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吕飞飞：在马庄，女生成了男生配鸳鸯打赌的对象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1979年
吕飞飞，女，山西太原人。高中毕业后曾在太原南郊马庄村插队，后抽调回太原在仓库当搬运工人。1978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入太原师专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从事中专语文教学及写作，有个人散文集出版。
原题
马庄哟马庄
作者：吕飞飞
人在年轻时候经历的事，留下的记忆永远是新鲜的。马庄，上帝把它安放在我十九岁的年轮上，所以至今它都清晰明确。
1973年9月20日，太原市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它欢送了上千名学生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欢送大会在湖滨会堂，台上来了太原当时的头头脑脑们，台下坐着要去插队的知识青年。还来了文艺宣传队，又唱又跳。记得有一对男女唱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二人台《大寨红花遍地开》，唱得好听，有人鼓掌。
湖滨会堂外，送知青下乡的大卡车从太原市各单位、学校开来，如长龙一样在迎泽大街路边排开，车上满了知青的行李。会后汽车拉着我们游街（不是个好词）一路西行，先到河西，又向南到晋源，最后到南郊区所在地小店开会。
会场看不见在哪里，我们没有下车，就坐着大卡车上，听到有人在对着话筒讲话，高音喇叭满大街嘈杂着。天已过午，同学都饿得厉害。那天母亲送我，她给了我几两粮票几毛钱，我爬下卡车在路边的饭铺子里买了几个饼子，也没带水，就那么吃了。不知什么时候会开完，于是卡车一辆辆分头开路，送我们到各自的目的地。
马庄属于南郊区郝庄公社，它地势较高，有平地也有坡地，靠天吃饭，自然条件不好。村里多为窑洞，只有不多的几处砖房。马庄的大队部设在村里的最高点，一个旧庙里。它是太原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寺庙前的牌楼破烂不堪，如一个患有疯瘫病的老人，但牌匾上的四个大字还算清晰，颜体，胖大厚重：芳林禅寺。门口残损的石碑横七竖八倒着，有当年捐银修高庙刻上去的人名，及“皇帝万岁万万岁”之类，听说文革中被砸倒。芳林寺包括前后三个院落，现在只剩最后一进，偏殿均夷为平地。前边的院子还留有一座宋代的大殿，也只剩一副骨架，东西北墙体尚在，看上去走风露气、风烛残年。
留存最好的是后边的窑洞院，正房是一座二层窑洞楼，楼顶的琉璃绿瓦在阳光斜照下泛着光；东西厢房和正殿一样，都是砖砌的窑洞式的建筑，结实而特别。这所院落是清代的建筑，是马庄最好的建筑物，它昂首挺胸蔑视一切大义凛然，大队部理所当然设在这里。
马庄人在芳林寺这里迎接我们，村里的小学生由学校的老师带着夹道欢迎，妇女抱着小孩儿都来看热闹，一时间车水马龙。大队为我们开欢迎会，会场设在破损的大殿前，地上先垒了砖，又铺了长条木板，我们六十多个学生加上家长一百来号，坐在这简易的凳子上。
欢迎会由大队副书记魏来顺主持，是个红脸胖子，四十岁上下，行动不紧不慢。他说：“下面进行第一项，由咱们马庄大队党总支书记白二毛讲话！”我们注意到，他的郊区口音把“白二毛”说成“白爱毛”，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也这样说。
白二毛大约三十来岁，满脸络腮胡子，给人凶凶的感觉。他讲话花里胡哨很生动，一堆很革命的词儿，加上乡间俚语。他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革命小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马庄又有了新鲜血液，马庄有了你们山大附中这批刚毕业的高中生，前途一片光明云云。
后来还有什么人讲话记不清了，因为经过一天的劳累，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心思也不在会上，于是魏来顺上来宣布：“下面进行最后一项，吃饭！”
饭菜很快端上来，不论是家长还是知青，每人一大碗肉菜，外加一个大馒头。这样的饭即使在太原市区也算很不错的。于是家长和我们都为这顿饭感动，为马庄的热情所感动。好些年后我仍记得那个秋高气爽的下午，那个人欢马叫的沸腾场面，那几个大队领导讲话时热情洋溢的表情，以及满庙里乱蹿的喜笑颜开的马庄小孩儿。
我们住在三年前解放军备战打仗时挖的十几孔窑洞里，里边收拾得新新的，新粉刷的白墙，窗户糊了雪白的纸，门窗都为新木，还安了新搭扣，贴了红对联。我们的床是用长长的木板条搭的，睡上去还有点颤。我们把行李放好铺开，各自带的箱子在空地上整齐排开。之后与送我们来的家长、附中的老师挥泪告别。
那天母亲随我在车上，父亲则骑自行车早早跑到马庄候着，因为家在太原郊区坞城路，所以马庄离我家也就七八里山坡路，这也是母亲坚要我跟着学校插队的原因。母亲说：近，比什么都好。
我们到了之后，父亲亲自为我搬下行李铺好被褥。母亲随卡车走，临上车时她悄悄对我说；“离开家，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愣了一下，不知这话何意，但很快从母亲的眼神里读懂，立刻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我送父亲在高坡上，看着他骑车远去。后来听母亲说：你插队到马庄那天晚上，你爸爸整夜没有合眼。我说为什么呀？母亲说，这也不懂，心疼你呗！那时父亲从雁北插队回来才几个月，他的女儿又不得不背起行李下乡。第二年我大弟也去插队，一家五口有三口插队，那段日子过得就特别惜惶。
送走亲人后，我们怀着新鲜和兴奋四处转悠，晚上激动得好久睡不着，直到很晚才睡了第一个马庄觉。当第二天早上我按照家里的习惯转头去看窗外时，发现方向不对，又转了半圈才找到不太明亮的门窗。于是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是在做梦，我的的确确来到了一个叫马庄的农村，我真真实实地被注销了城市户口，我得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当农民，前途理想抱负全部被消灭，只能全力对付眼前。
这次下乡的同学多数属马，就有人说：“唉，马庄就把咱们‘码’住了！”
马庄是个极大的自然村落，东西长约十华里，这十华里就是一条弯曲的长沟，马庄的十一个生产小队就分布在这长沟和它的分支沟里。
我们的进村教育包括听老贫农讲家史。一个姓牛的老头儿，穿得破破烂烂的上台给我们讲他的家史，他这样开头：“来，我给大家宣布宣布这旧社会的苦！”我们“哄”的一声全笑了，我们的惟一的党员同学张玉兰，气得立刻唬着脸制止我们。
后来我有机会与牛老汉有了近距离接触，发现这个人的确可怜，在队里喂牲口，家里有七个孩子，但七个孩子只有前两个女儿是他亲生，其他几个均为一个放羊汉的后代，可是他还得养着。家中穷得一贫如洗，除了一盘炕，几乎什么都没有。小他二十几岁的妻子对他视若无物，找其他男人似乎都在情里之中。
大队的头儿们对知青还算不错，他们是把我们当作村里最先进最文明最好管理的青年劳动队伍来看的，当然不排除我们每个插队青年都能给大队带来五百元的好处，五百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子，更何况是六十四个五百元。
