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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我跟右派老王头学日语

新三届 2020-08-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30号院 Author 张亦峥

  

 作者档案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跟右派老王头学日语





作者 :张亦峥



去东北前夕,跟张放、张秀信和陈敏生留下快乐的影像。哪儿看的出一点儿别离的忧伤。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一切都还能重头来过。但今天只有回忆能重头来过


我离开军马场,在我姐家休息了一阵子,我姐把我转到富拉尔基郊区一个叫前海格的村子插队。富拉尔基区是齐齐哈尔市下辖的一个市辖区,距齐齐哈尔北市区西南80华里。我姐说,你插队的那个村子,距富拉尔基市区还有30里,不过每天都有交通车,很方便。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前海格村的青年点,完全有别于我见过的任何青年点。这里的知青的父母全都是区里烟酒公司的子女,烟酒公司还派了两个带队干部,常驻知青点,说是管理知青的生活、思想。而我看到的是,他们调动公司的三轮卡车,把成桶的啤酒运送到青年点。然后,撬下桶塞,把啤酒倒的大面盆里,用搪瓷茶缸舀着喝。几十个知青,围坐在那三两个大盆周围,又唱又喝。哪回都得喝倒几个,不然,誓不罢休。


两个带队干部,一个文点儿,不大喝酒;另一个武点儿,能喝。说是队长,但知青们只叫他们叔或大爷。都是他们父辈,知青也就不大惹事生非,至少面子上还得装装样,让他们说得过去。而给知青们饮酒则是笼络住知青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发现如果说必须当知青,还是当小城市的知青好,插队的地方本来离家就近,还有人管理,送吃喝。要是大城市,想管也管不过来呀。


我记得,我在山西插队时,北京慰问团来过,也就是说说话,送个毛巾、茶缸什么的,名符其实的慰问。哪儿能像这个小地方,还啤酒管够。但我不大喜欢这种饮酒方式。乱哄哄的,又哭又笑,吹牛骂街,没完没了。所以,往往喝上一两茶缸,我就去老王头(这是当地人的叫法,我则叫他王作功先生)的小屋里上课去。


我说的上课,是听王作功先生给我一个人上的日语课。在那个年代,在那么一个闭塞边远的小村里,我竟能得天独厚,拥有一个不收取任何费用,却还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专业日文翻译,为我授课。别说在那时,就是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完全得益于我在山西插队时,跟我那大哥张放学过几句日语而已。


我以为这是巧合,是上苍对我的眷顾。后来,我明白了,不是。一切偶然碰上的事物里面,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就是不碰上那个机会,还会有别的机会,不是王先生,还可能是李先生呢。所以,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碰到的任何人,都不是偶然的,这就是缘份,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我不可抗拒的人生轨迹。所以,凡此种种,我总会努力珍惜。


那是个深秋,我刚到前海格九队不久的一天。我们都在饲养院前等着队长派工。已经派完工的一队大车,要去甸子上拉羊草。头车的车老板子打了个响鞭。这声音,比我以前马场那黄大鞭子差远了。所以,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了一个快乐的声音:开里一麻斯。接着就是以其尼,以其尼的操典口号声。


分明说的是日本话呀。谁说的呢,我四下张望,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满脸胡子拉茬。他见我注意到他,冲我笑笑,算是和我打个招呼。我也冲他笑笑,说了句空尼起娃。他不笑了,凑了过来,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北京知青。我说正是鄙人。他说,你懂日语。我说就几句。除了数数和问问好,就不会别的什么了。


然后,队长就过来派我给抹房棚的大工和泥。我们几个年轻点的一块和泥。和好泥,大工抹墙时,就胡白乎起来。他们见我对刚才的那个老头比较感兴趣,就告诉我老头大名王作功,但村上人都叫他老王头。这老王头,原先也在北京工作,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就成了右派分子,就发配到齐齐哈尔的一个建筑公司当日文翻译,好像是四清前后,和几个公司的干部一块下放到这里。后来,那几个干部全走了,村里就剩他一个。算是劳动改造吧,跟你们差不多,也是不挣工资,挣工分。他无妻无子,老哥一个,只有个妹妹在市里,偶尔走动。


我就问,他在哪里住?他们就指给我看,说,那个饲养院旁边的三间小房就是。他和老李头住在一起。小房三间。小间是灶间做饭。他住东屋,老李头住西间。老李头是地主,也是无儿无女。一个年岁大点的就跟我说,虽是告诉你,他住哪儿,你还是别去跟他狗扯连环。我说,他怎么啦,不也是干活吃饭吗?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去找他狗扯连环呢?那人就说他没有别的意思,说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毛主席老人家让我们来这儿,就是接受你们再教育来了。你放心,我是知青不是狗,自然就不会狗扯连环的。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当晚我就去狗扯连环。去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就是复课后北大的日语课本。这是在山西我跟张放学日语时,在北京买的。我到东北来,只带了两本书,这是一本,另一本是《牛虻》。一进屋,二位老人正在灶间打火造饭。他们一人一个灶,烟熏火燎的。见来的是我,两位老人都站起来,大概是从来也没有知青到他们这儿来过,所以,我感觉他们有点惶恐。


