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蒋蓉：点点滴滴忆老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点点滴滴忆老师
作者：蒋蓉
我的中学班主任
——感恩和道歉
戴老师
我的中学班主任姓戴，她是我们的语文课老师。
我所就读的重庆市十三中不算名校，老师亦非名人，如果从教师的专业角度来评价，她在学校也不算教学效果最出色的老师。可是，在那个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特殊年代里，有着红色身份的戴老师宅心仁厚，她从来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对我这种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给予了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关爱。虽然时间的沙漏已把曾经的亲历销蚀成了碎片，老师留给我的回忆也只剩下了星星点点，但那些点点的星星在我记忆的苍穹之中，依然熠熠闪亮。
我考中学的时候，贯彻阶级路线已经全面铺开。升学考试前，小学班主任张老师在课堂上做思想工作，她说：每个同学都要认真考虑啊，特别是家庭出身非工农、非革命干部的，最好自觉点儿，不要填报西师附中。不听话非要报附中的，附中不录取其他中学也不会录取，结果嘛，你要么去读民办中学（那时的民办中学生源差，教学效果也上不了档次，和现在的民办贵族学校完全是两码事）；要么成为社会青年。到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哦。
老师的语气是平和的，她并不把我这类非红家庭出身的学生当阶级异己分子，只是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每扫一下，我的脸上都有刺刺的感觉，可能是自己心虚吧。那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爷爷奶奶是地主（但还不知道台属的身份和外祖父这个更加“险恶”的“敌人”），虽然平时填写的家庭成分是教师，但我心里一直不踏实，教师这个家庭成分对于我，就像是黑色墙面上裱糊的一层白纸，一不留神戳破了，里面的颜色便暴露无遗。
那年月，有相当一部分少年因为成绩不合格或是家庭成分不好，接受学校教育到小学毕业就止步了，也就是老师说的成了社会青年，而社会青年是一个贬义的称谓。我的小学班主任张老师是一位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而且教学效果相当不错的好老师，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都升入中学。但是贯彻“阶级路线”全面铺开以后，像我这一类的学生报考西师附中，必定通不过“阶级路线”政审关，与其让我们因此成为不入流的民办中学学生，甚至成为社会青年，还不如趁早动员我们报考次一等的学校，一方面确保升学率，另一方面也保证我们能够接受较好的高一层次的学校教育。
放学回家，我把老师的意思向父母说了，也表达了自己打算报考十三中的意愿，虽然我觉得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能力，考上附中是没有问题的。父亲的反应有些激烈，他当即反对：为什么不能报附中？你们老师凭什么不让你报附中？就报附中！我急了，大声争辩，那样的话肯定什么中学也上不成，最后只能去读民办中学了。
后来，父亲怎么同意了我报考十三中，记不起来了，也许是通过在单位接二连三的政治学习，他把贯彻阶级路线的方针政策领会透彻了，不能不同意我报考十三中吧。其实，他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只能报考十三中，在当时，这所学校是我最好的选择。
左：我们读书时的校门；右：2011年重返母校时的校门
重庆市十三中80周年校庆
重庆市十三中由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于1930年创办，当时叫“兼善中学”，什么时候改成了十三中我不知道，八十年代以后又改回了“兼善中学”这个校名。其实这所中学在重庆市北碚区，是仅次于西师附中的好学校，教学质量相差不算太大，那时北碚流行的说法是“附中的语文，十三中的数学”。
1950年代，我的五叔也是在十三中读初中，高中考上了重庆市的重点中学一中，他的数学成绩一直到大学都处在名列前茅的位置。不过比较起来，西师附中是省重点学校，十三中虽然是老学校，却没有附中那么大的名气和那么高的地位。
2011年，我和当年的同班好友探望定居成都的数学课羊老师（中）
在贯彻阶级路线以前，西师附中享有优先招收学习成绩最好学生的权利；贯彻阶级路线以后，为保证国家红色后代接受最优质的教育，附中的招生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变成了优先招收阶级成份最红最纯正的学生。
