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姜虹：知青岁月，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乐章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姜虹，出生于青岛，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在山东省胶南县王戈庄公社，1978年初顶替回青岛，在校办工厂当工人，后来代课教初中英语，1979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山东省外贸职业学院教英语，1994开始在贸易公司工作。
原题
知青岁月
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乐章
作者：姜虹
我出生在青岛，1975年高中毕业 ，当时有一个政策规定，如果在家里是排行老大，就可以留在城市里就业，如果不是，就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在家里排行是老四，要想留下就业是不可能的，我家老大和老二都分别下乡和去过建设兵团了，老三可以留城,给安排了临时工,我爸爸的工作单位，供电公司，一直在开会动员职工，让孩子报名， 街道居委会也三天两头开会，来我家动员。
有一天我爸爸回来说：“唉，单位今天又开会动员了，让家里有毕业生的赶快报名下乡。” 其实动员的就是我,我刚毕业,看了看形势,不想让父母为难,再说我也应该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很快,毕业没几天,是七月份,我没和家里商量,立刻就在学校里报了名,我爸爸不再被动员了, 回家有笑模样了，居委会也不来了，全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报名下乡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想离开青岛，换个地方。 我是1964年上的小学，很快就文化大革命了，记忆中，我家出身不好，父母成分有问题，大约我10岁的时候，有人来抄家，我有一支漂亮的圆珠笔，笔帽是合起来的红色小雨伞。记得是一只大皮鞋踩碎了我的圆珠笔，我喊了一声，“我的小雨伞！”就跑过去，想要捡起来， 结果被我哥哥从后面一把揪住，把我拖拽到他面前，然后把我转过来，捂了一下我的嘴，拍拍我的头，拍拍我的背，就把我护在了他的怀里，我就抱住哥哥的腰哭了。
后来我喜欢小提琴 ，初中时考艺术学校， 因为政审，不被录取， 我找到学校的领导说，与父母划清界限行不行，与父母一刀两断，改名换姓行不行，答复是不行。
高中时，我各个方面积极努力，学习也很好，但是入团总不批准，同学、邻居总是对我指指点点，我总是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有个同学也是邻居，经常见了我的面就说，“你妈是右派”。而且，有时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说， 我立刻就低下头来， 无话可说 ，无地自容。我真想离开青岛，我真不愿意在青岛待了，我听说农村不大讲政治出身什么的。
请看下面的登记表，是好几年以前，我陪同一个同学去档案馆查知青资料，顺便查了一下自己，竟然发现了这样一张，有着历史意义的表格，“青岛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 ”，之前，我从来没见到过这张表，应该是供电公司给我填的。
表格中清楚地记录了， 日期是1975年8月11日，我的特长是小提琴，18岁，左边最上面，是我爸爸的工作单位，青岛供电公司，下面还有我的家庭成员关系，以及下乡去的地方，最后还有供电公司革命委员会的签字，“同意上山下乡”及盖章，还有青岛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盖章。
