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国辉：1969年，我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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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国辉：1969年，我到大巴山区插队落户

Original 蒋国辉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回望•我的1969（上）

作者：蒋国辉

重庆北碚区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片来自网络）

1969年3月初，我跟随重庆市北碚区第一批知识青年在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声中离开城市，乘坐解放牌卡车前往大巴山区插队落户。

大巴山脉是四川（包括现重庆市）、陕西、湖北三省的边境，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界山，海拔1300-2000米。山区土地不算肥沃，出产也不算丰富，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和少量的各种豆类。

大巴山脉（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下乡的时候，分配的口粮有一多半是红苕，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天天顿顿吃红苕。煮红苕，酸菜红苕稀饭，炒红苕丝，贴红苕饼，蒸红苕馍，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到能做到的都吃过了，到后来，红苕在我这里成了一种异物，一吃就卡在喉咙上咽不下去。这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强烈排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见到红苕就堵得慌。

苍溪农村的大秋作物，只有水稻和红苕两个品种。因为是山区，红苕的种植面积很大，如果碰到栽秧时雨水不充足，收了小麦的旱田无水栽秧，最后只能全部种上红苕。

国家征收公粮，红苕自然是不要的，既不好保管又不好运输，而且城市里的人不可能像农民那样一年中有半年靠红苕填肚子度日。生产队收获的谷子，首先要保证上缴国家的公粮，红苕就只有种田人自己消化了。我落户的水文六队，每年的人平口粮折合谷子400斤左右，其中有一半甚至更多是红苕充数。

我在农村的最后一年，红苕分了一千三百多斤。当然，到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能有红苕充饥，对于饥肠辘辘的人们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同时还要感谢老天的恩宠，因为，几乎没有哪户人家的红苕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到那个时候。

红苕的储存相当困难。

当地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存储红苕的窖。一般是在家里厨房的空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底部和四周用石板砌上。存放红苕的时候，先在窖底和四壁铺上当年的新稻草，放入红苕后用稻草盖上，上面撒许多稻谷的秕子，不但要保暖还要透气，让红苕能平平安安在里面过冬，不至于捂烂也不至于冻坏。最后再盖上木板做的窖盖，防止人不小心跌入红苕窖里。这样的方法不知是从哪个年代传下来的，存储红苕也有一定的效果，运气好的，可以保存部分到第二年度过春荒。

但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户运气不好的人家，整窖红苕在两三个月后突如其来地全部烂掉。不是红苕窖有问题，因为烂红苕的事“风水轮流转”，并不总在一户人家发生。红苕烂掉了，一家老小半年的口粮一夜之间变成了猪都不能吃的垃圾，那年月，除了忍饥挨饿，几乎没有办法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运气不好的人家只能以呼天抢地的哭声来昭示他们巨大的不幸。此时，全生产队的人都深为同情，却没有能力相助。红苕保存得最好的，每年能有三分之二吃到嘴里，就相当不错了。

为了保存这点口粮，农民们想尽了办法。比如，在刚分到红苕时就将它切片，晒成红苕干，放到春荒时磨成面粉，可以蒸馍、贴饼、或加酸菜煮成糊糊。收完红苕的那一个多月里，满山遍坡但凡裸露着的大石头上都摊着红苕片。但川北山区的深秋时节老天爷不怎么开眼，常常大雾弥漫，太阳露脸少，偶尔出来打个照面很快又缩回去了，红苕片基本上不是晒干的，所以春荒时吃的红苕面粉都有一股霉臭味。

按照现在的健康标准，这样的红苕面粉是绝对不能食用的，而饥饿年代，人们需要的只是填饱肚子。晾晒红苕片时，如果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什么也收不回来了，所幸那只是一小部分口粮，和整窖红苕烂掉相比，损失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我对“忍辱负重”的理解，是在三年的知青生活中，通过跟农民的零距离接触和对农民的了解，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农民们眼睁睁看着已经到嘴的口粮被坏天气糟蹋了，最多只是诅咒老天爷不长眼睛，从来没听见有人抱怨政府或城里人：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种出了谷子，却只能吃红苕？而今回忆起来也倍感酸楚：对比吃霉变红苕面粉；对比多数时间只能以红苕充饥，甚至红苕也常常吃不到肚子里的乡下人，享受公家旱涝保收口粮的城里人（尽管也仅仅是维持温饱），日子或可贴上岁月静好的标签。

