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蒋蓉：红色狂飙中的那些小人物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红色狂飙中的那些
小人物
作者：蒋蓉
上海一月夺权后，夺权风暴席卷全国，重庆市也不例外。夺权和围绕夺权出现的许多上层争斗内幕，我这种小虾米一样的人物完全不可能知道，也根本搞不懂，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原先和“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皇派进行殊死斗争的造反派，在夺权风暴中分裂了。北碚区的西南师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和沙坪坝区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分别成了分裂后两大派别的旗帜，新的、更激烈的派别斗争至此拉开序幕，逐步演化升级成为大规模武斗。
当时重庆市成立了“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取代重庆市委，以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为首的一派，反对这个“革联会”，被称着“砸派”。后来，可能因为“砸派”听起来有些像乌合之众不上档次，就改为了“反到底”。
北碚区两所大学，除了西南师大外，还有一所西南农学院（现已合并为西南大学）。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和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以及我们学校“九.八”战斗团属于一个派别，而且人数都在本院本校占绝对优势，因此，在北碚区，“反到底”派的力量比较强大。
1967年2月19日，距离1966年12月4日（“12.4”事件）不过两个月余，历史就惊人地重现一次。派别间剧烈冲突的形式没变，造反的对象变了——受冲击的不再是旧时的重庆市委，而是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革联会”；发生冲突的各大组织也变了——以前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
这天，由“革联会”派主持，在市中心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集会。“反到底”派决定去冲击会场，以表明跟夺权后已蜕化变质的“伪革联”势不两立。这一次集会，可能算是上层内部矛盾公开化、两派公开分裂的标志。上层怎么策划的我们不知道，进会场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并未受到任何阻拦，说明对方不知道会出现冲击会场的情况。
预先被告知了参加这次集会目的，我内心暗暗期盼着憧憬向往已久的革命暴风雨。集会开始后，在一个预定的时间，会场中潜伏的“反到底”派各个组织突然同时摇旗呐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并冲向主席台用大会高音喇叭表达砸烂“伪革联”革命到底的决心。这一次，我的角色转换了，成为了冲击会场的造反派一份子，有了自主革命的意识，和上一次被动无知的状况截然不同，在满怀革命激情的我眼里，整个场面就是想象中的“五.四运动”或“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现代版或重新演绎，革命小将摆出了视死如归的阵势，十分壮烈。
那个年代的标准照
对立的双方都自称为造反派，对方对这样的“造反”行动并不陌生，他们迅速组织起反击——把我们这些“反革命的砸派”扔出会场去。对方有很多原“工人纠察队”反戈一击加入“八.一五”派组织的成员，五大三粗身强力壮，脸上了布满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练就的霸道。
我们“九.八”战斗团的队伍站在主席台右下方观众看台上，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队伍在我们旁边。混战开始不久，一个“八.三一”的女大学生被抓住了，眼看就要被抬起来往看台下“扔”的时候，她把一摞“八.三一战报”匆匆交给了站在旁边的我，女战士只来得及喊了一句“小鬼，帮我保存好”，就从体育场的看台上消失了。
我接过报纸的那一刹那，像是从即将奔赴刑场的革命志士手中接过当年川东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一样，心中充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悲壮，决心向“八.三一”的大学生姐姐学习，把以前在书中读到的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实际行动中。我用手里抱着的一件棉衣小心地把报纸包起来。就在我包裹报纸的时候，对方的斗士已经盯上了我，只听见有人大声说“这个，这个”，还没搞清楚咋回事，身体就悬空了。我被数只有力的手高高举起，像扔装着红薯土豆的麻袋一样，抛下了看台，怀中的报纸天女散花一般在看台上空飘飞……
