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 周永威：军垦农场再教育纪实
原题
军垦农场再教育纪实
作者近照
一. 进了军垦农场
1968年底，我们65级的专科和64级的本科毕业生，离开武汉，来到8227部队所属的湖北洪湖大沙湖军垦农场，带着36元的月薪， 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部队果然是一个大熔炉。在武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不是怒目相向，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来。可到了农场，第二天的一个大会，那些壁垒就土崩瓦解了——在大会最后宣布对连、排两级由学生担任副职的名单时，全体大学生都明白了：部队半点、一丁点都没在乎你在学校是什么派，担任什么职务，给文化大革命作了多大贡献或带来多大的损失。
我所在连队学生最高的位置，副指导员，由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党员学生担任，他在学校是一个“铁杆保皇派”（以后一年的军垦生活，证明他这人还是相当不错），而我校的革委会主任、在武汉叱咤风云的造反老前辈周孔信，当了他手下的一个副排长。
特好玩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在学校什么都不是，她自己压根什么准备也没有，竟像是中了彩票一样，被宣布当了连队唯一女排的副排长。
时值严冬，大沙湖的老北风，刀子似的呜呜呜地刮着。早晨倦缩在被窝里根本就不想出来。然而“早请示”仪式是准时进行的。不错，仪式已浓缩得很简单了：拿着语录本跟着值日班长齐声“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就OK了。
可再简单也不能在被窝里进行。如是哨声一响，大家立即掀被而起，晴天在室外、雨天在床前一字排开。动作再慢、再怎么恋床也要在值日官口张开的那一刹那到位。至于你衣服扣好没有，裤子系稳没有，鞋子是穿着还是拖着，一般情况下是没人追究的。而画像贴在正墙上的毛泽东同志本人，看着这么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敷敷衍衍、没有尊敬、没有虔诚的仪式，也只好装着没看着。
“晚汇报”既没有官方明文规定的、也没有民间约定俗成的仪式程序。多数是将它揉和进晚上的政治学习中。到农场没几天，从女生排就传出皮肤黑黑、操满口河南腔的连长在“晚汇报”中的内容：我向毛主席汇报，我还有资产阶级的坏思想。我爱人长得不好看，我经常想跟她离婚。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面前诉说这些，真不知是何居心。
不过，“晚汇报”的核心就是讲真话，跟毛主席讲真话。也许连长是要给他的女战士们树一个讲真话的榜样。半年后，连长的爱人前来探亲。果然，她确实不漂亮，连长在这期间没朝她笑过。不过我们通过观察后得出结论：她很丑，可很温柔。
初到部队，里面的一些规矩实在叫人头疼不已。首长——排级以上的干部都被涵盖在这个听起来像是中央大员的字眼里——一到宿舍，你可得立马起立。正在学习时还将就，有时你在干别的，甚至捂在被里取暖，躺在铺上睡觉，都得起立，那怕穿着一条裤叉冷嗖嗖、傻几几地立在铺上。
开始一周的晚上，立起坐，坐起立，立坐立坐，坐立坐立，应接不暇。动辄排队也让我们这些散漫惯了的学生心里堵得慌。去几里外的团部开动员会什么的，排队自然没得说，可到一墙之隔的兄弟排宿舍晚点名也排队，吃饭前也排队，就真是脱裤放屁，多多余了。排队时首长如果来了心情，还得唱歌。好听不好听到不在乎，在乎的是响亮，喊得越高越好。要是齐起齐落的话，就更好了。
“再”字组成的词耳熟能详的有“再来”“再去”“再见”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蛮熟悉的、以前说起来羞答答现在则乐吱吱的词“再婚”。而“再教育”完全是文革中生造出来的。这三个字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第一次没有教育好，就得来第二次。
我们的连首长起初就认准了这种解释。讲话恶言厉色，看人横眉鼓眼。有个晚上指导员在全连男女大学生面前点名时这么说：你们中有的人看见女同学，说句不怎么好听的话，就像狗看见了什么似的。如此侮辱人格的语言他作为指导员都说得出口，可见我们这些进军垦农场的大学生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
1969年在军垦农场（前左2作者）
二. 吃忆苦饭
林彪时期，部队有好多与政治相关的发明：在《解放军报》上日复一日登载毛主席语录，印红宝书，铸毛主席像章，开讲用会，搞早请示、晚汇报，进饭前念语录，可以肯定地说，吃忆苦饭多半也是部队发明的。想必在部队吃这种饭形成一定规模，产生巨大效益，再流传到社会。
