在那几年很有影响，不仅是农村、农场和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仅有的一套完整的自学读物，也是工矿企业的青年工人和一些部队士兵业余学习的课本。
1977年恢复高考后，最初几次参加高考入学的幸运儿中，不少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复习荒疏多年的课本知识，依靠的正是这套丛书。可以说，它既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适应当时社会需求普及知识的奇葩。
知名学者朱学勤有篇《“凌伊先生”（记朱永嘉）》的博文提到：“‘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
其实，“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文革前出版的，那时并没有重印，新编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与前者并非同一套丛书，并且远远不止12种。“青年自学丛书”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也确有其事，但与朱学勤所述有点出入。
为了还原并保存历史事实，在此根据已经解封的有关档案资料，揭示这套“青年自学从书”出版的内情及前后经过。
一
1973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本报讯”《为满足广大农村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 上海出版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全文如下：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满足广大农村青年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要求，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青年自学丛书。
这套丛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地理、文学艺术、语法修辞、农业技术、数理化、医药学、军事、民族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有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作品选，共二十多种。丛书在论述上深入浅出，简明扼要，联系实际，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就可阅读自学。
上海市委有关部门对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十分重视。最近，他们召开了有出版、编辑、发行、印刷等单位参加的经验交流会。会上，复旦大学鲁迅著作编写组的同志，介绍了编写《鲁迅杂文选》（上下册）和《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的经验。承担比较重的编写任务的上海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组、党的基础知识编写组、政治经济学编写组、语法修辞逻辑编写组、医药学基础知识编写组的同志，也在会上交流了实行专业人员、下乡知识青年和研究机关三结合，认真编写丛书的体会。
到会同志表示，要满腔热忱地关心知识青年的学习问题，为他们快出书、出好书，以实际行动回击刘少奇一类骗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恶毒诬蔑。会议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于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会议号召，编辑出版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一切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青年自学丛书的出版，将促进广大知识青年的看书学习，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以便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这套丛书的一部分，已由各地新华书店开始发行，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
与那时许多新闻稿一样，这则“本报讯”的时间性不强，还充斥不少政治套话，但基本事实清楚，最后说“青年自学丛书”一部分发行后“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也非过誉之辞。
新闻刊出两个多月后，人民日报社国内部政治组于同年8月9日发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并黄克同志”的公函，其中提及：“此报道是我们组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同志写的。六月下旬，上海市的黄克同志、张芳信同志来京，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此报道是由他们审核的。七月份，上海市寄来了数百本‘青年自学丛书’，发给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受到大家的重视和欢迎。”
该函还说：“这套丛书，是在春桥、文元同志的指示下编辑出版的。今年四月廿七日夜，中央领导同志开会时，总理作了肯定，指示要普遍印发。八月三日晚，政治局同志接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总理又讲到此事，问春桥同志此书出了多少。春桥同志说，目前正在编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报社领导同志要我们组织上海市有关方面的同志，为这套书写书评。今写信告诉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同志，望给予协助为荷。”
最后，交待具体写书评的单位和人员确定后，与报社国内部政治组的景险峰联系。这封公函显示，“青年自学丛书”确实获得周恩来的关注和肯定。
黄克时任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收到这封公函后，于8月15日报送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并建议“可否批转文教组办？”张敬标8月16日批文“送请朱永嘉同志阅酌”。朱圈阅后，加批“请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日报联系一下”。
于是，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23日公文处理单“事由”一栏注明：“朱永嘉同志有批示”，而“批示”一栏的内容是：“关于青年自学丛书的书评问题，文元同志前曾指示基本出版后写一书评寄《红旗》。建议人民日报照此指示发书评。现在只出了两种，发书评还为时太早。”并要求以此电告人民日报国内部政治组具体负责的景险峰。
