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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周永威：1971年，我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
原题
1971年，
我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作者: 周永威
1971年4月，县里一个电话打来，通知我自带铺盖进城住学习班。那年月全国学习班多如牛毛，通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照道理讲入住这种学习班是一种荣幸，是人生一大机遇，一大转折，不长一段时间的充电镀金深造以后，一道光亮的大门会朝你开——如今各级党校某种意义上不就是各个层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然而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会事。一旦进去，痛苦，郁闷，孤独，无助，伤感，屈辱等等消极的情绪日夜伴随着你。泪水会在深夜打湿你的枕巾，一死了之时而袭上你的心头。尽早离开这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你最甜蜜的梦。
待到“结业典礼”——也就是宽严大会那天，没被公安机关铐走，就算万幸了。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闹不明白。进山这一年来，表现不错呀。就是把这“不错”不算，可也没干半点坏事，凭啥去住学习班？是不是要我去当动力（学习班里专司批判斗争之职的积极分子）？
想到这儿好不自豪、欣慰——努力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回报。可细想又不象，越想越不象。我是非党员，不属依靠对象；我没写入党申请，不属考验对象。两条一条都不条，凭啥当动力？这么一分析，情况就十分清楚了：当对象没商量。
到了城关，在县中学一间学生寝室里，我将铺盖放在统铺上打开，心事重重地躺下；瞥眼看见角落睡着一人，借着微弱的光线，发现那人白胖，戴付眼镜，似曾相识。突然，我不禁打个寒颤：是他！
进五峰那晚大清查时，在县招待所一脸严肃认真的翻我的包裹，查我的信件，看我的日记，最后竟像发现重大线索似的，将我的日记交给旁边监督的警察。
真是冤家路窄，碰到这么个动力，我得脱几层皮才算完呀？
过会，竟听到长长的叹气声，又见他坐了起来，一付丧魂落魄的样子。这不像动力的搞法呀。动力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那一览众山小的大无畏气概，那上纲上线追穷寇的革命豪情，那风度那气质，一个字：牛！显然，这家伙和我是一路货色：对象。此时我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心中暗暗得意：你也有今天！
学习班总共才六个人。都是去年分进五峰教育战线的外地大学生。开班那天，我们六个对象和三个专案组成员、三个领导围着一张乒乓球台坐下。那六个眼神一个比一个冷竣，脸色一个比一个铁青，表情一个比一个义愤。六个之最，当属专案组长邓某。骨瘦如柴的他，天生一付搞运动的相。那距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仿佛你祖宗三代都欠他一屁股的债；那双像在冷冻室里冰过个把礼拜的眼睛，任何一个物色冷面杀手角色的导演都会为之心动。就是我当局长，我也要调他来搞这个组长。
这次会上，我们被宣布“双规”，被告之必须认真交代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揭发他人的错误和罪行。这使我想起了在军垦农场的那次背靠背。很明显，那次的材料也随它的主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五峰——是算帐的时候了。
六个对象中，五个都在洗耳恭听，诚惶诚恐。唯独自称“汤二麻子”的汤某满不在乎。就像这不是学习班受训，而是聆听家人说长道短，偶而还露出亲切的笑容。即使在局领导声色俱厉不指名地点出他的日记内容十分龌龊时，他依然神态自若，不为所动。汤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中与北京四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比肩战斗。见过的识面太多太广，遇上的风浪又高又急。尽管我们也接受过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礼，也在大城市念过书，可省城就是省城，京城就是京城，挡次硬差几级，不服不行。
说实在说，这个学习班气氛还过得去。我们休息时可以打乒乓球、下象棋，专案组的两个副手也不分敌我与我们对玩。我们六个平时不谈案情，学习时只管写，写了往专案组交。彼此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多少事？但从日常表现中，能估个大概。汤二麻子就不说了。他最轻松，他甚至休息时还有心情坐在操场边怡然自得地吹萧；那萧声厚厚的，悠悠的，蛮好听。以至于县中有的老师误以为那个脸上有不少麻子的家伙是学习班里的动力。
思想负担最重的是一个大个子物理老师。他整天唉声叹气，心事重重，有时还恍恍惚惚，叫人直觉得他问题最严重，兴许在外面杀了人、杀了几个人都有可能。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他是装的呢？给专案组这么一个印象：特别的在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以往犯的错误特别的痛心，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特别的内疚。这位老兄十多年后当上了县文教局的副局长，说明他无论是专业知识传授能力还是对周围客观环境的的应变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
有天中午，我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进去一看除了专案组三个人外，带眼镜的也坐在旁边。待我坐好，组长慢条斯里地开口了：你们两个出身都很好，相对他们几个来说，你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就应该深些。我们希望你们一方面积极交代问题，同时要多多注意他们。注意他们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现在你们也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说完组长便看着我，眼神不光是冷竣，还多了些鼓励和期待。另外两个看着我，嘴角甚至带有善意的微笑。