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按在小凳上。我也随手拉过一个小凳就坐下。他们才看出我没有恶意。就揭开了锅,诚心请我吃饭。锅帮子上贴着玉米饼,屉上蒸着一个没盖的饭盒,里面是白菜和粉条。我说,要不是我吃过了,肯定不会推辞。但我吃过了。你们尽管吃就是。要是你们不吃,我就先出去。你们吃好,我再来。那老李头就回到他的屋,拿了个笸箩出来,里面是碎烟叶和一大把用报纸卷好的大炮。他让我吸,我就不客气,拣了一支吸起来。他们这才各吃各的饭。


我们就聊起来,没主题,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等我想起我来干什么时,我看看腕子上的三度士,已经10点多了。我赶紧掏出那北大的课本,递给王先生,说,我来就是请您教我日语的。他说,我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你学它干啥?学他有啥用?我说,我学日语就是想跟我妈,还有我哥们儿会话。他说,他们会日语?我说会,我妈是庆英的。他说,庆英大学?我说是。他重新把我又打量了一回,说要学的话,每晚两个小时,你能坚持吗?我说能。他说,那我保证三个月你能用日语给你妈写信,五个月看《北京周报》。


于是,我跟着王先生又来了一遍五十音图。我说,这个我学过。先生说,再来一遍。日语里所有的假名都在这五十音图表里面。所以,底子必须打好。日语五十音图表的横向称为“行”,纵向称为“段”。一定要按行或段记。因为以后动词活用要用到。然后就是平假名和片假名。你就当是手写和印刷体就成了。然后就是动词的五段活用,形容词的活用,助词的用法等等。


多亏在山西,我学了中南师院的汉语教材,有点一些汉语语法的底子,又跟着张放学了点基础发音什么的,王先生给我讲日语的动词、助词和形容词的用法时,我便得以触类旁通,并不吃力。


我记得,北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纺织厂的工人》,先生让我熟读并背诵。我倒背如流时,他又让我模仿课文的行文,用我已经掌握的词汇,写了我的第一篇作文《富拉尔基的知识青年》。我至今还记得,在文中我给自己封了许多名号:什么劳动模范呀,先进生产者呀,不一而足。其实,实际生活中,这些名号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读着我自己的日语作文,却非常高兴。


王先生也很高兴,说,我说过嘛,三个月写信。就这进度,再过几周,你掌握的词汇再多一点,就能自由表达你想说的话了。现在,你套用课文,就是为了将来的自由表达。先生读一句,我就跟着复述,然后是,我读一句,先生再跟着复述,目的是纠正我的发音。


比较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对门的那个李姓老地主,在我口干舌燥之时,常常就端来一大缸子用茶砖熬制的浓茶。还有他那个装烟叶的笸箩。我短暂休息的时候,我曾想,这老地主就那么一身破棉袄,穷得还不如我呢。我还有皮大衣。他怎么就是地主呢?这么羸弱的一个老人,朝不保夕,却还默默地照顾着我,那时,我自然就早就没了阶级立场,感动得都想哭。


我的老师王先生更是尽职尽责,我不知道今天大学里带研究生的导师们,能否做到他那样的无私和尽责。很多年后,在报社,我带过许多实习生。只要我想骂他们笨得可以时,我就会想起我的这位王先生,便不由自主就变得温和起来,和这些小混蛋吃吃喝喝去了。当然,是我埋单。


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那个小屋。我的日语水平日新月异。我自己都不相信,王先生竟有这么大的本事。让我每个晚上的功课都较前一天明显地提高。我得意起来,回到知青点,也会继续重温我当天的功课,课文、句式和语法。可是,我不知道,一个我至今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灾祸,已经向我逼近。


有一天,大队的一个什么管事的人跟我说,区里正在落实各大队的土地实际数量。抽调咱村青年的协助测量。我说,抽呗,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咱村那些青年喝酒还行,干这个不成。看不懂航测地图。说我是北京的,一定能成。十八个大队,都得落实一遍土地实有面积。得一个多月,走哪儿都是好吃好喝。我说,这么好的事,你咋不干?他说,他倒是想干,看不懂那些尽是圈圈的地图(他把等高线当成了圈圈)呀。于是,我去了公社的土地测量队。走得太仓促,以致我都没工夫去跟我的先生说一声。


完成测绘,我回到知青点就去那个小屋。两位老人都不在。屋里漆黑黑,冷冰冰,我那个温暖的小屋已不复存在。我那两个插队干部找到我,一个给我看了区里的《情况反映》。说前海格的一个右派分子教一个知青学习日语,为那个青年进行叛逃准备。


