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高晋占：为了一副护膝我深山夜行五十里

高晋占新三届 2019-06-26

作者简介

作者1979年护照像

高晋占，1946年出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工学博士。1964年毕业于河北阜平中学并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教，1979~1982年由教育部公派到荷兰Delft大学电子系学习。曾在清华大学讲授《微弱信号检测》《智能仪表设计》《专业英语》等共计八门课程，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在多相流检测、微弱信号检测以及船舶通讯导航领域达到先进水平。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船舶通讯导航专家组组长等职。

原题

深山夜行

作者：高晋占

1969年9月，平地一声雷，副统帅林彪发布了战备“一号通令”，震动了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北京的大单位必须向边远地区疏散，高等院校难逃此劫。林学院疏散到云南大理，石油学院疏散到大庆，矿冶学院疏散到江苏，地质学院疏散到湖北，铁道学院疏散到四川，农学院疏散到……八大学院中只有钢铁学院幸运，设备仪器都已经装箱准备启运，不知何方神圣说了什么话，居然没有走，奇迹般留了下来。

看到多年经营建设起来的高等院校遭此劫难，一位老干部感慨地说道：“毁掉一所高校容易，建设一所高校就不容易了。”招来的是一顿严厉批判。

作者大学时在广场

清华大学是“四人帮”爪牙盘踞的据点，当然也要疏散。第一步就是把无线电系疏散到四川绵阳，把水利系疏散到河南三门峡。

工宣队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准备开拔到三门峡。作为学生，行李极为简单，只有一个铺盖卷，打起被包就可以出发。清华武斗期间早已把其他物品丢失了，提前做到了轻装。

火车载着我们离京而去，年轻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庆幸机会难得，可以公费乘车外出，火车上一路欢声笑语。

到达三门峡后，在当地部门安排下，我们驻扎到大坝南面的山头上，附近的地名叫作“角古洞”。大坝左岸下游近百米处是排水洞出口，喷涌而出的黄水终日咆哮，飞起几层楼高再落入黄河，周围形成一团黄雾。黄雾随风飘荡，把两岸的树木、杂草、建筑物都染成了土黄色。

我们的住处是1950年代建设大坝时搭建的临时工棚，墙壁是树枝或芦苇编织的箔片糊了一层泥，屋顶是油毛毡上压了一层泥。经过十来年的风雨侵袭，闲置的工棚早已破烂不堪，多处漏雨，墙上有许多耗子挖的洞。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毫不客气地侵占了耗子们的家园。

离开了大城市，自然条件艰苦，有的同学觉得不习惯。对于我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学生，感觉这里的条件还不错，有住处有饭吃就能生存。天气很快就要冷了，为了越冬，自己在工棚里砌了火墙，小时候为了谋生学习的泥瓦工手艺派上了用场。

每天都要到山下工地跟班劳动。我被分配到开挖队，用风钻在钢筋混凝土上打孔，以便炮班装药放炮。在大坝截流蓄水后，靠北岸的大坝底部的三个导流底孔就用钢筋混凝土堵死了。蓄水数年后，发现大坝上游泥沙淤积严重，使得黄河河床抬高了许多，导致渭水倒灌，威胁八百里秦川。这次开挖的目的，就是要打开导流底孔，放水冲沙。我所在的班负责最靠南的1号底孔，三个班各挖一个底孔，展开劳动竞赛看哪个班进度快。

底孔高十几米，宽四五米。每天早上一上班，首先用杉篙搭建脚手架，在高空搭上木板做成几层工作台，之后爬到木板上打风钻。辛苦一天在钢筋混凝土上钻出若干直径几公分的孔洞，下班前还要拆除脚手架，以防放炮时把脚手架材料炸坏。炮班装药放炮后，清理班把炸下来的渣土运走。第二天我们再搭建新的脚手架，在新的掌子面上重复前一天的动作。