马庄的第一把手白二毛，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办事果断行事利索，是村里不多见的能干人。他讲话热闹非凡眉飞色舞，他的文化不高，理论水平有限，但凭着机敏，可以用方言俚语来解释中央文件。他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个子中等，头发浓密络腮胡子重，两条浓眉如虫子蠕动，一双硕大的眼睛，机警得机里轱辘乱转。他的嘴也大，从侧面看很像非洲人。
马庄缺水，每个生产队都要打井，逢打井队来，生产队总会请白二毛来喝酒撑场面。农民对他特别崇拜，说：你们知道人家白爱毛咋喝酒了？人家是上面喝下边尿，人家的尿划根火都能点着！一次喝二斤半都不在话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
给我们做饭的大师傅叫程泉，长得像电影演员陈强。他解放前在太原一家小点心铺里做学徒，因为人好，老板竟将独生女儿许给了他。后来解放太原时仗打得残酷，就带着老婆回马庄。他有做饭的手艺，大队让一个学生做帮手，给我们六十来个学生做饭。他的独生女儿叫金梅，与我好了一阵。可惜她早早去世，我曾为她写过纪念文章。
我们的伙房开在一家大院子里，院子里有好多窑洞，乱跑着鸡猫狗。大锅饭不好做，又赶上那年月天天停电，鼓风机不能用，我们收工回来常常吃不上饭，只好黑灯瞎火地躺在床上等来电。来电时我们早已睡着，也常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一次甚至到了凌晨两点。电来时我们欢声雷动；电不来我们就唱歌。那时刚出了一本歌曲集叫《战地新歌》，我们就从第一首唱起：“马达轰轰响，嗨！为咱鼓干劲。”虽说饿着肚子，但年轻人不知累，会吹口琴的还给伴奏上。终于，所有能量耗尽，累了一天的我们只好饿着肚子睡了。做饭的程泉有时看见我们半夜过来，一个个披着棉衣瞌睡丢盹儿地来打饭，就会同情地说，唉，娃娃们可怜了！
刚开始秋收对我们是一关，知道了什么叫披星戴月，什么叫做筋疲力尽，什么叫做没日没夜，什么叫作猴年马月。总之是受不尽的苦累。光是割那一望无际的谷子，就觉得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马庄多坡地，起伏的坡地难以看到地头，我们割一会儿就抬起头找地头，但怎么也看不到，谷子好像永远都割不完，于是唉声叹气。还有割高粱、割玉米、割糜子、割荞麦等各类收割类的农活儿，且收了庄稼还得在短时间内晾晒打场，也是苦重。
干这一系列的农活儿最大问题是费衣服，我们的衣服鞋很快被锋利的庄稼叶子划得破破烂烂，留在地里的玉米高粱茬子，把我们的鞋戳得四面透风。没过多久，我们和农民就一样了，浑身上下补丁落补丁。
我干活儿的一队，人手少，队里觉得人们回家吃饭浪费时间，干脆由队里送早饭午饭，农民特别高兴，因为省了自家的粮。但这饭不是白吃的，从早上六点出工，到晚上八点多黑得看不见回来，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让我们苦不堪言。早上从六点多要干到九点才有饭来，而中午饭常常拖到下午三点。就有农民幸灾乐祸地对我们说：这下知道老农民有多苦了哇！告你们，这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呢！
我们跟着农民在地头吃，有人快快吃完就躺在庄稼垛上睡觉，但队长很快又喊人们：快！快些些！起来动弹了！这种强度的劳动，别说我们累，就是农民也整日喊：队长，圪歇圪歇哇，累得俺们实在是揽不住咧！
晚上真到看不到地里的庄稼，队长让人们回家。记得收工的路上，一个小坑都能让我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刚下去时我在一队干了四五个月，一队高处有个很大很古老的堡子，厚厚的土墙不知是天然的利用，还是真有人夯过。我曾绕着它转了半圈儿，因为太大，竟没有绕下来。它有两处门，一处向西一处向北。堡子里没有古迹，只是一个很大的平整的场地用来做打谷场。这座神密的古堡让我想到古代，想到太原和晋中地区好多地方叫堡，堡肯定是与战争有关，它是用来防御还是屯集粮草，我弄不清。于是我向一队的人打听这个堡子的前世今生，但无人能答。
后来我在四队也发现过同样的古堡，那座古堡里残存着好些破砖烂瓦，还有些墙基，似乎曾有过庙宇，能捡到过琉璃绿瓦，只是那儿虽是艳阳高照，仍然鬼气森森，冷嗖嗖的小风平白无故就刮了起来，还打着旋儿，让我毛骨悚然赶紧走开。
头年冬天我分到了三十五块钱，这是我五个月的劳动所得，口粮是头一年由国家供应的，第二年我们将靠自己的本事挣粮，我想我得拼命干，才能挣回口粮钱。
男同学不知道打哪儿要了两条小狗，那狗极聪敏，六十多个同学它能弄得清，就是怕狗的女同学它也认得，从没有咬过。但它对农民却狠，有来访者它一定又追又咬，吓得农民不敢到窑洞来，只能站在窑洞的崖面上喊人。但这狗对农民也有选择，不咬女的只咬男的，不知道它怎么分辨。我们在惊讶之余，便很不客气地把这两条狗叫作“流氓狗”。而最最没道理的是，它竟然能认出我们的家长，有时星期天家长骑车来，那两条狗迎上去，摇着尾，一副好久不见的模样。
多年后，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章里，见到如出一辙的描述：也是知青养的狗，只咬农民，而不咬知青的家长。也不知动物学家有一天看到我的文章，会以此为题并能做答。
那年冬天是我们最艰苦的冬天，大队在寒冬腊月天里折腾人，要修大寨田。太原的冬天，土地冻得梆梆响，却说要大干一冬天，造田多少百亩。大队把全村的壮劳力全部拉到马庄最东头的水库旁，一个名叫南圪梁的地方。那地方高，西北风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干活时人不能停下来，一停下就会冻僵。后生们用镢头把冻土地刨开，我们把一块块冻土块搬上平车，运到低洼处。风展红旗啦啦响，天也冷得要裂开。
休息时大家找一块有阳婆的背风处，一堆人挤在一起，吃饭时到一个土窑里热饭。农民带的饭多是小米饭、窝头和炒土豆丝，饭做得可口。我们的饭就糟糕了，高粱面轧的“钢丝面”，没有菜，咽都咽不下去，就着西北风吃到肚里，真是如钢丝一般坚硬冰凉，有时晚上回到宿舍，中午的“钢丝面”还在肚里坚挺。
和马庄的农民在一起干活儿，不久就熟了，那是一批与我们年龄相仿者。无论男女个子都不太高，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饥饿和劳累，但每个人都很简单坦诚率真。干活时他们愿意与我们知识青年搭伴儿，我们也愿意与他们同伙儿，他们问这问那的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们则干活相对轻松点儿。吃饭时姑娘们常把她们的菜拨给我们。
有一天太原一个领导坐着小吉普车上南圪梁来了，我们和农民学着，每逢这时赶紧歇下来，不远不近地望着。只见那个人在大队头头们的陪同下，如领袖一样视察，做指示。他站在一个高地儿大声说：马庄是个好地方！过了一会儿又听他说：过几年，我还要来！然后他受不了冷，缩回车里走了。
后来就有农民说，刚才那个人叫刘世洪，是市委领导。但他的这两句话让一个名叫邢共生的男生模仿了很久，他把衣服披着，也找个稍高的地方，来来回回走几下，装模作样地手搭凉蓬向远处看了看说：马庄可是怪（个）好地方！过几年，我还要来！他怪腔怪调儿地故意使用太原普通话，揶揄成分大，极逗乐，同学农民都爆笑。
下乡后女同学们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想法。但男同学却不一样，先是大部分人学会了抽烟，开头在女同学面前还不好意思，后来就无所顾及，尽管我们的头儿张玉兰劝阻过，没用。后来他们开始喝酒，常常传出昨晚谁喝多了把谁给打了的事。
不过喝酒抽烟与女同学关系不大，女生们也仅仅是看不惯。后来发生的事便让女生不能接受，因为不知哪个男生宿舍的人吃饱了撑的，乱点鸳鸯谱，给每个男生分配一名女生，不知根据什么原由。分了就分了，但有人故意把两个人往一起凑，男生还在一边起哄。女生们开头纳闷儿，后来得知自己被乱点给某个男生，肺都要气炸。那年月女生比男生更正统，所以一向洁身自好的女生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是认为给自己分了一个很差劲的男生，就更加愤慨；本来和那个男生也没什么，知道他是自己的“那一个”后，从此成了仇人，见了他坚决不说话，以证明自己清白。