忆苦饭不是饭，是各种难吃的东西而以糠为主弄成的糊糊。吃忆苦饭的目的是要你想起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你自己和你家人遭受的苦难，如果能顺便想起现在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忆苦饭都吃不上时，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从而激起对新社会，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的热爱。
到农场不等半月，为配合下午的诉苦会，我们吃上了忆苦饭。
忆苦饭抬来了。大家像平时一样围了上去，操起勺子往自己的碗里舀。有的同学显然想突出表现一下，居然盛了一满碗。此前我吃过不下四次忆苦饭，都不好吃，而唯有这次最难下咽。颜色近乎青黑，粗糠死叶竟然散发出浓烈的霉臭味。
我极不情愿地往口里送了一小勺，那个苦，那个涩，那个酸，那敢嚼半下？可那个粗糙，那个粘糊，一口又吞不下去。那真叫造孽！我蹲在路边，正准备偷偷吐出，抬眼看见连长正铁青着脸死盯着我，没办法，只好强行咽下。但我没有再吃第二口，趁连长他们走神的空隙，将碗中所剩倒掉了。
事后才知道，这次吃忆苦饭因为是全团统一布置，因而卖猪饲料的地方门差点被挤破。待我们的司务长赶到时，糠已卖罄。而忆苦饭里决不能没有糠，否则“解放前我们吃糠咽菜”从何讲起？于是将地皮上一层已泛浅绿、到处是鞋印的霉糠用铁锨铲起挑回，到入锅中。这种忆苦饭，要是连吃三天，全连学生不死一半才怪。
吃忆苦饭的时候，除了舌蕾上、食道上，肠里胃里痛苦的感觉外，再没有其它的什么感觉了。觉悟再高，立场再坚定的人此时决不会去联想解放前怎样怎样，解放后怎样怎样。更何况事前通知你必须要这样想，就像戏剧导演给演员说戏一样。说吃忆苦饭能提高人的阶级觉悟，能越发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完全是一种骗局，是一种伪科学。
如果吃忆苦饭真有这效果，那方式还可丰富一些，兴许效果更好。比如打“忆苦棍”，抽“忆苦鞭”，强“忆苦奸”，等等。可叹的是这么浅显、人人明白的道理没人敢出来点破，任由这种无聊的活动、恶心的骗局在军内外肆虐。
更荒唐的是有不少组织者把肯不肯吃忆苦饭作为衡量一个人阶级觉悟高低、对毛主席感情深浅的一个法定参数。肯吃，你的化验单上就是阴性，否则就是阳性。那麻烦会接踵而至。
诉苦会大家听得多了。所以整个下午无论大会听还是班会讨论，都显得不温不火。正待草草收场时，没想到邻班的一个班长讲着讲着竟嚎啕大哭。其悲痛欲绝状，是我所听不下几十场诉苦会从未见过的。相信其他同学与我一样惊讶。
女排战士开始是好奇地朝这边张望，最后终于忍耐不住，打头一两个，跟着七八个，结果全都围了过来。而这位班长并不怯场，依然哭泣不止。这中间他还吩咐一位刘姓同学将他所垫棉絮从铺上抽出抖开示众。有责任心的刘一面还像讲解员似的述说这床棉絮的来历。
由于与主人的哭声混在一起，大多没弄十分的清楚，估计是棉絮用过几代。不过我看棉絮旧是很旧，可也没有破得稀烂，比起阶级教育展览馆里摆的同类玩意，还可传承三代，因而教育意义大大地削弱。事实上，围观的男女同学除了惊讶、好奇，都没受到哭声的感染；或表现出对万恶的旧社会愤愤然，陪他一起落下伤心的眼泪。
这个班长平时大大咧咧，与我们周围相处十分痛快。完全看不出有多深的城府。这回表演如此极至，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三. 我创造了一个记录
大沙湖农场是部队围湖开垦而成。它是湖北省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这里只要有水，只要有草，就有血吸虫寄生的丁螺。脚移半步，入水三分，都有致病的可能。一旦染病，就好像屋梁进了窝白蚁，一时不死，可健康彻底给毁了。
那个年代，从最高领导人到最低领导人，亦或我们本身，大都没把普通人的生命当多大回事；相反，只要你对自己健康、生命稍加呵护，一顶屈辱的“活命哲学”的帽子，定会如期而至，你再怎么推都推不掉。生态环境如此恶劣，可是我们所有“军垦战士”，没一个人说“不”，也不敢说“不”，自然，进来了，不准说“不”。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阵阵暖融融的春风拂面而来，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嫩绿的青草，被风姑娘柔和的纤指轻轻顺向一边；美丽的剪着红尾羽的小鸟，在草丛中欢快地追逐……这些，使我心头那种有苦说不出，有话无处诉的压抑感，顿觉轻松不少。随着插秧季节来了。这种拼时间、拼体力的繁重农活，使大多数学生谈之色变。
我来自产稻区，可怜七岁起就在水田里摸爬滚打，把腰弯成180度，一株一株地将手中秧苗栽入田中——真正的共和国最早的一代童工啊！年复一年。每当我累得腰酸背痛、在田里缓缓将腰伸直、欲哭无泪时，心中就不停地呼唤：毛主席呀！快叫人把插秧机造出来吧。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插秧机比原子弹容易造啊！尽管与我一起呼唤的人全国不下大几亿，可到了1969年的插秧季节，派得上用场的插秧机仍然没有造出来。
