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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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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国辉：“再教育”派生的故事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再教育”派生的故事
作者：蒋国辉
一、在“再教育”本意之外的收获
知青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对知青，或者说是对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就像一颗炸弹，把我们盲目信仰、盲目崇拜的狂热脑袋炸懵了，也炸醒了。这部分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在官方公布“9.13”事件之前，我和水文九队的几个知青朋友已经偷偷通过“敌台”听到了相关的报道。九队的朋友三个人一户，住在山顶，六队的我一个人一户，住在山腰的长院子里，有事的时候，他们往晒坝边一站，喊上一嗓子就成。九队知青的住房是由晒坝上临时存放粮食的库房改造的，周围没有其他住户，我们几个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围着鸭子（绰号）那台当时还很稀罕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台湾、香港的节目，有时还可以收到日本NHK的华语节目。
我（左2）和水文大队的知青朋友
知青下乡后都有很强烈的反叛心理，越是官方反对的，越是要去做。比如唱“黄色歌曲”在知青刚下乡不久就风靡一时。那时官方认定的黄色歌曲，主要有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些革命歌曲，如像“喀秋莎”“小路”“共青团员之歌”等；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电影插曲、民歌，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美丽的姑娘”“拉兹之歌”“丽达之歌”等等。我妹妹她们下乡当年夏收之后某一天，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学唱这些歌，竟然整晚没睡觉。我们收听港、台和外国电台节目，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9.13”发生后，“敌台”快速跟进报道，想必我们比当时县革委会的领导知道得还要早。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会不会是境外敌人的恶意攻击”——这是内心最大的疑惑，反复收听各个不同电台相同的报道多次以后，才相信了事件的真实性。相信是相信了，心理上却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个八级大地震一样的事件。长期接受个人崇拜教育的结果，是内心依然对四个伟大存在着宗教一般的敬畏，就像陈丹青所说的：“脑袋里都装满了如下内容——李鸿章丧权辱国，义和团保家卫国，蒋介石只会摘桃子，地主个个是周扒皮……”，有了这样一脑袋的懵懂，当时就很难想通这个问题：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怎么会背叛他，为什么会背叛他？
不过，那时的我们已经有了先被利用后被抛弃的朦胧感觉，生活的困苦于我们也成了最真实的存在，文革小闯将们远不像文革前期那样疯狂了，我们很快就不再关心事件本身，而是把遥远的政治事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开始猜测这件事对我们会不会是好事？我们被下放到农村，是不是和林彪加强战备、疏散城市人口有关呢？现在他死了，不搞战备了，我们是否有希望回到城市去呢？当然，所有的猜测和议论，都只限于熟悉的小圈子，绝对不敢让“外人”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属于“现行反革命”罪，是要坐牢的。
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估计是自上而下布置的统一行动，那天，公社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包括大队书记、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生产队队长、会计、出纳、贫协组长和民兵排长，都被召集到公社，传达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干部们开会回来后，神秘兮兮的，他们一个个满满地憋着一肚子秘密，却又不敢乱说乱动的样子，有点滑稽。据说上边有规定，必须要达到某个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传达这份文件。