后来有人把玩笑开得更大，是在我们分配到小队后。有天我们队两个男生打赌，你若能把你的那一个从一队骗到咱们队，我输一盒烟！那个男生二话不说就去了，找到那个女生，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白队长叫你有事。女生信以为真，跟着来了。结果当她顶着烈日走了几里山路过来发现是被人家打了赌，气得大哭一场。
我们这个知青集体开头是清一色的山大附中学生，后来陆陆续续掺进来不少人，有关系的单插，单位有关系的集体插，但都是小学初中毕业生。最多的是太原八中来的十几个高中生，其中有七八个女生。
八中来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太原话，我们附中的则习惯于普通话。八中女生因为与我们生长环竟、家庭出身不同，多数是在市区的街巷里长大，所以为人处事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一直遵循着男女生不说话不串门的原则，可八中的女生很快就和我们的男生熟悉了，听说常有我们的男生在她们宿舍里坐着。不久就传出有三个女生与我们的男生搞对象的消息。
看到本是自己的男同学，却与外校女生那么好，大家不免妒火中烧，于是一段时间内和八中女生关系挺僵。她们来自街巷，我们叫她们“小市民”；而我们学校因是在城外，习惯把去市里叫“进城”，所以她们喊我们“山汉”。
第二年春天，大队把我们做了调整，身体不太好的分到大队林业队干活儿，林业队活儿轻，是村里多数青年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身体强壮的分到专业队，那是大队为了兴修水利专门组织的专业队，活儿苦重，但年轻人多，热闹。
过了一阵儿，又有同学提出，要求大队把我们分到各个小队去，自由结合，说这样才能真正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主意肯定是馊的，因为后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好多困难，就根源于此。现在想来，提出馊主意的人，正是那些想男男女女混在一起过小日子的人；当然不排除几个有野心的，到小队后才能有凸显的机会成为知青典型，招工招生都有希望。
大队开头不同意，因为知青集中好管理，我们下乡时带的五百元安家费，大队也可以统一支配。并且告诉我们，准备在大队后面空地上建几排集体宿舍；若我们到小队去，安家费就只能交给小队。最后不知我们那批当领导的同学怎么说服头儿们的，分队之事在六月份定了下来。
分队时我正巧请假回家，回到村里时发现我们四班一起来了的八个女生，早已四分五裂，家在山大的都去了十一队，两个女生到了一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没有着落。
那天我坐在已经搬空的铺板上发呆，因为我不知道该去哪队，也不知哪个队愿意要我。这时那个邢共生跑到我们空空荡荡的宿舍找人，见到我便问：你去哪个队？我抬头说不知道。他说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五队？我连忙说愿意，我想只要不落单就行。
五队的同学以原来二班同学为主，他们班同学都比我大一岁，我跟他们全部不熟。
五队离大队部近，是人最多的一个队，不缺劳力，所以分红不高。队长姓白，听说与白二毛是本家。他个子不高，四十来岁，人很厉害。
我们五个女生住在一个姓阎的人家里。阎家房子不多，是一个小院儿，正北三间窑洞，东面两间小矮房，西边一个柴禾间，院子里有几棵枣树。阎家四五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儿，所以他的女人还要生，在我们居住期间又生了一个，但还是女孩儿。
我们开头有十一个人，其本上都是附中的，但没几天就争吵，主要矛盾就是做饭。开头女生做饭男生挑水磨面，但没几天女生就觉得吃亏，挑水一天两担足够，磨面一次吃半个月；而做饭男生让女生轮着做，一次做半个月，还得误工，女生认为太吃亏便不做。双方互不相让，男生喊：身为女人就应该做饭；女生回应：你妈跟你爸才是应该！一个名叫李晓雁的女生为此与三个男生在灶房里争吵，于中便有了“李晓雁舌战群儒”的佳话。
后来男生采取分化瓦解的对策，先和两个女生达成同盟，把李晓雁孤立起来。我因为和他们原不是一个班，只能保持中立。这时的主要矛盾就在邢共生和李晓雁之间。邢共生认为李晓雁懒，而李晓雁认为邢共生更懒，借着自己是五队知青的头儿欺负人。终于有一天二人爆发冲突，结果是邢共生把李晓雁撵了出来，让她拿了自己的口粮走人。李晓雁大哭一场后把粮食背到我们宿舍，在房东的灶火上自己开火。
与此同时，各个小队都传来男生女生为做饭而打架吵架的新闻，九队竟发生一男生揪住一女生头发狂扯，而那女生抄起铁锨差点把那男生劈了的险事。这四分五裂的局面，让不少人怀念集体户时的时光，因为起码不用做这么些事，操这么多心，也就没有这么多矛盾。后来大队看着不象话，召集各小队知青头儿开会，才制止了分裂。李晓雁也在大队的干预下回到我们中间。
后来在女生一致要求下，男生也得做饭，一轮半个月。自然女生也得挑水，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做饭不是件容易事儿，很少有人能把饭做好。十来个人吃饭，锅大，光是把一大锅饭从火上端下来就费劲。粗粮多，蔬菜少，油几乎没有。加上一人一个口味儿，他说咸你说淡，做饭的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女生因为在家做过饭，所以做的饭还能吃。男生做的饭就有点可怕，每天早上的玉茭面疙瘩，男生能把窝头大小的疙瘩扔锅里，半生不熟就算好了。炒菜时更是，菜可能没切几刀就下锅了。做完饭看那炉台，洒的面比锅里的面还多。
但毕竟年轻，毕竟彼此的命运都绑在一起。时间一长，相互间有了了解，矛盾少了，有时男女生还能坐在屋里聊聊天。分粮分菜男女同学一起去，然后齐心协力运回来。队里若有对知青不公平的事儿，自有男生去与队长理论。队长虽说谁都不尿（农民的话），但知青的话有时还能听进一半句。
1974年9月20日，我们五队的知青举行了插队一周年纪念宴会，其实就是想找个借口吃。可我们哪里有可吃的东西？鸡蛋找来找去只有四个，把鸡蛋打碎，里边又放水又放面，最后炒出来是点儿鸡蛋饼。切了几根黄瓜，用高粱从大队粉房里换来点粉条，酱油醋调调味儿，西红柿拌白糖，炒土豆丝，蒜泥蒸茄子，肉买来一点，但不会炒，咬不动。但就这“宴会”也让我们感觉好得不得了。为增加气氛，男生还买了白酒。那个“宴会”我想起来就想掉泪。一年多的日子异常艰难困苦，我们一无所有，只仗着年轻。那样简单的饭菜让我们陶醉满足，希望生活每天都能这样。男生那天喝了不少，有个叫张金鹏男生躺在地上打滚儿，闹腾到半夜。
在马庄还有一件事让我牢记。是1975年的农历八月十五，那天的月亮是我今生今世见过的最美的月亮。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儿，晚上我们差点忘了中秋节，有同学从供销社买了两个月饼，大家才想了起来。那天睡得晚，当我们四个女生从宿舍里出来上厕所时，推开门才发现月亮竟如此美丽地在东山上候着。我们发现今天的月儿惊人美时，四个人一齐“啊呀”一声都傻了。
那是一轮最美最可爱的月亮，冰清玉洁光彩照人，一副青春的模样儿，它撒在地上的清辉如初冬的小雪，它让我们的心静得无法再静。有人说月亮是女人的，有确不假。我们四个人一下被眼前的美月击穿击碎击垮，傻站着看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痴得想哭，刚才还愉快的心一下子变得非常伤感惆怅，心里酸楚楚的。借着皎洁月光，能看到不远处有我们刷的标语：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