从朱永嘉的批示，可以看出其意见具有权威性。事实上，他正是这套丛书问世的主要推手。用现今的习语表述，是集“青年自学丛书”的策划和主编于一身的人物。
朱永嘉在中学求学时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进步活动，并于1949年3月15日秘密入党；上海解放后，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先任物理系、数学系和新闻系党支部书记，后任历史系学术秘书，从事明史教学和研究；1964年起被借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工作；1965年间，为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提供史料，同年担任写作班历史组组长；1966年12月，随写作班参加文革造反，参与组建并领导《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职，被张春桥、姚文元等倚为心腹。
经他授意和布置，上海市委写作组先后编辑、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批判》《朝霞丛刊》和《朝霞月刊》等刊物，还出版了一些配合政治斗争需要的图书，影响及于全国。
对于“青年自学丛书”出版的缘起，据前述朱学勤的博文所述，朱永嘉说：“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这样的想法，出自本为大学教师而有儿子在近郊长兴岛务农的朱永嘉，也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那个时期，朱永嘉不仅负责写作组，还作为市革委会常委主管文化、教育、宣传等事务，相当于整个上海的舆论总管。以这套“青年自学丛书”来说，大至选题确定，小到封面设计，都在其管辖之下。例如，1973年2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美术编辑完成“青年自学丛书”的封面设计后，向他报送了三套样稿供审定，请示：“每套封面有三种，大同小异，分别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文学类的书籍。我们倾向于用第一套。丛书标记以后要统一用一种，我们倾向于采用第一套中《鲁迅作品选》所用的标记。如何，请你决定。”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样，丛书的三种封面和标记，就算通过了。
二
那么，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批文或朱永嘉的批示，何以直接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呢？这与文革时期该市出版系统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相关。1967年1月，上海出版系统成立的“革命造反司令部”夺了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权，成立了“接管小组”；1968年4月，又成立“上海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年9月，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出版系统，成立工宣队、军宣队团部领导“斗批改”运动，又于11月成立“上海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出版革命组”，主管出版业务。
1970年2月，根据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通知，将“上海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出版革命组”改为“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由原上海市出版局所属八个专业出版社、一个编译所和一个文献资料编辑所的部分人员组成；1970年10月，正式宣布撤销上海市出版局，将“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改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
所以，到“青年自学丛书”编辑和出版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着原有的出版局和出版社的双重职能，而且它集中了原来所有的出版机构，囊括各个门类，拥有较强的编辑力量。
“青年自学丛书”的选题，是1973年1月开始制订的。最初经过调查研究，定出了第一批19种选题；后经领导批示和群众提议，1973年5月第二次研究后增定为27种。1973年年底，选题规模再度扩大，共为37种（据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自学丛书编写进展情况》手写档）。当年4月和8月，周恩来两度提到这套丛书的事情，并问张春桥“此书出了多少”，而不悉详情的张只能含糊以“目前正在编印”作答。人民日报社不知就里，刊布出版新闻后又发函约写书评，但当时确实仅出了两种，距全部37种相距甚远，恰如朱永嘉所言，“发书评还为时太早”。
由于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上海人民出版社加紧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并及时汇报工作进度。1974年4月5日，该社上报《关于青年自学丛书编写的情况、问题和意见》。这份报告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情况：《青年自学丛书》的选题，经过去年几次修订充实，从最初的19种，扩充到37种（其中8种分上下册或上中下册，故实际上为46本）。去年底新增加的六种选题的组稿工作从年初开始，现在组织上都已落实。全套丛书的进度如下：
一、已经出版的有8种9本：1、党的基础知识，2、鲁迅杂文选（上、下册），3、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4、鲁迅书信选，5、代数，6、几何，7、人体生理卫生，8、医学卫生知识。
二、计划在“5.23”前出书的有2种3本：1、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上、下册），2、无机化学（上册）。
三、计划在国庆节前出书的有10种11本：1、哲学基础知识，2、社会发展史，3、中国近代简史，4、党的基础知识（修订本），5、写作漫谈，6、语法•修辞•逻辑，7、军事基本知识，8、简明中国地理（上册），9、数学（上、下册，第二种本），10、普通物理学（上册），11、普通气象学（注：《党的基础知识》修订本不作种数统计。
四、计划在年前出书的有3种3本：1、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知识，2、中国古代史话，3、生物学基础。
五、计划在年前发稿明年出书的6种9本：1、民族问题基本知识，2、世界史话（上、下册），3、文学常识讲话，4、中国古文选读，5、作物遗传与育种，6、普通天文学，7、普通物理学（中册），8、无机化学（下册）。
六、计划在明年发稿出书的有8种11本：1、团的基础知识，2、哲学史话，3、自然发展史话，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5、简明世界地理，6、简明中国地理（下册），7、简明中国文学史，8、作物生理，9、普通物理学（下册），10、有机化学（上、下册）。”