当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同样能诠释那个年代的“岁月静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负重前行的，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饥寒交迫的庄稼人。

大巴山区（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我居住在德国，看见蔬菜市场上也有红苕卖，德国人称之为甜马铃薯，3点几欧元（相当于人民币30元左右）一公斤，比好多蔬菜都贵。当年我们在农村，一个人一年分五六百公斤红苕，拿去场镇上卖3分钱一斤，总价钱和现今德国一公斤红苕的价钱差不了多少。红苕在这里逆袭变身，成为了华丽的蔬菜贵族。

下乡40周年，重庆北碚知青自发组织重返苍溪（拍摄于2009年）

1969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城市里的中学生基本没有选择，除了少数有特殊背景的学生通过不一般的途径参了军，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子女要么到边疆农场当农工；要么到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虽然也有自愿报名这一环节，但那不过是和作秀差不多的一个过场。

报名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学生（特别是年纪相对小一些的初中生）把到农村插队落户类比为在校读书时的支农劳动，没有认真对待选择落户伙伴的问题，我和我妹妹也属于这样的情况，没有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就分别在自己的学校和自己的同学组了户，下乡了。

我所属的西南师院附中是重庆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接收知青的苍溪县在安排问题上会不会因此而有所照顾，我不知道，但我们学校的学生们确实都安置在了苍溪县排位前几名的富裕地区——元坝区和岐坪区。

我们组成一户的四个同学，被分配在歧坪区南阳公社五星大队第四生产队。这个生产队不算最富裕的，全年分配原粮550斤，包括稻谷350斤左右，麦子80来斤，豌豆胡豆绿豆玉米等杂粮约20~30斤，还有大约相当于100稻谷的红苕。

后来我转到浙水公社水文六队，每年分配的粮食就只有原粮400余斤了，除去1000多斤红苕和夏收的麦子，稻谷不足200斤，碾成米约120多斤，平均每天不到4两米，还不够我们在中学读书时中餐一顿饭的量。每天如此少的一点粮食，即使煮稀饭也只能煮成照得见人影那种，饥饿成了家常便饭。

记得有一次，我妹妹秋收农忙之后到水文六队来探望我，进门后她揭开桌子上盖着的饭盆，眼泪就扑簌簌地滚落，那样的饭，我们在学校接受阶级教育时，从控诉旧社会黑暗和劳动人民苦难的各种故事里听到看到过很多。想不到是，那些故事里的事会从虚拟世界穿越而来，落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且成为一种常态。

峡谷中的浙水公社场镇（图片来自网络）

下乡后不久，我步行120里去妹妹落户的五龙区浙水公社新民五队“串门”，看到她们那里的情况就开始有了担忧，我没想到她们落户的公社和我们落户的公社差别那样大，山高路遥远离县城还不通公路，一年分配的口粮也远远低于我所在的歧坪区，把她一个人丢在那个地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当我们离开城市离开家，被抛到了偏远落后的大山里面，兄妹亲情在苦难的背景中就有力地凸显出来，相互的关爱和照应成了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去过妹妹那里两次以后，我下了决心，放弃条件相对优越的南阳公社，转去妹妹落户的浙水公社。

我在浙水公社水文六队居住的房子（原先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现基本拆完了）

在歧坪区南阳公社的时候，我因出工积极干活能吃苦身体还比较强壮，生产队给了我当地男性全劳力的待遇，出工一天记十个工分。当地的妇女全劳力一天记九个工分。

刚刚下乡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知青都按全劳力对待，我妹妹她们三个女生就因为很多农活不会干，生产队只给记八个工分。她们很快就听说分配在新民六队的几个同班女同学从出工劳动第一天开始就记的全劳力工分，而六队的同学也不见得会干多少农活，生产队却很照顾。这个差距让她们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她们借机发难，质问生产队的干部：六队的知青和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她们可以拿九分，我们只能拿八分？末了还特别用带点威胁的口吻说，要是不给加工分就要告到公社去！

我第一次到她们生产队时，比照我在歧坪南阳公社的待遇，觉得生产队对她们几个女孩子不那么好，生活上没有照顾，家具和农具都不能满足基本需求，安排活路也不管她们的年龄和体质。