不过部队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连长指导员在插秧动员会上几鼓捣，就把青年学生心里那争强好胜的火苗“噌”的一下点着了。我没心情，开始游离在那热火朝天的竞赛氛围之外。过了三天，心头那种想必是荷尔蒙所激发的想表现、想一鸣惊人的愚蠢欲望终于按奈不住。我决定拿出从七岁就练起的异常过硬的本领，整个记录，展示展示，为我所在的一排争个光，得个表扬。
我主意一出，班长排长特别的支持，并应我的要求派了一个专门送秧的。第二天，天气晴好。我选了块面积1亩2分的白田。水深、土质十分理想。我涂好预防（血吸虫）油，下到田中，不大工夫，我便有了感觉，进入状态。
我右手将秧苗近乎无声——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入水水花越小，本领越高——插进田中，握秧的左手顺势往右一摆，姆指瞬间将下一株分出，同时过来的右手接住，再插进田中。屁股随着秧棵直左至右的展开有节奏地起伏，两脚随着行距从前往后的延伸相错地匀速后退，如此反反复复。
登峰造极的时候，有生命的左手右手，左脚右脚，上腰下屁股，与无生命的秧、水、泥，配合得真是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尤其是手指，那剔秧、入水、进泥的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这么说吧，如今有人一天能打一百多万字，想想，那手指在键盘上是什么感觉？到下午5点光景，1亩2分田插完，行株整齐，秧棵粗细均匀。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营房的。我趴在铺上，只觉得腰、背酸酸的疼，辣辣的痛，仿佛脊骨断成了几截。这时还满身孩子气的排长乐呵呵地奔了进来，一边将我像搓面团似地翻来摇去，一边高兴地说：我们排今天得了第一。得了第一哇！我心里也很高兴。我说到，做到了。
然而，在连长那里，我这1亩2分的记录，没什么特别的反响。我只是听到他在回答二排副讲他们有人当天插5分的了不起成绩时，说了句：一排还有人插1亩2呢！连长竟连我的名字都不愿意点出来。
事实上，1亩2分是插秧史上十分了不得的记录。一般人一天插5 分，农村的正劳力可插7~8分，到1亩是极少数。农场的学生多只能插3~4分。不要看1亩2分只比4分翻了不到两番，它比国民经济总值翻两番的难度几乎差不多！1亩2分，当时起码是全军农垦战线的记录。如按现在的运作模式，我都可能接拍了几个广告、银子堆成山了。
四. 九大闭幕了
1969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此前相当一段时间报纸电台围绕九大宣传造势紧锣密鼓，十分强劲。到27日晚8时，全国、全世界才知道会已开过。事后有关部门、不少记者喜形于色，认为这次大会保密工作搞的特别出色，从业人员特别优秀。“好多外国记者那些天围着人民大会堂转，就是不知道里面正在开9大。”
我倒不以为然。和平时期，党代会有必要那么保密吗？再说，除了一张差不多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的要人名单，几份普通百姓也能依据套路诌两段的文件报告，又有什么可保密的。确实，当时的党主席毛泽东同志，对“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也适宜治国治党的科学的先进理念，是甚为不屑的。
第二天早饭开过，我们便敲锣打鼓列队去十里外的大同镇参加军民隆重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大会。头两天下雨，路上尽是湖区特有的尺把厚像优质面粉那么劲抖的泥巴。你前脚踩下去，后脚硬是像有个人在地里面恶作剧般死拽着，得费好大的劲才拔出来。经常是脚光着出来了，鞋子袜子还在泥巴里跟你较劲。到了会场，整得汗都把内衣湿透。
而此时几千人的会场，真是地面一团糟，地上一团糟。想想看：那尺多厚的泥巴，那几千双脚。完全是在烂泥塘里面开会。到处是脚踩泥巴的“呱叽呱叽”声，听得我们自己都不免笑出声来。没有一支像样的队伍，当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把队伍弄成个样。大学生们利用这机会忙着和别连队的朋友同学见面交谈；老百姓更不消说，邀朋唤友声不绝于耳。
开会了，因为鼓乐鞭炮声大作。不过仅此而已。以后的这个讲话那个发言，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几千人没有一个人听！那枯燥乏味的满是最最亲爱、大好特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老一套，就是嗓子叫破、喇叭喊炸也没人听。下面照常人声鼎沸，不可开交。假如没有来自湖艺的军垦战士最后的几支独唱独奏节目助兴，那这几千军民风里来泥里去的辛劳，一整天的功夫，统统白搭。