第二部分是问题：“出版社党委将丛书的任务列为1973年出书工作的首位，各编辑室和编写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丛书的进展还比较慢。影响进度的主要问题，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领导问题：近几个月，各室领导忙于运动，对丛书的工作，不像开始那么抓得紧，有放松现象……
二、政策方针问题：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在作者和编辑的思想上，对一些政策方针方面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大致有三种情况。1、历史和人物、著作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和古文选读的编写工作，都遇到此类问题，即如何以批林批孔的精神来翻历史的案……2、写基础知识问题。写基础知识方向是否对头？这问题在数理化几个编写组中普遍产生了疑问。由于大学在运动中对教材提了很多意见，很多人认为以基础知识为主的教材是复旧，是路线问题……3、政策依据问题。《团的基础知识》因为全国团代会未开，新团章未公布，团市委觉得现在搭班子也没法写。现在根据领导指示，可以暂缓开始写作……《民族问题基本知识》政策性很强，初稿经去北京征求意见后正在修改，准备五月后去兄弟民族地区征求意见，需要的时间较长。
三、创作力量削弱。由于大学社会科学各系很多下乡参加路线教育运动，批林批孔的深入，教师参加运动、教育革命活动、写批判文章等活动增加，自学丛书的写作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学校系领导正在考虑自学丛书的编写组兼顾函授教材的编写工作，这样也势必削弱丛书的编写力量。”这一部分，还列举了不少事例。
第三部分是意见：“现在计划中的青年自学丛书，集中在政治、科技、文艺和教育四个编辑室，这四个室和业务组的工作，是保证全套丛书于1975年出齐的关键，目前存在的问题，大部分通过正常的工作程序予以抓紧，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涉及政策方针性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讨论，才能解除顾虑统一思想，加速编写，提高书稿的质量。因此，我们考虑本月份召开一些会议，来讨论解决上述问题。”提议召开的会议，包括编辑座谈会、作者座谈会和汇报会。“此外，各室分管领导，仍应定期研究自学丛书的问题并予及时解决。”
丛书的编写，按选题组成编写组，作者大都是上海师范大学（其时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等合并而成）、复旦大学有关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也吸收一些工人参加。有些选题如《哲学基础知识》《自然发展史话》等，由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也有些选题如《团的基础知识》、《军事基础知识》和《普通气象学》，分别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天文台负责；还有的选题如《作物生理基础知识》《普通天文学》，上海的研究和写作力量不足，则分别委请浙江农业大学和南京大学有关系科编写。凡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选题完成后，都交由上海市委写作组审稿或修改。
无论是哪一类课目，从书每一种的扉页都印有“编辑说明”：“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还说：“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实用农业技术知识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
这套丛书第一批出版8种9本，仅鲁迅著作就占了3种4本，数学和生理卫生各2种，外加党的基础知识1种，都是内容不会有争议而编辑也没有难度的。尤其那3种鲁迅作品选，是从属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石一歌”小组为编写《鲁迅传》，在1972年上半年就已编竣出版的，到1973年又列入“青年自学丛书”印行，显然不仅是因为鲁迅著作“保险系数”大，还有丛书上马较为仓促而需凑数之嫌。1974年初期，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委员江青和姚文元，遵照毛泽东指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直接影响了“青年自学丛书”的选题和编写。
这年6月，姚文元在上海的《报刊动态》上批示：“青年自学丛书何时可以出完，反映如何，印数多少？望查告。”10日，朱永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传达了这个批示。很快，上海人民出版社呈送了有关“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情况的报告。其中汇报道：“青年自学丛书选题，原计划出37种46本。其中社会科学方面13种，文学方面（包括鲁迅著作）8种，自然科学16种。有的分上下册或上中下册。”又称：“全套丛书的选题，根据形势的发展，可能还要作个别调整。计划于1975年基本出齐。”
据报告的统计，到这年6月初，已出版10种12本，其中社会科学2种，文学（鲁迅著作）3种，自然科学5种。每种（本）的印数为：1、《党的基础知识》，47.4万册；2、《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上、下册，各45万册；3、《鲁迅杂文选》上、下册，各1百万册；4 、《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105万册；5、《鲁迅书信选》，40万册；6、《代数》，54.9万册；7、《几何》，53.9万册；8、《人体生理知识》，47.9万册；9、《医学卫生知识》，36.9万册；10、《无机化学》上册，50万册。所有已出版发行的加起来，总数是726万册。
报告还说：“以上是上海印数。另外还向全国10个租型造货协作区供应纸型，各地的印数不详。”（《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情况》打印档）这套丛书的印数，无论是单本还是总计，现在看来都属足以惊人的天文数字，但在那个知识类读物极为稀缺的年代却并不出奇。
报告还提到：“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编写组都到市郊或邻省农村作调查研究，受到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支持，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对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表示：“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青年自学丛书的编写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在编写中也遇到些方针政策性问题，如对历史和人物的评价问题，写基础知识与联系实际问题，学科体系改革问题等。我们准备在各编写组讨论的基础上，于六月中旬召开作者座谈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统一思想，鼓干劲、促进度，进一步扎实地加快丛书的写作和出版，力争全套丛书于1975年基本出齐。”（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情况》打印档）