虽然，当时国家按人头给农村生产队划拨了知青安家费，但真正把这些钱完全花在知青身上的生产队极其个别。我妹妹她们的全部生产生活用具只有：三张床（其中还有一张又旧又脏不知什么人用过的床）；一个看起来年代十分久远被废弃的粮食柜子；一张农村特有的擀面大案板、一只装水的黄桶和一对挑水的水桶是新的；一口生产队公共养猪场煮猪食的大锅，好几个月以后，经她们一再催促才买了一口真正煮饭的锅。

农具有两把特别笨重锄头，是农民家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不愿意用那种；三把镰刀——无论怎么磨也不锋利，农民告知是钢火不好，但生产队为什么不买钢火好的，却没有解释；此外还有一对挑粪的桶是新的。

我妹妹在农村待了五年余，五年间，几乎所有的农具都要向农民借用。农具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天天找别人借，个中的滋味也一言难尽。

看到妹妹她们的安置现状，我一冲动，就采用了当时男知青们流行的方式和生产队长激烈争吵起来。我和队长争吵时，渐渐围过来好些人，都是生产队的男壮劳力，手里拿着锄头，把道路上的石板戳得“嗵嗵”地响。这阵势让年轻气盛的我火气蹭蹭地往脑门上冲，我也摆出了不惧他们人多的架势，双方开打只差最后一粒火星。好在有个别头脑清醒的人在一旁劝解，架没打，我和农民们关系却因此变得紧张起来，还埋下了日后冲突的伏笔。

我正式办完转调手续离开歧坪区南阳公社，是下乡当年的七月。本以为落户在妹妹所在的生产队，天经地义，当时兄弟姐妹组户的很多。不曾想和新民五队生产队长发生冲突的事迅速传到了公社，我被锁定成为调皮捣蛋的典型。其实，我在岐坪南阳公社时间虽然不长，却因能够吃苦耐劳而被评为知识青年先进代表，短暂地红过一阵子。那次争吵的结果，是妹妹她们生产队拒不接受，另外找一个生产队安置，公社也拖着不办。

回到原来的公社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有政策，知青可以从相对富裕的地区转到贫穷的地区，但反过来却不行。我就这样被晾起来，成为了“黑人”，连以参加最原始最粗笨的体力劳动来换取维持生存最基本口粮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个局面大大超出了我对农村各种困难的预期，想不到在农村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一个被剥夺了城市户口的知青竟然也会找不到一席安身之地……

后来，还是由于县知青办的多次敦促，公社才把我安置在距离妹妹的生产队20几里崎岖山路以外的水文六队。到了水纹六队我埋头苦干了好几个月，慢慢改变了公社对我的不良印象。

从新民五队望出去，翻过最远那座朦朦胧胧的山就是水文六队

下乡当年，经过了夏秋两季的“双抢”（抢种抢收），从来没有这么劳累过，我妹妹和她的几个同学想借国庆的机会回一趟重庆。临行前一天晚上，她们邀我一起在新民六队知青户聚餐，记得她们杀了鸡，包了饺子，以当时的生活水准来衡量，非常丰盛，七个人大快朵颐之后，剩下的还足够我一人饱餐一顿。第二天上午我把她们一行送到河边搭上了去县城的船，之后折返新民六队，打算把头天剩的“美食”扫光，住一夜，天亮后再回我自己的生产队。

新民六队知青住的院子叫“黑塘沟”，她们的住房正对着四合院的大门。那夜，我刚刚睡下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开始还以为是他们生产队晚上开社员大会，就自顾自地睡觉。不一会儿有人大声吼叫，陈晓敏她们几个咋个不出来开会？把她们喊出来！

应答，她们几个都不在，是五队那个蒋蓉的哥哥在里边。

又吼，那也要喊他出来！紧接着就有人过来把门捶得“咚咚”的，山响。我没搭理，想息事宁人。可是，外边的吼叫声捶门声非但没有因为我的隐忍而平息，反倒是步步升级，终于升到了敌我矛盾的高度，他们七嘴八舌乱哄哄恶狠狠地大喊大叫，喊他出来！把他拉出来！捶门也变得非常粗暴：开门！开门！再不开就把门砸了！就像屋里藏着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