十三中不一样，它的招生面一向比附中广，包括北碚区一些很偏远的乡镇；学生的家庭成份也比较多样，不像附中那样，一旦贯彻阶级路线，就拥有了一只阵容整齐强大、血统纯正的“工农学生”大军。进入十三中的学生，即使有着纯正的红色身份，也没有附中的“工农学生”那种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盛气凌人的优越感。
十三中没形成歧视非工农学生的异常氛围原因很多，其中最首要的，是学校有一位一身正气的好校长。校长叫陈洛。那时我年纪小，不知道校长的履历，后来也没刻意了解过，很遗憾。很多年后听我的班主任戴老师说，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疾风暴雨中，陈校长的指示掷地有声，他说，只要成绩好的学生，不管啥成分，只管招进来！十三中招收了相当一部分和我一样没资格报考西师附中的学生。有陈校长这棵大树的荫蔽，像我哥哥经历的那种把班里少数非工农学生孤立起来，再施以严厉打击的怪现象，我们学校未曾出现过。
报考十三中我是成竹在胸，考试以后完全没有焦虑，那个暑假我把自己放松成了脱缰的马，不读课文（没有课本）不写作业（没有作业），睁开眼睛手里捧的只是课外书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那个时候能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基本上都是描写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这些书籍文革期间也成了被批判的禁书）。
由于父母经历了文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他们自身家庭出身的原因，特别重视把我们往政治正确的道路上引导。本来，学院的图书馆或母亲工作的中文系资料室可以借到各种世界名著（至少苏俄东欧各国的可以），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山乡巨变，三里湾，草原烽火，香飘四季，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这一类的革命小说。
不过，父母允许我们每周看一次电影院公开上演的电影（学院周末晚上的坝坝电影除外），包括外国电影，但香港电影却被严禁，公开上演的也不行。脱缰的马在这样的精神原野里驰骋，自然不会跑出圈定的范围；父母的刻意引导，对我们少年时代“革命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情结”在后来的文革中得到展现。
龙凤溪在这里汇入嘉陵江，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从龙凤溪乘渡船到学校
北碚是重庆市一个偏远的区，城区不大，十三中校址在距北碚城区较远的“毛背沱”，嘉陵江的一个小支流龙凤溪把学校同城区完全隔开，上学还需要乘坐渡船。那时没有走读生，因为要住校，开学那天母亲把我送到了学校，还见了班主任。看到母亲和戴老师打招呼，进入陌生环境的紧张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问母亲，始知道老师毕业于西南师院中文系，属于调干生，老师的先生（那时称爱人）是西师政教系的一位领导。
戴老师出身好，属于红五类家庭，具体成分我不清楚。1950年代初，国家人才匮乏又急需用人，老师由国家保送在西师中文系读了个速成班，毕业后就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因为毕业于中文系，就和我的母亲算“沾亲带故”的师生关系，这样一来，我和老师的关系就有了些千丝万缕的意味。或许因为有这样的千丝万缕，当然，主要的还是因为老师的本心良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虽然老师对待学生不可能不带有政治倾向，比如特别关爱那些革命军人、工矿工人和农村贫下中农的子女，比如她所指定的班干部全都出身于红五类，但是，她从未苛待——确切地说应该是有些包庇纵容我这种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
小学二三年级，我开始喜欢上了写作文，特别是写那种关于长大后要当宇宙探秘科学家的幻想型作文，时不时的，会有一篇上了墙报，到了高年级，我的作文还常常被老师公开讲评。