滚落下看台后，对方没有给我站稳脚跟的机会。从看台下的运动场一直到出口大门，对方群情激昂的战士组成了一个人体通道，我在这个通道里被推来搡去，耳朵里塞满了恶狠狠的叫骂声：“小反革命，滚出去！”“龟儿子人不大点儿，啥子没学会，就学会反革命了！”“格老子跑来造反，造你妈的反，滚！”我就这样脚不沾地地被“滚”出了会场。到了体育场外，我在大门口见到了自己组织里的高中同学，压抑了半天的眼泪突然井喷，拉着大同学的手泣不成声，像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的地下工作者。
后来，两派都离开会场开始游行。我们的队伍从体育场门口开始就被对方围攻骚扰、撕扯扭打，一路艰难前行。走着走着，我远远地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我哥哥，他正在一边高声喊着和几个人撕扯，一边护卫他们组织的战旗，嗓子都已经嘶哑了。我扭头自豪地对旁边的同学说，看，那是我的哥哥！那神情就像我哥哥是《红岩》中的成岗，而我是成岗的妹妹成瑶。
“2.19”集会之后，两派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斗争方式也逐步升级。到了6月，发生了第一次规模大，双方各个组织都有大量人员加入的武斗，那就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六.八”事件。事件的起因现在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原本莫名其妙的一些摩擦，就会演绎成血肉横飞的惨剧。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人数众多，在学院里占据了绝对优势，就想净化校园，勒令对立派“春雷”造反兵团(“二月镇反”时成立的组织，其队伍基础是文革初期西师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撤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图书馆大楼，最终离开西师校园。“春雷”坚决拒绝了“八.三一”的无理要求，为了保卫他们唯一的据点，就在大楼里封楼梯垒石块，把一个存储知识传播知识儒雅宁静的地方，变成了迎接血腥战斗的堡垒。
“八.三一”勒令无效继而采用武力攻打。双方都向各个学校（特别是中学）同一派别的组织求援，战斗规模迅速扩大，进攻方英勇顽强，守卫方视死如归，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还真的死了人。
武斗一开始，我就跟随“九.八”组织的看护队去了北碚最大的医院——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任务是护理伤员。
医院专门挪出一些病房供那次武斗受伤的人员留医。我没留意对立派的伤员住在哪里。我们这一派的伤员，集中在几间大病房和病房外周围的过道上。
伤员们进来的时候，很多都血肉模糊，跟战争年代一样。我们护理人员也各自分配了任务，我和另一名女生负责照顾的伤员中，有一名重伤员叫苏红江（音），是22中的男生。他被送进来时昏迷不醒，但脸上身上都没什么血迹，好像是内伤。头两天他一直昏睡，疼痛厉害的时候，会抓住身旁的东西用尽全身力气捏，却从来没有叫喊过一声。这是我在革命小说中读到过的情节现场再现，我是真被他这种英雄主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伤好后，我们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自己的学校，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还有一个伤员，看起来不像学生，送进医院就没苏醒过。那天晚上，护士让我用一个皮球一样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按，可能是往他鼻子里送氧气，我也不太懂。那一夜我没睡觉，守在不知是死是活的伤员旁边也没感觉害怕，只是不停地按那个“皮球”。他一动不动，那时也没有什么仪器观察生命体征，直到第二天早上，医生才宣布他死了，然后被人抬走。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年龄，是哪个学校或单位的人，以及他个人的身份。
在我当护理的日子里，有一天，医院里闯进来一群头戴建筑安全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他们满脸杀气地从这间病房走到那间病房，手里的钢钎把地板戳得“嗵嗵”响，凶狠的目光刀子一般在病房里划来划去。手无寸铁的伤员、护理员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全都沉默着，在那种情况下，一粒唾沫星子也许都会引来一场血腥杀戮的风暴。我的心就像是一只迎头撞上了大灰狼正在百米冲刺逃命的兔子，脑子也没闲着：如果打起来了该怎么办？怎么救伤员？怎么逃出去？要不要、敢不敢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对方刺过来的钢钎？悲壮更兼恐惧，各种念头在脑袋里咔嚓咔嚓狂闪。所幸，那帮人示威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发生流血惨案。他们来干什么？为什么又走了？无人知晓。
