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微 风 细 雨
……而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小右派：十几岁就被开除了的学生，二十几岁就没了工作的职工，还有被关押的，送了命的。要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一定要用文字刻写下来，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
——章诒和“我所悲兮在远道”
大学四年，我在同学之外结识了两位属于长辈的朋友，桂芳阿姨和铁叔叔。之所以尊他们为长辈，并非因为年龄，而是因为他们是我叔婶的朋友。
他们夫妇和我一样，不过是掉进人群立即就会被湮没的普通人；他们夫妇又和我完全不一样，桂芳阿姨是章诒和笔下“受苦最深的”万千小人物之一，是“记住他们，也就是记住了历史”的一个不能缺失的部分。虽然，关于他们的一生我了解不多，我能刻写下来的不过是我所见所知所悲所叹的那一小部分，我只祈愿，我今日的刻写可以助他们成为历史长河中被记住的一朵小小浪花。
1、桂芳阿姨
桂芳阿姨姓杨，回族人，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现为离休老干部。
我和桂芳阿姨、铁叔叔相识，是因为我的三叔。
1949年秋三叔考入四川大学，就读于数学系。适逢朝鲜战争爆发，他响应国家的号召，于1950年12月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西南航空预科总队服役。1953年9月，三叔又从部队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再续中断了近三年的大学学业。桂芳阿姨夫妇和三叔夫妇，同在1953年进入哈军工，成为了大学同窗。我三叔1969年从任教的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复员，回到成都安排在医疗器械厂当工人，1978年邓小平提出发展科学技术，他才得以恢复高校教师身份，回到了川大数学系任教。其时，桂芳阿姨一家也定居在成都，他们之间的情谊不曾中断，从大学校园开始，绵绵长长一直延续到跨过世纪的今天。
我的三叔三婶（哈军工时代）
进入大学之前，我有两年多的工作年限，由于在农村当知青的时间长，工龄够不上当时国家规定的“带薪学习”标准，大学期间一应费用靠父母提供。愧疚不安的我常常克扣自己的开销，买书的费用不能省，能省的就只有伙食费了，那时，食堂的荤菜我一星期只吃一次，好多时候一次也不吃。我之所以没有痨肠寡肚营养不良，是因为有把我当女儿看待的三叔三婶。三叔家就在我们女生宿舍旁边，每逢周末回家蹭吃蹭喝成了理所当然，叔婶从不曾有过半句抱怨。叔婶好客，时不时在家“宴请”各路老同学，而无论哪一路老同学前来作客，桂芳阿姨夫妇都在场，是不可或缺的常客，一来二往我和他们就认识了。
1980年代，激情洋溢，很多文艺作品打破禁区，承担起了反思、唤醒和求索等等重大的历史责任；那时还有很多外国文艺作品，或重见天日，或被新近引入，思想解放浪潮汹涌。目不暇接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令我内心时而如波涛汹涌，时而如溪流潺潺，每次见到桂芳阿姨，我都禁不住要扭着她讨论阅读过的作品和观看过的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苔丝》《叶塞尼亚》《追捕》《望乡》……所有让我震撼和动容的书籍、电影，几乎一部没落。三观高度一致，我和桂芳阿姨成了“闺蜜”，到我大学毕业离开以后，彼此又成了对方心目中不可磨灭的那个印记。
2012年探视，作者右
这样一个小资情调，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看不出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桂芳阿姨，居然是个“老革命”。1948年，还是一名高中三年级学生的她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瞒着家长加入了地下党的组织，满腔热忱地参与地下工作，全力以赴地完成组织交予的秘密任务，不久，她又加入川康边人民游击队。川康边人民游击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两万多人的武装，曾经配合人民解放军同胡宗南部队作战，为解放大西南和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桂芳阿姨在这支队伍中，成为了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斗考验，冲锋陷阵不惧牺牲的坚强革命战士。
1950年代初，桂芳阿姨转入正规部队，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温江军分区，是军分区文工团的一名文艺战士——小提琴手，后受军分区委派，又在八一子弟学校任教一段时间。1953年3月，经考试，她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
如果不是1957年那场让千百万无辜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的政治运动，以桂芳阿姨的革命资历，她或许能成为有一定地位的“领导”。然而，那场飞沙走石的政治台风令即将完成学业的她非但没能成为什么“领导”，反倒身陷囹圄沦为政治贱民，20多年，连普通人正常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没有漏过哈军工这所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大学。运动之初，有一定阅历的桂芳阿姨谨言慎行，没被打成右派。可是，运动引出洞的“蛇”并没有止于“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是“大蛇”，还有无数“小蛇”——“不达标”的“中右分子”——在“大蛇”之后出洞。从后来的一些揭秘和回忆文章得知，当时被打成“中右分子”的人数达到了21万以上。所谓“中右分子”，在当时被普遍称为“内定右派”。特别荒诞的是，“中右分子”的划定并无中共中央统一明文规定的标准，往往是仅凭本单位顶头上司的个人好恶、感觉或印象，甚至一时的情绪冲动，就把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轨迹，彻底改变了。