我这才感觉不对劲，六队的知青回家是向生产队请了假的，怎么会晚上突然来找她们几个开会呢？何况，我从河边返回黑塘沟进院子的时候，很多人都看见了，还和我打了招呼。不知道眼下门外大呼小叫要抓我的究竟是谁们？抑或是曾经和我发生过冲突的新民五队那些人（新民二队和五队、六队总称X家湾，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群）？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合计好了要来找我打架——秋后算账！

我被招工到煤矿以后，听从丰都县招来的知青说，在他们下乡的地方，发生过一起农民和知青之间的残忍械斗：一个生产大队数百个农民手持锄头、砍刀、扦担(当地用于挑稻草麦草和柴禾，与一般扁担的区别在于它两头削尖并包上铁皮)，追杀落户在这个大队的十来个知青，之后寡不敌众的知青全部被打死了。当然，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不敢保证，丰都知青并未告知出了这么大的事件，当地的公社和县革命委员会的反应和进行处理的情况。

那晚，我的遭遇却和传说中丰都知青的遭遇高度重合。

在门外的一片叫骂声中，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谨遵古训避开他们的锋芒好一些。不过躲在屋子里肯定避不开，他们完全可能砸开门涌进来，甚至“上房揭瓦”居高临下地展开攻击，那样的话，我就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离开，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我穿好衣服走到门边镇静了一下，趁着农民们吵闹成一团乱麻的时候猛地拉开门。我的举动远远超越了他们的预测水平和想象力——这种人多势众的情况下我孤身一人居然敢出来！房门突然洞开造成了他们思维梗阻，轰轰烈烈的“剧情”一下子断了片，院子里安静下来，他们全都懵了，怔怔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抓住那短短几秒钟的空白，一步跃出房门，冲出四合院的大门向野外奔去。

有人清醒过来，大声喊，追！

几十个人随即冲出来，一边跑一边喊，抓住他！打死他！

狂奔了一阵，我回头瞄一眼，手电筒和火把在后边晃得杀气腾腾的，他们穷追不舍。

我没有任何照明用具，又不熟悉地形，这样被追下去很有可能就跑不掉了。无比危急或者说生死攸关的时刻，武斗时期练出的功夫救了我一命。我迅即躺倒就势滚进路边一条沟里，趴在沟底一动不动，呼吸的气息和节奏都被我竭尽全力控制住。只听见亢奋的叫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从我头上掠过，他们虽然人多，手里还拿着“武器”，很有气势但有勇无谋，我这一招他们绝对料想不到。

一群人跑远了，我没动，继续在沟里匍匐，等待他们无功而返。果然，过了一阵子就听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地往回走，边走边爆粗口，妈那个×的，让他狗日的跑脱了，不然抓住他，捶死他！

此起彼伏的骂声、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杂乱无章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完全消失了，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和无边的黑暗。我从沟里爬出来，悄悄潜到我妹妹她们的住处。她们住的不是四合院，离生产队农民主要集居的四合院比较远，她们的住房左边只有两户人家，也没养狗；右边是一大片分属几户人家的自留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去。

我妹妹她们住过的院子（拍摄于2009年）

那晚我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事后回想才有些后怕。荒山野岭，漆黑如墨，我一个人赤手空拳面对几十个人，他们手里拿着锄头扁担，是否有刀斧也未可知，如果被他们追上了，不但无法招架，而且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若我被打残甚至打死了，估计连个凶手都抓不到。庆幸我曾经经历过武斗的战地培训和真枪实弹的考验，反应敏捷技战术良好，否则，我的下场可能就是丰都知青讲述那个寡不敌众械斗的苍溪浙水公社版。

很多年后，我妹妹买了一些关于知识青年的纪实文学书籍，书里真实地记录了遍布全国各地的知青们悲惨的命运：男知青被捆绑、关押、毒打致死；女知青被侮辱、强奸，为了回城不得不屈从各级农村干部和某些招工人员的利诱威逼……书中记述的事实让母亲心惊肉跳。

母亲看过书后曾对我们说，简直不知道你们当年在农村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了，哪里还敢让你们去。其实当年就算家长们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也绝对没有人敢顶着不让自己的子女下去？那些在各地农村和边疆农场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年轻生命的知青们，他们的家长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不知内心是怎样的悲伤和创痛！