进中学后，有一次学校组织观看电影《雷锋》，回来写了一篇作文。某一天，我被学校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周老师叫到办公室。周老师并不给我们上课，他怎么会让我去办公室谈话？不知犯了什么错的我惴惴不安地站在周老师办公桌前，低着头等待一顿飞来的批评。并没有我臆想中的批评出现，周老师翻开我的作文本，相当和蔼，他问：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快速瞟了老师一眼，眼神里载满了惊讶，心想，莫非还有代写作文的？我底气十足地回复老师，是我自己写的。周老师说你这篇作文写得很好，我们准备把它作为全年级的范文。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从老师办公室里走出来，抬眼望天空，我觉得自己化成了一片羽毛，轻飘飘地快要找不着北了。从那天开始，我更加本末倒置地看课外书籍，还专门用个本子摘抄书中的好词句，以备写作文时参考引用。晚上寝室熄灯了，我还孜孜不倦，要么借着窗口昏暗的路灯看书，要么躺在床上构思老师布置的作文。
很快我就被老师抓住了。
一次是在课堂上。我的座位靠窗户，正埋头专注于课外读物的我，感觉窗户外有影子在晃，一抬头，戴老师正在窗户外狠狠地瞪着我，因为上着课，她一句话没说，用眼神把我一顿“痛骂”。我赶紧把书往课桌里一塞。一整天都在提心吊胆地等老师处罚，可是，老师却像忘记了这事一样，从此没再提起，更没在班里公开批评一下。
这个院子被称作土院，里面有老师的办公室、校医室、图书室、少量教室和我们年级几个班的女生寝室
还有一次是晚上熄灯后。
土院里的寝室很大，除了我们班的全体女生，还住着半个班的别班女生。房间大窗户也多。那时的窗户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框里竖着几根木条，没有玻璃也不能开关，到了冬天用报纸糊一下抵挡北风。我的铺位刚好靠着窗户，窗外有一盏昏暗的路灯，暖和的时候，窗户没有别的遮挡，我常常熄灯后偷偷坐起来借着路灯看书。那天，我正看得如醉如痴，老师查铺来了，一把抓走了我的书，声色俱厉：睡觉！睡觉了还在干啥子，咹！这么暗的光线，不要眼睛了吗？本来都吓傻了，听老师这么一说，躺回床上的我差点笑出了声。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违反校规破坏寝室纪律，却以严厉批评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关爱。
我们那时的劳动课很多，可能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最主要的劳动课是夏收秋收季节的支农劳动，除此以外，还有在校的劳动课。那些被称作劳动课的在校劳动，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就是为劳动而劳动。
那个年代，中学里的少男少女充分演绎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不但在课桌上刻划了“三八”线，各自谨守各自的阵地，课外也基本没有男生和女生主动说话。小学的时候还好好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互相间借个文具，借本书，下了课一起说说话都正常，到了中学，哪怕是来自同一所小学的男女生，突然就变得陌生了，彼此像从来不认识似的。哪个男生胆敢在公开场所和女生说话，就要被全体男生起哄嘲笑，所以，更不可能期待男生对女生的礼让。
一次轮到我们班劳动课，记得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锄头，在一个斜坡上挖土，为什么要挖，却是不知道的。上午发工具的时候，男同学一哄而上把好用的锄头抢光了，女生们瞋目切齿却也束手无策。吃过中午饭，部分女同学早早到了教室，先下手为强拿到了好工具。上课铃响后，男生们来了。一位来自农村的男同学，有些憨头憨脑的，见状，伸手就抢走了一位女生手里的锄头。我怒火中烧，冲上前去打抱不平，和那个男同学抢锄头。男同学本来力气就比女生大，那位农村同学因为从小参加体力劳动，更是力大过人，我抢不过他，可我也是个不服输的，死死抓住锄头不松手。旁边的男生开始起哄，那个男生急了，抓住锄把用力推搡，铁打的锄头撞击在我肚皮上，生痛，我咬紧牙关不松手。鏖战激烈之时老师来了，她大声喊：把锄头放下，一个都没有共产主义风格！
男生见老师来了，赶紧松了手，而我还在顽固坚持。整个过程都觉得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第一，我不是为自己争抢；第二，凭什么好工具都该让男生霸着。老师却指斥我“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这不是青红不分皂白不辨吗？听了老师的呵斥，无边的委屈四面八方袭来将我团团围住，我恶狠狠地抡起锄头一扔，“咚”的一声，锄头掉进了路边那个半人高的排水沟里。得理不饶人，我扭头就走，边走还边用衣袖一下一下抹掉喷涌而出的眼泪，回到寝室倒头睡大觉，劳动课被我罢课了。同学们下课回来到吃完饭上晚自习，一直等着老师找我算秋后账，可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老师都没再提半个字。