风钻重量63斤，还要用力推压才能钻进，是个重体力活。风源一开，风钻震动身体像筛糠一样，感觉骨头都要散架，初次打风钻的人常常被震得遗尿。为了压抑钻孔粉尘防止矽肺病，一边钻进一边向钻孔注水，一天干下来往往浑身泥水。

凭着一身好力气，感觉还能适应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只是饭量大增，经常感到饥饿。每天干完活后，就把被汗水泥水浸透的袜子放到火墙上烤干，住处弥漫着臭袜子的难闻气息。

1972年在团河农场劳动时，作者与施祖麟合影

打风钻最怕打到哑炮上，过去出现过这种情况，风钻工被炸得坐了飞机，尸骨不全。

带我的师傅叫章威霞，一条壮汉叫了一个女人名字，帽子总是斜戴着，一个帽翅朝前，一个帽翅朝后，看起来很滑稽。他很能干，对打风钻开挖很内行，搭脚手架、钻孔、处理钢筋卡钻、机器保养都是一把好手，而且爱动脑筋，听声音就能知道风钻是否好用，有什么故障，几个月中向他学到不少经验。只是不知为何他自称是反革命分子。他虽然不是班长，却是全班的技术骨干和实际指挥。半年后听说，他在继续开挖1号底孔时被炸伤了。

天气越来越冷，到了12月，河谷里寒风肆虐。有时上夜班，冻得受不了就找点柴点火烤一烤，感受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原有的一条旧棉裤在武斗期间丢失了，仅有的两层单裤很难抵御严寒，两个膝关节被冻得持续酸痛。很想买一条绒裤御寒，最便宜的也要七八元，每月只有十几元的助学金，化掉七八元难免要饿肚子，买毛裤、棉裤更是不敢奢望，只好咬牙忍受寒冷。

一位好心的老师告诉我：长期膝关节酸痛，这就是关节炎，很难治好。你现在可以忍受寒冷，将来还要一辈子忍受关节炎的折磨，那就不好受了。想到因为贫穷就要毁掉自己的健康，毁掉自己的将来，禁不住有些凄凄然。老师建议我先买一双运动员使用的护膝，保护膝关节，只要两元多就够了，对吃饭问题影响不大。但是，坝头的小商店里没有护膝。

一天，一位工人师傅告诉我，距离坝头五十多里的三门峡市商店有护膝卖。等到一下班，来不及吃饭，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开往三门峡市的火车。这种工地火车平时用来运送大坝建筑物资，上下班时免费运送家住三门峡市的工人。

半个多小时后，火车到达三门峡市，商店还没有关门。买到护膝后立即将其套在两个膝关节上，感觉暖和多了。

天已经黑了，回坝头的火车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开，这一夜怎么过？看了一眼破旧不堪的候车室，很多窗户玻璃都打碎了，室内和室外一样冷，心想天寒地冻在这里熬一夜也是活受罪，不如迈开双腿走回去！只要沿着两条铁轨走，就不会走错路。

那一夜没有月亮，只有微弱的星光。凭着小时候走夜路练出的本事，还能勉强辨认脚下的路。路边先是低矮的山坡，不久就进入深山，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沿着火车道在山中绕来绕去。明知走了一些冤枉路，也不敢离开火车道，走错路就有可能在山里打转转。寒冷的冬夜，周围寂静得像死了一样，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只是偶尔听到一两声夜猫子凄厉的叫声。忽然意识到，孤身一人在大山里转悠，遇到坏人怎么办？遇到狼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啊。很想找一根棍子防身，以免束手待毙。黑暗中搜寻一阵还是找不到，只找到一根不粗的树枝，对付狼或对付人都是轻飘飘，权作壮胆的工具吧。

没有惊慌，没有眼泪，只感到有些无奈与无助，只想着赶快向前走。走着走着，一座高山横在前面，火车道钻进了隧洞，看起来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进洞有些可怕，不进洞就必须翻越山岭。借着星光抬头望去，山很高，翻山要多费很多力气和时间，而且黑夜爬山也很危险。