不多时候，九大的记录片来我们连队放映。随后便组织讨论。营房里面四个班各占一个角落，大家七嘴八舌，气氛热哄哄的。差不多都是这三点：看到毛主席身体那么健康，心情特别激动；九大的政治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后我要更加……我心里也想到了三点，不，是深深感受到了三点，没有讲出来。那敢讲出来？
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与整个会场那狂热的气氛，与文革小组成员那志得意满的神情，与毛泽东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坐在右边的几位老帅像叶剑英、陈毅等那冷峻的面孔和严酷的眼神。这极不协调的画面，给老百姓，给共和国将带来的是不安？是希望？还是别的什么？
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一夜成名的孙玉国，在九大主席台上的表演给我肯定也给很多人留下极不舒服的印象。他那歇斯底里地不停嘶叫“万岁，万岁，万岁”；那不知是真很激动还是假很激动的手舞足蹈，叫人感觉到这那像个营长？又怎么能当军长？
电影中的毛泽东同志，虽还不是风烛残年，可也是老态龙钟。尤其是那牙齿似乎完全脱落形成的上唇包住下唇的习惯性动作，那不时出现的不太自然有些僵硬的微笑，都在昭示国人：仅就身体状况而言，毛泽东同志已完全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主席这个关系国家兴衰、关系国民命运的重要职务。
可此时的毛泽东，这位已76岁的老人，根本就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在严防死守最高权力的同时，不断指责有人要篡党夺权，挑起一轮又一轮的所谓路线斗争。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最紧迫、最明智的任务不是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去打倒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要敦促毛本人把权力主动交出来，使国家能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坑，摆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困境。
五. 背靠背
插秧刚完，累死累活的我们还没有缓过气来，在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里面进行一场思想清洗的斗争开始了。其目的是要彻底、挨个地把大学生从里到外地检查一遍：这个人思想上，行为上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是敌我的还是人民内部的？搞这场斗争的决定应该是中央有关部门作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伟大战役中开辟的一个新战场。
这次斗争与建国以来大大小小不下百次的斗争比较起来，有几个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它把进场大学生这个硕大的群体通通作为斗争的对象，半个都不落。这与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所习惯的、所期盼或恐惧的斗争程式：先物色左派开小会，以他们为骨干发动大多数检举揭发右派，接着大会斗小会批，进而孤立这一小撮，最后将其打入另册，完全不同。
二、斗争方式极为单一，采用背靠背——也就是交待自己问题的同时，检举他人的问题。然后将材料收拢归类，由有关方面派人内查外调，作出结论。以往运动中那些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形式，比如控诉、声讨、对质；扎根串联、忆苦思甜、杀鸡吓猴、文攻武斗等等，都没派上用场。
三、时间短。绝大多数学生一个星期后便进入了正常状态，不到3%的重点人物稍晚一点解脱。
