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蒋蓉：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查看原文

其他

少年丨蒋蓉：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Original: 蒋蓉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革命洪流中的小水滴

作者：蒋蓉

记忆中，1966年暑假前，可能是为了配合文革的开展，学校里搞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活动。那天晚餐吃忆苦饭，好像吃的野菜玉米面糊糊和黑乎乎的糠麸团子，食堂各个门口都有人把守，忆苦饭不能带出食堂，这就意味着不能不吃更不能扔掉。饭后，在同时兼做礼堂用的食堂里放了两部电影，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一部是“突破乌江”，一部是“农奴”。看电影的时候，接纳了忆苦饭的胃开始一阵一阵绞痛。

忆苦饭（图片选自网络）

两部片子都是看过的，但“农奴”是我喜欢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才旦卓玛唱的那首“无字的歌”，是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阿哥

你何须说

何须说

且听我为你唱歌

我只能唱一支无字的歌

为了我的歌

你也要在人世上生活

那时候，还没有全面铲除“情调不健康”的文艺作品，还可以听到一些字面上看不到情和爱，但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温婉柔情的歌曲，旋律也倾向于如泣如诉，和阶级斗争的铿锵有力关联不太大。可惜胃部的疼痛让我基本无法正常观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曲也没心情欣赏。看完电影，忍着胃痛回家了。

暑假后，学生还是按时返回了学校，文革已经开始，返校不是上课，而是选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我们那里的第一批红卫兵，是市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能参加。我们班选出的两位代表都是工人的子女。

代表们从北京回来不久，大串联开始了，对于没有成为代表的其他红卫兵学生，以及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没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学生，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消息灵通反应敏捷的，已经动身北上了。真的可以不花钱去北京，还可以见到伟大的领袖，把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我和我哥哥，都激动得不行。少年时代，我和哥哥都更喜欢和自己的同学一起活动，因此我没缠着哥哥要跟他一起去串联。

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同学间阶级阵线还比较模糊，文革一开始，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而我们这些“非红”学生虽然有着和他们一样伟大的革命理想，却只能参加红色外围组织，做一个团结对象。红外围叫做“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也是重庆市的统一组织。我得到那块胸牌之后，倒是傻乎乎地带了好久，那牌子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一名革命者了，很有光荣感。

由于‘红卫兵’和‘赤卫军’两个组织的阶级成分不同，以前还模模糊糊的阵线因此变得分明了，就像大浪淘沙，我们“非红”学生尽数被淘出来抛弃在沙滩上。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没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邀请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结伴出行的五个女孩，四个是西师子女，还有一个父母好像是什么单位的职员。我们背着硕大的铺盖卷来到火车站。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面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队伍，我们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领票。

倒是那个年代倡导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机会。加入串联洪流的革命小将，吃喝拉撒睡都在火车站，遍地垃圾污物迅速增加着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闲极无聊的我们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吧，就帮着车站的员工扫地清除垃圾。这并不刻意的“助人为乐”得到了员工的真心喜爱，她们给了我们一个意外惊喜，有人悄悄告诉我们——往火车站外走几里路，有一列去北京的车停靠在那里，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抑制着内心的狂喜，背上背包悄然离开了广场的长蛇阵。到了那里果然看见有一列火车，还基本是空的，几个人上车选好座位，等开车。

待那列火车开进重庆站台，迎面扑来的是比钱塘江潮还厉害的人潮，仅仅几分钟，车厢就被塞成了铁皮人肉馅包子。一名看样子是大学生的北方女红卫兵，在行李架上爬来爬去，大声动员：红卫兵战友们，革命小将们，为了列车的安全，去过北京的同学，请主动下车，让其他战友去北京吧。原本坐得好好的我们，鬼使神差被挤了下来站在两排座位的中间，还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