我平静地看着他们，没讲话。确实没什么说的。他们四个，也包括我，没必要悄悄聚在一起商议个什么。大家都只想把问题写清楚，早点解放。我那时很喜欢教师这职业，很忘我，很牵挂我的学生和我的教学进度，盼望早日回到课堂。其他几个想必也是这心思。尽管觉得委屈觉得不服，却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就没胆量在学习班里当着某某的面或一起来发拿骚，发泄对专案组、对社会、甚至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满。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想在写的时候哪里需要避重就轻一下，哪里干脆就不提，幻想人不知或专案人员的疏忽。
这时，戴眼镜的把坐凳挪到组长旁边，压低声音说道：我给组长汇报个情况，我发现姓魏的总是跟姓肖的在一起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还讲个什么。我一开始就怀疑他们会借这机会商量见不得人的东西，搞什么阴谋。组长仔细听着，头频频的点，十分的欣赏；另两个听着，不以为然。我盯着这白胖的家伙，直想吐，实在没料到知识分子里面还有这么卑鄙这么无耻的人。这么一个贱骨头，还当教师！联想到他翻看我日记时那俨然操有生杀大权的神情，再看他此时望着组长那巴结谄媚的下作相，我恶心透了。他这德性，倘若在战争年代，一旦被俘，别说把刀架到脖子上，就是在他脸上擂两坨，狗日的也会把党员、团员、少先队员、民主人士供个干干净净。
两年后，这个颇受上级信任的教师在农业学大寨、坡改梯的高潮中，暑期支农时不知是吃了豹子胆还是信息有误，把县里提出的口号“早出工晚收工，中午学习两点钟”改成“早出工晚收工，中午休息两点钟”并坚决付诸实施，从此失去信任。更可悲的是以后不久被误投监狱。到1979年平反接出，神经几近错乱，生活不能自理。这当然叫人同情，可他那龌龊的人格，也实在令人不齿。
两天后，我们被通知去县革委会大院看大字报，接受教育。墙上大字报并不多，也确实没什么值得看的。大家装模作样地看了半个小时，便缓缓走出大门，上了街道。只是想遛遛，散散心。刚过接龙桥，猛听到后面一声断喝：“回来！”音量之高，如雷贯耳。掉头看去，但见组长正朝我们虎视眈眈，七窍生烟。皮包骨的他，为了那两个字，力气耗尽，面色煞白。“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嗯？！”组长强调了一句，满眼的冷酷。此时围观的群众已不少，在鄙视的目光中，我们灰溜溜地又走进大院。我们是什么人？有时我自己都回答不了。
学习班搞了二十天后宣布结束。通知我继续回校上课，但需要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作检查。这自然是最好的结果了。汤回去就不能上课，到生产队进一步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仅是依据各自交代的材料下的初步结论，最终还要通过内查外调，到时多退少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背着背包，像出了趟差一样，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一路想我得加紧赶赶教学进度，20天耽误不少了。我还很有点想念我的学生我的同事——我单身一人进五峰，离家千里，一年中竟对他们产生了温馨的依恋；他们也会想我吧？
我踏进校门，笑容满面地和同学老师打招呼。我突然感觉到他们好冷淡。或点下头，或嗯一声。我迅即明白自己自作多情了。我是什么人？一个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出来的人，一个有明显问题的人，一个与地富反坏右没有蛮大区别的人。我还主动打招呼，自讨没趣，我纯粹一个傻冒。上课也不顺利了。精心准备的课，学生大都不怎么听，望着你，眼里是赤裸裸的不信任的光；有的在认真听，但从那警惕的神情看出，他们不是在听我传授的书本知识，而是在捕捉我讲话中可能会出现的危害社会主义制度、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新中国的片言只语。我没想到，20天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我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深远的，全方位的。
一周后，我在全校师生面前作检查。我在学习班交代的三点与在军垦农场交代的一模一样，顺序也相同，字数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最重要的当然是听敌台广播。这个“听敌台”说起来很吓人，很不社会主义，很不无产阶级，可要真的批判真的检查还真的不知从何批起从何查起。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止一次告戒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即使反面的意见也要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他还引用古人的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敌台广播当然属“反面的意见”，不说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句算一句，那听敌台也是完全可以的。因此要批判这个问题还得小心翼翼，搞得不好把老人家捎进去就不可收拾了。
因此我在这条上只拣了几顶大小还算适中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没有作过多的发挥。把“忠”字牌说成是苍蝇拍，这一条要批透也是相当的棘手。“忠”字牌制作粗糙确实像那玩意儿，个个心知肚明。问题是不应该讲出来。谁讲谁倒霉——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子一样。我一不留神就充当了这楞头青。于是我检查说这是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不是特别深——决不能说成是“不深”，那既不符合事实，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做“忠”字牌的革命行动不是特别的理解云云。
至于第三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还是不对，同事们不清楚，同学们更不清楚，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在这条上下足工夫，大讲特讲，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面面俱到。知道的我是在作检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作国际形势报告呢。
这次检查，要讲态度正如同志们以后批评的那样：不很诚恳。不过，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错，怎么诚恳？当然，诚恳是百分之百可以装的。文革中凡是作过“诚恳”检查的人，可以肯定地说，1000人里面999个半的人都是装的！可我这次没装。回校后熟悉的师生对我冷漠的态度，闹的我很不爽。我就懒得装。给你一个本色的、纯天然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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