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后的第三天，我们大队但凡勉强听得懂读报纸的男女老幼被一个不漏地召集到一起，由县里来的一个干部宣读了关于“9.13”事件的中央文件。文件传达后，各个生产队还多次组织学习讨论“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过了两年多（我已离开农村，我妹妹还留在那里），又把林彪与几千年前的孔子联系在一起，把林彪要“复辟”和孔子要“复礼”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大批判，称作“批林批孔”运动。
在频频召开的批判会上，农民们完全没有生产队开分配大会时那种兴奋、热烈和欢乐，除了几个干部把从公社听来的话学着说一遍，也就没有觉悟高的其他什么人发表意见了。情形跟当时开其它所有政治宣传的会议一样，气氛沉闷，老农民“吧哒吧哒”地抽自制的叶子烟，“叭叽叭叽”地把口水吐得满地都是；妇女们则“嘶啦嘶啦”地纳鞋底，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家长里短。没有文化、长期闭锁、生活贫困的山区农民对林彪不感兴趣，对死了几千年又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孔子更不感兴趣。
应该说，不是他们自私冷漠麻木不仁，而是他们太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一如他们经常的自嘲自讽：莫非还把农籍开除了，遣送老子到城市？至少，在我们落户的贫困山区，农民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地、纳粮、吃饭、生娃。外面世界的各种变化并没有带给他们能吃饱饭的好日子，所以，上边庄严郑重自上而下一层层传达的中央文件，到了他们这里，不过是田间地头歇气时扯闲龙门阵的新鲜话题。他们遵循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犯法的事不干，闹人(四川话‘闹人’即让人中毒)的药不吃”。
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相当大且属于“接受再教育”本来意义之外的收获，就是懂得了社会的真实状况，和之前在学校接受正统教育形成的概念之间，有云泥之别。亲眼目睹的农民生存生活状态，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我们头脑中那些粉饰太平的梦；农民们简单质朴的龙门阵，更是让我们从不同的方位透视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好多知青都有深刻体会。
我妹妹插队的新民五队当年农民住的房屋（现已无人居住 拍摄仪2009年）
我妹妹讲过几件事。
1、有一次出工，妇女们在红苕垄里拔杂草，她旁边那条垄拔草的是一位大妈。大妈的身份有点特殊性，虽然她家庭成分是中农，仅属于团结对象，但她的公公在红四方面军建立川北根据地时，曾经是一位苏维埃（那时候的行政区划不太清楚，应该是乡镇以下的）主席，她丈夫作为上门女婿、外姓人，却在生产队坐到了出纳这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也算个说得起话的队干部。那天，妹妹问大妈，婶儿，你说过去的生活和现在比，哪个好呢？大妈脱口而出，那当然是以前好啰！以前吃干饭、面条子的时候多呢。说完了，大妈觉得有些不对劲，赶紧补充，现在也好，也好。
2、对地主富农，农民们有自己的看法。我妹妹所在生产队有两户富农，全队的男女老少包括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按辈分称呼富农分子：哥（姐），爸（婶）（当地人把辈分高的男性叫爸，自己的父亲叫爹）。刚下乡的时候，脑子里灌满了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妹妹，对这一现象特别不解：跟阶级敌人之间还一团和气，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怎么不讲“亲不亲阶级分”呢？这么没有阶级觉悟啊？后来她和生产队一个要好的女孩摆龙门阵，女孩说，我们这里的地主富农，全是“啬家子”“啬”出来的，听爹（大队干部）说，以前他们吃得比别人差穿得比别人破，省来省去省到土改就成了地主富农，太不划算了。
3、我妹妹还询问过生产队的老农民，你们这里斗不斗地主富农？老农告知：斗啊，咋不斗？土改的时候开斗争诉苦大会，工作队叫那些人（长、短工）上台子控诉，他们说，那些狗日的地主，给我们吃大“啶子肉”，肥得油顺着嘴角流，他们自己捡瘦的吃；给我们吃的“米汤”（稀饭）干得可以加围席（屯粮食用的一种篾席）。安了心的，把我们胀的胀不得哟！老农民说完了，磕磕烟杆，一脸正经，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这些寻常而平淡无奇的龙门阵，在我妹妹心里都是晴天霹雳。只是那时不敢多说甚至不敢多想，当然，也并不具备可以深入“想一想”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
我妹妹住过的院子（拍摄于2010年）
我在农村生活几年，仔细观察农民的人品、对待劳动和生活的态度，以及由之产生的结果，发现在生产队里，往往是上中农、中农干农活最拿手，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天气收成等方面，都是全队的领军人物。他们做事认真，庄稼料理得极好，同样是靠挣工分吃饭，他们的家庭总是比别人安排得好：自留地里种的菜长得比别人家旺盛；春荒时节从不会断粮揭不开锅；就连他们养的牛，都比别人家的壮实、皮毛更加油光水滑。