在马庄吃饭最缺的是油和肉。队里从不分食油，只分蓖麻油。蓖麻油不能吃，但我们不知道。十来个人只分到一斤油，我们的头儿邢共生气哼哼地说：一斤油够干什么？改善生活，炸油糕！但那天吃了油糕后，我头晕恶心了一下午，直想吐却吐不出来。队里给的油是一年用的，但我们一顿就干掉了，以后怎么办谁都不去想。我们队是男生当家，男生从来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女生都不管闲事。
后来没油炒菜，我们跟农村妇女学了一招：干锅炒菜。很简单，就是假装锅里有油，锅烧热了放葱，放菜，放盐，放水。早晚我们只能吃腌菜，跟着马庄妇女学，放萝卜入缸放盐放水，但我们的腌菜总发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臭萝卜。
没有油和肉女生能将就，反正时不时跑回家拿点家里的咸菜炒菜。但是苦了男生这种天生的食肉动物，正是二十来岁爱吃爱喝身体壮的年龄，清苦的生活难受得他们整日喊三喊四叫苦连天，但他们不会闲着，他们会偷。当玉米成熟时，各队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就会在夜深人静时偷。队长就派知青去巡逻，去阻拦。尽管他知道知青也会偷，但他们偷得少。常在早上发现锅里有头天晚上煮玉米的水，便知道男生昨晚又偷玉米了。
有次听说太原南郊西温庄赶会，我们的两个男生去了，回来时买来一只小白猪，说养大了可以吃肉。但那只猪脾气大，从进了我们的灶房就乱钻，后来就蹿得不知去向。天已半黑，村子又大，我们不得不全体出动去追那“逃犯”。五队几十户人家散住在坡上坡下，我们不辞劳苦一家一家打问，大呼小叫到夜里九点也没找到。第二天一早有农民跑来说，他家猪圈里多出一只小白猪，要男生赶紧把它抱回来。
我们给那猪喂刷锅水和米糠，很是尽心，男生常常琢磨着、畅想着杀猪后的盛宴。但很快有同学发现，和农民同一天买来的猪，竟差了三倍，人家的猪都上百斤了，我们的仍然只有三四十斤重。
这给每天着急吃肉的男生巨大打击，他们终于失去耐心，立刻找人来把这个小老头猪推出去斩了，一共杀了不到十来斤肉。请来杀猪的农民在去毛、剔骨后，猪内脏要全部给人家。那个农民十分热心，帮我们把肉全煮熟后，还用红纸把肉染成红色。但那肉我闻着差点没吐，腥气冲天；但男生却没感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放得不得了。只要有肉吃，他们就快活。
缺油少盐的日子过得一久，我反而不习惯吃油吃肉，每次回家都拉肚子，因为母亲知道我们过得清苦，给我炒菜多放了点油，可我那习惯了没油的肚子已不能接受一点油星。
我们的灶房很脏，农民的鸡、猪随便出进，尽管我们采取了措施，但那些农民的猪聪明得很，总有办法进去。我们放在地上的土豆、萝卜、红薯便被糟蹋得吓人，一片狼藉，幸好粮食放在缸里才免于受损。
我从下乡起身体一直不好，小时候得过肝炎，连续一年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营养又没有，有一段时间还出现夜盲，晚上去开会常常走到沟里，每年冬天都得病回家。为此我的父母跑到马庄找那几个头儿，请求照顾。
马庄的头儿们里，有个叫赵白明的副书记非常通情达理，我父母走后第二天，他就传话叫我到大队管理气象。
赵白明人长得凶，有一张大嘴和满嘴的暴牙，但农民都说，大队的三个头儿就数他好，有人性。他是凭着苦干实干，而不是巧干部上走到领导岗位上的。他脾气急，一急就训人，平田整地他嫌人们做得不合要求，自己一挽袖子就冲上去了。
我从不敢和赵白明说话，但到了大队与他接触后才发现他对人真实，没有架子，对知青特别和蔼。他爱蹲着，在大队给公社汇报时，总是拿着话筒蹲靠在桌子腿上，那电话打得时间长，话筒里流出长长的口水。后来在我离开马庄时，特意买了一只很好的钢笔送给他，当时他也是在打电话，接过钢笔后他冲我笑了笑算是回应。他的善良与通情达理给我和父母留下深刻印象。
大队所谓的气象站就一只白色的百页箱，已经有另一个知青在看。不久，公社要大队办养鸡场，赵白明便让我去养鸡，这时我的好同学君子得了肝炎在家养病，我吃准了赵白明的好心眼儿，去为君子求情，果然，他一听君子有病，立刻准予。于是我和君子就有了一段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经历，我们终于躲开了难以忍受的强体力劳动。
马庄鸡场设在一个名叫皮儿沟的沟里，沟里满是枣树和苹果树。我们把鸡运到沟的尽头一个姓荣的私人院子里，姓荣的老汉已七十多岁，跟着女儿在外地生活。院子有三孔正窑，四孔东窑，因为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地不能住人。东窑有三孔的砖窑面塌了，破砖头堆在地上。院子里草木葱茏，一棵老杏树，两棵梨树，土围墙外边有十几棵正值壮年的枣树。院内还有一枯井，被石板盖着。
那院子的荒凉颓败让人心里很是害怕，于是我和君子相依为命。说来也怪，我在第二天就得到了一条狗，那狗给我们两个姑娘壮了胆。狗极凶，对所有进入院子的人格杀勿论，若不是被拴，它有可能闯祸。
赵白明人很细致，为了安全，他要我们白天在这里喂鸡，晚上一定回自己宿舍里住。夜里怕鸡不安全，他叫六队一个老荣军名叫二货的值夜班。
喂鸡虽说不如在地里累，但是有责任，所以异常操心。五百只小鸡运过来，开头放在几十只纸箱里，没几天小鸡就大面积死亡，而我又没有养群鸡的经验，那些日子就过得艰难。后来我跑到坞城路新华书店买来一本《群鸡饲养法》，又去医疗站要来呋喃西林药片，硬是成活了三百来只鸡。
鸡的饲料是件最费劲的事儿。每次我都得先打个条子，找赵白明或其他头儿签字，再去找大队总会计李喜子，由他给我饲料。领来的饲料多是玉米高粱，我背着去皮儿沟。后来需要的饲料多时我就背不动了，只能去找驴车，我得赶上车先在附近的磨房把饲料打成碴子，再让那驴拉着料到皮儿沟。
马庄多是山路，上上下下沟沟坎坎不好走，那驴欺我是女人，常走到半路就拉着车去吃庄稼吃草，任你喊它捶它拽它，它若无其事不理不睬。没办法我拦住下学的半大小男孩帮我，他们一跃而起跳坐在车帮上，大声哟喝，骂那驴的祖宗八代，那驴听话地走了。
有一次遇到一驴，捣蛋，走着走着说什么也不走了，小男孩骂它也没用。我跑着去叫二货。二货过去打仗时受过伤，一瘸一拐地赶来，可任他怎么甩鞭子，驴还是不动。二货一分析，原来是前边有条浅浅的沟，气得二货大声训斥那驴：你瞪大你的驴眼好好看看，那么浅的沟就能把你掉进去？你还知道怕死呢！我和君子听了笑得要跌倒。但那驴照样不动。二货有办法，他脱下自己的外衣，把这个“胆小鬼”的眼睛蒙上，驴看不见，听到命令又习惯性地往前走，最后好歹是把那饲料运上去了。
后来鸡们总算长大了，早上打开窑门，三百多只鸡飞出来白花花一片，煞是好看。也有十来只鸡不知缺什么营养，浑身上下不长毛，成了光膀子鸡，很可怜。眼看秋天到了，冷得它们直打哆嗦。我跑回家找来母亲做衣服剩下的碎皮毛，给鸡们缝了十来只皮背心，穿在身上又保暖又美观。有偶然路过鸡场的社员进来看到了，笑得要死，便当稀奇事传出去，一时间成了笑话奇闻，就有人专门过来看穿着皮背心的鸡。赵白明听到了，便夸我喂鸡用心，还提名我当“优秀民兵”。
但是赵白明真正知道我喂鸡用心是在我和君子走了之后，当我回城工作时，接替我的两个女知青，她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把我千辛万苦喂大的鸡死得精光！而我走的时候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了她们好多经验，喂养、喝水、疾病防控等等。这时赵白明才深知我喂鸡的不易，他和别人叹着气说：唉——，我总算是知道人家飞飞怎么给咱尽心的！