桂芳阿姨获罪，是因仗义执言。
1957年8月，松花江进入汛期时突遇台风袭击，江水暴涨漫过大堤，城中较低洼的地区已被水浸，哈军工动员全体在校学员参加防汛抗洪。桂芳阿姨在防汛期间，得罪了上司科主任。
密友
防汛前，她的密友向领导请假回老家探望重病的妹妹。密友假期届满给桂芳阿姨拍来电报，告知妹已亡故，因处理后事，请代向科领导多请假一天。桂芳阿姨拿着电报找了科主任，科主任一脸不悦。推测起来，科主任之所以不悦，应该是那位密友没有直接拍电报给科主任告假，轻视了领导的权威吧。性格爽直的桂芳阿姨当时并未多想。熟料，这“一脸不悦”就成了她们二人命运的直接拐点。
密友返校后，随即赶往防汛工地。科主任明知原因却故意刁难，责问为何超假，亦不听任何解释，还蛮横地训斥：死了人也不能超假！耿直仗义的桂芳阿姨上前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顶撞了科主任。科主任拂袖而去。就这样，科主任袖子一甩，把她们双双甩进了“中右分子”的队伍。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哈军工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动员干部学员上山下乡。桂芳阿姨和她的密友成了当时被下放的368名学员中仅有的两名女学员。其后，由于科政委的正义干预，科里重新作出决定，桂芳阿姨可以不下放。秉性刚直的桂芳阿姨却表态：我和她情同姐妹，我怎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孤单单地去北大荒。心地善良重情重义的桂芳阿姨就这样被下放到北大荒友谊农场，再未返回哈军工。
下放北大荒前
桂芳阿姨是南方人，虽然哈军工也在东北，但地处农村的农场和地处城市的大学，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单从“动员”“下放”这些关键词，和正直的科政委出面干预这回事，就可以看出农村和城市、农场和院校之间的巨大差别。北大荒的寒冷和农场艰苦的劳作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她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丧失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后来几经辗转被批准回到成都，安排在成都气象局工作。似乎，剩下的问题就是铁叔叔调来成都，一家人从此享受平静幸福的生活了。
树欲静，风却不止。桂芳阿姨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如他们期望值不高的愿景那样——就此安定下来。
中学时代就满怀红色理想和革命激情，一心要砸烂黑暗腐败的旧世界，让平等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在中国成为现实的桂芳阿姨，刚刚加入地下党的组织不久，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埋下了她一生不幸的伏笔。那次是为一项任务，她和单线联系的上司接头，天有不测风云，他们见面的第二天，那位上司就被捕了。这个纯属意外的事件，原本与桂芳阿姨全无关联，可是没有第三人作证，她百口莫辩，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作为一个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就遗留下来记入档案，把她参加地下工作的身份打上了挪不动搬不走的沉重问号，成了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目前已有很多文章揭秘：建国后对南京地下党的十六字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后来对全国白区地下党普遍适用。很多曾经为红色政权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大人物，都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有着可疑身份、又在部队院校被划成“中右分子”的小人物——桂芳阿姨——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她直接被淘汰出局。
桂芳阿姨那段“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很快就摆上了领导的桌面，气象局没有公开开除她的公职，而是让她自己离开了。那个年代，可疑的历史问题背在背上，“中右分子”的帽子顶在头上，桂芳阿姨成了没有任何国家单位敢于和愿意聘用的政治贱民加无业游民，所幸，她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履历，最后在街道的民办中学谋求到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直到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桂芳阿姨终于被落实政策回到气象局。军事高等院校学习气象专业的她，20多年后已到接近退休的年龄，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
2、铁叔叔
铁叔叔，汉族人，2015年去世。
铁叔叔和桂芳阿姨的往事，我所了解的，恐怕只能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然而，就在这个故事梗概里，也包含了数不胜数感人至深的爱和催人泪下的情。
三叔三婶常常打趣铁叔叔，称他为小伙子，后来才知道，铁叔叔确实比桂芳阿姨小好几岁。当年，他们作为哈军工新生，铁叔叔不过是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三叔三婶和桂芳阿姨则是从部队考进去的，是经过革命工作历练的20多岁的成年人。
没见过青年时代的桂芳阿姨，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她年轻时的风貌，不过，部队、文工团员，小提琴手这些个关键词一串联起来，桂芳阿姨的形象就被勾画出来了——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加上部队文艺女兵特有的英姿飒爽——这样的一位女青年显影在了想象里。常常禁不住想，年轻时代的她会不会频频出现在她周围众多异性战友和同学的“黄粱美梦”之中呢？后来，把梦变成现实，执她之手与她同行走过一生风风雨雨的却是铁叔叔。铁叔叔个子不高，如果只看外表，他应该算不上伟岸的男人，但是，铁叔叔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的高大和伟岸。