当年的十三中校园俯瞰，校区后面被龙凤溪环绕
那一年夏收支农劳动，某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西师子女悄悄跑到供销社买炒花生。
那时的支农劳动，突出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而不是实际效果；劳动时，学生们摆花架子多，实际出力不多劳动成果也不大，而且还不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分散到各个生产队的班级吃饭睡觉都是一个整体，和在学校是一样的。我们买炒花生并非因为劳动强度大或伙食不好导致了肚饿，纯粹因为嘴馋。
从供销社出来我们忘乎所以开怀大笑，把花生壳抛洒一路，回到生产队提供给我们住宿的那个院子，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已经午睡了。跨进四合院大门，闯进眼帘的是坐在门口的老师，看样子，她是专门在此等候我们的。老师的眼神倏地斩断了我们的嘻嘻哈哈，我们哑了。被老师抓了个正着，紧跟着的恐怕就是风狂雨暴的训斥，坚决要求我们作颜面扫地的公开检讨也未可知。那一刻空气几乎凝固，我们一个个垂下头一言不发，等待暴风雨。然而，老师的那一顿“严厉”批评却让我终身难忘。她压低嗓门恨铁不成钢地瞪我们一眼，唠叨了两句：太不像话了哈！你们这几个五香嘴巴啊！再也没有了下文。几个人悄然长长出了一口气，蹑手蹑脚从老师身边鱼贯溜走，捂着嘴巴偷偷乐，逃回寝室去了。
几十年后看我哥哥的回忆，知道了他在西师附中的“米花糖”遭遇。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他的班主任老师、辅导员和班里大多数工农同学都把他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哥哥从家里带了点零食到学校，想悄悄给饥肠辘辘的自己一点其实微不足道的补充。可这样的补充刚刚开了个头，他的私人物品就被翻了个底朝天，东西被分食掉一大半后，剩余的交给了班主任。老师对他不仅仅私下批评，还要求他在班里公开检讨“资产阶级思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遭到某些同学的人格侮辱，把一个少年搞得跟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灰头土脸。对比他的老师和我的老师，才知道老师对我这样的学生付出了怎样的关爱，给予了怎样的疼惜；才深刻理解了一个成语——云泥之别。
还记得那次支农劳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和当地农民搞了一个联欢晚会，各自演出一些小节目。我们班的节目是大合唱，唱什么歌忘记了，但肯定都是歌唱伟大领袖和社会主义的。我们上台前，农民们表演的是男女生对唱，可能因为情绪高涨，对唱被演绎得有些像吵架，肢体动作激烈且超滑稽。坐在简易舞台下观看演出的我，笑爆了肚子，轮到我们上台的时候，已经笑得差不多魔怔了。笑和呵欠一样，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我站在舞台上把头埋得低低的，竭尽全力控制发出的音量，可是这些努力反而成了催化剂，被压制的咯咯声更加怪异，还迅速感染了上下左右，甚至影响到了指挥。我们的演出基本上笑场了，只有少部分同学坚持了下来。
我不想破坏班集体的荣誉，却又无法控制那种癫狂状态的笑，好不容易熬到演唱结束，我从舞台上走下来经过老师身旁，老师的一双眼睛已经看不到黑眼仁了。我低着头勉强忍着，快步从老师的视线里消失，回到住地，等待老师暴跳如雷的臭骂。在当时运动不断已经临近文革的政治环境里，老师要给我这种出身不好加表现不良的学生，扣一顶政治帽子让我大会小会公开检讨，也算不得什么出格的事。但那次和之前数次犯错一样，我的担心完全多余。老师没有臭骂我，更没有给我扣任何政治帽子，就连普通的批评都没有。想来，老师绝不是大大咧咧或记性不好，转身就抛诸九天云外或忘得干干净净。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老师确实把我们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老师的大儿子幼儿园小学都和我同班），母爱泛滥，宽恕了我这个超级捣蛋鬼。
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多年以后，反观那一段学习、生活历程，我没有成为西师附中的学生，看起来是件失意的事，事实却恰恰相反。和我哥哥相比，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因出身问题受到老师的歧视和打击，受到红色成分同学的孤立和排斥，精神上从来没有感觉到压抑。