每到农闲也就是冬季时，我们知识青年就开始忙着组建宣传队。大队的头头们为了活跃马庄的文化气氛，让我们早早赶排文艺节目，只等春节前后在大队问演出，好让没戏看的农民热闹热闹。宣传队的成员以我们附中同学为主，只有个别是农民。同学们刚下来时吃住在一起，后来分了队就见不着了，这时见了就分外亲热，尤其是女同学，见了面叽叽喳喳半天静不下来。
宣传队员都能干，原来在学校时就是宣传骨干，吹笛子的、拉二胡的、拉小提琴的、敲扬琴的、弹琵琶的、弹阮的、甚至还有拉大提琴的。许多同学能唱、能跳、能演、能弹奏。节目是当时流行的：小提琴齐奏《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二人台《大寨红花遍地开》、独唱、器乐小合奏、样板戏选段、歌舞、快板、三句半、小话剧等等。
有些节目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编的，编剧本主要由我和八中女生马小凤来完成。我们找来一些小剧本，发现其中有些好拆散改编的就改编，按照人家的框架，装上自己的内容，重填新词儿变动情节。这种工作很容易，不出一天便可改编一出戏，曲子仍按原来的。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水平，演唱时须降一两个调儿。编好后用复写纸复写几份交给导演，由导演分配角色，同学们再各自对付台词儿。
每天一吃罢早饭，我们便背着乐器从各队的宿舍赶到大队。大队部里的陈设都是古董，黑红色的老式柜子，黑红色的太师椅，黑色的生漆桌子，年深日久，漆面剥落露出木质，流出久远日子的痕迹。
据看大队部的老头说，那些东西是当年土改时分的地主家财产，好多黑色笨重的箱子、柜子、条案、条凳、桌椅，都是土改时的战利品。我还见到一只箱子里有好多绸缎碎片和精美的绣品，那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扑面而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古老生活，让人浮想联翩。
宣传队的入侵，搅乱了大队部长年的平静。搞乐器的同学“兹古兹古”在东房，唱歌的同学“叽里哇啦”在西房，跳舞的则把正房搞得乌烟瘴气。都是年轻人，干什么都是张牙舞爪的，不时有人打打闹闹，或把桌椅碰翻，或在院子里追逐疯跑，有时还蹿上房顶。那老头很快地就把我们讨厌到极点，尤其对男生，总是骂骂咧咧的，而且还很下功夫地站在一边监视，男同学则以扮鬼脸和学说他的寿阳话作答。
排节目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年轻人聚在一起常常是正经时候少，调皮时候多。一个节目好久都背不下来台词儿，排着排着就有人说反话、笑话出洋相，弄得所有的人都笑软了。一个叫贾秀川的男生，一本正经学李德伦的指挥，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于是一个叫米华英的男生在一旁介绍说：“大家请看，这位是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贾秀川头一偏，极谦虚地向米华英欠欠身子说：不敢，德伦！
这个贾秀川爱做弄人，他与一个女生同唱二人台，那个女生穿了红衣绿兜，还扎了一个儿童才扎的朝天辫儿，打扮好了扭过脸来问贾秀川：怎么样？其实不光难看且幼稚，但贾秀川很严肃地点头道：很好，很不错！等音乐响起那女生先出台，他扭脸冲我们后台的同学悄悄说：看，傻大姐一个！然后自己跟着傻大姐蹦到台上，我们在后边笑得人仰马翻。
乐队同学们比较文静，拿了乐谱各自找个角落先练习，等练得差不多了再到一起合。一个叫张波的男同学，会二胡笛子还会拉小提琴，是个多面手。他很健谈，说他爷爷当年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家还保存着这张光辉的照片。他说，在乐器里，钢琴是乐器之王，小提琴是王后。这样评价乐器是我第一次听到，感到特别新鲜。
张波长得粗大，人却细。有一次他听到女同学们大笑，不满意，就过来说：“你们看你们，都不像女人，笑起来嘎嘎嘎的；你们看人家小妹，笑起来和你们不一样，人家是：低头，扭脸，害羞。”我们就去看小妹，果然小妹是他说的这种笑法儿，小妹被我们看得越发不好意思，扭头跑了。
乐队里有个农民叫胡润明，他是宣传队里惟一的农民。胡润明原来曾在太原上中学，因文革而失学回乡务农。由于天生的喜好，他非常热爱音乐。他的个子很高，细条条的身板不展，人极瘦，手指细溜溜的长。他的性子极慢，人很内向，说话让人急。他完全是农民打扮，一身黑棉衣黑棉裤。每天来时胳肢窝里夹着心爱的破二胡，慢慢腾腾爬上坡，慢慢推开大队部沉重的大门。他的听觉非常好，音拉得极准，也极认真专注。多年后，听人们说他在太原服装城修表，我想这工作真适合他做。
宣传队里有个八中的女生叫苗华，人长得出众，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刚到马庄，我常在夜里停电时听到她在宿舍里弹“十面埋伏”“阳春白雪”等古曲，听得我如醉如痴，才知道世上竟有这么好听的曲子。因为我那时和八中的不熟，也不好意思到她们宿舍，只站在月光下，一首接一首的听，直到她不弹了才快快逃回宿舍。至今记得我在月光下听那些曲子是怎样迷醉与痴呆，完全忘了眼下艰难的日子，却到达那种“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凤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的仙境。冷月、仙曲、痴人，窑洞，构成了那时的图景。
宣传队排练有困难时，就有同学下山去找附中宣传队的老师，那时的老师怎么就那么好，二话不说，立刻推出自行车上山帮助排练，饭点到了就和大家胡乱吃几口。
宣传队经过一段时间排练，节目也差不多时，白二毛就开始催促了：彦平，还没有好？啥时候给咱演？宣传队长李彦平便给头儿们明确答复，并商定演出的日子。因为马庄穷，没有戏台，演出只能在大队院子里，正窑前的高平台正好做舞台。台下也不大，有多半个院子大。晚上不能演，电线电灯都得布置，麻烦。我们做好了白天演出的准备。
我们的观众多是年轻人和小孩儿，因为农民想看的是戏而不是节目，他们对我们的歌舞演唱不感兴趣，尤其是小话剧、器乐合奏什么的。但村里的青年男女爱看，不少人是因为和知青在一起劳动熟悉了才来看的。妮子们则是看我们化了妆，谁好看谁不咋样。而那些孩子们则是看热闹。那次小妹正在台上跳舞，小妹房东的孩子发现小妹后一个劲儿大喊：“小妹！小妹！”小妹正忙着跳，不理他，他就爬上台扯小妹的裤角，气得小妹停下来对他“去！去！”弄得人们大笑。
我们的节目能演一个小时左右，快板、舞蹈、表演唱、器乐合奏、二人台、独唱、男生或女生小合唱等。那时农民还不习惯拍手，每演完一个节目，台下没有任何反应，都痴痴的，弄得大家没劲。只有独唱的同学能碰到奖励，那就是突然的几声叫好。有个叫王桂平的同学，女高音，唱得不错，农民就为她一人叫好，她因为会唱歌而受到农民的爱戴，她也因此而骄傲。我们的演出给平静的马庄添了几分色彩与欢乐，因为村里除了红白喜事儿，平日里是死水般的日子。
无论我们演得对不对农民的口味儿，大队头儿们都表示鼓励。演出后好一段时间，村里的人们都议论，我们走在街上或是到了地头，都会有人评论。唱得好的同学就成了明星，而在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二十来天不用下地劳动。后来碰上村里有活动，我和两个同学会被大队抽出来画个宣传画，写个大标语什么的，弄得好，还能混上一碗猪肉炖粉条和馒头。
三年后我们陆陆续续离开马庄，那个宣传队也只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或马庄部分农民的记忆里，并且随着年深日久，逐渐被尘封存。
我们在马庄学着各种各样的农活儿。干农活毕竟是太容易做的事儿，村里的傻子也能做得来，所以一年后所有农活我们基本撑握。因为年轻，成了村里的壮劳力，工分也是最高的。