他们农业生产知识丰富，克勤克俭吃苦耐劳，只要政治环境允许，头一拨发家致富的应该是他们。而有的成分特别好的，却是游手好闲的懒汉，家里破破烂烂常常断粮吃不起饭。下乡不久看到这些现象我特别困惑，跟农民们比较熟悉后就有人告诉我，那些人的祖辈、父辈都不是踏踏实实的庄稼人，好吃懒做的习性还代代相传承袭下来，所以穷成那个样。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个自愿军复原军人，当时担任生产队的贫协组长。这个曾经参加过自愿军的贫农，也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知青大开眼界。
听说他是自愿军复原的军人，我们兴致勃勃地去到他家，一是想看看心目中的英雄，二是想听英雄亲口讲讲打美国鬼子的故事。
自愿军的家徒四壁的贫穷让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眼前的自愿军，也不是想象中那般气宇轩昂；他给我们讲述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亲历，更是让我们惊诧不已。他说，嘿呀，那些美国鬼子简直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我们分割包围了。当时上级下达的命令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其实就是让大家各自想办法逃出包围圈。我们男的还好说，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兵，她们平日里挺神气的，拿个快板“呱嗒呱嗒”地鼓舞士气，会唱会跳却不会放枪，没有技战术也没有体力，根本没啥自救的本事。那些女兵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恳求男兵们带她们出去……
这个细节，让我们——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英雄儿女”这些故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跌破了眼镜，那些女兵不都是王芳吗！那些男兵不都是王成吗！
我们眼前的贫协组长，和呈现在他用来回忆的青春故事里的那个年轻士兵，差别如霄壤。我们看到的他和其他农民在龙门阵中摆出来的他，好吃懒做，有事无事跑去乡场上逛荡，欠了一屁股债，哪有一丝胸怀理想甘洒热血保家卫国英雄战士的影子？家里唯一能证明他曾经是一名自愿军战士的物证，是一件军大衣，但已烂成了渔网，铺在满是浮尘的地上给他的孩子当铺盖。他的贫困和懒惰在公社都出了名，政府年年救济也少不了他，干部们拿他非常头疼。若不是他有些显摆地拿出当年在朝鲜的照片给我们看，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是魏巍笔下那种“最可爱的人”。
可惜的是，他的故事我们当时听听也就算了，现在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印象最深的那一小节。当时不具备收集口述历史资料的意识和能力，失掉了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且已无法弥补。
广阔天地里，一个个人，一句句话，一桩桩事，于我们都是平地惊雷。很多问题很多疑惑的答案，那么鲜活那么生动那么具体地摆在我们面前，和我们长期被告知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南辕北辙。我们开始怀疑，开始思考，开始把自己变成一个主体而不再是盲目崇拜任人支配的客体。我们这些文革中基本没有自己的头脑莽撞而冲动的中学生，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慢慢地也真正地成长起来了。
二、老红军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巴山区的通江、南江、巴中、旺苍、苍溪、阆中等川北数县，曾经是张国焘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的根据地。我们下乡前听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心里还有点小激动，革命根据地对于当时的我们这代人，和领袖一样让我们崇敬膜拜。待我们安下家落定户以后，才发现我们身处其中的根据地，和经由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印刻在脑子里的“根据地”根本没法重合，这里的农民不但生活贫困，精神面貌也十分落后，完全没有我们以为的那种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
现在，苍溪县已经在当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红一方面军，离开大巴山区西渡嘉陵江的原址上建了纪念馆、纪念碑。但我们下乡那个年代，应该是由于张国焘的原因，红军、革命根据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只有县城附近的红军院，星星点点散落在大山里的老红军战士，以及很多山岩上的“蛮洞”。听农民说，那些“蛮洞”是当年红军留下的游击队栖身处。