不要小看“背靠背”。字虽三个，然而威力好大好大。毛泽东建国后所掀起的一场又一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和正在进行的已经搞了三年仍然没有尽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那一套一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特别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好记易背祸害也无穷的七字句，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彻底摧毁了彼此的信任，扭曲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其程度之深，以至于出现运动中妻子揭发丈夫、父子反目的咄咄怪事。
背靠背，就是在这么一个社会人文环境中，大行其道，屡试不爽。三天的背靠背开始了。我们或坐在砖砌起的凳上以铺为桌，或干脆坐到铺上背靠着墙，放在大胯的被子上面摊着连部发放的公文纸。营房里面气氛凝重，鸦雀无声。
此时的我思想斗争还真的不轻松。文革中或追溯到我的少年、童年乃至孩提时期，拿得出手的罪恶行为还真的没有。可有那么两条硬是要把我往敌对阵营推的话，那结果还真是个变数。交不交代呢？不讲？背靠背太厉害了，别人肯定会检举。思前想后，干脆，竹筒倒豆子，争取坦白从宽；也免得日后从早到晚心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
主意拿定，便一鼓作气，奋笔疾书，第二天誊清交给不时在我们周围咋唬“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部队清楚得很。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争取主动争取立功的机会”的排长。
材料里最重要的三条如下：1、（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这是最要命的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五七探索队》里发生此事。一个人听就不得了啦，集体罪加几等（倒底是一等还是二、三、四等，显然看我们的态度）。我加个括号，是想模糊“集体”两字的概念，（因为听的人也只四五个），认真的斗私批修心里还是有欠老实的成分。
2、在学校的宿舍里，有天我在看书，何同学拿着一块“忠”字牌进来，告诉我大家都在教室里做。我把牌子看了看，说：做这些有什么用，像个苍蝇拍。当时只有我与何两个人，确实是天知地知。为这一条可怜的我在交代还是不交待真是绞尽了脑汁。何与我在文革中患难与共，同志加兄弟，可我还是怕他将这有价值的可将人置于绝境的材料检举出去邀功。
3、1968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我在日记里认为：1956年，匈牙利发生政治动乱，是我国政府要求苏联出兵前往干预，如今捷克发生的情况与当年匈牙利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而我们政府的态度判若两人，我很不理解。
这最后一条，是写在日记里，好像没有与谁有过交流。我居然也如实供出。我的那个胆子呀，唉！事后不几天，我们原6504班一些同学在一起谈到这场“背靠背”，我提到自己交的材料，他们对后两条竟全然不知，何亦如此！我当时想撞墙的心情，想必网友都理解。
我们连队最后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自然是周孔信。另一个是华师的一个女生。她就是一句话：都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怎么总还是觉得我的娘还是亲些。应该说，这可是一句大实话。然而，这句话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稍微往纲上一提就是反对毛主席。更何况，这女生的母亲，是一个资本家的老婆！
兄弟连队有一个重点人物如今想来是最好玩不过的了。大年初一，早请示照常举行。他因为是过年，吃鱼吃肉，特别的幸福开心，听到班长哨响，掀被而起，学着《智取威虎山》里土匪的腔调，长吆一声：“给三爷拜寿罗……”“三爷”是土匪头座三雕，早请示要面对谁？毛主席！你说，你说，就是把这个家伙立即拖到门外毙了，该啵！该！
这场背靠背的结果，似乎没有动进场大学生一根毫毛，那怕是重点人物。我们差不多都这么想。其实，材料都经过认真的整理，不少都动用人力物力财力经过仔细的外调核实，然后作出相应的结论，放进档案。到我们走进社会，正式参加工作，住进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才知道那些材料的厉害。
六. 长江溃口
七月中旬，头顶上的天破了似的，日夜的倾盆大雨，田间薅草时，水柱抽在身上，还隐隐作痛；下上劲的时候，但见一片雨蒙蒙雾蒙蒙，能见度大大的降低。甚至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待我们中的地理水文爱好者提出，离营房仅几十里之遥的长江大堤有溃口的可能性时，这种恐惧一下子就清晰、鲜活、膨胀起来。接连几个晚上，好多军垦战士都做同一个梦：滚滚洪水汹涌而至，自己在旋涡里挣扎……