我们上高中时就没有好好学习过，今天学工明天学农后天学军，一学这些就把我们拉出校园。所以文化课等于没学，即使学，也只能学点皮毛，大部分时间让位于政治、革命、专政之类鬼也整不明白的东西。我们顶着知识二字，却无知识，仅是个青年。
但是我爱看书。文革中乱得没学可上的三年，正是我大量看书的三年。数学没老师不行，但语文不同，它靠的是积累，看书即可做到。在我的圈子内，我还真没发现比我看得书多的同学，我看的书都是文革定位所谓“封资修”的，我没人交流，也不愿交流。
喂鸡时有天没事，翻过一个山坡四队知青点串门儿，只有一个同学殷志萍在家做饭。在这里我发现一本书，郭沫若的《革命春秋》，竖排版繁体字，如获至宝，当即求殷志萍借我看看。殷志萍是那种世界上最好说话的人，她说拿去看吧，扔在这里有半年了，不知是谁的。
我带回来看了好几遍，看书时正赶上连阴雨天，鸡出不了窑洞，我只好坐在窑洞里的土台上坐着看。窑洞里是浓重的鸡屎臭和吵得人头大的鸣叫声，有些鸡还飞到我头上肩上腿上。看了那本书才知道，原来郭沫若在日本待过很久，他的好些作品与研究在日本完成。
不久我又得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金的《灭亡》等等。而更多更好的书是来自一位在郝庄公社插队的巨小敏。巨小敏的父亲是省文化局的副局长，局长的女儿是不用劳动的，她与另一个同样有背景的女生在公社测量队工作，挣着工资。巨小敏和测量队的两三个人来马庄测量，我们认识了。我和小敏臭气相投，因为她也爱看书，而能找到好书，也就是因为书，我们成为一世的好朋友。
小敏是个极忠厚老实且道德品质极高的人，她清纯可爱热情特别讲信用。知道我爱书，她每次来马庄都要给我带，若是她来不了，答应给我的书也会通过可靠的人转到我的手里。每次她来，大队给她们安排好住房，她却愿意和我挤在一张床上。书是我们最好的谈资，有时能聊到半夜。
有时她没带书，却带来一些过去的明星画片，少见的杂志，甚至是一本台历。那台历外边包着书皮儿，打开一看，是个极稀罕的介绍外国名家名著的台历，上面还有作者的画像。看不到书，能看到这样一体资料性的台历，也是极涨知识的。我们宿舍的几个人都来了兴趣，围着看，小敏一看这么多人看，着急，说是借来的，人家千叮万嘱咐，不让第三个人看。所以大家看时格外小心，翻页响了小敏都会心疼。
在漆黑的日子里，亮盏昏暗的灯，看着小敏给我的书，心里是莫大的温馨愉悦。记得那时杂七杂八看了《简爱》《妮索》《红与黑》《南行记》《莎士比亚故事集》《成吉斯汗》等。
实在没书可看时，就反反复复看《红楼梦》，那是一本在任何时间地点，打开任何一页都可以看下去的书。《红楼梦》是文革中出版的，是毛主席恩准可以看的。再版的书分四册，我们宿舍正好四个人，人手一本，看某些地方我们是要大声读的。此书我曾在初中时第一次看到，但看不出什么，高中时就看明白了不少，但真的看懂是在插队，尤其对书里笼罩着的悲凉气氛，以及对人生对命运深深的无奈。
而《红楼梦》又是那样一本百看不厌的书，它的包罗万象，它的五花八门都深深吸引着我们。日子久了，四个人都成了“红学家”，对里边的人物诗词饭茶服饰建筑我们都摸得熟。有几天，我们说话都统统“红楼梦”化，不知道的人不免骂我们神经病。
我们的伙食一直不好，缺油缺肉的饭菜弄得人人都馋，而惟一能解馋的便是《红楼梦》。我发明了“看书下饭”，每次一吃饭，我就给大家念《红楼梦》里的好饭菜，其他人就着我的“好菜”吃起来。
出早工回来，早饭是煮玉米面疙瘩、白萝卜咸菜，我翻书念道：“今早吃的是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外加小菜点心：第一样，清蒸鸭子；第二样，胭脂鹅脯；第三样，松瓤卷酥；第四样，藕粉桂花糕。”如此香美的饭馋得人口水直流，一碗玉米面煮疙瘩早已下肚。
中饭我也如法炮制，我们吃的是西红柿熬茄子，加窝头或小米饭。我给大家念：“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再用鸡肉脯子合着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加糟油一拌……。还没念完，所有的人嘴里口水直往外冒，都觉得自己碗里的茄子变成了《红楼梦》里的茄鲞，吃得香油直冒。曹雪芹可能绝对想不到，他的书会有如此功效。
有几天我弄到一本厚厚的《古诗选》，读了几遍觉得还了可惜，就动手抄，每天去鸡场的路上都要背一首。读古诗让我分外伤感，枯燥无望的生活本来就让人心情不佳，而中国古诗词多是令人痛苦伤心的意境，每读它们心里就会难过得无以言说。
记得从一队偶然发现一本书《红与黑》，是竖版本繁体字，被扯得没头没尾，更让人心痛是，书还被人拦腰撕成两半只剩书脊连着。真不知撕书人与书有什么深仇大恨，竟如此欺负它。为了看起来上下不错页，我裁了好些小纸条，把浆糊放在跟前，采取看一页粘一页的办法，硬是把书全部粘好。因为每页都粘一条，书的一边就厚，书就翘着。为此耗费了我好几天工夫，但非常值得，因为这本书过去只听说，今天终于读到。
我看书粘书并没有防碍谁，但我的无害行为被人告到大队。于是在一次大队召开的知青大会上我被点名批评，说五队知青吕飞飞，不注重思想改造，却看一本什么“黑和红”的“黄”书。但我不管，继续看，书对于我太重要太重要，我从来不接受没有书的生活！看书是我求得生存的、得以安慰的方法，只有在书里，我才安然、恬静、自得、舒坦，才能不去想眼前这艰难困苦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日子。
马庄也演戏，很少，我们在时只演过一次。演戏在农村是大事。早早的就要把演戏的事儿传开，并且在大庙门外搭戏台。那戏台是木头杆子和木板搭建的，最后是拉电线挂灯。孩子们整天围着看，然后回家向大人报告进展。戏定在九月某天，我们的房东把他家的亲戚叫来看戏，带来好几个孩子，给他们打枣，小院子里热闹非凡。
我们对看戏并不感兴趣，因为八个样板戏我们倒背如流，加之不懂晋剧，就更不关心了。但架不住农民喜欢，他们田间地头说的就这一件事，于是开演那天我们还去看了十来分钟。
演戏前我们几个同学奉命前去写标语，主要是革命的口号，也有欢迎剧团之类。写好后便将这些红红绿绿贴在大队部、主要路口和人多的地方，以造成一种热烈气氛。因为要招待剧团，大队早早支了大锅，还杀猪炖肉备饭。我们几个也粘了光，一人一碗猪肉粉条豆腐和馒头。
下午四点，太阳还死晒着，就有孩子开始占座儿，他们继续拆着已经七零八落的大殿，拆出的大青砖往戏台下摆放当座位。我想这芳林寺就是这么被破坏的。
用拖拉机接剧团显然档次低，大队不知从哪里借了大卡车，把道具和演员一并拉来。那些演员因为漂亮而神气，觉得自己高贵，不正眼瞧人。尤其是女演员，走道儿那是坚决不看路的，不免绊一两个跟头，后生们立刻幸灾乐祸地喊。
看戏的人有大几百人，但并不乱，大队找了基干民兵维持秩序。农民们正经看戏的都在后边，他们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地听戏腔，品评着好赖。
马庄很少能看到新电影，看一次新电影要费好大一块时间。记得在四队沟口看《杜鹃山》，竟然等到半夜十二点片子才到。但觉得值，因为那片子的色彩是那么美，唱腔音乐舞美设计都让人耳目一新。有次看《春苗》，刚开演就停电了，根据经验，来电会很晚，我们几个同学先回去睡觉，把灯开着，等来电时眼前一亮，再穿衣服跑过去看，误不了多少。那次看完《春苗》，差不多就三点了。
在马庄的日子一长，我和所有同学一样，整日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而1975年正是社会上要求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喊得最响的一年。不少地方推出这样那样的典型，让我们组织学习讨论，并且要求人人表态。记得我们队有个同学叫赵建中，轮到他发言，他很愤怒地问了一句：青石板上咋扎根？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次表态，我们队十几个人，没一个人表示愿意在农村呆一辈子。