在下乡之前还有一段插曲，我去了一趟北京， 是我报名下乡以后，跟父母提出来的，被褥一律用旧的，省下的钱，去北京看看，我当时有小提琴的梦想，去北京主要是想参观音乐团体，拜见小提琴大师盛中国。那时去北京是很了不起的大事，是人人都很向往的事。
我在北京住在妈妈的好朋友，陈阿姨家，我小的时候，陈阿姨夫妇一直很想要我，领养我。他们家没有孩子，我们家，我上面有哥，有姐，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就不想要我了，但是因为单位开不出来证明，只好生了我。单位领导说，鼓励生育，四个孩子不多。到我七岁的时候，陈阿姨家又最后一次要我，我爸妈商量了一晚上，最后没给，陈家就领养了一个比我小七岁的女孩儿，我看到她有自己的房间，吃得好，穿得漂亮，很羡慕，心想这本来都应该是我的，回青岛找我妈妈问事儿，那年为什么不把我送给他们，当我妈妈说到她家是资本家时，我就打住了。
那时去北京的火车票也挺贵的， 我在40多年以后的现在，竟然找到了当年去北京的证据，是我一直收藏着的火车票，北京市区学生月票，可见去北京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请看月票、火车票、毕业证书图片。
北京市区学生月票，是1975年8月，我在青岛事先办好了有关学生证，就可以半价享受火车票，月票，从火车票上可以看出，我从北京回青岛的日期是1975年8月13日，火车票上还有票价， 车票一块三，硬座六块五，我在北京待了十多天，回到青岛，很快就去下乡了。
出发那天，在大卡车上，戴着大红花，下面的人，敲锣打鼓地欢送，我觉得很光荣，很多同学哭着与家人招手，我没哭，我不是想哭忍着，我根本就是不想哭，我盼望着，我很兴奋。
下乡的地方，是胶南县，王戈庄公社，宋家庄大队 ，到达的当天，受到了贫下中农全大队的热烈欢迎，我们一共是15个知识青年，三个女的，12个男的，住在三间废弃的小学教室里， 宋家庄很穷，但是那里的人，都是那么善良，朴实，友好。
可能是伙食、粮食还没安排好，也可能我们这个知青点儿，是临时增加的，一连三天，我们顿顿吃煮的玉米棒子，是老乡家煮好了送来的，头两顿还觉得挺好吃的，后来就不行了，三天九顿饭下来，大家都大便不通了， 个个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
好像还是男生传给我们的办法，拉不出屎来，就抠，这个办法管用，大家都会了。 到了晚上 ，我们三个女的好姐妹，抱头痛哭，太想家了。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哭，只要有一个人开头，另外的两个就立刻跟着哭起来。我们听说男生也哭过， 后来我们商量了，不准哭，谁也不准带头哭。
等到知青的粮食分下来 ，柴禾等都备好，我们知青就开始自己做饭了。开始是三个女的做，后来是两个女的做饭，再后来是知青组轮流做饭，两人一组。还有一段时间是，大队派一个人来，是袁大叔，再加一个知青，两人做饭。
由于我们知青组男多女少，在吃饭上就挺吃亏的。粮食是按照人头分，细粮的比例本来就很少，男的又比女的能吃。因此，很少能吃到细粮不说，做的饭，每顿都要抢，吃慢了就没了。先盛上半碗饭，快快吃完，赶紧再去厨房抢着盛上满满一碗饭，慢慢吃，这类的经验，大家很快就都学会了。
我们初步都学会了糊饼子，擀面条，炒大锅菜，蒸馒头，做玉米粥。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想要换个花样，想用玉米面做疙瘩汤，我知道玉米面太散，做不成疙瘩，就往玉米面里放了一些面粉。做饭的大铁锅，直径是80公分，看到锅里的水开了，我就开始像做肉丸子一样的，一个个的用手做成小圆球，往锅里放。但是由于面粉放得太少，那些小圆球很快就一个个的散开了。开始我没发现，因为小面团一下锅，就沉到锅底了。等到锅开起来，疙瘩汤已经变成一锅浆糊了，而且是很厚的浆糊。我没有经验，一看这样，非常着急，这可怎么办呀！
正在这时，知青们收工回来了， 调皮的小黄涛，他只有17岁，跑到厨房来问吃什么饭，他看了一眼锅里的浆糊，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疙瘩汤，并让他到门口去喊开饭了。只见他三步两步地迈出了厨房，对外喊着：“吃猪食了！吃猪食了！”我一听急了，大声说道，“你乱喊些什么”，他说：“你这是做的什么饭？这不叫猪食叫什么！” 我说：“爱吃不吃”，他回屋拿碗去了。