通过和老农民们摆龙门阵，我得知张国焘这个人物在川北革命根据地还是蛮有威信的，农民们谈起当年的“苏维埃”，口口声声“张主席，张主席”，言辞中充满了敬意，没有人因为他是另立中央的叛徒而批判他，这一点让当时的我非常惊讶。他们对红四方面军以后的遭遇以及张国焘后来的下落，和我们一样处于零认知状态，只有川北革命根据地那一段历史，跟他们血脉相连地一起生存绵延下来了。
苍溪县的“老红军”都是当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队伍的农民。他们跟随长征队伍几次爬雪山、过草地，红军西路军很多都是川北根据地出来的战士，其经历、遭遇的惨烈悲壮，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
这些农民战士历经南征北战侥幸活下来，因为没有文化，更可能因为是张国焘的部下这个政治背景，取得政权后只有极少数升了官，留在大城市里享受胜利成果。更多的人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他们成为红军战士之前的那种生活之中。
不过，他们毕竟吃过树皮草根、闯过枪林弹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为新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能把他们完全扔下不管。苍溪县按照国家规定在县城近旁划出一块地皮，建起一栋栋的小楼，部分老红军带着自己的家人，在这里得到一套高标准的住房——比照当时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这个地方被称着“红军院”。
“红军院”里住的老红军，听说也有当年从我们落户的浙水公社辖区范围出去的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比当时的公社书记社长还高，每到年节，公社干部们都要去慰问原籍属于自己公社的老红军。老红军的子女可以在安排工作等方面得到适当的照顾，因此，他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幸运者。
在上述享受地方优惠待遇的老红军之外，还有一部分“散落”在乡间的老红军。“散落”的老红军之所以被“散落”，有的是在张国焘率部离开时，因故土难离留了下来，原本说的留下打游击，实际上是回家了；有的是在征途中觉得太艰苦或受到排斥，不愿意继续留在队伍中开小差回了家。这部分人，老红军的身份有些似是而非，被“散落”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还有一部分老红军“货真价实”，他们枪林弹雨一辈子，从参加长征一直打到解放战争，却因为没有文化过于糊涂，看不清形势辨不准方向，革命十数年没有与时俱进，思想定格在川北根据地，紧跟“张主席”不忘初心。
这两部分“老红军”享受不到“入住红军院”的待遇，他们每月可以领取2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大约还有一点定量供应的猪肉、食油等物品。他们拿着比城市刚出徒的青年工人工资还少的生活补助，过着和普通山区农民差别不大的贫穷生活。
我们公社平等大队就“散落”着这样一位老红军，因为他说话瓮声瓮气（不知道是不是战争年代受过什么伤造成的），别人都戏称他“张瓮成”，真名反倒被遗忘了。张老红军几次翻雪山过草地，他到了延安，随部队被整编为八路军，抗战胜利后，还参加过围剿国民党精锐部队74师的孟良崮战役。
他之所以没能成为高级将领享受国家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甚至连最基层的红军院都没能入住，估计就是因为他非但没文化，还认死理，属于那种作战勇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稀里糊涂的人。他好像一辈子就服膺“张主席”，开口闭口不离“张主席”。结果不言而喻，“政治脑残”抹掉了他的革命经历和战斗功劳，他成了“散落”于乡间的老红军之一。
夺取全国胜利以后，他回到家乡每月领取25元生活补助，我们见到的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形象。不过，他好像天性比较乐观，对每月25元的生活补贴和肉油供应似乎很满足，在公社也很活跃，我们每次赶场几乎都能看到他，而且总是看到他在公社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训”人。由于他的老红军身份，公社的干部们对他倒也毕恭毕敬。
下乡的第一年，公社可能是得到了上级的指示，要求对知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那天，全公社的知青被召集到公社会议室，请了张瓮成这位有革命经历也有些口才的老红军，给知青们讲红军的革命史。
那是一次让很多知青深感震惊的老红军说革命史。
“张瓮成”没有文化，参军后可能一直忙于打仗奔波也没时间补习，结果他的政治觉悟总是提不高，新政权建立后他返回了乡下。可是，他的经历很不平凡，虽然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却亲历了某些官方从不披露的事件，后来又身处社会的最底层，所以说话口无遮拦，他告诉了我们当时闻所未闻，并且在正式出版读物中绝不可能读到的史实。