像我这样一个家庭出身颜色不纯正，常常违反班规校纪，政治上还没有进取之心的少年，如果不是有陈洛这样的好校长带来的宽松政治、学习环境，如果不是有戴老师和其他许多好老师的庇护，我的中学时代，头上不可能是蓝天白云，脚下不可能有鲜花草地，我也不可能享受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少年应该享有的阳光和雨露。
当年的初中教室
文革到来的时候，老师在教室里宣布不考试了，我们一个个兴奋得像麻雀，晚上熄灯了，寝室里还叽叽喳喳赶集一样热闹，同学们为不再考试欢呼雀跃，七嘴八舌探讨我们完全搞不懂的文化革命。我们都非常幼稚地以为，搞文化革命就是可以否定好多我们当学生的人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考试；比如可以从此不学外语——我最讨厌的一门功课。
其实不考试，并非我的愿望。在老师宣布取消考试之前，已经公布了语文考试题目：写一篇作文（开卷考试）——在描写越南南方争取解放的课文里找一个段落，自己扩写成一个故事。我都构思好了，还被自己编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不考试了，我的作文再也没法展现，成了一大憾事。只不过外语考试却是让我惶恐不安的一件事。之所以惶恐，当然是因为学得不好，而学得不好又不是没有客观的缘由。
我读小学二年级就因“教改试验”学过一年英语。教英语的周老师很年轻，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跟画上画的老师一样，她既和蔼可亲又循循善诱，学生都喜欢她。可是后来又不学外语了，周老师调走了，我还揣了一肚子儿童的惆怅，怀念了老师很久。
到了中学，刚开始教我们英语课的那位老师（好像姓李，记不清了）很有特点，他个子很小但干净利落，一双三角眼经一副金丝眼镜装点，阴险狡诈化作了谦和智慧，他西装革履，偏分头油光水滑，一副留洋归国的派头。英语老师有没有留过洋我不知道，但他的教学水平确实不错，学生们都戏称他“英国小老头”。
“英国小老头”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表扬过一番，那时候，我学外语劲头十足。这个“英国小老头”平时不苟言笑，暗地里却不大本分，某一天，一条本校新闻在校园里炸了锅，“英国小老头”被抓了！我们听到的罪名，是他诱奸了一名女学生。那以后，再没有专业英语老师给我们上课。
取代“英国小老头”的老师身体可能有点病，他就像柬埔寨的宾努亲王一样不住地摇头和吐舌头。上课时，调皮的男同学就学他的模样做鬼脸，大喊大叫，把课堂搞得比集市还热闹，老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我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集市里，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幸好考试取消了，否则我落个不及格，在父亲那里是绝对过不了关。这件事影响如此深远，时值现在，我还时不时会梦到英语考试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装进去几个单词，然后在一阵慌乱中惊醒。
当年的高中教室
取消考试这事，连文革的一个小插曲都算不上。我们的兴奋劲还没过，工作组来了，动员学生给学校的当权派和老师写大字报。写大字报对于我们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内容是揭发批判，且直指我们身边熟悉的人，这和写作文就有天壤之别了。学校当权派除了开全校大会，平时和学生难得打个照面，没法写。写自己的老师，老师也没啥错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我们还不懂，也没那个水平，写大字报确实很犯难。思来想去，我记起了那次和男同学抢锄头被老师痛骂，不由得怨从心头起，对了，就写老师偏心眼，重男轻女吧。重男轻女属于封建残余，也是一种很大的罪恶了。我和几个同学写了这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
老师红五类出身，我们的大字报于她，应该是犹如一丸小小的弹弓子打在大象身上，无损毫发。现在回想起来却也感到万幸，要是老师成分不好，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至少，我的大字报会起到落井下石的作用。
我读中学那会儿，老师不但要教授我们知识，还要培养我们的品德照顾我们的生活，用含辛茹苦来形容老师的付出也一点不过分。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想过和做过，向老师道一声谢，再道一声歉。虽然那时的我幼稚得可笑，虽然老师没有挨过批判斗争。但是，一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付出了与父母同等爱心的老师，曾经被我的大字报污名，即便只是无知，也必须算一种罪过吧。