看着这一锅浆糊，想到过几分钟大家就 要来吃饭了，我心急火燎 ,六神无主，慌里慌张地在厨房里，东看看，西看看。突然，我急中生智有了主意，我迅速拿起一些洗好的菠菜，大段地切断，扔到锅里，然后拿起酱油往锅里倒了半瓶，倒完以后，发现倒的是醋，放下醋瓶，又拿起酱油，倒了起来，随后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了三大瓢水，倒进锅里，赶紧又拿起勺子，在锅里搅拌，一大锅饭，眼看就要漫到锅台上了。
这功夫，大家拿着碗都来了，黄涛一进厨房，看看锅里的饭，说，“你这是变戏法呢？” 我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了！今天的饭，是祖传秘方做的青岛甜沫， 快点儿吧， 晚了就没了！” 大家盛了饭以后，我也盛了半碗饭 。我没回屋去吃，我在厨房，忐忑地等着，看看有没有人来盛饭。 有来的，我就笑眯眯地说，好吃吧，多盛一些，多吃点儿。
有个男生问我，今天这是刮什么风，其实平常我都是挺厉害的，总是说着，少盛点儿，别撑坏了胃，小心嘴里别烫起了泡什么的。 这时，我看着锅里的饭越来越少，谢天谢地，很快锅底就朝天了，我总算放下心来。要是大家都不吃，就真的要拿去喂猪， 那样太浪费粮食了。
中秋节到了，我记得，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我看着圆圆的月亮，写了一个算是顺口溜，里面有几句是这样的：“中秋夜月明，河水静静流，我思家乡情，随着月儿行”。
大家每天下地干活，割豆子，刨地瓜，锯树，很累，很苦，但是如我期盼的，那里真的不讲政治出身什么的 ，尤其是在我的背景暴露之前，知青们，大队里的人，都很平等和友好。因此，我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吃得太差，整天吃粗粮，很少有肉， 很少能吃到馒头，我家里曾给我捎来一件大衣 ，里面放着一小包白砂糖，我姐姐写道：“亲爱的妹妹，捎去半斤糖，你蘸饼子吃， 这是托人找大夫开证明买的，只要能开出来证明是得了肝炎，就可以买半斤糖，别不舍得吃，家里还会想办法，再去开证明。”
我曾经去小卖部转悠，看到有老乡抱着孩子，买两块儿糖，一块儿放在孩子的手里，另一块儿，咬一半儿放孩子的嘴里，剩下的一半，再用糖纸包起来，放在孩子的另一只手里攥着。我当时想，农民真是太穷了，等我将来有能力，或当了大官儿，就一定要改善 ，提高农民的生活。
我在小卖部买过两次饼干，但是每次买的时候，都像做贼似的，总觉得那个售货员，会到大队书记那里去告密，开会的时候，我就会受批评，这是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这是贪图享乐的表现，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什么的。我想想后怕，再说吃的时候心里也不踏实，就像是偷来的，于是再也不去买饼干了。
书记晚上经常领着全体知青开会， 总结工作，大家还都要发言，表决心。有一次我发言提到，要克服懒惰思想，在农村这所大学里，要努力接受再教育，接受锻炼，要做革命的小毛驴，刚说到这里，就被打断了，有人说应该是，做革命的老黄牛，不是小毛驴。
我就想，我们大队平时下地干活，经常都是离不开驴，驴能干很多活 ，能拉板车，拉饲料，还能耕地，拉豆子，地瓜等粮食，还能驮麦秸，玉米秸，而且我们大队的驴，一吆喝就跑，根本不用鞭子抽，很勤劳，还很乖，很听话， 我经常觉得，说驴是倔驴，驴脾气，懒驴，都是不对的 ，反而是牛，总是慢腾腾的，不够勤快。 我把对驴的看法说了一下，然后问书记，是不是牛是贫农，驴是富农或是地主，他们出身不同，所以只能歌颂牛，不能表扬驴，驴只能挨骂。
书记说，牛有和驴都是生产队的财产，都在生产队的劳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说这样吧，我的发言改成，我既要做革命的老黄牛，也要做革命的小毛驴。 小组长说，你走火入魔了吧 ，两个年纪小的哈哈大笑，说，你也太滑稽了吧？我使劲儿忽闪了忽闪我的大眼睛， 看看大家 ，觉得被他们说糊涂了， 又眨了眨眼 ，后面还想说点儿什么来着，忘了。