我们和那些老三届的学生不一样。文革爆发时我只有十二岁，小学五年级。我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学校都不开学，不知道为什么到处乱糟糟的。我没参加过造反，没参加过运动，更没有什么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我是看着文革的热闹长大的。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年初中，又被父母撵着上了两年高中，最后是因为福建有个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导致我们一毕业就得下乡。我是和同学们被迫来到农村插队的！回想起来：大好的年华拿它做什么不好，非得用来糟蹋？
1974年10月在马庄，为学大寨平田整地而创作并表演快板词。后立者为作者
我们没有过那些特别激烈的思想，更没有浪漫的报负，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一个什么。我们只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让我们回城，有一份工作。
于是知识青年后来兴起算卦之风。几个同学不上工，坐在床上用扑克打卦，相互比较看谁的命好，看谁有“贵人”帮助，看是否有“小人”作祟等等，其实就是看自己是否能回太原。那卦算得不好重算，直到自己满意。
我想每一个从小接受过城市文明教育的人，是不会同意呆在落后野蛮的农村的。尽管社会和广播报纸教育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谁都知道，呆在这里一辈子就算完蛋！尤其是女同学，在农村结婚？将来再生几个农村户口的孩子？真的还不如让我们去死！记得刚下乡我们班几个女同学就相约：若是三十岁还回不去，那就到五台山削发为尼！
但是我们那批人里有十个同学，竟然有一天向大队递交了“扎根书”，还发了天大的誓，最后引来《太原晚报》的记者采访，在晚报上长篇登载他们的“先进事迹”，配发了他们站在马庄高坡上的照片。可是当不久开始大招工时，他们比我们逃得还快。我认为做不到的事不能应承，应承了就应该做到。若是出尔反尔，真有捞政治稻草的嫌疑，可惜人和人做人的原则，年轻时就不同。
在马庄是我思想非常痛苦的时候，面对无望的前程，而对不正常的国家，我每天胡思乱想。没有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生活是沉甸甸的，我试图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人生重新认识，但认识不了。我很想把这些想法说出来，我希望与人沟通，我想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可我不敢。
那样的年代，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慎，都会给自己造成政治伤害，甚至送命。我的几位亲戚都受过这种伤害。所以我只能每天坐在鸡场里，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鸡胡思乱想。实在憋不住，悄悄打开日记本，静静地把自己愤怒的思想记录下来。可是白纸黑字，一旦被人发现便是人赃俱在。于是有一段时间我的日记本不离身，那段思想得以保存。
还是最终没管住自己的嘴，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和君子说了，我越说越激动，年轻的热血沸腾得不得了。君子一听我有如此“反动”的思想吓了一大跳，她本能地四处看看说：飞飞，你和我说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能再和第二个人说了！
那个年代出卖同学朋友的人多了去了，之所以敢和君子说，是因为知道她善良的天性。君子后来成为我终生的好同学。在那个漫长的能把人禁锢死的年代，那是我惟一一次发泄。
不久马庄下了大雪，君子又被调到粉房当会计，二货也被换成另一个老头。每天我孤独一人去鸡场，眼前到处白茫茫的，山野里的一切都被大雪掩埋，于是我站在山崖下与寒鸦一起大放悲声。
马庄的景色我记得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是清晨我去鸡场。当我向东边望时，近处的山为灰黄，远处的山却是青青的，越往山里越青，那青真是无法细说，似乎有淡的青烟，含蓄轻盈，在前山后山间罩着如纱幔，美不可言。我就此明白古书上所说的“苍山含烟”是什么意思。眼前这远山近山，分明就含着烟。同时我还明白了国画里的那些云烟，是要使远山、近景拉开距离，使之有空间感。以后我一看到“含烟”二字，就会想到那个美丽的马庄的早晨，想起我当时的感受。
另一次是傍晚我从鸡场回来，当我走到沟底，仰头看去，只见那座芳林禅寺的大殿，正如剪影一般贴在玫瑰般绮丽的晚霞里。我看着看着就被锁定在那里，感动得没有了自己。当我想到这个景色在宋代甚至更远，我就难过，说不出来的莫名的难过。因为它见过古人见过我，它还能见到未来的人，我却不能。
马庄有一些很不错的小景，断壁残垣，斜伸在颓圮半壁上的翠绿的枣树枝；小小的门户庭院，门口歪着的石碾，瘫在石碾下的狗；之字形的山路，隐在其中的窑洞茅舍；成片的枣树林，林下纳鞋底的村妇，穿开裆裤拖鼻涕的小孩儿，都让我心生感动。马庄虽说穷，但它真的很美。
马庄到处是土山丘，丘顶的崖壁上长满了酸枣树，夏天常有花狸鼠在其间跳跃。马庄的土是“立土”，因为纹路是竖的，所以能打窑洞。没事时我常在那高几十米的笔直的崖壁下幻想，如果我有《神秘岛》里那位工程师的本事，我会在这里打窑洞楼，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窑洞楼，里边洞套洞，道连道，梯连梯，上上下下可以挖几十孔窑。若要画这个工程图也不易，因为它是立体的，平面图难以表现。如果有一天，我能住在自己打的窑洞楼里，该有多惬意啊！
马庄果树多，苹果树梨树枣树到处都是。春天到处是花香，秋天随处飘果香。每年秋天我们都会闹几天肚子，因为能吃不花钱的枣。每天我到鸡场是要穿过果树林的，看着那青青的果渐渐变红，心里提前就散发出苹果香来。
马庄的蝎子多，下乡没几天就遇到一只。那天晚上正洗脚，却看见地上一只从未见过的凶家伙，举着它的钳子如装甲车一般杀气腾腾地向我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我本能地抄起自己的鞋大喊：“呀！蝎子！”同时将鞋砸去。同学们立刻围上来看，却只剩一团泥。我从没见过却本能地感觉它是蝎子，后来证明那的确是蝎子，因为第二年我们到了小队时，又遇到一只。这次我没那么幸运，我睡觉时它从屋顶落在我小腿上，为它的同类报了仇。我疼得大叫，坐起来一看是去年的那种，我用书把它扫到地下，另一个同学立刻上去一脚。可它夹我的那一下让我没法出工，腿上红肿了一大片。队里一个叫屁鬼的妮子看看说：你这没甚，俺妈上回叫蝎子蛰了，手肿得像窝窝头，疼得俺妈哭了一后晌！
马庄的老鼠特别多。我们住的窑洞里老鼠成群，尤其是秋后，老鼠从地里转移到屋里就更多了。晚上睡觉只要一灭灯，它们全体出洞，上蹿下跳分外嚣张。有时它们遇上高兴事，就在我身上撒欢地蹿；还有一只老鼠竟然拽我头发，吓得我啊了一声用被子蒙住头。
我的木箱后边有个小洞，我不知道老鼠却知道，它们出出进进的，衣服书本都被咬坏，堵了几次都堵不住。去问农民有什么好办法，有人说用头发来堵，老鼠的鼻孔怕扎。我想这太好办了，立刻剪了一束自己的头发堵上。果然灵，把老鼠堵在外边。