如今，老师已近九十高龄，因为距离遥远，我借这篇拙文向老师道歉。我想告知老师，虽然我不过是老师千百桃李中小小的一分子，但我们曾经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苦难的年代，老师的关爱，对我的健康成长作用无法估量。我对老师的感恩和道歉，都应该算作自我觉醒的重要组成，或者，也可以算作不辱母校的“兼善”之名吧。
唯望阅读拙文的读者，不要给笔者贴一个“装”的标签。
我的川维技校老师
一年的师生，一世的感念
1974年5月，我们进入川维厂技工学校的第一批学生第一学期在校时间只有两个月不到，很多老师还没来，教室里也没有课桌椅。没有老师专业知识课开不了，学生在校的活动好像就只有全校的政治报告会、班级的政治学习、建校劳动和一些文艺演出。
1974年离开农村刚刚进入川维技校时的作者
很快就放暑假了。
那是我自从上小学以来的学习生涯中最为勤奋的一个假期，每日伏案学习，自修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和化学。我的书籍来自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她在工作单位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此时，很慷概地把用过的教材借给了我。作为仪表班的学生，虽然不知道必修的是哪些课程，但我估计这几门课应该是少不了的。除了数学（代数），其他两门我都不曾接触过，有难度，但化学这门课，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第二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有的老师暂时还没到位，有一小段时间我们常常上的是自习课。印象中课本有了，学生自己看书，互相解答一些能够解答的疑问，这样的状况让我假期里的努力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不期然，我竟成了一只长着长腿的“鹤”。某一天，班里团支部副书记和学习委员找到我，当面发出一个邀请：请我在教室里临时给同学们讲一讲化学课。
这个“礼遇”把我吓坏了。姑且不论本人掌握的知识到了啥样的程度，可不可以站在讲台上“误人子弟”；光是我那个极度的心理自卑和由之导致的社交恐惧症，都让我没办法走上讲台镇定自若地“站直了，别趴下”。我竭力推辞，好说歹说，可无论婉拒还是坚拒都毫无效果，他们软磨硬缠不肯退让分毫。万般无奈，我只好点头应承。
接下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焦虑……
当时没有什么心理学知识，不知道心理上的极度焦虑会引起生理上的相应反应。在安排我上课的前一天下午，焦灼不安的我突然失声了，并未感冒，就是说不出话来，像一只公鸭子，张着嘴发不出一点声音。莫名其妙的失声没有让我产生丝毫的不安，也没有让我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疑难杂症，相反，因紧张焦虑到快要崩溃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内心充满了庆幸和感激——神秘的失声应该理解为神的特别关照吧，呵呵！那堂化学课我是溜之大吉了，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脑袋上依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好，没等我再次焦虑到失声，神的眷顾再次降临——老师到位了！
当年技校的教学楼
老师第一次往讲台上一站，那种叫做“倾心仰慕”情绪在我们当时好些还算小女生的学生内心油然而生。那时，“高富帅”这么直白且贴切的语词还没出现在日用汉语词汇中，但气质儒雅、风度翩翩、玉树临风，清新俊逸这些早已存在且含蓄雅致的词汇，初中肄业阅读不多的我还是知道的。
老师作自我介绍，虽然说的四川话，一听就是外省人学讲川话，是江浙一带的口音。听说老师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远苦寒的四川凉山地区，在那里呆了好些年。一个上海人，大学里的高材生，好像学的是有机化学，到那个专业知识根本无法施展的地方，做一些与所学专业知识毫不相干的工作，也是那个年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
老师姓L，自我介绍以后他很直白地说：其实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这话突然就让我自惭形秽了，是啊，岁数大不了多少，知识的存储量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小学中学也经历了好多老师，好像还没有一位老师让我觉得像一座山，不知为什么，L老师给了我山一样的感觉，对老师的崇拜，从那一刻就开始了。