大着胆子进了洞，周围漆黑一团，只能摸着墙壁慢慢向前走，脚下磕磕绊绊，体会到了瞎子的难处。隧洞很长，忽然想到来了火车怎么办？夜间正是火车运送沙石料的时间，遭遇火车的可能性很大。听说飞快的火车对靠近的物体有吸引力，狭窄的洞中遇上飞驰的火车只能葬身轮下，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正在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摸索前行，感觉摸到的墙壁凹进去一块，摸索估计深度约有几十公分，宽度约有半米多，高度有一米多，遇到火车时这里完全可以藏身。继续摸索前行，发现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这样的凹坎。夜里很静，火车声传得很远，估计听到火车声再摸到凹坎完全来得及，一颗心放了下来。第二天工人师傅告诉我，这些凹坎是专门为巡道工准备的避难所。

好不容易走出了隧洞，又看到了星光，心情为之一振。沿着铁轨走啊走，又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前面的两条铁轨断头了，走到断头处看到前面是向下的陡坡，借着星光向下看，模模糊糊看不清。摸到一块石头扔下去，很长时间才听到落地声，知道了这是很深的悬崖峭壁。心中好生奇怪：明明是连接坝头与三门峡市的铁路，怎么成了断头路呢？

铁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改线，这一定是个岔道。于是向回返，走了一段路发现了铁路的三岔口，因为天太黑，第一次路过这里时居然没有看到还有岔道。

又走了一两个小时，看到了灯光，心中也敞亮起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做“大安”，是一个工人聚居区，距离坝头只剩5里了。

也许是爹娘的在天之灵保佑，也许是苍天怜悯，一路上虽然磕磕碰碰，但是没有受伤，也没有遭遇狼或坏人。一直咬牙走完五十多里路，到后半夜才回到坝头山坡上的工棚，暖暖和和睡了一觉，没有耽误第二天出工打风钻。

就是这一双护膝，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保护了我的两条腿，一直到现在还在顽强地支撑着我的压不垮打不烂的躯体。

至今仍然不明白，那一段断头铁路分岔是做什么用的。

今日的三门峡大坝

外一篇

乐器历劫记

作者：高晋占

作者文革中与小弟合影

1968年4月底，经历了文革动乱近两年的清华大学，又爆发了武斗，之后武斗队开始攻占学生宿舍和食堂，清华局势骤然紧张。为躲避武斗，也为生活所迫，清华的师生纷纷出逃避难。通往几个校门的路上，到处是肩背手提着行李仓皇出逃的人们，一片兵荒马乱的逃难景象。

1号楼和2号楼已经被武斗队攻占了，我所住的13号楼也即将成为攻击目标。我的出逃更为困难，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乐队的所有民族乐器都由我管理，宿舍里堆放着大量乐器，最重的是一架扬琴，还有琵琶、二胡板胡、阮、各种吹奏乐器、打击乐器……这些都是国家财产，都是乐队的命根子，因为没了乐器的乐队就像没有武器的军队一样，会无所作为，绝对不能弃之不顾。

紧急中赶忙找来几位同学帮忙，大家七手八脚，把所有乐器搬出宿舍。

几件没有包装盒的小件乐器，包括一把唢呐和两把老式笙，实在拿不了，只好藏到抽屉深处，再加上一把锁。

回头看一眼，自认为坚壁清野做得不错，就是鬼子扫荡来了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何况要来的毕竟不是鬼子，估计不会有什么损失。读书人总应该有点节操，有点清高，总不至于撬锁吧？总不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吧？情况紧急，赶忙锁了房门，招呼几位同学，肩扛手拿一堆乐器匆匆而去。

我想错了。

经过文化革命的棍子一搅，人性底层中最丑恶最肮脏的东西被搅了起来，什么不合情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宿舍中留下的少量乐器和一些生活、学习物品，在劫难逃了。