同行的几个女生开始大哭，她们提议，我们下车算了。我把头一扭装没听见，不吱声也不动。她们的声音就变成了哀求：蒋蓉求求你，我们下去吧！泣不成声涕泪横流。下车和继续待在车上的比例成了几比一，处于绝对劣势的我还没有一个人去北京的勇气，只好放弃坚持，背起硕大的铺盖卷跟她们一起挤下了车。我的脚刚刚落地站稳，还没来得及转过身，火车就‘呜’的一声长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北京跑了。望着哐当哐当渐渐远去的列车，心中充满了绝望，我预感这种机会再不会有第二次了，终于忍不住跟她们一起，怀着截然不同的心情痛哭失声。

后来，我们上了一列到贵阳的火车，想着先走出去再说。贵阳是个偏僻落后的地方，没什么人愿意去，不挤，一路上坐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在贵阳待了约十来天吧，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去大街上吃贵阳的酸辣米粉，吃完后肚子痛，蹲在大街上走不动路，太辣了。另一件是到贵阳后商量去向，三个同学在成都有亲戚，主张去成都；我那时不知道我们家也有亲戚在成都，而且我原本就一个心眼要去北京，就坚定不移地说要去北京；还有一个同学随大流。这样我又成了少数，还是只能服从多数。

那时的贵阳是个很小的城市，感觉不好玩，又没有我们向往的火热革命氛围，距离毛主席比重庆还遥远，就去了火车站等待离开的机会。因为火车时刻不确定，我们待在车站再不敢随便离开满大街找馆子买东西吃，只能在车站里买些饼干充饥。晚上也在站台地上坐着，虽然自带了铺盖，却不敢打开，怕火车突然来了收拾不及，只好坐着睡个囫囵觉。

记得有一天晚上特别冷，大家都把棉衣拿出来披在身上，双手抱膝盖，脸埋在腿上睡觉。开始，我跟几个北方来的学生瞎聊，嘻嘻哈哈地还没感觉怎么冷，一个同学就把我的棉衣要去盖在腿上。夜慢慢深了，候车的革命小将们基本都进入了睡眠状态，寂静之中寒气一点一点从皮肤往骨头里渗，我感到自己快被冻僵了，上牙和下牙开始激烈地磕碰，舌头也已经不属于自己，说起话来和喝醉酒一样口齿不清。实在忍无可忍，我把同学摇醒想要回我自己的棉衣。谁知同学睡得懵懵懂懂的，抬起头说了一句“你不冷”，脑袋一耷又跌回了美梦之中。我也不好意思“硬抢”自己的衣服，只好拼命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竭力减少身体接触冷空气的面积，浑身打颤的我刻骨铭心地体验着“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之夜承受的那种彻骨寒冷。后来，旁边的一个外地学生看不下去了，给了我一件衣服，才勉强熬过了那个夜晚。

从贵阳到成都的火车，也不像去北京的火车那样爆棚，有没有座位不记得了。到了成都，我们被安置在地质学院，一间大教室里地上铺满了草垫，我们打开自己的铺盖卷，把油布铺在草垫上，再铺上自己带的垫棉絮和床单，就成了很舒适的“床”。饭是免费的，一日三餐自己拿碗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决定去串联的时候，除了去北京见伟大领袖这个目的以外，还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也弄不清楚大串联究竟是为什么，北京没去成，到了别的城市也不知道该干啥，就和当时所有串联的中学生一样，要么去各个大专院校抄那些我们眼里非常深刻的大字报；要么去街上排队买毛主席的像章和像片。其余的时间，就这家饭馆进那家饭馆出，尽情享受在家里享受不到的花钱自由。出来的时候父母给了10元钱，对于我简直就是一笔巨款，还可以不受约束地乱花，那感觉，真爽。

在成都串联期间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去大邑县接受阶级教育，参观‘罪恶的地主庄园’。地主庄园每天涌入多少革命小将，不知道。我们参观的时候，庄园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展览刘文彩奢华生活的地方，尤其是镶满珠宝的床（或蚊帐？）那个展厅，砌着层层叠叠的人墙，站在最前面的人眼球紧紧贴在从未见过的珠宝上，被闪瞎了也不肯退出来，凭我们的身高和体力只能望而却步。泥塑收租院看了，远远不及后来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的“大型泥塑剧‘收租院’”，那么具有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的面条，8分钱一碗，超好吃。离开地主庄园那天早上，我特意买了一碗装在自己的漱口杯里，边走边吃。