我们开会时，都是三个房间的人，集中到中间的那个房间 ，这个房间整个一半是一个大通铺 ，六个男生 ，地方用不了，房间里空着的地方没有椅子，只有一张长方形的很旧的桌子， 桌子下面有三个并排的抽屉，开会时，我们一般是坐在床沿上，或是上床盘腿坐着， 那张桌子有时搬到床边，放茶杯，报纸什么的。
有一次开会， 我们三个女生刚进门， 就见两个男生正在搬桌子，但是他俩抬起来桌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桌子里往下滴哒着漏水，放下桌子，不滴哒了，再抬起来，又滴哒着漏，书记说，放下桌子，别动，然后从床沿上下来，走到桌子跟前，看了一下三个抽屉，旁边的两个拉开看了，里面什么也没有，中间这个抽屉锁着，锁这个抽屉的男生，家里有事，突然回青岛了。
这么神秘！我们三个女生立刻吓得赶快紧紧地靠在了一起，我说，肯定是一只大老鼠，有人说，也可能是黄鼠狼。书记说都不要动，他一会儿回来。我们三个女生不约而同地脱了鞋，直接爬到大铺上了，三个人靠在一起，揪过来一床被，披在身上。 平时我们总是嫌男生们脚臭，被子臭，屋里臭，现在不顾那些了，一会儿那怪物出来，我们就把头蒙上，三个人抱在一起。
一会儿的功夫，书记就回来了，叫来了队长，拿着钳子，螺丝刀子，然后就开始撬抽屉， 那个小活页很快就被撬下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看着将要被拉开的抽屉，我们紧紧地抓住被子，随时准备蒙上头，不敢看，又想看，只见书记慢慢地拉开了抽屉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里面竟然是满满的一碗大米稀饭，准确地说，是一小盆大米稀饭。
这个小搪瓷盆在小卖部里有卖的，是深绿色的，我见过 。我们平时做的稀饭一般都是清汤寡水的，再加上沉淀，因此抬桌子时看到的是漏水 。稀饭已经有酸味了， 这时大家都不出声，书记说：“看看，浪费粮食了吧 ”，然后又说：“以后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散会 ”！ 书记和队长往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队长手里还拿着一根大棍子。
宋家庄是离县城最远的一个知青点，大约15里路 ，其他的知青点都离县城比我们近，最近的才三里路，他们可以去县城溜达，逛街，看电影，而且那些知青组基本都是男女数量各半，我们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家里没有干部的，我这样成分不好的，没有门道的， 最后剩下的， 组成了一个偏远的知青点， 每天收工以后只有贫瘠的村庄，生活枯燥又单调。
有一天我做完饭，袁大叔也早回去了，我准备刷刷炒菜的锅，收拾一下，就吃饭了， 这时知青小伟，手里拿着一个玉米饼子来到了厨房。小伟是知青组最小的一个小男孩儿，应该还不到17岁，他一进门就说，我们想看看这个饼子是你的哪只手做的。当时我正忙得满头大汗，锅里的水还在滋啦滋啦地响 ，我看了看那个饼子说 ，先叫大姐姐，再说有什么事 儿。
小伟说，我不能叫你大姐，我的二姐都比你大，只能叫你小姐姐，我说也行，叫小姐姐也行。 然后我说，谁叫你来的，有什么事说吧，他说“平常你做的饼子都挺大的，五个手指印很清楚，一看就知道是哪只手做的，但是这个饼子很小，看不出来是哪只手做的， 你把手伸出来放在这个饼子上，看看是哪只手的指印，我是他们选出来的，要是完成了任务，有奖，给烟抽。”
我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我说“你个小傻瓜，他们叫你来，你就来？想看我的手是不是？”我举起手来，晃了晃，说，“没门儿，你回去说，小姐姐的手不准看，再来捣乱，铁铲子拍头！”说完，我转身拿起来炒菜的铲子，比划着吓唬了他一下，他拿着饼子转身就跑了。
很快，就听到男生宿舍里传出了大声说笑的声音，估计他们刚把小伟审了一遍。