十七日晚，睡梦中突然哨声大作，连长急促地命令：长江决堤！紧急集合。我的心，所有同学的心，一阵扑通扑通地跳。我匆忙将背包打好，跑出宿舍，站到队伍中间，随即惊慌失措地在连长带领下摸黑沿着机耕道往北一路小跑，竟然都没声响。
半小时后，发现又被带回了连队，才知是搞演习，虚惊一场。指导员随即要求会游泳的报名，然后在班长的组织下三人一组，生熟搭配；再命令部分人员利用汽油桶或别的东西建造筏子，以备急需。用今天的话来说，弄了一个“紧急预案”。
随后的几天，雨完全停止。火辣辣的太阳，一天比一天烤人。我们想，危险过去了。
七月二十日晚，熄灯号刚过，我们临睡前还在铺上各自想着心事。短促的紧急集合哨声骤然响起。跟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响——来军垦农场半年多，还没有听过枪声。大家跑出营房，又见到有战士骑马奔驰而过。异乎寻常啊！指导员在队前讲话声音都变了：“大家听着。刚才接到团部命令。长江大堤今日凌晨决口，洪水正往我们这个方向扑来。我们必须立即撤到安全地带。这不是演习！现在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回去简单收拾物品，不能带走的决不要带。另外，有8个同志留下来，负责清理连队重要物质，最后撤退。现在我宣布名单。”
5分钟后，我们背着背包，带着慌乱惊吓，快步朝北转移。我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洪水是否已追到身后。我除了肩上的背包，内衣袋里不足100元的现金，手里还提着托同学从湛江千里迢迢寄来的湖区缺不得的深筒胶靴。其它的，统统放在一个肥皂箱里，留在营房里我那不足1米2宽的铺底下了。
等到了安全地带，也就是长江大堤上，东方已露鱼肚白。兄弟连队，各处老百姓，纷纷涌向大堤。人声鼎沸，夹杂着鸡鸣狗叫，牛哞猪喊，那才是“兵慌马乱，一塌糊涂”！
上午十点光景，一架直升机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它在上面盘旋一会，越来越低，最后轰鸣着在我们下面的一片乱石滩降落下来。大家跑了过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穿着白的良短袖衬衣的干部从飞机上下来，随后的秘书模样的军人大声向周围的军垦战士高声说：大家听着。这位是武汉警备区司令员赵奋。他有话跟你们讲。
赵奋也没讲什么客气话。他听了我们还有很多物品扔在营房里的时候，说：你们赶紧回去抢东西。还来得及。我们在飞机上看清楚了，洪水到这儿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听了他的话，也没有谁组织，大家纷纷朝营房方向跑去。我没动。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我怕扛着个肥皂箱子跑不过洪水。再说，箱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换洗衣服，两本密密麻麻的文革日记，全套的《革命造反报》而已。
要说那个由十几块粗糙松木板条钉的肥皂箱几十年后价值一百多万元人民币，打死谁谁都不信。你把我撕成碎片，扔进脚下滚滚的洪滔，我也不信。可是，这是真的——在我那日记本里，夹着一套我在学校后勤办公室邮政代办处买的、当天发行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四联张邮票。
中午，天空又有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到我们都能看到飞行员的面孔时，一大包一大包的东西抛了下来。随着“乓乓”的闷响声，我们上前抢到一个大包。七手八脚将其弄开，结果叫人大失所望——没有好东西，全是暗黄色的油饼。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冷的，石头般的硬，便随手扔掉。
虽然一夜间成了灾民，可我们不缺吃。连队伙房照常开伙。非但照常，而且打牙祭。连队的猪在堤上不好喂，杀了。昨晚转移途中，别连队的一头大肥猪仓皇中跑了进来，饲养员顺手牵上。在堤上怕有人来认领，趁乱也杀了。
当晚在堤上露宿。听着面前叫人提心吊胆有如千军万马的江涛撞击大堤的声响，想象中一旦屁股下面的大堤也突然“轰”的一下被冲垮会是个什么场面，哪里还睡得着？一直到21日凌晨，才迷糊着打了个盹。天大亮了。我起身已觉昏昏沉沉，站立不住；摸摸额头，竟烧得烫手。在同学的搀扶下我被送进设在堤下的团部卫生所。一查体温居然高到40度。最要命的是我不敢打青霉素，当时唯一的特效药。1967年我在学校打青霉素时失去了知觉，差点点把命没了。
奇怪的是医生竟不知所措，更奇怪的是他们除了给我口服药外，对如此高烧病人没有输液（如今你进医院那怕手被蚊子丁了一口，必定有三天医疗捆绑输液的待遇）。我混混沌吨中不知过了几天，直到师部医疗队下来，积极与几个地方医院联系，找到了能替代青霉素的药品，及时挂瓶输液，已达41度的高烧才缓缓回落。命被捡了回来。