一个人，40多年，日子一层一层覆盖下来，技校那一年的许许多多事情都被覆盖成了岁月的尘埃，只是，有几件属于刀砍斧凿的，旷日持久地在岁月的尘埃中雕塑一般突兀着。
当年技校的宿舍
我们这一代城市人出生时，已经进入了普遍使用电灯的时代，电在心目中并不陌生，但作为一种理论知识，却是无比的陌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让我特别困惑的，是和水一样被称着流的“电流”。电流在线路里是怎样流动的呢？水流是很好理解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水流也见得多。老师说，电流是电子的运动。虽然知道电子小到了看不见的程度，但电线是实心的，电子在里面怎么运动呢？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是怎么从线路的一头流到了另一头的？拿水流一类比，就更想不明白了。
当年的故事，多发生在教室里上自习课的时候。那次老师坐在教室中间的学生座位上。我前去请教老师关于电流这个困惑了我好一段时间的问题。事实上，那是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老师却没有对如此low的问题流露出丝毫的嘲笑。为了让我明白，老师从座位上站起来，做了一个发布命令的手势，讲解，这就好比有一道号令，号令一经发出，原先杂乱无章的电子立即排列整齐，就通电了。电流无需像水流那样有一个开始流动的起点。
“脑洞大开”这个当下的网红词汇，最能贴近那一刻我对电流近乎顿悟的理解。与之紧密相关的——老师尽量用最形象的譬喻所作的解释；老师不厌其烦的一招一式；老师对一个初中肄业学生的循循善诱——都成为了永不消失的电波存储在大脑皮层的皱褶里。
老师对我的特别“器重”从啥时候开始的，不记得了，想必是因为我在第一学期暑假期间突然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又导致了我的勤奋努力，而勤奋努力又结出了相对好看一些的果子吧。在授课和正常需要完成的习题之外，老师会时不时从一本全部是外文和公式的厚重大书里找出几个题目，单独让我完成。
心理学上有一个罗森塔尔效应。这个效应告知我们：如果教师喜爱某些学生，对他们会抱有较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学生会感受到教师的关怀、爱护和鼓励，常常以积极态度对待老师、对待学习以及对待自己的行为，学生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强，并诱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这些学生常常会取得老师所期望的进步。
心理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效应”，好多说法我都觉得比较“神”，而这个“罗森塔尔效应”很接地气，它确实可以贴切地解释我当时的学习成效。我能够解出老师给予的教科书之外的题目，这些题目远远超越了同学们当时达到的水平，其实，也远远超越了我自己对化学的认知水平和解题能力。是老师的信任和器重，让我在那段不长的学习期间超水平发挥，成为了一个“学霸”。尽管很多好出身的同学和我比较疏远，我却不感孤独，由于各科老师的鼓励和关照，至少，在学习这个方面，我的自信心几近爆棚。
在以汉语教学的化学课程中，某些有着相同性质的化学物质被称着酸、碱或盐，但凡酸与碱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化合物都叫作盐，尽管那些酸、碱、盐的化学分子式是不同的。某一天我突然产生一个疑问，不同的酸和碱发生化学反应后生成的盐和我们平时吃的盐都是盐，它们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个年代，在那所特别偏僻的学校里，我们少数比较喜欢读书的同学，空闲时间都待在教室里，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老师们也特别敬业，只要有学生在教室，他们的身影就会出现。
依然是教室里的自习课。那天我拿着完成的作业请老师审阅并向老师提问，问的就是那些不是氯化钠的盐——味道是不是咸的。
这又是一个超级弱智的问题。老师依然没有丝毫的讥诮嘲讽，而是告诉我，唉，这就是中文汉字的一个重大缺陷。老师并没有直接回复我咸还是不咸，但他这么一说，我就完全理解了。对于我这个从小就偏爱语文写作，形象思维大于逻辑思维的人，老师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既不伤害我的“自尊心”，又帮助我迅速理解了问题。