1949到1957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政治运动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发展到反右，阶级斗争从打击敌对阶级发展到指向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妖魔的形象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眼花缭乱的运动，难以看懂的局势，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惊弓之鸟，当海誓山盟遇到了革命立场，前者往往不击自溃，放弃个人感情，转而追求光明前途的人太多太多了。
当年，“中右分子”桂芳阿姨被发配北大荒的时候，尚未毕业的铁叔叔，还没有和桂芳阿姨正式确立恋爱关系，至少是没有公开他们的恋爱关系。年轻的他，没有任何政治的或历史的“污点”，他原本可以就此“熔断”与桂芳阿姨仅在小众范围知晓的关系，还不必像毁约或离婚的人们那样对桂芳阿姨心怀愧疚。可是，他没有让那一份当时还不算特别明晰的感情“直接跌停板”，而是平静地选择了另外一条并不平坦的小道，坚定地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凤毛麟角的人物。我不知道铁叔叔追求桂芳阿姨的具体过程，我看到的是结果，是铁叔叔用一个一个平凡平实的行动作出的守护桂芳阿姨一生的承诺。
2012年前排右作者，后排作者兄嫂和弟媳
铁叔叔是一名军人，他放弃了原本可能的锦绣前程。毕业以后分配在福建空军部队工作的他，以中尉现役军人的身份直奔北大荒。那时，桂芳阿姨已经离开农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没有被国家认可的身份，她在佳木斯密友家养病。铁叔叔毅然决然和桂芳阿姨领取了结婚证，做了她的终身伴侣。后来，桂芳阿姨回到成都，从气象局离职后，成了一个无业的政治贱民，铁叔叔锲而不舍辗转追随，请调工作先至云南，再到重庆，一步一步靠近桂芳阿姨，最后来到成都，给了桂芳阿姨一生的温暖。
铁叔叔的名字中有个尧字，很有寓意。尧是传说中上古帝王的名，尧舜皆是传说中上古的贤明君主，后来被泛指圣人。铁叔叔当然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圣人，但他用他的一生守住了人性中最神圣闪光的那些品格，他是桂芳阿姨的守护神：桂芳阿姨是回族人，铁叔叔在家里绝对遵从他们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一辈子；桂芳阿姨身体不好，铁叔叔基本上承担了全部家务却从不张扬，更不抱怨；他们出行的时候，总是铁叔叔骑着一辆特殊的单车，单车右边有一个挂椅，挂椅里坐着桂芳阿姨……
我所看到的他们，生活得平平淡淡，波澜不兴，而我却不能不常常联想起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三毛和荷西，那种童话般的爱情，地老天荒。
2015年1月的一天，铁叔叔患了感冒，原本以为不过是普通的感冒，因为，连稍稍能够引起家人和医生重视的高烧不退现象也没有。都以为只需住两天医院打几个吊瓶就没事了，但在铁叔叔入院的第二天，感冒转化成了肺部感染，送进重症监护室就再没出来。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这么静静地走了……
在耄耋老人随处可见的今天，铁叔叔并不算老，79岁而已。前些年听说他得了甲状腺癌，但治疗以后没复发没转移，2012年去成都看望他们，铁叔叔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精神矍铄，容光焕发，没有任何患过重大疾病的痕迹。征服了癌症的他却没能跨过一次普通的感冒。
铁叔叔仙逝的消息通过三叔的电话传来。那一天，天地同悲，绵软如绫罗轻薄如蝉翼的雨雾，悄无声息地罩了下来，远远近近的景致被薄薄的雾气涂抹得朦胧如淡淡而哀伤的水墨。彼时彼刻，在千余公里之外的南方，透过阴沉沉灰蒙蒙的雨雾，我仿佛又看见了铁叔叔骑着那辆独特的单车，单车右侧的座椅里，坐着身体羸弱的桂芳阿姨。那些年，铁叔叔就是这样带着桂芳阿姨，于周末穿过数条大街到三叔家作客。这一道别具韵味让人感动到泪目的风景线，如诗如画，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11年成都团聚
还记得那一年，三叔三婶去香港探亲，带回来了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的录音带。1980年代初期，邓丽君温婉绵软甘甜如蜜的歌声开始风靡大陆。我买了一盘空白录音带，翻录了邓丽君的所有歌，百听不厌。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或“何日君再来”……那些最经典的曲目，而是如今在网络上都不易翻找到的一首歌，歌名“微风细雨”。
一个周末，铁叔叔和桂芳阿姨来了，饭后，大家一边闲聊一边听邓丽君的录音带。我发问，铁叔叔你猜猜，我最喜欢邓丽君的哪一首歌？
他认认真真听完了一盒录音带，又浏览了一遍录音带盒子里附的纸质歌词，然后，指着“微风细雨”毫不犹豫地说，这首。
我当即被惊翻，慨叹：铁叔叔你真神啊！
我和铁叔叔之间的交流其实不多，每次见到他们，我几乎都在和“闺蜜”桂芳阿姨交谈。想不到，铁叔叔对我的了解远胜于我认为他了解的我，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对人心理情感状态的把握，让我无比讶异，也让我由衷感佩。
“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这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浸在细雨里。”
邓丽君的这首歌，其实描述的就是铁叔叔和桂芳阿姨相濡以沫的一辈子。
（部分资料来源于滕叙衮先生编撰《北大荒上的哈军工人》。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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