我在医院一直待到我们全线撤退到西师前，护理的几个伤员都基本好了，就跟伤愈的西南农学院大学生去西农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西师跟着自己学校的队伍。此时，西师校园已经成了北碚区我们这一派的前沿，武斗使用的冷兵器开始向热兵器转换，最先使用的热兵器是小口径步枪。那天，我们在西师文星湾校门附近放哨，一个家住文星湾的女生趴在围墙上，和墙外的熟人打招呼，只听见“砰”的一声，那个女生“哎哟哎哟”地大叫着从围墙上跳下来，用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的手腕。她的手腕被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穿了。
武斗日渐激烈，我们“九.八”战斗团的头儿，考虑到今后四处转战女生就是个拖累，开始动员疏散。
我原本是想按父母离开前的嘱咐，去‘四二四’军校去找父亲的军人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带我离开重庆，或找到父母在重庆郊外农村居住的具体地址。我还没有行动，我们家以前的邻居姐妹俩突然找到我，说想约我跟她们一起走。我们家搬离文化村五舍以后，跟她们再没了联系，想不到她们姐妹会主动来找我，还显得特别亲切。我被打动了，但完全没想过去哪里、怎样去、吃饭住宿怎么解决等等一系列问题，就点头同意了。跟哥哥告别，又从哥哥那里拿了父母留给他的钱，我们三个女生于次日一起上路了。位于城区的汽车总站已经是对方的地盘，我们只能选择经歇马场、青木关翻越歌乐山这条路，到了市中区她们姐妹和我，经熟人介绍住进重庆市话剧团，在一个空房间里睡地铺。
住了下来，才知道她俩只有几元钱。邻家大姐是高中生，我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依靠，把自己的十几元钱尽数交给了她。一段时间后，随着重庆武斗的升级，话剧团一带不再安全，不能继续住下去了，邻居姐妹提出要去贵州她们的姑妈那里。我们又没有经济来源，买火车票的钱自然没有，只能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混车，但这么远的路，不备一点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她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便自告奋勇去借。
我父亲有一个姓秦的学生，我们叫她秦嬢嬢。她毕业后留校成了父亲的同事，我们在文化村五舍居住时，她家也那里，我们是邻居，而且两家人关系一直相当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互相端来送去是常事。后来秦嬢嬢调到重庆团市委工作，“思想兵”垮台后因为和我们观点不同，就慢慢断了往来。我在市区里并没有什么亲戚或认识的人，能借钱的只有她，却不知道她住在那里。我想了个守株待兔的办法——跑到团市委大门口去蹲守。等待的方法也有些像暗中监视，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我远远看见秦嬢嬢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就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一直跟踪到她家。
我突然出现在秦嬢嬢家门口，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却没有喜。我不会弯弯绕，凭着过去两家的老关系，直截了当把来意说了。秦嬢嬢问，你借钱干什么。回答去贵州。又问，你不去找父母，跑到贵州去做啥。我不假思索，回复，去革命。秦嬢嬢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革命？你懂得啥子叫革命？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看成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但我哑着，没什么知识的我原本就不会辩论，秦嬢嬢是长辈，我就算有好口才也不不便于跟长辈争辩，更何况我的目的是借钱，不能有丝毫敌对的言语和情绪流露出来，秦嬢嬢和我不是一派，她很有理由也完全可以不借钱给我。
我低着头，因为紧张，手指无意识地在裤子大大小小的破洞上来来回回地抠。秦嬢嬢怜惜道，你看你，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还到处乱跑，不去找父母，这就是你们的革命？我红着脸不说话。那天的我穿得非常褴褛。捡来的那条裤子大洞小眼筋筋掉掉连肉都遮不住，确实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那个年代的标准照
当时许许多多离开父母跟着‘组织’在外面‘干革命’的中学生差不多都这样，只穿了一套衣服就离开了家。两派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以后，家回不去了，就只好一套衣服晚上洗白天穿。我在西农那段时间，捡到了一条破烂裤子，就拿来和自己的一条轮着换洗，去秦嬢嬢家那天刚好轮到穿破裤子。这身打扮歪打正着，增加了我借钱的筹码。秦嬢嬢是一个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的长辈，她给了我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他们的月工资也就是五六十元。秦嬢嬢让乞丐般的我在她家吃了午饭，还给了我一条裤子，让我告别了叫花子装束。
