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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嵘：我被保送上大学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政法记者，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知青笔记之我上大学
作者 | 张亦嵘
我插队落户的那村子叫夏家堡，是汾河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子。从一色青砖到顶的明清式屋宇可以看得出这村子从前的富裕，村子里文化人不少，几十个上过县中的高中生。还有不少在外做工作的大学生。我对这村子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是在我插了六七年队之后的事情。
那是1975年春天，省里要个基层党支部的历史情况，据说是要好中差三种典型类型的支部历史。我们村的支部也被选上了。
这天，当时公社党委副书记，也是公社驻我们村的工作员老高找到我，说是让我来写村支部的历史。我很惊异，我是个非党知青咋个写党支部的历史？老高说，让我写支部史是公社党委决定的，不是党员也可以做党员使用么。他说，他和村支部的支委们讲好了，提供一切写作用的档案资料，我也可以采访党史里涉及的所有党员和相关群众，生产队按全劳力给我记工分。村党史从大革命时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先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用当时老乡的话说，这是修上的福份，摇摇笔杆子就把工分挣上了。我自己也觉得是个好活计，便于当天就开工了。在大队看了支部的基本情况，我大吃一惊：我们这个村的支部居然是中共在山西建立的第一农村党支部，组建这个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在共和国成立后出任过中共东北局的监委书记，官大得很。我在村支部的档案资料中还见过当时闹红时的标语和一些党内的资料，这些东西虽已陈旧，但在我眼里却熠熠生辉。
我也找到一些当年闹过红的老党员和老农会，了解当时的党支部的活动。他们见过去四五十年还有人记得他们的事，都非常激动，也就尽他们的可能给我讲当年村子里的事，我也就知道了我插队的这个村其实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做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涌现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和革命烈士。也就对我的这个工作倍加珍惜。
经过我两个多月的努力，当修改过多次直到我认为自己再也改不动时，才把稿子交到老高手里，我的心也轻松了。
老高当着我的面，一口气把我的这篇两万多字的稿子读完，半天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我看。我有点慌了。这时，他才口气平平地说：你该上学，上大学。
我愣住了，那会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已经有几年了，可我从来没想过，就凭爸妈都在日本国留过洋这一条，就说不清了。我对老高说，我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可没想过上大学的事。老高说，我要是你这年纪，我也想上大学，至于家庭出身的事，共产党还有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
后来他告诉我，他16岁上了县高中。没读几天书朝鲜战争爆发了，他义无反顾投笔从戎跨过了鸭绿江和美国人真刀真枪地干上了。停战后，回国正赶上合作化，就一直做党的基层工作，和进学堂读书就再也没有了缘分，但他一直喜欢读书，工作的空隙他总要找些书读，历史的、政治的、中国的、外国的，只要喜欢他都要读。
最后，他把我写的稿子收起来，非常认真地说，你要读书，我就是公社招生办主任，到时候，你一定要报名。我没当回事，对他笑笑说，再说吧。
一个月后，写党史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不再想这不用下地的好事了。有一天，大队广播要我去队部接电话，我接了。电话是公社招生办打来的，通知我第二天去公社讲用。我问讲什么用？电话里说，就是全公社被推荐上大学的青年集中在公社，讲自己在三大革命中的表现。我说，我没报名上大学呵。电话里告诉我，老高特意叮嘱他通知我到公社，一定要来公社。还说二天中午，公社管饭，粉条、白菜炖猪肉，白面蒸馍管够。
接了电话，才从大队知道，是老高给我报了上大学的名，凭他这么重的情份，凭粉条、猪肉、白面馍馍的诱惑，二天一早我腿着赶到了公社。
