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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我跟右派老王头学日语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30号院 Author 张亦峥
作者档案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跟右派老王头学日语
我离开军马场，在我姐家休息了一阵子，我姐把我转到富拉尔基郊区一个叫前海格的村子插队。富拉尔基区是齐齐哈尔市下辖的一个市辖区，距齐齐哈尔北市区西南80华里。我姐说，你插队的那个村子，距富拉尔基市区还有30里，不过每天都有交通车，很方便。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前海格村的青年点，完全有别于我见过的任何青年点。这里的知青的父母全都是区里烟酒公司的子女，烟酒公司还派了两个带队干部，常驻知青点，说是管理知青的生活、思想。而我看到的是，他们调动公司的三轮卡车，把成桶的啤酒运送到青年点。然后，撬下桶塞，把啤酒倒的大面盆里，用搪瓷茶缸舀着喝。几十个知青，围坐在那三两个大盆周围，又唱又喝。哪回都得喝倒几个，不然，誓不罢休。
两个带队干部，一个文点儿，不大喝酒；另一个武点儿，能喝。说是队长，但知青们只叫他们叔或大爷。都是他们父辈，知青也就不大惹事生非，至少面子上还得装装样，让他们说得过去。而给知青们饮酒则是笼络住知青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发现如果说必须当知青，还是当小城市的知青好，插队的地方本来离家就近，还有人管理，送吃喝。要是大城市，想管也管不过来呀。
我记得，我在山西插队时，北京慰问团来过，也就是说说话，送个毛巾、茶缸什么的，名符其实的慰问。哪儿能像这个小地方，还啤酒管够。但我不大喜欢这种饮酒方式。乱哄哄的，又哭又笑，吹牛骂街，没完没了。所以，往往喝上一两茶缸，我就去老王头（这是当地人的叫法，我则叫他王作功先生）的小屋里上课去。
我说的上课，是听王作功先生给我一个人上的日语课。在那个年代，在那么一个闭塞边远的小村里，我竟能得天独厚，拥有一个不收取任何费用，却还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专业日文翻译，为我授课。别说在那时，就是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完全得益于我在山西插队时，跟我那大哥张放学过几句日语而已。
我以为这是巧合，是上苍对我的眷顾。后来，我明白了，不是。一切偶然碰上的事物里面，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就是不碰上那个机会，还会有别的机会，不是王先生，还可能是李先生呢。所以，在我人生的旅途上，碰到的任何人，都不是偶然的，这就是缘份，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我不可抗拒的人生轨迹。所以，凡此种种，我总会努力珍惜。
那是个深秋，我刚到前海格九队不久的一天。我们都在饲养院前等着队长派工。已经派完工的一队大车，要去甸子上拉羊草。头车的车老板子打了个响鞭。这声音，比我以前马场那黄大鞭子差远了。所以，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了一个快乐的声音：开里一麻斯。接着就是以其尼，以其尼的操典口号声。
分明说的是日本话呀。谁说的呢，我四下张望，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满脸胡子拉茬。他见我注意到他，冲我笑笑，算是和我打个招呼。我也冲他笑笑，说了句空尼起娃。他不笑了，凑了过来，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北京知青。我说正是鄙人。他说，你懂日语。我说就几句。除了数数和问问好，就不会别的什么了。
然后，队长就过来派我给抹房棚的大工和泥。我们几个年轻点的一块和泥。和好泥，大工抹墙时，就胡白乎起来。他们见我对刚才的那个老头比较感兴趣，就告诉我老头大名王作功，但村上人都叫他老王头。这老王头，原先也在北京工作，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就成了右派分子，就发配到齐齐哈尔的一个建筑公司当日文翻译，好像是四清前后，和几个公司的干部一块下放到这里。后来，那几个干部全走了，村里就剩他一个。算是劳动改造吧，跟你们差不多，也是不挣工资，挣工分。他无妻无子，老哥一个，只有个妹妹在市里，偶尔走动。