那时，在学生中开始掀起了学习红军长征步行串联的热潮，我们几个也赶时髦，决定步行去大邑县。去的时候大家倒是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回程的时候其他几个女生不干了，她们要坐车。

从离开重庆起我就总是跟她们达不成共识，并且总是处于憋气的少数状态。这一次我非常强硬，表态坚决不同意坐车，晚上在接待站准备睡觉的时候，几个女孩大吵一架。我们吵架其实是声音大到了吵架的程度，嘴里并没有半个脏字，说的全都是革命道理。我大声喊，你们这些人那么娇气、那么懦弱，一点革命精神都没得，和你们在一起简直倒霉透了！我不管，反正我坚决不坐车，一个人也要走回成都。语气绝决。其实，在我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大道理后面，是藏着私货的。我晕车，从北碚区到市中心不到两小时的车程，每次都呕吐得一塌糊涂。还有，虽然我嘴很硬，但真的让我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有心无胆。和他们吵得那么激烈，本来包含了争取盟友的意思，可我就是不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大义凛然的革命者。当然，我公开强调的那些理由，在那个年代那种氛围里，也冠冕堂皇得很，完全挑不出什么毛病。局面很僵，最后还是总随大流的那个女生出来打圆场，她说我们两个一起走吧。风波平息了。

吵了架的女孩子们第二天就和好了，分手的时候，还有些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之后，我俩背上背包勇敢地沿着公路向成都进发。因为来的时候已经走了一百余里，返程又是一百多里，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一瘸一拐的了。我们个子小，硕大的背包几乎把人全部遮挡了，从背后看就只能看到大半个脑袋和不停移动的两条腿。沿途，不止一两个司机被我们感动，把车开到我们身旁主动停下来招呼，小妹儿，上车吧。我们感动得泪水盈盈的，决心却没有动摇，我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谢绝了司机们的好意，坚定不移地走完了我们的“长征”之路。

那时候，接待革命小将的工作真正落实到了最基层，一路上，任何一个人民公社都有政府设置的接待站，吃饭住宿全是免费的，所到之处，接待我们的人还非常热情，就像我们立下了什么显赫战功似的。在一个特别小的接待站里，我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接待站的人员专门为我们做了饭，烧了洗脚水，把我们感动热泪盈眶，特意要来一张大红纸，写了满满一纸感谢的话语。

回到成都，我们几个在地质学院接待站会面了，三天不见，搞得跟战友久别重逢似的，好一阵激动。她们有亲戚的也都去亲戚家拜访过了，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继续待在成都，唯一的理由就是想等等看还有没有去北京的机会。某一天，我们偶然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国务院关于暂停免费乘车串联的通知。机灵的人开始找人换票。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学校开的介绍信只须在领票的时候出示，领了票上火车则只看车票。聪明人都在钻这个空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换，又免费在祖国大好河山里旅游了一大圈，使得免费乘车串联余波震荡，经久不息。老实巴交的我们属于榆木脑袋没脑洞，看了通知后，只是装了一肚子的遗憾。回到接待站问了问，得到的回复和通知一样，已经开始想家的我们就领了回程票，回到重庆。

“九.八”战斗团“驱虎豹”战斗队合影留念（下乡前，这个组织不复存在了）

我们回到重庆时，文化革命形势跟大串联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派别对立争斗变得激烈了，出现了许多造反派组织，打破了之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斗争矛头也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好些大人物的口号。而当时，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

1966年12月4日，重庆的“八.一五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大对立派在大田湾体育场集会时发生了冲突。保守派举行会议，造反派冲击会场。文革初期派别冲突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那时造反派兴起不久，“八.一五”派人数相对较少，且多是学生，口水大战可以占尽上风，体力大战推搡撕扯就远远比不上身强体壮的工人老大哥，冲突起来自然有点势不均力不敌。