在课堂上老师教学的细节，如今都被岁月的风霜销蚀无痕了，而那一个个有着独一无二内容的自习课，镌心铭骨。一个晚上，好像附近某个地方放什么电影，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看的电影，所谓看电影不过是找个借口放松一下。教室里的同学寥寥可数，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三两个人。老师来了，一向不扯闲篇的老师，那天却和几个同学聊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我有问题要问，就拿着书走过去，问了一次，老师没搭理我，聊兴正浓，我再问，又复问，却不知何故，老师就是不搭理我。沮丧在那一刻爬满了所有的细胞，我回到座位上，心中五味俱全翻腾不止。听老师夸赞多才多艺的同学周XX，说她年轻聪明，今后肯定能上大学。这话让我很疼。一直认为老师最欣赏最喜欢最得意的学生是我，那晚，老师的态度和话语，让我深刻领悟了什么叫着幻灭，原本就非常自卑脆弱的我，心中溢出来的都是绝望。
第二天，以及接下来好几天，我没去找过老师，不提问也不想再做那些超越当时教学程度的课外题目，试图从老师的视线里消失。这么和老师赌气，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但我的自卑脆弱表现出来的是极其强烈的自尊，虽然内心盼望与老师和解，我就是不往前迈那一步。老师宽容大度，找同学带话来让我去找他。忐忑不安的我走进了老师的宿舍，老师和蔼到让我暗暗吃惊的程度，老师说得很简单：这几天不见踪影啦，生气啦。其实，老师心里明镜似的。不用解释，云开雾散原本在同学带话的那一瞬。老师在书架上拿出大书，找了几道题，我高高兴兴地领走了。
……
再往后的事情，一下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甚至不知道老师是怎么离开的。当然，老师没啥理由也没必要一定要和我道别，我也没有打探过关于老师行踪的任何信息，唯一留下的印象是，老师的消失和自己内心的失落交织在一起，弥漫成了无边的惆怅。
我们在校两年，最后一学期去仪表厂实习，带队的是俞春树老师和郑文琛老师。L老师去了哪里？不知道。实习回来，面临分配。分配原本没多少悬念，多数人留在了仪修车间，我在多数人之中。
1月8号，周恩来去世，一大早广播中就传来了这个消息，我站在窗口痛哭失声，寝室里同学们侧目：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会为如此遥远的一位身处高位的国家领导人去世，悲痛成这样？
那个年代，对国家领导人基本没有了解，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个年代的情绪，在对这个国家深怀疑虑的人群里，周留下了好印象，他走了，确实让当时被压抑了N多年的民众特别绝望，或许我也是其中一只小小的蝼蚁，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只有一些朦朦胧胧的直觉。不过细细挖掘，我想，对于我来说恐怕还有某些压在心底的其它情愫——比如，一位内心非常崇敬的老师突然消失不知所踪，带来的那种沮丧，在那个时候一并宣泄出来了吧。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乘上一辆解放牌卡车挥别川维厂的时候，心里曾经闪现出一个特别不高大上的想法：可惜L老师不知在哪，要是他在，我也可以显摆一下了，当年他预言可以上大学的同学，没有我啊。算不算一种报复心理呢？一个小小的坎，不过是老师的一句闲谈，这么些年都迈不过去，看来我还是属于心胸比较狭隘的。当然，我希望老师能知道我考上了大学，也并非只是为了显摆，还有分享喜悦的那一层意思，这份喜悦可以算作对老师燃烧自己照亮我们辛勤付出的一个回报吧。
原以为，老师就只是心中的一个回忆了。惊喜总是在意料之外，一篇关于俞老师的回忆——“缅怀我川维技校的老师”，通过新三届公号在网络上流传，神奇地传到了L老师那里，一夜之间抹掉了40多年的失联，清晨，我看到了手机里老师的留言，百感交集难以言表。
老师在微信里对我说：“青年时代相识于川维，两鬓如霜时重逢于网络”。老师说，我们 “亦师亦友，受过相同的教育，有过相似的苦难经历，都爱读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安徒生和鲁迅、巴金、老舍……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有着相同的认知和感受”。
白驹过隙40年，而我们的人生再不会有第二个40年。我珍视走过了人生40年价值观依然相近的老师。
老师和我不过一年的师生，我心中的感念却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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