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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周永威：初中三年，念造孽书，干苦力活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1968年底毕业到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初中三年：
念造孽书，干大人活
作者: 周永威
1959年，我考取了咸宁县汀泗七中，一所大跃进中教室宿舍厨房几乎全部由学校师生双手建起来的学校。油印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条醒目的写着：带齐扁担箢箕锄头。
带去的劳动工具还真的不是摆样子作秀，隔三差五都用得着。还常常整天整天的停课，不是在校内的工地上，就是在校外的工地上。
一进学校就遇上开荒种菜的大会战。每个班一大块荒地，应该有不止一亩的面积。用锄头一锄一锄的把死土挖开，用锄脑把土巴一下一下的打细，把杂草石块一堆一堆的拣出，把边沟一条一条的修好，分畦归垅，上底肥，一盆一盆的水浇过之后，接着下种了。想想看，得花多少时间和体力？手上起了泡，开始都还大惊小怪的，以后起了破破了起，全当没事。半学期不到，男生女生竟大多成了茧子手。
基建任务更重。奇怪的是很少看到民工，一声哨响，一个班一个班的学生倾巢而出，不是在这里卸车装车，就是在那里挑转搬瓦。干得最多的，就是从墙上到砖场，从屋顶到瓦场排成一条条的传送带。将砖瓦你传我我传他一直传到墙上屋顶上。由于这类活计做的太多，熟能生巧，以至于我可以坐在墙头上，仅仅凭感觉就能稳稳接住下面抛上来的两块一摞的红砖。时年仅12岁。
国庆节刚过，我们全校师生扛着锄头大锹、背着行李衣物步行到离学校20里左右的甘堂开荒种麦。事前没有召开什么动员会，也不宣讲什么政治呀经济呀现实呀未来呀的意义，到了地方就一班划出一大块杂草丛生的湖地。
以后半个月的日子里，天蒙蒙亮，我们大多还在梦里，班主任的起床哨“嘟嘟嘟嘟”那才催的一个紧，随便吃罢早饭，便伦起家伙赶到工地，一字排开干了起来。也是从开垦、打细、整边、修沟、施肥、到最后播种所有环节，跟开学时种菜一样，全程参与。只不过劳动强度更大，所耗时间更长，精神更萎靡，身心更疲惫。
往回开拔的那一天，我们就像被彻底击垮的残兵败卒，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前面有几个，后面还跟几个；或手拖着锄，或肩扛着包；走几步歇几歇，走几步歇几歇……
相关部门也可以把我们学生当民工一样调来调去地搞突击。有天晚上，全校师生打着红旗肩扛锄头手执铁锹去离校两里外的生产队搞农田土地深翻。说是翻得越深，产量越高，属增产几大法宝之一。
当年大旱，田里土壤龟裂的缝线密密麻麻的鱼网一般。我们把锄头铁锹伸进土缝中，猛发力，竟如同岩石般纹丝不动。如再使蛮力，则“咔嚓”一声，木柄断成两截。
以后才找到窍门：几个人合作，从不同方向使劲，把轻到几十斤重达几百斤的土疙瘩弄个底朝天。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收工时太阳已经升上山岗，回过头来，满田的土疙瘩就如同成百上千爬上沙滩产卵的大海龟一样。
勤工俭学当时也是十分响亮的口号。为了挣点生活费，学校不惜停课十天，让我们打起背包军人一样行十余里驻扎在一个叫聂家的村里。然后再走五里左右，把堆放在山里的楠竹一根根背回驻地。每背回一根，就得到一支筹码——最后凭它们结算工钱。这对我们才上中学的学生来说，如此强度的劳动确实难支。可除了咬牙忍耐竟别无选择。
我年龄最小，个子不高，好心的班主任把发筹码的活交给我，累得腰酸背疼的男女同学一边从我手里接过筹码，一边看着我，那种羡慕的情绪在他们的眼里写着呢。
1960年上学期正儿八经坐在教室里才念个把月的书，全校师生竟被派上京广复线建设的工地。学生最小13岁，最大15岁，都未成年，是名副其实当然也最廉价的童工。
工地上，从早到晚把土方、把石料一担又一担挑上高高的路基，把硕大的石灰岩一锤又一锤砸成细细的铺路石，对这些正处灾荒年代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的繁重又是多么的残酷啊。好多的学生累倒了，累病了，绻缩在工棚中虱子肆虐潮湿发霉的被窝里，没有人心疼他们。教育部门不心疼他们，政府部门更不心疼他们；心疼他们的父亲母亲却又不在身边。
幸运的是我没有随大队人马上工地，由于班主任的格外照顾被当作留守人员。我们班留下的还有两个女生，组成一个以我为头的三人小组。任务并不轻松：负责经营本班那一亩多菜园。播种，施肥，除草，灌溉，收获。
上进心强、责任心也强的我，一点都没有辜负班主任对我的信任。真是奇了怪了，小小年纪小小个子的我楞是把那一亩三分地当成我自家的自留田，起早贪黑地勤扒苦做。
有天暴雨倾盆，沟里的水哗哗地朝我们菜园猛灌。我什么都没想，连斗笠都没戴，操起铁锨顶着豪雨一个人冲进菜园里围堤抗洪。过后浑身湿透，可看到园里的蔬菜依然青郁郁的，虽然没有“幸福的笑了”，还是蛮开心的。这一幕，被回校办事的总务主任看个正着。