这个大会我参加了，是在保守派的队伍里。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超大型集会，我完全是稀里糊涂的，集会的目的、为什么会被冲击等等，一概不知，也没问更没想，就像一个影子悄然无声地跟着队伍进了会场又离开了会场。后来唯一有点感觉的，是庆幸自己在人贴着人完全不是自主行走的拥挤中，没被踩死。

大会开始不久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片混乱，我们被带领离开会场，到大街上去游行。与会者离开后，地上全是被踩掉的鞋子、传单和一些其它物品，据说还被打死了几个人（后被称作“12.4”惨案）。“八.一五”派在市区内抬着尸体（也有说不是打死的，而是从医院太平间抬出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恐怕也成了一个永恒的谜）游行，还派人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状，把事情闹得天大地大。事件发生后，“八.一五”派创作了一首歌曲，在重庆广为流传。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同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同志。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面对邪恶敢于斗争，

你站在毛主席像前传播真理。

你勇敢战斗，

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

把你的青春夺去。

亲爱的战友，

你永远活在，

活在我们的心里。

不久中央文革的某一位成员讲了话，称重庆“八.一五”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由于中央文革的定性，“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兵败如山倒。

此时“八.一五”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思想兵”已经纷纷倒戈，原先的组织摇摇欲坠。我原本是被排斥在“思想兵”组织之外的团结对象，此刻却立场无比坚定。我坚持不参加学校里属于“八.一五”派的“九.八战斗团”，留在了只剩下寥寥数十人的“思想兵”组织里。这个组织名存实亡，没有也组织不起什么活动了，我们三十多人的大寝室里剩下了我和同班一名姓余的女生，她是矿工的女儿。

那时，我母亲在观点上已经属于西师“八.三一”，父亲因形势变化，也不再倾向于原来的“思想兵”保守派。父母和子女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离开家就有些像革命时代瞒着父母出去参加革命一样。长期被父母用革命历史小说和现代军旅小说培养得充满浪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调的我，面对摇摇欲坠的组织，心里反而升腾起一种类似大革命失败的悲壮感，我决定再也不回家。学校食堂已经停伙，校园里空荡荡的，我们两个女生在宿舍用三块砖头支成一个灶，把被别人损坏了的桌椅板凳当作燃料，天天在寝室里煮面条吃。没有调料，去校外小卖铺买一点豆瓣酱来拌一拌，缺油少味的。当我们把一切都用革命这件外衣包装起来的时候，内心就被革命的乐观主义完全占据，一点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日子也很快维持不下去了，那位女同学选择了回家。我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跟着几个高中女生去了一家街道纺织厂，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那是一家从厂房到设备再到生活条件都极其简陋的工厂，厂里设备属于什么年代我不知道，但第一次走进去时，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几乎让人崩溃。我不知道长期在那里上班的工人怎么捱过来的，我每次下班从车间里走出来，基本上听不见别人说话。她们的女工宿舍也让我震惊，跨进宿舍门，眼前呈现的是如此逼仄的空间，床与床之间只有一个人侧着身体的距离，阴暗潮湿，白天晚上都一样，不开灯啥也看不清；和女工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在她们的脸上，没有看到过宣传画上那种载满幸福的欢笑。后来回忆那个场景，也总是禁不住联想起夏衍的“包身工”……

我们是为革命自愿到这里来的，所以没啥好抱怨。我被安排在纺纱车间（噪音比织布车间略低），和女工们一起三班倒，没有报酬，厂里也没给我们任何特殊待遇，轮到上深夜班，论起来还是个童工的我，半夜12点照样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冒着刺骨的寒风去车间干活。在那里我的收获是学会了接线头，这门“技术”现在还能使用。