我进到那间大会议室时，里面已经挤满了百十个兴高采烈的青年男女，我找了个旮旯坐下，冷冷地看着这些被各村推荐上来的准大学生。
老高宣布开会后，那些家伙真是争先恐后地往台上窜，大言不惭地宣示自己在三大革命中的功绩。这个说，他搞了啥子科学试验，又改良了土壤，又提高了亩产，吨粮田在村子里得到了卓有成效地推广；那个说，他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把握得准，揪出了多少存在变天思想的“四类”。
我听得真有点儿新奇，我也在村里当了七八年农民，咋就没见过老百姓喜欢吨粮田？一提吨粮田，老百姓就会骂：狗日的害人哩！日本畜牲都不吃吨粮田产的高粱！还有那个“阶级斗争”，村里哪有阶级敌人，都是亲戚连着亲戚，穷人有地主老财的亲戚，地主老财也有穷人的亲戚，台上斗争，台下该叫叔的叫叔，该称大爷的称大爷，被斗的一下台，和他妈没事人一样！
我就想这些讲用的人真能编，不是说胡话，就是他妈的骗人！听他们说，就他妈像听相声一样，有几次见人没注意，我都笑出了声。
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我正盘算一会儿喋几个白面馍馍时，老高说话了：大伙说了不少，都不错，可咱这伙人里还有一个没说哩。我想让大伙听听他的事儿，是不是也够个上大学的格。说完，他冲我点点头：小张，你给大伙说说。
我因为根本就没有想说话的打算，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站起身瞅瞅身边那一张张从嘻笑回到严肃的脸，干笑了笑，说：我在村里混了七八年，使唤过牲口，放过羊，倒腾过自留地里的庄稼，掰社里的玉米棒子，农业社的活儿除了没当过干部，都他妈干过，成绩没有，错误自己也没觉出来多少。今天来这，也没发言的准备，说实话，我是冲晌午管够的白面馍馍来的。
我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我也感觉到这笑声是善意的，他们对我已经没有了敌意，我想，他们一定都会认为我不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吃过猪肉粉条白面馍馍，我心满意足地回了村。因为我知道，自己就是讲用得再好，也就是个分母，所以我高高兴兴地调侃，高高兴兴地吃喝，然后继续做我的农民。
半个月后，县里招生办打来电话，要我去县里见招生的老师。说是还要在县委的招待所住上一天，也管饭，是三级干部会的待遇。我去了，也见了从北京来招生的大学老师。记得是铁道学院的一个老师问我：周树人是谁？马克思是哪国人？我想不明白这就是考试？我回答了这个我在小学都不会答错的问题。老师说，要是县里定了，希望我就去他们的学校读书。他说，他们学校的老师对北京知青特别有信心。我听了很感动，可我回答他：我只读了两年初级中学，怕是学不了工科了。
又喋了两顿好了饭，就回了村。回村后，我的心有点儿动了，难道哥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心里有点儿希望。
过了几天，村里团支书找到我，说要告诉我两个和我前景有关消息，一个好，一个坏，她问我先听哪个？我说，随你的便，你说哪个，我就听哪个，哥们混得已经对好坏感觉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她说，他刚从县里回来，打听到县里的头头认为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把我从公社报上去的名单里刷下来了，这就是坏消息。我说，早就知道我这结果。她笑了又说，公社老高昨天知道这事后，跑到县里和县里的大头干了一架：老高说，要是不让你上大学，咱公社一个上大学的指标都不要了！说是要不让你上，天理不容！后来大头妥协了，说要让他上大学也行，就让他顶个“可教好子女”的指标。老高说，管他啥子女，能上大学就行。
就这样，上大学的指标落在了我的头上。
晚上，老高给大队干部们开完会，进了我的房间，和我说上大学的事。我真不知怎么感激他。他照例笑笑甩给我一支黄金叶，点上，说，你想选哪个学校。我说，我数理化不行，他说，你可以学中文。我说，我想学历史。有这个念头也许源于下乡时读了不少历史书，后来又写了我们村支部的历史。
老高说，挺好。你就去学历史。
再后来，我进了大学历史系。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替那个为国家安危放弃自己以后能读大学的老高在读大学。
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回插队的那个县做过县中的历史教员，以后回了北京先做国家公务员，又做了政法记者。有次因工作任务回到县里，见了老高，他那时已经是县里纪检委的书记了。
就是那次他要带我去一个腐败的现场，他问我敢不敢去，我说，去。他笑了，说，你这大学没白读。
1990年代，作为政法记者，我在西南边陲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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