新民五队一座当年的老四合院（拍摄于2009年已经无人居住了）

当年，毛泽东在他的最新指示里特意强调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各地农村也不得不遵照指示接纳和安置如此众多的中学生。

我们重庆知青下乡的地方，大多是贫困山区，比如属于武陵山区的酉阳秀山彭水等地和属于大巴山区的广元苍溪阆中等地。知识青年的到来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在土地没有增加，粮食没有增产，公粮没有减免的情况下，接收知青的生产队突然就多出来几个非自然增长亦非亲非故的人口，粮食从哪里来？当然只能从农民的碗里硬分出来。

那个年代，贫困的山区所产的粮食本来就不能满足当地现有人口需要，第一次见到农村如此贫穷的现状，让自幼就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种美化宣传洗脑的我们也无比震惊。要说衣勉强蔽体食未必果腹极端贫穷的农民，对知识青年从天而降这回事毫无怨言，那才是天方夜谭。

城市里的中学生跟下乡所在地的人们原本没有任何交集，无冤无仇，可是，被迫下乡让他们有一肚子莫名愤怒无处宣泄（至少我接触到的重庆知青是这样），刚刚下乡的时候就有把怒火发泄到当地的意味，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当地人的对立面（我妹妹那篇“下乡第一天……”回忆文章中也有描述），对当地的农村人谈不上尊重更谈不上友好。知青的种种幼稚行为，让当地民众和领导层的负面情绪逐渐积累叠加发展，结果酿成了一个极大的悲剧。

我们下乡不久，出了一起杀人案，参与者中有一个重庆23中的下乡知青。后来听许多知情人士说，参与了这起杀人案的几个人中，23中的下乡知青实际上情节最轻。杀人的缘由我不知道，只听别人讲了大概的过程：几个知青把一个受害者按在床上用枕头捂死了，其间，重庆23中的知青按住了受害人的一只脚。案发后，几个南充地区的本地知青（包括主犯）有一定的关系网，都通过各种关系逃脱了法律制裁。而苍溪县却坚持，无论如何要杀一个“重庆知青”，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就这样，这个刚刚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中学生被枪毙了。

重庆知青被枪毙后，有关部门从各个角度拍了不少死者的照片，印成布告贴满了苍溪县城的大街小巷，并且明令一个月之内不许覆盖。可见当时的领导层用心之良苦决心之巨大。事后一个多月，我因事去苍溪县城，还看见满城贴着法院宣判死刑的布告和这个中学生被枪毙前后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经由我的眼睛变成了脑海里的烙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栩栩如生常常浮现：中学生被枪毙后，成跪姿扑倒在河坝的鹅卵石滩上，双手反绑在背后，背上还插着木制的刑标，头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栽倒在一大滩血水和脑浆中。

那次，我久久地伫立在这幅照片前，浑身发冷，哀从中来，悲情如溪流一般在胸中流淌。我并不认识23中这位学生，以当时的知识存储和认知能力，亦不太可能对一些问题作比较有深度的思考，只是有某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他的悲剧让我恍然觉得知识青年被自上而下地批量送到农村以后，就成了一个被放逐的群体，没有尊严，没有公正，而且，似乎也再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或团体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保护。

……

当年的学童、小伙子、小媳妇，全都老了（2017年返乡和乡亲们合影）

几十年过去了，回望我的1969，感慨良多。偏远落后的大巴山区，民风质朴醇厚，作为个体的农民绝大多数对知青是非常厚道的。大批知青的到来事实上是从他们的嘴里挖粮食，这对于长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的他们，是一个关乎生存的挑战，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不太可能在第一时间满满地送上春天般的温暖。但是，在知青落户尘埃落定以后，他们对这些被迫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半大孩子，充分释放了他们的善良。他们交给知青们养活自己的基本生产劳动技巧；他们给予知青们许许多多生活上真诚的关怀。

知青们在这片民众非常贫困的土地上，开始慢慢走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慢慢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跟祖祖辈辈生活于这种生活方式中的质朴的人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如父母，如兄弟，如姐妹，如小芳。不少知青调回城市后把曾经下乡的地方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一些事业有成的人士，还出资帮助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发展经济，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学……

感恩也好，回馈也罢，应该说，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归属于个体的情感和行为，与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是没有必然因果关联的。

2018年7月19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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