不知道公社干部之前对他是否有过交代，开讲的时候他还比较谨慎，说了一番大道理。听惯了这样的革命传统教育，官样报告对我们完全没有吸引力，知青们的兴奋点指向了同学间的龙门阵，不出工还拿工分，“带薪”会议上龙门阵摆得如火如荼，老红军讲的革命道理基本无人理睬。但不久，拐点出现了，老红军讲着讲着就把公社干部的交代忘了，他开始“信口开河”，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知青们之前的漫不经心180度转弯成了全神贯注，大家（特别是男知青）都认真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带领中国红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建立了红军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他们翻越大巴山最先到达的是通江、南江和巴中，苍溪县这一带，是后来扩大根据地的战果，所以苍溪的农民们不太清楚红军的来历。
由于川北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四川当时的大小军阀对这个贫困、没有多少油水的地方管制得不是很严，国民党的中央政府，那时并未掌控四川。在这个几不管地带，张国涛的队伍发展得很快，也很顺利，队伍到鼎盛时期约达十万，地盘包括苍溪、旺苍、阆中、通江、南江和巴中等数个县。当国民党政府调兵遣将大举围剿当时的中央红军根据地时，张的队伍偏安居于四川北部一隅，有稳定的立足之地，围剿红四方面军的军阀不是红军的对手，交战的结局往往是红军不断扩大地盘，缴获的武器也不少，军阀对红军就有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所以，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大撤退时，张在四川的事业却是风生水起。
“张瓮成”老红军当时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对党内和红军高层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他只能从一个士兵的角度把自己的亲历和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
他说：
中央红军绕道贵州云南渡过金沙江来到四川西北的藏民聚居地松潘毛儿盖一带时，张主席怀着对党中央的一片忠心，到毛儿盖去迎接他们。中央红军衣衫褴褛，人马疲惫不堪，枪支弹药奇缺。张让中央红军到“根据地”休整（当时川北根据地已被放弃，在川西北一带另辟地盘）。红四方面军拿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相当充足的食品、衣物和枪支弹药，补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官兵们自从离开江西根据地以来，一直没有固定的给养，长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见了大米猪肉都狼吞虎咽，一些人由于突然的过度暴食，被撑死了。
两个方面军汇合期间，高层领导们干了些什么事，张老红军当然不知道，他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说中央红军走了，让我们去追赶。
我们立即出发去追中央红军。
追到驻地外不太远的地方，就看见了前边正在行军的中央红军队伍。我们毫无防范，边追边喊话，主要是叫他们回来。前边中央红军的队伍突然就散开了，他们迅速占据有利的地形，朝我们开火。
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中央红军误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追兵，就大声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张主席请你们回去。殊不知这一喊，对方的枪打得更狠，火力更猛。老红军说到这里，似乎穿越回到了当年的场景中，他的情绪很激动：
这一下把老子们“惹毛了”（很生气的意思），老子们供你们吃，供你们穿，你们龟儿子的还用老子们给的枪来打老子们！打！我们奋起反击，对方的人就不和我们打了，他们撤得很快，我们又追了一阵没有追上，带着抓的俘虏返回了驻地。
审问俘虏，俘虏供称他们得到上边的命令，若是有红四方面军的人追上来，就开火。
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下层官兵听说了俘虏的供词，群情激愤，都认为中央红军恩将仇报。于是，大家把一方面军的俘虏狠狠地揍了一顿，赶走了。张老红军补充，如果不是上边出面干涉，我们这些兵就是真的把他们毙了。
中央红军走后没过多久，又派了人来，这一次张主席不知为啥就恭恭敬敬听了他们的话，由他们指挥，把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带离了北川一带的根据地，尾随一方面军过草地向陕甘方向行进。
……
红四方面军中多数是川北山区的农民，本以为跟着张主席在自己的家乡打出一个样子，就可以安居乐业了，西渡嘉陵江的时候，好些故土难舍的人不愿意走，张国涛也不勉强，发了一些钱让他们离开了队伍。后来，还有一路上开小差回乡的和从延安被遣散回乡的，就成了建政后的“散落”老红军；跟着队伍走的人，除了战死的，还有难以计数的人淹死在草地的沼泽里，冻死在雪山上，饿死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路途中。
年代久远，当年张老红军讲述的故事已经被时间的长河冲刷模模糊糊，今天还留在脑子里的，不过是他长长的叙述中印象极其深刻的小部分残存。当时没有做详细的口述历史记录，依然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蒙昧无知，特别遗憾。现在，老红军们都已作古，原先红军院的所在，被命名为红军路，其他的好像都荡然无存了。