我说,这个《情况反映》就是说老王头和我吗?凭什么说,我学日语就是叛逃?那些往苏修逃的,往美帝逃的,哪个学日语了?说我往日本逃,我就是真想逃,中间隔着太平洋,我怎么逃?我越想越气,就开始痛骂!是哪个王八蛋告的密?干他妈别的不行,告密他妈的不用学就会,真你妈不是揍。另一个干部看我火了,就打圆场,说咱不学了不就完了吗?回城里歇几天,去我家哈酒。


我说,老王头和老李头是不是让你们告发,给抓走了。他们说,怎么是我们告发的?那是村里的事,和我们无关。村里怎么处理,我们管不了啊。村里怎么处理他们,我们也不知道呀。我心里想的是,肯定和你们有关。你们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算是立功,然后就让你们回城,不用在这小村子里发呆了。


我说,直说,想把我怎么着吧?他们说,就在知青范围里做个检查。我说,门儿都没有。我又没偷没抢,检查个鸟。他们说,要是青年们不干呢?我二话不说,操起一把门后的管锹叫着:你们他妈的是一块儿招呼,还是一个一个来,看爷敢不敢活劈了你个小狗日的。


那些小青年,没一个吱声的。那个能喝好喝的干部就抻手,去掳我那锹,叫着可不敢可不敢,会出人命的呀。我把那锹扔给他,他就拉着我往外走,说哈酒哈酒。我他妈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呢。甩开那干部,在着冬天的旷野中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半夜,我又去了一次小屋,还是没人,没灯,死一般的沉寂。第二天,我回了市里,我姐家。


我姐已经知道了这个事。说,你也是,不是说不让你学日语,你瞧你找的这俩人,一个地主,一个右派,人家能不疑心吗?我说,这俩人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姐说,我想的哪样不哪样都不重要,关键是,大家想的是哪样,这才是可怕的。你想学日语就在家里学。不想在家里,回北京也行。就是先别去青年点了。


可是,我没听我姐的话,又回了青年点。我必须得知道,我的老师怎么样了。在富拉尔基,那两个带队干部中好喝的队长,把我领到他家。他亲自炒了俩菜,烫了几壶酒。我们就开喝。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去了测绘队,就把他们二人抓了。我说,是不是让我去测绘队,就是调虎离山呀?他说,那就不知道了。就知道是大队揪斗的他们俩。


我说怎么揪斗的?他说,还不是都看惯了的那种。民兵揪着他们的头发,下边就是让他们低头认罪。那个老王头也不吭声。问他为什么要教知青日本话。他一句话也没提你要学的。只说,他自己闲得,怕把日语忘了就教了,是他要教的,人家知青本不想学的。革命群众就说他不打自招,怕把日本话给忘了?要记着日本话干啥?不就是想投敌吗?


我说,都他妈什么混蛋逻辑?都是我惹的事,是我要学的!为啥不冲我来?抓两个无辜老人显他妈什么大屁眼子。队长喝了酒,胆子也大了些,说,想想也是挺可气的。可咱们不是管不了吗?我说,就是咱青年点捅出去的,小小年纪学点什么不好,学告密,学背叛,什么世道!队长说,小张啊,知道就行了,何必要说出来?我说,不说出来,就还是告密,还是背叛。没好了!队长就说,哈酒哈酒。


那天我在队长家,喝了个烂醉。交通车早就没了。我都不知道,三十里旱道,我是怎么回前海格青年点的。我只记得,从队长家出来,队长伏在桌上打着呼噜。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手腕子上的三度士蒙子磕得稀碎。昏头昏脑的我,想一想,回北京算了。

 

等我从北京再回到齐齐哈尔已经是1976年4·5之后。我才听说,分局领导看了那个《情况反映》,就去区革委会请示,要不要先把人抓起来?给我定的罪名是学日语叛国投敌。区革委主任当着分局领导的面就拍了桌子说,胡闹!一个知青没事学日语就是叛国了?这孩子是我亲自送他去的前海格。才几天,就要叛国啦?谁信!你信吗?


分局领导立即说,就是就是,我们不知是您送他去的前海格呀。这事才算了了。


我回村后,没去青年点,直接就去了我熟悉的那个小屋。因为,我迫不及待要告诉先生,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能用日语写信了。还和我妈、张放用日语进行了一些关于吃喝拉撒睡的对话。而且,我也订了一份《北京周报》,正试着阅读。可是,当我站在个毫无生气的门前,我的心立刻冷下来。小屋在依然早春袭人的寒风中缩瑟着。我推开门,仍是人去屋空。我站了一会儿。但没有人来。


后来,别人告诉我,二位老人出了这个事,就被他们的亲戚接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感觉,我欠他们的,却没有机会偿还。


现在,已经是彻底没有偿还的机会了。

 

5月28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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