在工厂上班，伙食费得自己出，我的口袋里终于在某一天没有一分钱了。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不得不想到回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幻想回家去要一点钱，再出来革命。其实我那个时候回家就是自投罗网。父母之所以没出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既然我自己回到家里，那就肯定不允许我在“革命”和“反革命”都分不清的情况下，继续到外面乱跑。时逢我回到家那天，发小的父亲来我们家询问他女儿的下落，我知道的情况是，她跟着学校“思想兵”最后组织的宣传队，到周边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去了。她父亲问清女儿的去向后，说要去把她找回来。

发小的父亲走后，我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回学校。父亲火气很大，吼，不许去。此刻，我自以为是一个参加了“革命”的“革命者”，和读书的时候不一样了，“革命”让我有了与父母叫板的资格，就跟父亲扯皮嚼筋，说，我要走，你也管不着。父亲怒发冲冠，你敢走，我打断你的腿。我摆出了来自革命小说的革命者应有的万丈豪情，犟嘴，你打断了腿我爬也要爬走。

父亲正在杀鱼，听了我的话，“哐当”一声把刀扔在地上，一条活鱼“吧唧”被甩在地上，死了，家长的威风不减一分一毫。我一下子矮了，不敢再硬顶硬撞，但内心也没屈服，暗暗盘算换一种策略，想着等到晚上，趁父母熟睡时悄悄溜走。当晚，母亲病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第一次发作，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稍稍动一下就惊天动地地呕吐。真是天意啊，我只好留在了家里，照顾母亲。

母亲病好后，没有因为我这段时间尽力照顾她而心慈手软，放我离开。父母非但不让我离开家，母亲还天天“押”着我去学院办公大楼一带，看揭露走资派内幕的大字报，以及观看针对原“思想兵”主要头目和支持“思想兵”的走资派，那些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目的是让我思想转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时，之前那个超级巨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已彻底不复存在，我即使成功从家中出逃，也无处可去无路可走了，所以，只好每天被迫跟着母亲，在张贴大字报和开批斗会的办公大楼、员工一食堂等地方转悠，看着那些往日的“领袖”、骨干人物被群情绪激愤的“造反派”辱骂、推桑、捆绑、下跪、请罪，我眼里蒙上一层泪水，干了，再蒙上一层。

我后来之所以转变了立场，并非因为看了那些大字报和现场批判，而是因为我哥哥也参加了西师附中的“八.三一”组织。我在父母的允准下回到学校，在递交加入“九.八”战斗团的申请时还有些战战兢兢的，生怕被拉去下跪，向毛主席忏悔，写悔过书。文革期间，大到国家级的‘走资派’，小到中学生，成千上万人都有写检查、下跪的经历。那时流传很广的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站不完的队，

请不完的罪，

写不完的检查，

流不完的泪。

我在“造反大楼”（学校新建的教学楼，还没怎么用就开始文革了）的三楼，见到了同班同学王XX（后在武斗中因车祸遇难了）、吕XX等老“九.八”战士，他们接收了我的申请，对我还相当热情。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是一个上千人的庞大组织，除了参加大型集会和上街游行，其余很多活动还是以原先的班级为单位开展，但不再叫什么班，而是取了当时很时兴的名称：“‘九.八’战斗团驱虎豹战斗队”。

不久，我们战斗队到嘉陵江对岸的天府煤矿开展革命活动——主要就是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宣传“八.一五”造反派的主张。在那里，我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此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同于运动初期，不再有以红卫兵的名义组织的任何革命行动，所谓红卫兵差不多就是造反派组织内部的一种政治待遇，各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并非人人都是红卫兵。

加入红卫兵有什么条件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提出过申请，一个出身“非红”的“保守派”，能够被接纳加入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已经非常荣幸了，没敢有更多的奢望。

被吸纳为红卫兵，让我这个自打有红卫兵组织以来就一直只能在“红外围”里向往革命的另类人物，受宠若惊。开始，我以为是搞错了，跑去问“勤务员”（那时红卫兵组织的头儿称“勤务员”，以体现官兵平等），我又不是“红五类”，怎么也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勤务员”回复，我们主要是看表现。我真是喜出望外喜不自胜还感激不尽，从此成了一名坚定的“九.八”战士。

借宣传队员的演出服留个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蒋蓉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