随着许多绝密档案的解密，随着那些年代不同政见者的著述逐渐流向民间，当年张老红军告诉我们的那段史实，已经不是什么可以引起轰动的惊天秘密，但在那个年代，却让我们内心非常震惊，我们第一次听说了教科书以及所有革命传统教育以外的，和正统说法截然不同的关于红军内部争斗的历史。老红军的“口无遮拦”，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来不见得就是官方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后来能够比较独立地作一些思考，也要感谢老红军“口无遮拦”的启蒙。
三、回家探亲途中的“奇怪遭遇”
我在农村三年只回过一次家，那是1971年的春节。回到家日子是怎么过的，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反正当时的知青回到城市，不外乎是逛逛大街，看看久违了的城市面貌，互相串串门，邀约几个朋友去北温泉或缙云山游游。说来很惭愧，在那段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里，我竟没想过要摸一下书本，那时，进入知识殿堂攀登科学高峰的梦想，在“读书无用、搞科学有罪”的气氛中，已经彻底破灭。
当时我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被招回城里当一个工人，确实胸无大志。曾经在《读者》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北京有几个和我们同时代的中学生，下乡的年月里坚持自学，还成立了数学研究小组。后来他们都事业有成，在国内或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按我对自己能力和基础的评估，如果在农村时能像他们那样锲而不舍地坚持自学，相信能够取得比今天大得多的成就。只能怪自己当时目光短浅，在恶劣的现实面前，一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知青年代唯一的一次回家，路上发生了一件离奇而惊悚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同路回家的，有新民三队的知青好友陈树培，到县城后又碰到了公社另一位熟悉的知青，相约大家一起走。我们到县城时，得知正好有一个重庆来的知青慰问团，他们乘坐的重庆市人交二总站的公共汽车，将在第二天空车返回重庆。这个消息让我们很振奋，立即四处寻找这辆车的司机。
我（右）和好友陈树培1991年返乡下
陈树培很善于和各色人物打交道，见面熟，现在叫做公关能力很强。我们找到了司机，他凑上去把烟一递，就和司机搭上了话。司机也很年轻，三十岁不到，不难说话，陈树培没有费多大的劲，司机就同意我们搭他的车回重庆。第二天离开苍溪县城的时候，车上除了司机和他的助手，还有十几个搭车的知青，有的是像我们这样靠自己游说的，有的是通过慰问团的关系找到司机的，还有的则是由县知青办介绍来的。
那时的年轻人都被文化大革命锤炼得特别“野”，司机也不例外，一上车他就对我们说，兄弟伙，今天走到路上，看见放野的鸡，帮忙捉几个哟。
搭人家的车，欠人家的情，我们都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捉几个鸡我们拿手。
汽车从开出苍溪县城起，每当经过农民的院落，就放慢速度，我们盯着窗外看有没有跑出来觅食的鸡。司机运气不太好，一直快到阆中我们才看见一只小母鸡在路边晃。司机把车一刹打开门，我们几个人就冲下去抓鸡。
小母鸡在几个人的包围中乱窜，它疯狂大叫，拼命扇动它不能飞的翅膀助跑，眼看就要冲出包围圈了，我一把揪住了它的尾巴。几乎在同时，附近地里干活的农民听见了小母鸡绝望的嘶叫，大喊，有人偷鸡啰！地里的人齐齐地举着锄头端起扁担一路喊打喊杀奔过来了。我们一看这阵势，揪着鸡急急忙忙上了车，司机猛踩一脚油门，汽车咆哮着冲了出去。
包围过来的农民在汽车后面紧追不舍，前边也有农民站在路中间企图把车拦下。司机咬紧牙关不松油门横下一条心往前冲，大家都知道，车一停我们就完了。拦车的农民毕竟还是怕死，到最后一刻纷纷闪开。就这样冲了一两公里，拦车和追赶的农民才被甩掉。我们一车人紧张万分，到了阆中也不敢停车，害怕有人通知了阆中的公安，此刻正等在那里张着网等我们扑进去。一直到离开阆中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司机才敢停下车来让大家方便，并找地方吃饭。
一场惊险之后，司机再不提抓鸡的事了。当天傍晚到达南充，一路上无波无澜。在南充住下来，大家都把路上发生的事抛到了脑后，谁也不曾想到，第二天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等着我们。不过，这场风暴和偷鸡毫无关系，若要说有一点关系，那肯定是“头顶三尺有神明”，苍天也不容我们连偷带抢的行为，让我们受惩罚，为无辜受害的农民讨一个说法。
第二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本来，一般的路线是经西充、合川、北碚，再到重庆市区。如果这么走也平安无事。可不知为什么那天司机偏偏不走这条路，他决定渡过嘉陵江走广安、溪口，到重庆市区。这条路若是路况正常——车到渡口就能十分顺利地渡江的话，也可安然无事抵达目的地。不幸得很，那天早上大雾弥漫，车渡扎雾，河边等过渡的车排了差不多一公里。我们的车也只能加入等待过河的汽车长龙。