我就问，他在哪里住？他们就指给我看，说，那个饲养院旁边的三间小房就是。他和老李头住在一起。小房三间。小间是灶间做饭。他住东屋，老李头住西间。老李头是地主，也是无儿无女。一个年岁大点的就跟我说，虽是告诉你，他住哪儿，你还是别去跟他狗扯连环。我说，他怎么啦，不也是干活吃饭吗？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去找他狗扯连环呢？那人就说他没有别的意思，说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毛主席老人家让我们来这儿，就是接受你们再教育来了。你放心，我是知青不是狗，自然就不会狗扯连环的。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当晚我就去狗扯连环。去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就是复课后北大的日语课本。这是在山西我跟张放学日语时，在北京买的。我到东北来，只带了两本书，这是一本，另一本是《牛虻》。一进屋，二位老人正在灶间打火造饭。他们一人一个灶，烟熏火燎的。见来的是我，两位老人都站起来，大概是从来也没有知青到他们这儿来过，所以，我感觉他们有点惶恐。
我一个一个把他们按在小凳上。我也随手拉过一个小凳就坐下。他们才看出我没有恶意。就揭开了锅，诚心请我吃饭。锅帮子上贴着玉米饼，屉上蒸着一个没盖的饭盒，里面是白菜和粉条。我说，要不是我吃过了，肯定不会推辞。但我吃过了。你们尽管吃就是。要是你们不吃，我就先出去。你们吃好，我再来。那老李头就回到他的屋，拿了个笸箩出来，里面是碎烟叶和一大把用报纸卷好的大炮。他让我吸，我就不客气，拣了一支吸起来。他们这才各吃各的饭。
我们就聊起来，没主题，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等我想起我来干什么时，我看看腕子上的三度士，已经10点多了。我赶紧掏出那北大的课本，递给王先生，说，我来就是请您教我日语的。他说，我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你学它干啥？学他有啥用？我说，我学日语就是想跟我妈，还有我哥们儿会话。他说，他们会日语？我说会，我妈是庆英的。他说，庆英大学？我说是。他重新把我又打量了一回，说要学的话，每晚两个小时，你能坚持吗？我说能。他说，那我保证三个月你能用日语给你妈写信，五个月看《北京周报》。
于是，我跟着王先生又来了一遍五十音图。我说，这个我学过。先生说，再来一遍。日语里所有的假名都在这五十音图表里面。所以，底子必须打好。日语五十音图表的横向称为“行”，纵向称为“段”。一定要按行或段记。因为以后动词活用要用到。然后就是平假名和片假名。你就当是手写和印刷体就成了。然后就是动词的五段活用，形容词的活用，助词的用法等等。
多亏在山西，我学了中南师院的汉语教材，有点一些汉语语法的底子，又跟着张放学了点基础发音什么的，王先生给我讲日语的动词、助词和形容词的用法时，我便得以触类旁通，并不吃力。
我记得，北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纺织厂的工人》，先生让我熟读并背诵。我倒背如流时，他又让我模仿课文的行文，用我已经掌握的词汇，写了我的第一篇作文《富拉尔基的知识青年》。我至今还记得，在文中我给自己封了许多名号：什么劳动模范呀，先进生产者呀，不一而足。其实，实际生活中，这些名号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读着我自己的日语作文，却非常高兴。
王先生也很高兴，说，我说过嘛，三个月写信。就这进度，再过几周，你掌握的词汇再多一点，就能自由表达你想说的话了。现在，你套用课文，就是为了将来的自由表达。先生读一句，我就跟着复述，然后是，我读一句，先生再跟着复述，目的是纠正我的发音。
比较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对门的那个李姓老地主，在我口干舌燥之时，常常就端来一大缸子用茶砖熬制的浓茶。还有他那个装烟叶的笸箩。我短暂休息的时候，我曾想，这老地主就那么一身破棉袄，穷得还不如我呢。我还有皮大衣。他怎么就是地主呢？这么羸弱的一个老人，朝不保夕，却还默默地照顾着我，那时，我自然就早就没了阶级立场，感动得都想哭。
我的老师王先生更是尽职尽责，我不知道今天大学里带研究生的导师们，能否做到他那样的无私和尽责。很多年后，在报社，我带过许多实习生。只要我想骂他们笨得可以时，我就会想起我的这位王先生，便不由自主就变得温和起来，和这些小混蛋吃吃喝喝去了。当然，是我埋单。
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那个小屋。我的日语水平日新月异。我自己都不相信，王先生竟有这么大的本事。让我每个晚上的功课都较前一天明显地提高。我得意起来，回到知青点，也会继续重温我当天的功课，课文、句式和语法。可是，我不知道，一个我至今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灾祸，已经向我逼近。
有一天，大队的一个什么管事的人跟我说，区里正在落实各大队的土地实际数量。抽调咱村青年的协助测量。我说，抽呗，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咱村那些青年喝酒还行，干这个不成。看不懂航测地图。说我是北京的，一定能成。十八个大队，都得落实一遍土地实有面积。得一个多月，走哪儿都是好吃好喝。我说，这么好的事，你咋不干？他说，他倒是想干，看不懂那些尽是圈圈的地图（他把等高线当成了圈圈）呀。于是，我去了公社的土地测量队。走得太仓促，以致我都没工夫去跟我的先生说一声。