为这场大病，我以后还专门查了不少资料，请教了医生。那不应该是重感冒，重感冒不至于如此凶险。极可能是血吸虫病急性发作。这是我们农场所在区域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七二〇，对湖北人民来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日子。
七. 休整
在长江大堤上熬了半月，军垦战士奉命转移休整。那天下午4点，我由几个战友用担架抬着从师部医疗队上了停靠在江边的轮船。病号住进了很舒适的三等仓。船到武汉港，等在码头的救护车又把我们送到解放军汉口161医院。
也奇怪，病到医院，竟好了大半。当晚常规检查，半个月都没正常过的体温居然正常——这还没开始治疗。尽管161那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特别诱人，个个靓丽一口悦耳京腔的护士特别恋人，三天后我还是得走人。病痊愈了，没有理由赖在161。
我们连队被安排在安陆县伏水镇附近的一所中学休整。军垦战士获得了分期分批为时一周的探亲假。不久，卫生部门为农场所有人员作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事关健康大事，男生女生都还是不嫌麻烦将大便样品用废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多少有些难为情的放到准备好的篾篓里。连送三天。一旦通过显微镜发现血吸虫卵，即通知样品的主人到指定部队医院治疗。
我应该是铁定的、“我不是，谁是？”的血吸虫病患者，可居然没有查出。是我平日下水前涂预防油特别地到位，还是血管里的害人虫那几天懒得排卵，不得而知。可我失去了那么好的治疗机会。我探亲归队时顺便去过离我们家不远的解放军195医院。在那里治疗血吸虫病的同学虽然打锑剂很痛苦，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总的看来，都很开心。见他们与护士们有说有笑、打得火热的场面，心里好生羡慕。
二十天后，进行打靶练习，却没有搞军训。照道理利用这段时间搞军训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没有。没有那枯燥的队列练习，特别是那分解动作繁琐、轻易学不像的正步走；也没有那艰苦的葡匐前进和负重急行军等课目。即使是打靶练习，管理也相当松懈。开始都还新鲜，卧倒呀，瞄准呀，击发呀，可认真哩；枪发下来，抢枪的背，抢枪的擦。
两天一过，兴趣索然。也难怪，那么几个简单的动作，没完没了的卯练，卯练，谁受得了呀。好不容易等来了实弹射击。一人九颗子弹。手里握着子弹，心中有些害怕。这与开枪杀人自然相去甚远，可也不是我小时候玩弹弓、打水枪能比的。起始两枪虽说有点紧张，可感觉还行。跟着越打越好玩。最后几枪，那枪托撞击肩膀的后坐力，竟带来一种莫名的快感。可惜九颗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
在那所破败的中学呆了一个月后，仍不见什么动静。正当年华，没有事业的召唤，没有进取的希望，也没有爱情的滋润，一股何日是尽头、前途渺茫的悲观情绪渐渐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顿顿冬瓜、愈来愈差的伙食，使这种情绪又渗进了烦躁和不满。连长指导员是称职的。他们没有开大会批判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而火上浇油，只是在下面相继找人谈心，好言相劝，尽力将这种不稳定态势缓和下来。
由于生活的极端枯燥乏味——没有事干，没有书看，没有歌唱，没有爱恋，更没有文艺表演。所以那天听说有个剧团晚上专门来连队为军垦战士演出京剧《红灯记》，我们个个是欢呼雀跃，平常大家难得一见的笑脸，就像春天的花朵一夜之间都开放了，灿烂得要死。
我很喜欢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里所有的生旦唱腔我统统会。有两段我唱时，自己都觉得声音铿锵入耳，表情神采飞扬。晚饭不到，大家一面准备看戏时的坐具，一面在议论剧团会来几辆汽车，铁梅会漂亮到什么程度，李玉和与钱浩亮相比会不会有高低？晚饭开过，竟然发现应该喧闹的操场没什么动静。连搭台的也没有。
过了一个时辰，竖起耳朵也未听到剧团汽车的马达声。看来日期搞错了。我们正悻悻然在教室改成的寝室里发牢骚时，突然通知进场看戏。那个惊喜，那个激动，没得说的！待我们拿着各色坐椅赶到操场时，心里一下子——硬是一下子就凉透了。
什么剧团呀？圈地为台，几个衣着彻底农民模样而脸上抹得花里胡捎的人正给一盏煤气灯嗤拉拉打气，连第二盏都没有！这唯一的一盏也不是什么好鸟。一下明一下黄一下黑的，似乎它不是来为演出照明而是来指挥过往车辆的。
那个什么京剧《红灯记》就千万别提了。搞成猴屁股脸的“铁梅”一开口就要你替她羞得直往地缝里钻，瘦长瘦长蛮像根钓鱼杆的“李玉和”，提着把马灯在“台”上晃来晃去手不知往哪儿伸脚不知往哪儿抬，呕得你恨不得将他一把拽出圈外。为改革京剧花了不少心血的江青，要是看了这场《红灯记》，不晕死三次才怪！