借回钱后我如数交给了邻家大姐，我们就动身了。同行的还有西师子女段姓两姐妹（妹妹是我的发小），另外有市中区某中学的两个女生，不知怎么认识的，也和我们一起。自打免费串联以来，人们都养成了乘车不给钱的恶习，交通部门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后，已经养成不付钱恶习的“乘客”，又想出各种招数来对付交通部门的措施。到了武斗时期，混火车的手段不再是不买票，票必须买，不过是只买一两个站的票而坐完全程。慢车一个站距离很短，花钱就很少。我们每人花几角钱买了到小南海站的票，车不挤，每个人都有座位。坐是坐得舒服了，但列车员查起票来也十分方便，因此大家心里都装着十五只吊桶。
列车过了赶水进入贵州境内。那一带都是幽深的大山，让人产生无穷遐想的景致缓缓地从车窗外流过，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欣赏窗外风景的闲情逸致，心里七上八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在翻腾：查票了该怎么应对。正盘算着，车厢里一阵躁动，查票开始了。我们赶紧趴在座位间的小桌子上假装睡觉，想蒙混过关。可是列车员不吃这一套，站在我们面前把桌子敲得砰砰响，声音里全是蔑视，哎哎哎，睡什么睡？查票查票！列车员见惯了各色逃票人员，目光老辣，一眼就看出我们几个是混车的。无可奈何，几个人只好坐起来向列车员解释，可怜巴巴地述说，我们是躲避武斗出来逃难的，跟父母走散了又没有钱……等等，试图引起列车员的同情。列车员不为所动，板着面孔毫不通融：不行！混车的我们见得多了，到下一站你们自己下车，不下的话，我们就找人来拖！
这是最后通牒。
下一站是个无名小站，两边都是高山，小站在山的夹缝中孤零零地趴着，只有三两间房子，几个工作人员，前面没有村，后面没有店。我们几个女生没有丢人现眼地让人拖出去，自己下了车，不管怎样面子还是重要的。下车前另外几个人都把女孩子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拿出来了，但没有取得任何希望的效果。我没哭。文革以来，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小姑娘。这种心态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但的确是哪个年代很多青少年的真实状况。
因患了几天感冒，我的嗓子完全嘶哑了，说话特别吃力。下车后，我看见有人走过来观看询问，就沙哑着嗓子讲起了重庆的武斗，讲起了我们的处境：离开家独自逃出来，父母也不知在那里，身上又没有钱，坐了这么久的火车连饭也没吃，等等。站在我旁边很仔细地凝听的，是一个火车司机，他关切地询问了我很多细节，对我们的遭遇表示了格外的同情。火车司机当过兵，他说当兵几年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大规模打斗。接下来，他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要让我们几个乘坐他的机车头，把我们捎带到遵义去。我打鸡血了，颠儿颠儿地跑去把好消息告诉了还站在一边哭泣的其他人，大家兴高采烈地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火车头，还是内燃机车。
距离遵义大约还有十余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机务段，因为要换火车头，好心司机的机车不能再往前开了。一路上只顾兴奋，也没问过火车司机姓甚名谁，他开车，我们也没和他有更多的交谈。下了火车，他的机车就开走了，好像都没挥手告别一下，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遗憾和歉疚。
从火车头上走下来，我们一下子又像吊在了悬崖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这个车站也不大，但再也没有好心的火车司机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我们眼前。机务段附近有一个铁路技校，我们胡乱转悠了一阵子，不知道邻家大姐怎么就和铁路技校的几个男生攀谈上了，他们颇有同情心，也非常侠肝义胆，当即帮忙找了一列去贵阳的货运列车，让我们搭乘货运车尾部的押运车厢。
列车要第二天早上才启程。