同学们帮我把乐器搬迁到北京林学院，找到一位我的中学同学，他因为得慢性病，单独住在一间病号房里，是在林学院的7号楼，这里就成了这批乐器的避难所。那么一大堆乐器，从清华13号楼搬运到林学院，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全部靠人力搬运，沉重的乐器把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好不容易搬运到目的地。兵荒马乱，不可能招待这些帮忙受累的同学，实际上我也没有招待的能力，唯有一声发自内心的“谢谢”作为辞别。

民乐队的老队长马XX担心着这批乐器的安危，他匆匆赶来，看到这些乐器已经转移到这个安全地方，一脸欣慰。他是笛子乐手，特别打开盒子查看了笛子，各种调门的笛子一只不少，向我竖起大拇指。

看到老队长如释重负，我也很高兴，于是提议：“很久不曾演奏了，咱们过把瘾吧。”

老队长欣然同意，他吹笛子我吹笙，合奏了一曲“五梆子”。沉浸在乐曲的优美旋律里，忘却了被赶出学校的不快。

一曲终了，楼窗外驻足聆听的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夹杂着叫好声。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看样子是位老师。我心中一惊：我们演奏的可是文革中禁演的“封资修黑货”啊！但愿这次尽兴别惹来麻烦。不料来人问道：

“刚才的曲子是哪个电台播放的？”

当他得知是我们演奏的而不是收音机播放的，茫然若有所失，喃喃地说道：

“水平真不错。我还以为是电台播放的，文革形势变了呢。”

他的奢望落空了，而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工宣队进校后，回到13号楼的原住处一看，房门被撬开了，抽屉被撬开了，藏在抽屉中的几件乐器被盗走了，满屋狼藉一片，所有书籍和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劫掠一空。

局势稳定后，我把转移走的乐器全部搬回，交还给学校音乐室管理乐器的老董。对于被劫掠走的几件乐器，说明了情况，办理了相关手续，还签字画押以便承担责任。我没能把所有乐器都保护好，心有愧疚，要赔偿要处罚还是要做其他处理，我都认。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找我，自称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看看并不认识。他毕恭毕敬地说：“听说你唢呐吹得不错，可以教我吗？”

在几年动乱之后，还有人愿意学乐器，说明人们没有丧失对美的追求，这是好事。赶忙回答说：“当然可以。”又问：“你有乐器吗？”

他一边说“有，有。”一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把唢呐。

我的眼前一亮，这正是我吹了多年的那把心爱的唢呐，不幸在清华武斗期间被人盗走。1964年10月，在清华大礼堂前面庆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吹的就是这把唢呐，还被记者摄影，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记录影片《伟大的胜利》中，留下了将近十秒的特写镜头。几年来我带着这把唢呐到处演出，北京和天津的主要舞台都曾登台表演过。这把唢呐，我就是闭上眼睛都能摸出它来啊。想不到这把有着学校编号、有着历史记录的唢呐，却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

我强忍怒火，问他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

决心拜师求艺的小伙子一脸虔诚，如实回答。

正愁抓不到贼，贼却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而且还带来了脏物。人赃俱获，来历已经查清，休想逃脱。我一拍桌子，大吼一声：

“唢呐是你偷来的！主人就是我！”

对方大骇，面如土色，一脸惶恐，眼睛瞪大了，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我又喊道：

“和唢呐一起丢失的还有两把笙，交出来！”

对方手足无措，恨无地缝可钻，说话也结巴起来：

“不…不知道。我就拿了这个唢呐…别…别的…真的不知道啊……”

看到他一副可怜像，我在犹豫：要不要向工宣队告发他？

在那个年代，这种事一旦记录在案，再装入档案袋子，会把人压得一辈子不得翻身。如果我告发他，他的一辈子肯定就毁了。他还很年轻，如果毁在我的手里，于心不忍。而且，他想学乐器，还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愿上帝宽恕他吧。

我作了一次东郭先生，留下唢呐，放他走了。希望他良心发现，记住这次教训，以后不要再干坏事了。

这把心爱的唢呐，历经劫难，终于又回来了，之后又伴了我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