一天晚上我还没睡就听到书包里有动静。为了防鼠，我是先立铁锨在墙边，再把书包挂在锨把上，书包悬在空中，可老鼠还是进去了。书包里有我买的饼干，它在啃咬。我扫视了一下周围，抄起床头的快板，轻轻走到书包前。这时那只老鼠也听到动静，它伸出脑袋黑油油的眼睛正与我打了个照面。因为害怕，没加考虑我大叫一声快板就下去了，同学们都围上来看，我提住饼干包扎绳拎出饼干，早有同学端来一盆水，我倒提书包，晕过去的鼠滑入盆内。我们几个姑娘兴奋地围着盆，看那醒来的鼠畅快地游泳，一边评论着它的泳姿，一边看它能坚持多久。老鼠毕竟不善水，一会儿它就下沉再下沉，又过一会儿看，它老人家体力不支半悬在水中，死了。
鸡场窑里的老鼠们，比起我们宿舍的彪悍，个子大且身怀绝枝。它们天马行空的简直就没有去不了的地方。鸡的饲料在吸引着它们，我曾找来一只猫，但猫呆了一天就跑了。那些老鼠因为白天常出来，又不避讳我，我对它们就有了新认识。
我是第一次发现老鼠里也有特殊毛色的，见过一只浅咖啡色的，好看；还有一只更奇葩，竟有一条白色的尾巴！它为自己的尾巴而骄傲，常对普通老鼠大打出手。我们的那条狗常看老鼠不顺眼，有时按纳不住去扑它们，因绳子的羁绊，不成功。
马庄的姑娘们与所有农村姑娘一样，爱穿红色的衣服，甚至后生们也爱穿红色的秋衣。开头很不理解，觉得那红生生的色，怎么穿都难看。但是当有一天我走在山路上，远远看到绿色的山坡上野地里一点点红色在移动时，才发现那红色是那么好看、灵动、有朝气。原来世世代代的农民喜爱红色，原是把自己当作大自然里最美的一笔。于是同学们都不知不觉地学农民打扮，女同学回家去找去买最鲜艳的头巾，以期望在地里干活时，远远被看到。
队里的妮子们只读小学三年就算完事，十岁回队里劳动，没文化在她们看来不算缺憾，她们比我们活得更有滋味，心情也更舒畅，每天听她们在地里打嘴仗也解闷儿。
我在的五队，妮子们都聪明。妇女队长叫改弟，小个子，说话快动作更快，是个人精，妮子们谁耍尖她能看得出来。有次摘黄豆荚，妮子们干活儿慢，谁都怕快了吃亏，半天摘不了多少。改弟看见立刻宣布：“两个人摘一麻袋，谁先摘满谁先回。”令才下，妮子们手脚都快起来。没一会儿，两个妮子拎一麻袋豆荚放在地头，说任务完成了，要回家。改弟猫下腰试了一下说不行，全是虚的，一边将豆荚压实。两个丫头不干了，认为改弟说话不算数，骂骂咧咧吵，吵不出结果，她们一把抢过改弟的麻袋，一个抻着袋口，一个跳进袋里，狠狠地跳几下，直到把口袋里的东西踩实。改弟气得直嚷，但没办法。
有一天不知谁带来消息说太原要地震了。队里的妮子们高兴得要死过去，都说：这下可好了，地震把城里人都砸死，咱们就去五一百货大楼，想吃甚吃甚，想穿甚穿着甚，最后再挑上些好绸缎，扛几卷回来！几个人说来说去兴奋得不能控制，那架式好像地震马上要来。
我们几个女同学听了差点没笑死：太原市离马庄才多少里地？它要是震塌了，马庄也差不多了！妮子们很不高兴，因为美梦被打消。
农民们在地里爱开玩笑，男男女女常能打成一锅粥。开玩笑的多是已婚妇女，她们不在乎。一次，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妇女与队里的会计打闹，最后那个妇女一把搂住会计摔跤，不仅一下子将他摔倒，还抱住他的小腿让他头冲下，会计的脖子差点没让她弄折，急得他直叫，惹得人们大笑。我记得那个会计有个外号：虱子鬼。
我们从不参与农民的开玩笑和打闹，因为每个女同学都知道爱护自己，不参与，就是为自己架起的防线。
虽说马庄是城市近郊，但农民们生活得也不好，队里大部分人家穷得要啥没啥。有些人家里不光穷还脏，且脏得程度难以想象。
有天早上，队长让我到一农民家传话。那农民与我年龄相仿，却已有三个孩子，我喊了一声进门，他挑水不在，媳妇在。那媳妇一丝不挂地和三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孩子在炕上，在一堆不知是被子还是褥子的黑油油的棉花套子里滚着，小孩子的屎尿骚味儿，还有什么不明物的臭味冲得我睁不开眼睛，更不能呼吸。那个媳妇并没有因为不穿衣服有什么不好意思，倒是我极不好意思地传了队长的话逃了出来，走了好远才大喘气。
还有些人家除了一盘炕、一领席、几个瓦罐、半个水缸便什么都没有了。但传统的安贫乐道思想，使他们能够忍受赤贫且坦然无虑。
1975年年底，大队给我们传达一个文件，一个招工文件。大队的团支书记李振基给我们念文件，他先说了一通农村的大好形势，接着话题一转说：农业学大寨，但是工业还得学大庆，是不是？我们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声回应道：是呀！一片沸腾之声淹没了他的声音。我们就是从他的问话中知道，招工的传闻是真的！
李振基念完了文件便言归正传，宣布公社只给马庄分来十个招工名额，但他安慰我们，很快还会有名额下来的，大家别急。这十个名额均为男性，女生立刻急得炸了。
马庄就此无法平静，那天起，我们处于一个乱糟糟的局面，每个同学都希望有个名额能垂青自己。但事情并不像原来报纸所说，群众推荐，而是每个名额下来是带着名字的，点名这是谁的名额。不到三个月时间，男同学几乎都走了，只剩一帮子女生如无头苍蝇乱飞。谁都不甘心留下，于是都跑回家让大人找关系走后门，谁家有后门，谁家的女儿先走，剩下的便是家里最不行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飞走，我心急如焚，一次次跑回去和父母闹，要他们想办法。可父亲愁眉苦脸地说：不是爸爸不给你想办法，我是提着猪头，找不见庙门。
叔叔来了，知道我的情况就回去与婶子商议。正好婶子单位招工，便去找招工的小樊。小樊是个热心人，胆子大且不怕事儿，他说这算什么，包在我身上。他先与领导打招呼说，他发现一个能写会画的人，领导一听忙说，那快给咱招回来。小樊扭头找到“南郊知青办”的人说，我拿一个男名额，招一个女知青行不？“南郊知青办”的人正发愁女知青打发不了，听说男的换女的，求之不得，立刻发表给我填。我拿着到大队公社盖章，只三天工夫，我重回太原城的好梦成真。
接下来就是一大串儿的粜粮、上户口、上粮食关系、上副食关系以及办理各式各样的极复杂的相应关系，两周后我终于重新成为太原市人。在忙完之后我一下子病倒，高烧几天，嘴上起了大串的潦泡儿，痛苦不堪。
因为变化太快，我的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心一直悬着，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心有余悸，这么好的事怎么会如此快捷地落到我头上？于是病中做梦，梦见几个还留在马庄的女同学，她们对我的回城十分不满，还恶言恶语地说：告诉你吧，因为你们都是走后门离开农村的，所以不作数了！现在公社正准备改正，凡属于你这种情况的，一律回村，现在你就得去大队报到！我一听天旋地转，痛彻心扉，不由得“哇”地一声放声大哭，但没等哭完人就醒了，睁开眼睛见是在自己床上，这才长舒一口气。
待病好后，我才逐渐清楚自己回到城市的事实，每天眼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先心花怒放一阵子，然后再快乐地起床，庆幸自己的幸运与幸福。
四月的一个春日，我上班了。上班前才发现我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很是着急。插队两年半，所有的衣服都穿破了，那些衣服不仅破，而且被太阳晒得看不出原色。母亲给我买了条新裤子，高兴坏了我，因为从小都是穿母亲做的裤子。这条新裤子又长又肥，母亲着着急急给我改，偏又改小了，裤腿短得盖不住脚踝。于是我穿着崭新的吊脚藏蓝裤子，一件原是绿的染成黑的呢子短外套，一双黑色的懒汉鞋，干净整洁地离开了家。
我觉得那一天特别好，我不会忘记那一天，它在我心里就像重新发的新芽，翠绿翠绿的。从此我不再是个受苦的农民，而是一个每月可挣三十四块零五毛、二十斤补助粮票的搬运工人。至于以后怎么样，我没想，我只是为自己暂时改变境遇而高兴，为自己终于逃离农村而吐出长长的一口气。
摄于1979年，已入学太原师专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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