完成测绘，我回到知青点就去那个小屋。两位老人都不在。屋里漆黑黑，冷冰冰，我那个温暖的小屋已不复存在。我那两个插队干部找到我，一个给我看了区里的《情况反映》。说前海格的一个右派分子教一个知青学习日语，为那个青年进行叛逃准备。
我说，这个《情况反映》就是说老王头和我吗？凭什么说，我学日语就是叛逃？那些往苏修逃的，往美帝逃的，哪个学日语了？说我往日本逃，我就是真想逃，中间隔着太平洋，我怎么逃？我越想越气，就开始痛骂！是哪个王八蛋告的密？干他妈别的不行，告密他妈的不用学就会，真你妈不是揍。另一个干部看我火了，就打圆场，说咱不学了不就完了吗？回城里歇几天，去我家哈酒。
我说，老王头和老李头是不是让你们告发，给抓走了。他们说，怎么是我们告发的？那是村里的事，和我们无关。村里怎么处理，我们管不了啊。村里怎么处理他们，我们也不知道呀。我心里想的是，肯定和你们有关。你们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算是立功，然后就让你们回城，不用在这小村子里发呆了。
我说，直说，想把我怎么着吧？他们说，就在知青范围里做个检查。我说，门儿都没有。我又没偷没抢，检查个鸟。他们说，要是青年们不干呢？我二话不说，操起一把门后的管锹叫着：你们他妈的是一块儿招呼，还是一个一个来，看爷敢不敢活劈了你个小狗日的。
那些小青年，没一个吱声的。那个能喝好喝的干部就抻手，去掳我那锹，叫着可不敢可不敢，会出人命的呀。我把那锹扔给他，他就拉着我往外走，说哈酒哈酒。我他妈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呢。甩开那干部，在着冬天的旷野中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半夜，我又去了一次小屋，还是没人，没灯，死一般的沉寂。第二天，我回了市里，我姐家。
我姐已经知道了这个事。说，你也是，不是说不让你学日语，你瞧你找的这俩人，一个地主，一个右派，人家能不疑心吗？我说，这俩人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姐说，我想的哪样不哪样都不重要，关键是，大家想的是哪样，这才是可怕的。你想学日语就在家里学。不想在家里，回北京也行。就是先别去青年点了。
可是，我没听我姐的话，又回了青年点。我必须得知道，我的老师怎么样了。在富拉尔基，那两个带队干部中好喝的队长，把我领到他家。他亲自炒了俩菜，烫了几壶酒。我们就开喝。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去了测绘队，就把他们二人抓了。我说，是不是让我去测绘队，就是调虎离山呀？他说，那就不知道了。就知道是大队揪斗的他们俩。
我说怎么揪斗的？他说，还不是都看惯了的那种。民兵揪着他们的头发，下边就是让他们低头认罪。那个老王头也不吭声。问他为什么要教知青日本话。他一句话也没提你要学的。只说，他自己闲得，怕把日语忘了就教了，是他要教的，人家知青本不想学的。革命群众就说他不打自招，怕把日本话给忘了？要记着日本话干啥?不就是想投敌吗？
我说，都他妈什么混蛋逻辑？都是我惹的事，是我要学的！为啥不冲我来？抓两个无辜老人显他妈什么大屁眼子。队长喝了酒，胆子也大了些，说，想想也是挺可气的。可咱们不是管不了吗？我说，就是咱青年点捅出去的，小小年纪学点什么不好，学告密，学背叛，什么世道！队长说，小张啊，知道就行了，何必要说出来？我说，不说出来，就还是告密，还是背叛。没好了！队长就说，哈酒哈酒。
那天我在队长家，喝了个烂醉。交通车早就没了。我都不知道，三十里旱道，我是怎么回前海格青年点的。我只记得，从队长家出来，队长伏在桌上打着呼噜。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手腕子上的三度士蒙子磕得稀碎。昏头昏脑的我，想一想，回北京算了。
等我从北京再回到齐齐哈尔已经是1976年4·5之后。我才听说，分局领导看了那个《情况反映》，就去区革委会请示，要不要先把人抓起来？给我定的罪名是学日语叛国投敌。区革委主任当着分局领导的面就拍了桌子说，胡闹！一个知青没事学日语就是叛国了？这孩子是我亲自送他去的前海格。才几天，就要叛国啦？谁信！你信吗？
分局领导立即说，就是就是，我们不知是您送他去的前海格呀。这事才算了了。
我回村后，没去青年点，直接就去了我熟悉的那个小屋。因为，我迫不及待要告诉先生，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能用日语写信了。还和我妈、张放用日语进行了一些关于吃喝拉撒睡的对话。而且，我也订了一份《北京周报》，正试着阅读。可是，当我站在个毫无生气的门前，我的心立刻冷下来。小屋在依然早春袭人的寒风中缩瑟着。我推开门，仍是人去屋空。我站了一会儿。但没有人来。
后来，别人告诉我，二位老人出了这个事，就被他们的亲戚接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感觉，我欠他们的，却没有机会偿还。
现在，已经是彻底没有偿还的机会了。
5月28日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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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