姚文元看过后，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1975年争取基本出齐的计划。（如能增加一种儒法斗争简史更好）过几年可以修订再版。送春桥同志阅。”他在报告有关书的总印数处加了一段批示：“平均每种只62万册，到县就分光了，无法到公社、大队。”张春桥圈阅后，还在报告提到的“各地的印数不详”下划了线，并批下“应请他们告知”几个字，表示希望了解全国的总印数和发行量。
因张春桥、姚文元除了执掌全国的舆论大权，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和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上海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不敢怠慢，又于7月5日上报《关于贯彻春桥、文元同志对青年自学丛书批示的报告》，汇报出版社党委和革委会的常委会对批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向各编辑室负责人作了传达，并就姚文元提出的增加“儒法斗争简史”这一选题落实组稿，还将采取三项措施，包括：
（一）召开有关编辑室、组负责人和责任编辑会议，学习、贯彻批示精神，针对当前情况，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提高书稿的质量，如何从知识青年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抓紧各个环节的工作，保证编写和出书进度。
（二）改善丛书的发行工作。考虑在年内组织一个有发行和编辑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区，调查丛书的发行情况，弄清楚丛书的流通情况，查明乡间知识青年买不到书的原因，以针对实际情况，订出改进措施。
（三）在加强与全国10个租型造货协作区联系，掌握各地印数的基础上，对知识青年的需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以统筹安排，适当增加“青年自学丛书”的印数，尽可能满足各地知识青年的需要。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这套丛书的选题塞进了不伦不类的“儒法斗争简史”，还跟随政治形势考虑更好地结合农村生活实际，再度研究后又增加7种实用技术方面的选题。于是，丛书的选题扩充到51种。
批林批孔运动，尤其引申出所谓儒法斗争的历史和经验，给丛书的文学、历史及其它社科类读物的编写造成了困难，这在出版社召开的编辑座谈会、作者座谈会上有所反映。例如，编辑座谈会上提出，“在这方面，对于一些有定评的活评论得比较多的法家代表人物或有反儒批孔倾向的文学家，如屈原、柳宗元、王安石等，写起来问题不大，感到困难的是一些过去影响较大而较难把握的作家，如司马迁等，应如何评价”。
其实，涉及到文史的内容，编写中都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及局限。如《文学常识讲话》一书对现代作品的介绍，“除鲁迅作品和革命样板戏外，介绍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作品，现在都是举上海的例子，外地的作品因为情况不了解而不便举；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已举的例子是就当时情况看倾向较好、起过积极作用的，像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但现在这些人的情况也不了解，因而仍感没有把握”。
甚至丛书中自然科学书稿的编写，也难以避免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压力。原来确定以基础知识为主，努力联系农村实际，但“近来由于教育革命的深入，大学对教材的批判，使作者中对这个方针产生了疑问，顾虑这种写法是否复旧”。
另一方面，“在征求意见中，知识青年反映迫切需要实用技术，对系统的基础知识要求不迫切，有的青年反映已出版的《几何》、《代数》在农村用不上，多看这些书会被认为不安心农村，没有扎根思想。因而作者和编辑又顾虑以基础知识为主，会不会脱离实际。如以实用技术为主，又和一般技术书重复，就没有必要出版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13日《青年自学丛书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打印档）诸如此类的问题，说明这套丛书有较大的局限性，是文革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尽管如此，“青年自学丛书”的出版，还是受到各地知识青年的重视和欢迎。据前述《青年自学丛书出版发行情况》透露，陕西省团委、省革委会下放分配办公室以及商业局、出版局对于这套丛书的宣传和发行，专门发了联合通知。安徽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新华书店对做好丛书的发行工作，也发了专门通知。黑龙江、安徽等省知识青年办公室和团委购买了数万套丛书，发给知识青年插队点。新疆人民出版社和延边人民出版社还决定把丛书译成兄弟民族文字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也准备翻译出版一部分。
特别是《人民日报》刊出这套丛书出版的消息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收到各地读者来信四五千封，热情洋溢地欢迎丛书的出版，衷心感谢毛主席和党对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渴望尽快出版。不少读者还对已出版的书籍提出了看法，对他们需要的书籍提出了要求和建议”。
到1975年第一季度，《青年自学丛书》出版了22种，还未全部出齐。也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朱永嘉布置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出长篇书评，题为《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评〈青年自学丛书〉》，署名“翟青”，发表于《红旗》杂志当年第7期，终于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从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度对这套丛书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宣传。
贺越明读本
原载《炎黃春秋》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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