折腾了一整天，天也渐渐黑了下来，肚皮早已前胸贴着后背，没完没了地咕噜噜响。邻家大姐让我去找吃的。我们下车的地方连个小卖铺也没有，根本买不到任何可以充饥东西。想来想去，唯一可以找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农民家里了。寻找到散布在山里的农村院落也颇费周折，当我们疲惫的双腿终于跨进一家农户的时候，天已经黑成了锅底，农民们早就吃过了晚饭。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农民家里没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吃。那家人还算热情，立即让一个小伙子到地里去掰回来很多新鲜嫩苞谷，煮了一大锅。我们站在农民幽暗的厨房里，煮苞谷的清香味满屋子飘荡，饥肠辘辘的我清口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不过，农民的热心和帮助跟火车司机截然不同，农民要钱，要一元。要钱是应该的，苞谷长在他们的自留地里，是他们一颗汗珠一颗汗珠浇灌出来的私人财产，那么一大锅苞谷要一元钱并不过分。可是邻家大姐不乐意。我一方面觉得农民那么热情，给少了过意不去；另一方面肚子实在太饿，巴不得马上把香甜的苞谷啃到嘴里，就悄悄对她说，一块钱不贵，买了吧。邻家大姐一听，脸垮得比山体滑坡还快，她不说话，只是用一双眼睛在我脸上一下一下地剜。到我们买好苞谷离开农民家，姐雷霆大作，一直骂到我们下车的那个小站。
我泪如泉涌。从重庆出来一直在感冒，饿了一整天，还跑这么远的路找吃的，买苞谷一元钱就算贵了，可从西农出来，一路上花的钱都基本上是我的，凭什么还要挨骂？我转身跑了，到那列货车尾厢上独自睡了，什么也没吃。
到了贵阳，我们一行五人先借住段姓姐妹的亲戚家。邻家姐妹的姑姑在距离贵阳几百公里之外的专县，买票去是不可能的，混车就更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是搭乘不要钱的货运卡车。
想白坐车又没有熟人，那就要去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把陌生人变成熟人靠的是什么？是脸皮和嘴皮。这两皮都恰恰是我的弱项。我们在货运车站转了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邻家大姐开始训斥我，你怎么这么没用？只晓得吃！只想等人家找好车你来坐现成的！你是啥子大小姐唛，哪个该侍候你啊！
我横下一条心壮着一颗胆厚着一张脸，去找车。可我不知该问谁，怎么问。在那个货运站看来看去，看到一个面目慈善的年轻人，凭着直觉就过去了。苍天有眼，我又遇到了贵人。那是一个跑长途的司机，刚好三天以后要去那个地方。司机是个四川人，五十年代支援山区建设移民到了贵州。他认真倾听了我关于重庆武斗的描述，以及我们的眼前的困境后，一方面因为乡情，另一方面因为对我们的同情，他十分爽快地答应带我们去那个专县。不仅如此，他还立刻带上我们仨，到他一个结拜姐姐（也是四川人）家住了三天，管吃管住没要一分钱。
三天后司机带我们上了路。一路上司机非常照顾我，一直让我坐在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上，邻家姐妹则轮换着，一人坐货箱，一人坐驾驶室中间那个位子。我们在途中还住了一晚，第二天准备上车时，邻家大姐拿眼睛斜着我，命令，该你坐货厢了。司机不同意，他说这个小妹儿晕车，就让她坐下面。翻过一座又一座似乎永远翻不完的山，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邻家姐妹姑姑所在的学校门口。我心中万分感激，一再道谢，可是我忘了询问司机的名字和联络方式（现在连姓也忘了），留下了一份永远的遗憾。
邻家姐妹的姑姑是一个很好的长辈。她是一名中学的教师，月收入五十余元，家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人，我还是一个外人，又不能立刻交上伙食费，应该说给她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可是我在她家住了三个多月,从来没有看到过她有任何不满的表示，连稍稍不好看的脸色都没有。
为了弥补我不能及时交伙食费带给别人的麻烦，一到姑姑家，我就主动干各种家务活，洗衣服，提水、搬煤、做清洁和跟着她去买菜，等等，凡是家里需要做的，我都做。那些时日留给我的还有一个深刻记忆，是邻家姐妹姑姑带我们去看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电影，虽然也知道那是专供批判上演的，可从电影院出来一路沉默的我，内心有两个强烈却不能说的感觉：一是觉得电影太好看了；二是觉得心里很难过，我是强忍着眼泪看完的，根本不知道该批判什么，当然也不敢哭。
重庆武斗第一个高潮过去后，父母给我写了信寄了钱和粮票，我还清了欠邻家姐妹姑姑的伙食费，还有多余的钱作回家的路费。我们决定回重庆。返回贵阳我们买了车票，坐了两天长途公共汽车，我坐在挨着过道的座位上，晕得一塌糊涂，吐得死去活来。到贵阳后，我们还待了两天才乘火车返回重庆，期间，我提出要去看看收留过我们的人家，邻家大姐坚决不同意，没去成。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成了时光隧道远端模模糊糊的影子，不知道收留过我的人（包括邻家姐妹姑姑）和帮助过我们的司机（包括火车司机、铁路技校的男生们）是否都还健在、健康？他们是否还记得曾经无私地帮助过的那几个遭遇困境的女孩？
我所记得的，也已经不是他们的容颜和他们的姓名，而是虽然身处那个毁灭人性的疯狂年代，不过是一些小人物的他们内心依然保存的那份单纯和善良；是他们依然拥有的不求回报的爱心付出；是他们对陌生且身无分文的我们给予的人道关怀。如今，在这个浮躁、浅薄、追逐金钱的社会里，这样纯粹状态的真情还能找得到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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