这个时候，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一个老工人模样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车旁，说想搭我们的车。我们作不了主，让他去跟司机讲。司机和他的助手下了车，跟老男人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年轻气盛的司机抬手扇了老男人一个耳光，他的助手跨上前去当胸一拳，打得老男人一个踉跄仰面倒在了地上。他俩又上去在老男人的屁股上不依不饶地踢了几脚。
这时路上的行人已经开始多起来，看见打人，一下子就层层叠叠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老男人见人多了，突然像个撒泼的女人一样，扯开喉咙大哭大叫。围观的人中间就传出了打抱不平的声音：是哪个打的？出来讲理！我们担心事情闹大了，赶紧过去把倒在地上的老男人拉起来，连劝带架把他弄到一边，围观者中有人出来把他搀扶走了。
至此，这件事貌似已经结束了。我环顾四周，大雾还没有消散的迹象，就约了另一个同车的到附近一家小店吃早饭，饭后又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天色大亮，浓雾开始消退，慢慢变稀薄了，估计很快便可以过河，我们返身往渡口走去。
我俩快到渡口的时候（街的位置比渡口高出一大截，下边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发现事情有点不对，我们的车被吵吵嚷嚷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司机和他的助手各自被两个大汉揪住，站在人群当中。
当时我并没多想，也没停止不前，反而加快了步子想前去看个究竟。来到离我们的车还有十几步路的地方，看见两个人押着一个同车的知青迎面走来。这个人是我们水文大队一位知青朋友的同班同学（我很清晰地记得他的名字，但我不愿意在这里写出来）。当时，我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他把手一抬指着我说，还有他。押他的人一张面孔马上扭歪了，声嘶力竭地吼，抓起来——！霎那间，几个大汉冲上来抓着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推进了人群的包围之中，和司机及他的助手站在一起。这时我脑海里才漂浮出文化革命武斗期间的一句话：被人点了水！虽然我在整个事件中什么也没有干。
我至今也不明白搭车的有十几个人之多，为什么他偏偏“点”我的“水”？我和他并不熟悉，无冤无仇，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这样猜测：是不是他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台属家庭背景，把我拉进来做个垫背的，审问时有黑五类狗崽子挡在前面，他可以少受皮肉之苦？
很快，我们四个人——我、司机和他的助手，还有那个点水的，被从车边拉到了路旁一个较高的地方，十数个大汉反扭着我们的手臂，揪着头发让我们面孔上仰，就像文化革命初期斗争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各类牛鬼蛇神那样坐喷气式飞机。马路上人头攒动，七嘴八舌大喊大叫一片嘈杂，听不清楚喊的是什么。我看到有人磨拳擦掌像是要冲上来狠狠揍我们。我当时心里并不害怕，只是很奇怪：那个工人模样的老男人怎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竟然能发动起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众声讨斗争大会？俄顷，更加让人费解的事发生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两个军人，他们和揪斗我们的那些人中一个头目模样的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对南充这座城市一点不熟，被押着七拐八拐，就晕了，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此刻我心里才开始有一点发慌，想，我们是不是被逮捕了？若是送到看守所，会关押多久呢？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就这样清零了？唉……又想，还好有司机和我们在一起，万一放了，也不愁没有回家的车。一路上胡思乱想着，被带进了一栋房子。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满脸横肉的肥硕军人坐在里边，看样子已经有人向他报告过了，他正在等着我们。
我们进去后，他乜斜着眼睛把我们打量了好一阵，才操着一口北方腔川话威严地审讯：姓名。住址。职业。待我们一一回答完了，他沉默了约一分钟，突然像屁股上安了弹簧一般从椅子上蹦起来，弹到我们面前，劈头盖脸大骂：你们好大的胆子！咹！竟敢跑到南充地面来行凶打人！咹！骂了一阵，他一步一步逼向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面目狰狞。我在一边看着，心里发毛，背脊上一股一股凉气往上冲。
“横肉”走到司机跟前，停住了，他好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伸着头反复探看司机敞开的外衣里面那件军用绒衣，发问，你也当过兵吗？司机说是。又问，在什么部队？司机说在二十六军。再问，二十六军哪个单位？答，三十七师防化连。这一问一答，“横肉”的脸上竟然云开雾散了，口气也和缓下来，你看你看，咱们原来是战友。当时驻防南充的正是二十六军三十七师。不知司机是早得到消息临时编的，还是真正碰巧了。你这样可不好啊，“横肉”教育刚刚认识的战友，在公共场所打人，破坏咱们解放军的形象。司机一看事情有转机，马上讨好附和，一连声说是是是，今后再不会这样了。“横肉”开恩特赦，那好吧，你站到一边去。司机听话地退到了一边。
