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尚言：北京知青被枪毙，是我第一次看杀人

作者简历

 尚言，1950年出生，北京五中初中67届学生。1968年11月山西忻县高城公社辛庄大队插队，1975年山西原平钢铁厂工作任原料车间主任。1988年返京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先后担任过劳动局和财政局的局长，现已退休。

原题

第一次看杀人

作者：尚言

1969年3月31日，上午风和日丽春风拂面，真是个好天气。大地已经泛出星星绿色，路旁的柳树已长出嫩芽，冻土在早春的阳光照射下已有些松软，我们山西忻县(现在是忻州市忻府区)高城公社辛庄大队的16名男女知青，骑着大队干部出面从老乡家借来的十辆自行车，在公社派出的下乡工作组小李带领下，向距村35里的忻县县城奔去。

我们公社的北京知青是原北京男五中和女二中的学生组成，由于是文革前的市级重点中学，所以学生们还算规矩。我们是1968年11日29日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在11月初就有北京其它学校的学生先于我们到山西忻县插队落户。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中，太原的武斗动枪动炮，过春节到太原换车，在车站广场我是第一次听到炒豆似的枪声响彻夜空。

当年的社会治安也不好，知识青年中少数的小流氓到了农村广阔天地之后恶习不改，凑几个人拎把三棱刮刀专门抢劫其他的北京知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应同病相怜，却欺凌同类，实在可恨的很。所以刚刚到忻县插队落户不足4个月，抢来抢去出了人命，杀人者和被杀者都是北京知青。3月31日这天，全体插队知青被集中到县城开公审法办大会。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杀人者孙红江、姚智生与被杀者均为北京宣武区到忻县插队落户知青。他们在11月中旬到忻县插队，呆了一个多月返回北京过春节。

3日上旬，孙红江和姚智生回忻县后，到忻县长途汽车站候车返村。孙红江不知是憋着抢人，还是防备被人抢，在裤兜中装了两把一尺二的刮刀。

在长途车站等车时，他们遇到4个知青，两人一组袭击孙姚二人，都是一个从后背抱住，一个持棍子在前边下手。姚智生被打蒙了，喊了一句：“孙红江快拨刀！”

这孙红江也真是土匪性格，左手从裤兜中拔出一把刮刀，没回身就刺入后面抱拢他这人的腹腔。三棱刮刀是当时工厂鉗工刮铜瓦的工具，锋利无比，而且伤口是个三角口，不经手术逢合就会流血不止，后边的这位哼都沒哼一声就倒地毙命。

前边拿棍子这位吓傻了怔住不动，孙红江右手又从裤兜中拔出另一把刮刀，接连两刀刺死面前这个人。对付姚智生的两个人见状不好，撒腿就跑，被孙红江追上一个连刺两刀重伤倒地，五刀出手、两死一伤。接着孙红江、姚智生被闻讯赶来的民兵捕获。

为了杀一儆百，忻县革委会决定对孙、姚二人执行死刑，并下发命令在忻县所有插队的北京学生必须现场观看，各公社、大队提供方便并记工分。

我们进了县城，立刻感到紧张的氛围。各个村刚刚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有步行、骑车、坐马车的，纷纷拥入城內。一队一队荷枪实弹的民兵和解放军布满大街小巷，目光冷峻和警惕。

这帮插队知青虽感压抑，但进城见了不少老同学，仍欣喜地互相打着招呼，少年不知愁滋味，强作欢颜。

在下乡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放好自行车，排队进入会场。会场上足有好几千人，全是北京插队学生(听说忻县共接收八千插队青年)。

十点半大会准时开会，不知是什么领导在台上讲话，刚来山西口音还不能适应，基本上是啥也听不懂。

主席台下两边，各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孙红江和姚智生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脖子后边插个纸牌，名子上用红笔打了个勾，听说这叫勾决，下一步就是上刑场见阎王。

孙红江真是条好汉，虽然脖子被勒住出不了声，头也不时被捺得低低的，但他不时仍尽量在台下人群中巡视，见到熟人还面带微笑点点头，算是告别。姚智生整个是个软蛋，瘫成一团泥，被警察提溜着才能站到那。

孙、姚二人都是宣武区的学生，我们从来没见过，所以坐了一会儿甚是无聊。听说刑场在县城南门外，趁下乡干部没注意，我们班的5个男同学溜出会场，直奔刑场等着了。

刑场设在南门外的小树林，东边有一个土坡，距刑场足有三百多米，远远望去树林旁挖了两个不深的土坑，估计是孙、姚二人的埋骨之所。原来计划走到刑场近旁观看，无奈己被军队戒严，并且架上机枪，战士趴在那，枪口对着我们。一看这阵势，我们只好在土坡上席地而坐。

看来好事者不止我们5人，北京知青在此越聚越多，最后竟有几百人之多。人群之中还有不少女知青，男同学基本沉默不语，这些女青年却有些变态似地大声喧哗。

过了一会儿，远远看到刑车开了过来，孙、姚二人被从刑车上架了下来。人群突然骚动起来，突然，不知那位大爷带头，人群开始向前冲去，我们不由自主也跟着从山坡上跑下去。执行戒严的解放军战士恐怕也没有思想准备，面对冲过来的人群，趴在地上的战士们跳起身来抱着机枪扭头就跑，其它战士也跟着向两边撤退。我心想这不成了劫法场？恐怕行刑的警察也有此想法。

远远看去，孙、姚二人距土坑还有七八米远的时候，枪响了。先是两声枪响，孙、姚二人一下子扑倒在地，紧接着又是连续的枪声。我心里默数了一下，总共打了九枪。之后只见两个戴口罩的警察飞快跑向路边的吉普车，吉普车迅速开走了。

我们跑到跟前，孙、姚二人仍是五花大绑脸朝下趴在地上，脑袋被打裂了，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流了一地，几个女知青立刻呕吐起来。我们这几个人倒还好，立刻往人群外边挤，人挤人、里三层外三层，不赶快抽身出来，非得挤倒在那沾上一身血。

回到县城里，到工农兵饭店吃了碗刀削面，下乡带队干部找到我们问了问情况，惊讶地说：“刚看了血糊糊的死尸，你们也能吃的下饭？”

回村的路上虽然阳光明媚春风拂面，但大家心情都很压抑，所以沉默不语，唯有下乡带队干部兴高采烈，大谈其感受和见闻，谁也懒得搭理他。

回村之后各回各自的驻地，但事还不算完，按照忻县革委会的要求，晚上又把我们召集到大队部，要开会座谈聊一聊感想。下乡带队干部趾高气扬地两腿叉开箕踞在办公桌上，睨视我们说：大队给你们记了工分，每个人都得说一说感想，尤其你们看枪毙的这几个人，你们怕不怕？

大家都继续沉默着，有什么好说的呢，都是知青，虽然罪有应得，但是这种把知青看作异类的手法实在让人反感，杀鸡给猴看的手法太有点小儿科了。看着下乡干部咄咄逼人的得意之态，看着抹了油的小分头在灯光下闪亮，我再也忍无可忍，横着蹦出了一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有什么可说的？”言毕推门而去，大家也随我走出大队部。

多少年过去了，这辈子经的事也不算少了，回忆起来有温暖、有激情、但有时也有一丝苦涩，但不管如何，我一直努力前行。

本文写于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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