八. 修堤的日子
两个月后，我们坐上了集装箱式的军列一路北上，傍晚到达襄樊，在那宽敞无比满眼上下铺的兵站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又搭上小火轮，顺汉水南下，深夜到达钟祥石牌，令我们感动不已的是，当地村民披着衣服，打着火把，沿途给我们照亮引路。
我们新的再教育基地刁叉湖军垦农场营地设在一片山包上。前面是波光潋潋的刁叉湖，后面是一马平川的沃野，一条小河自北蜿蜒而来，河上几个社员驾着小舟在驱使鸬鹚捕鱼，景致真的不错。当地百姓讲话时频频出现的、泥土气息很浓的弹音，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习休息一个星期后，修堤战役“打响”了。大学生们要沿河北面修筑一道高近4米，宽达十米长到几华里的大堤。目的是确保部队农场农作物在汛期免遭洪水之祸。做到大灾之年大丰收。而河南面是百姓村庄农田，一旦洪水暴发，以往泛至两岸，如今则只朝百姓扑去；以往只一米水头，田里颗粒无收，可农舍尚保，如今要承两米水头，动产不动产将一并摧毁；假如水头达到设计高程，部队农作物依然无虞，而百姓家园陷入灭顶之灾。
财产管它动与不动，毁了关系不大，可以再创；人死了也没什么关系，幸存者可以再生。可是几十年打造出的军民鱼水情，也会统统随水而去。这就属于政治范畴，关系大大的，“重中之重”。然而我们部队首长此时心中的“重中之重”，是要立马上项工程，让那些大学生有事可做，不能老闲着。否则会出乱子。
我们的劳动工具是扁担、箢箕、铁锨三大件，与一千多年前的万喜良修长城时用的家伙大同小异。修堤本身，是一种无需理化生、无需政语数、零外语的纯力气活。每日天麻麻亮起床，随便地洗漱一下，便吃早饭；接着各自操起工具，走到工地。取土的在河边用铁锨将土铲起送进箢箕，运土的则将其挑到堤上，堤上除履带拖拉机来回碾压外，还有八个小伙子一组抬着夯喊着号子特原始的帮着拖拉机把堤面夯实。
取土要求手脚同时发力，当然还要速度。通常是脚不停踩，手不停锨，腰不停曲。尤其是开初，取土处到堤身距离短，我们锨如风动，汗如雨飞，腰似风中残柳。想想看，一天十个小时，连续一百二十天！挑土的一百多斤的重担压在肩上，两脚一路小跑，一天下来，相当负重急行军一百多里！夯土的小伙子更不待言，冬天北风呼拉拉地吹，他们穿着单褂仍然满额头的汗！
如此超长的工作时间，超大的工作量，超高的劳动强度，我们得到的报酬是36/30/10——0.12元/小时。而当时急待我们去解放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煎熬的美国人民，大专生就业的月工资一般为2000美圆。折算人民币相当42.00元/小时。谁生活在天堂，谁需要得到解放，一目了然，不容争辩。
可气的是我们的报纸电台几十年来偏偏要倒着说，唬得全国十亿人竟都相信自己生活在幸幸福福中。可叹的是毛泽东本人，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主宰者，对他治下的宣传部门、新闻媒体如此旷日持久、大规模的作假行为，居然是极力支持极力纵容的。
在洪湖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支兄弟部队，7.20后转移至汉川沉湖。休整后他们也奉命修建一道大堤。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工程更具挑战性，也更具盲目性、破坏性。数九严冬，男女大学生们在齐膝的泥水里，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修建大堤，围湖造田。可怜他们满身泥巴，通体寒气，日复一日，苦不堪言。
1970年的春节来了，来得这么乏味，了无生气，以至今天想起，竟没什么可说的。而春节一过，转瞬已是三月。柳丝吐绿，河沿泛青。就在大家看到A堤竣工、担心要上B堤时，突然“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刻，传来了特大喜讯”：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一律分配工作。
部队有关部门令行禁止，从简从快，不出一周，方案下达。叫人难以相信也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个我们除了落下一些病根什么也没得到、军队什么也没得到、国家什么也没得到、只是虚度了一年光阴的军垦农场，大家别离的时刻，竟上演了好感人的一幕：男生女生，军人学生，依依不舍，相拥而泣；我们的车开动了，两个排长，像小孩子似的，一边跟着车，一边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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