“横肉”转过脸来，面对着司机的助手，眨眼就换回了原来那副狰狞的模样，他不说话，挥手一拳打在助手的胸部。那一拳他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气。助手长得瘦小，被这一拳打得向后踉跄几步，勉强站着，还没回过神来，“横肉”又冲上去，狠狠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这一下助手再也站不稳了，捂着肚子极度痛苦地跪倒在地上。“横肉”依然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扯着他的头发把他拉起来，左右开弓扇了几个惊天动地的耳光，又一抬腿把他踹倒在地上。助手被这一顿狂风暴雨般的拳脚打得像被扔在地上倒空了的布袋子，眼睛都散了神。一旁的我们心惊肉跳，以为他要死了。
从幼儿园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头脑中得到的关于人民解放军的全部信息都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我们还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在井冈山时就定下规矩，对待老百姓——说话要和气、不打人骂人、不许称霸道。“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这是人民的军队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啊。一直以为解放军叔叔只有在战场上打击敌人才会这么稳、准、狠，没想到这位解放军同志打起老百姓来比对付敌人更加稳、准、狠，更加轻松自如，赤手空拳又没经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啊。一时间感觉好像是落入了国民党的集中营或土匪的巢穴，我认定这一顿暴打是免不掉了，只在心中暗暗祈求别被打成内伤才好。
这时，司机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大概是仗着他和“横肉”之间的那点难辨真伪的“战友”关系，大着胆子挺身而出十分义气地说，今天的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和他们都没有关系。“横肉”听他这么一说，停了手，歪着头又把司机好一阵打量，不知他那颗肥硕的脑袋里在转些什么念头，暂时的静默里，我们的心都悬在嗓子眼。良久，他终于决定对我们放下屠刀，他说好吧，今天就到此。你们四个人每人写一份检讨，就放你们走。不过，下次如果再到南充来闹事，撞到我的手上，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司机的助手瘫软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们上前去把他扶起来。“横肉”让人送来纸笔，我们又花了大约几十分钟写检讨。写了些什么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当时是鬼画桃苻慌慌张张把检讨完成，但求快点离开这个阎王殿。
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羁押，放出来的时候内心只有逃离魔窟的感觉。我们搀扶着可能被打成了内伤的司机助手回到车上，过河离开了南充。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人说话，大家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司机的脸绷得紧紧的，助手有气无力地歪在座椅上。点我水的那个人，因为当着众人的面做了被人最鄙弃的事，此时像被识破了真面目的叛徒一般，缩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一直到重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陈树培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他告诉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横肉”是南充水运公司军管会的头儿，在南充是一个土霸王，谁犯在他的手上，绝对免不了一顿饱饱的“爱民拳”。他打人的霹雳手段在南充是出了名的，提起他，人们都面带惧色。我们四个只有一人挨了他的揍，简直可以说是奇迹。也不知是不是司机所说的部队番号真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让我们另外三个人免掉了一顿来自“最可爱的人”之手的皮肉之苦。
几十年光阴眨眼之间就变成了只能用来回望的岁月，值得庆幸的是，飞逝的时光还没有带走昔年那些“再教育”派生的故事，今天讲述出来，或许就不仅仅是一些故事了。
20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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