六月底，筑路大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凯旋，学校随即召开庆功大会。荣誉有“复线标兵”“复线英雄”两种，后者当然是最高等级，获奖者分别颁发印有“复线标兵”的背心和“复线英雄”的汗衫。未获奖的参战师生则人手一件印有“复线纪念”的背心。
我在后方，按道理应该一件都没有，可是，我不光有，而且有两件：“复线标兵”和“复线英雄”。有胆大的学生表示不服，总务主任高声赞道：他们班的蔬菜地管理是最好的，产量是最高的，授于周永威这两个荣誉称号是名副其实的。这话前面确实不假，后面一句多少有点过。
问题是学校原来没打算给留守人员什么奖励，估计小会上有的领导认为我事迹过于突出，不给奖励不足以弘扬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革命的艰苦奋斗精神，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再说后方的蔬菜大量支援前方，一样是为了复线建设。于是，奖励我背心汗衫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
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高规格的荣誉，有关方面竟没想到组成相应的报告团，在一定的范围内演讲，甚至都没有安排“英雄”们在获奖会上发言。
1959年，大饥荒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灾情严重的地区，死人相当的多了。
我们作为中学生，享受每月27斤的商品粮供应，也就是一天3顿，每顿3两。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段，要想吃饱，这定量就得翻翻，每顿6两。显然，我们只吃了个半饱。早自习未进行一半，同学们就盯着值日生：该去厨房抬饭了。
下课铃声刚起，大家便蜂涌到走廊排队，不管男生女生，竟没有一个慢吞吞装斯文的。蒸的钵子饭放在一个大竹挑里，由生活委员主持发放。他不在时由班长顶替，旁人是无权行使这一职责的。
不就是发个饭吗，谁发不是发？还这么神圣？可里面确实有讲究。虽然每钵饭大体一样，却因为放水的多少不一、偶尔下米的轻重欠平，所以几十钵里面总有好几钵看去是“很多些”的。如果主持发放不是出以公心，那“很多些”的就被与他玩得好的同学和他本人所用，别的同学没有一点机会。
我们的生活委员不这样，算得上公平公正，起码做起来不是那么的戳眼睛。菜由席长端来分发。总是一大钵水煮青菜。不光餐餐如此，而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在汀泗七中三年求学期间，除了毕业离校最后一顿外，有几样菜是肯定没吃过的：肉、鱼、鸡蛋，那怕是豆腐。照道理不应该这样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每生按月交7块钱的伙食费，我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7块。甲等就生活委员一人，9块。可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没有学生去想，没有学生去问。拿钱的学生没有，我们这些不拿钱的学生更没有。
到红苕出来的季节，我们便回家挑十几二十斤弄到学校，或生吃，或拿两个装在瓷缸里送到伙房，摆在大蒸格中，开饭时去取。不好多挑的。多了担子重，20里路实在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苕可挑。
有两次我和姐姐带的是炒苕粉——将从地里拣来小的、挖破了的、烂了多半剩下小半的苕洗净，乱刀剁成丁块状晒干，然后下锅小火干炒，色黄出锅；再磨成粉。炒苕粉很香，微甜，作代食品是满不错的。
因为在教室的时间多，所以我把装粉的铁盒子悄悄从寝室拿到教室再放到课桌里。盒子则用一排书本遮住。下课时吃两勺。有时上课也觉得饿，或许受不了那香甜的诱惑，在老师板书的间隙，迅速取出铁盒往嘴里送一口。
炒苕粉十分的干燥，下咽前舌头要利用唾液将其在口腔内充分搅拌，这过程没两分钟是绝对不行的。这当儿若被提问，那尴尬可想而知。好在老师非常时期都还宽容，眼神言语中表示理解，没有责备没有奚落更没有体罚。
不时也就地在学校寻找代食品。3月的菜园里红白菜苔疯长，我们就找个理由或者什么理由也不找下课直接去园里，把粗大的菜苔一下掐断，将皮几下剥去，跟着喂进肚里。味道还可以，特别是红菜苔，有丝丝的青甜味。有时一眼望去，沟前、垅边、地头好多好多的学生，掐着，剥着，朝嘴里喂着，往肚里吞着，那场景，会让你联想起一群正在放牧的饥饿的牛羊。只是菜苔生长期就那么十来天，想留都留不住。
到了1961年，情况更糟了。供应我们的粮食也由大米改成高梁——一种只是在歌里听到却从未吃过的东西。尽管那玩意蒸成的饭还糯糯的，可那口感的粗糙，味道的平淡，还有那稀又不稀干又不干的形态，从第一餐起就惹得我们恨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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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