我们知青这个大院，以前是小学，进院儿左边是厨房，右边是一溜平房三间，女生住在最里面那间，我们出入大院，或去厨房，都要经过男生的宿舍。我很快收拾完了，端了一碗饭，准备回宿舍去吃，刚迈出门，就听见那边说，出来了，出来了。我知道他们又要瞎开玩笑什么的，就想反正我也不理你们，直接往宿舍走， 只听见“好厉害的小姐姐呀，不让看手，铁铲子拍头，肉包子拍成馅饼，一声大吼” ！
本来我不准备停下，但听到肉包子，馅饼，我禁不住舔了舔嘴唇，不住地吞咽口水，我说你们馋疯了吧， 我这一驻足，一搭腔不要紧，一个男生说，“头疼，头疼，我头疼，铁铲子快来拍我头 ”，然后站门口的，倚着窗户的，都端着碗，一齐看着我 。我怔了一下，突然说，“赶快让他撞墙，我听说过有种头疼，一撞墙就好了”，众人哈哈大笑，就去逼他撞墙，我一边说着，你们整天吃饱了撑的，闲得难受，还抽烟喝酒，回头我就去大队里告你们，一边走着，走到自己屋门口了，听见后面传来，“小姐姐饶命，小妹妹饶命！”
那时候真的是生活太寂寞了，少男少女已经到了青春萌动的时期，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地方去，尤其是我们这个知青点，太偏僻了。听说别的知青组有谈恋爱的，约会的，我们组没有。一共只有三个女的，我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另外两个，华华和丽丽，还时常帮男生洗洗衣服，缝缝补补什么的，男生来我们屋送衣服，拿衣服，反正来的没有找我的。我平时都是看自己带来的几本书，我既不给男生洗衣服，也不给他们缝补，倒是华华和丽丽揽来的缝补活，我经常帮着做。说起我的针线活手艺，那可真叫一个了得，五六岁我就玩儿针弄线，八岁就会使缝纫机，12岁就会绣花，和姐姐一起做出口的加工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红色的小布包，正好放进去一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我梳着漂亮的小辫子，斜背着那个小红包，里面放着红宝书，走在路上，可骄傲了，同学们都很眼馋我的小红包。
我的缝制技术做一般的缝补绝对是小菜一碟。有一次，一个男生来我们宿舍拿缝补的衣服，他这件衣服实际上是我缝补的，要是他打个招呼，拿走就完事了，但是他偏偏不走，还挖苦我说：你看看人家这个针线做得这么好，将来肯定是个巧媳妇，你看看你，什么针线也不会做，真担心你将来嫁不出去，如何如何。我听了觉得好笑，就说：我将来嫁不嫁出去关你什么事儿，做这等好针线的人，绝对看不上你，你才是又笨又丑，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呢，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我把他奚落了一顿，然后我们三个女生就禁不住大笑起来。
总之，除非他们耍贫嘴，开玩笑，嬉笑打闹，我反击几句，我和男生没有任何交集，铁了心不和男生交往；一方面，谈情说爱，那是资产阶级思想，另外，我已经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出身问题这个十字架，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非常小心，决不能再犯错误 ，绝不能出事 。只知道男女之间千万别弄出什么事来，别怀了孕什么的。其实那时候很单纯，很傻，很无知，甚至以为男女拉拉手，或者被摸一下，被碰一下就会怀孕。反正不打听那么多了，为了保险起见，少和男的接触，保持距离为妙。
我喜欢小提琴，要是在我们屋里拉琴，他们男生就会过来，在窗外起哄，说什么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还有沉鱼落雁什么的。为了避免这些摩擦，接触，碰撞的麻烦事儿，我都是悄悄地拿上琴去小河边， 宋家庄有条小河，水很浅，那里没有人，很安静 ，有时华华和我一起去 ，她唱歌，我拉琴，天气好的时候，琴声，乐曲，伴着潺潺的流水，和熙的风，像世外桃园，真美！
由于我会拉小提琴 ，有时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演出，还去过县里参加会演，住在县城的招待所。我当时很喜欢听山东的地方戏，茂腔，觉得有一种浓浓的韵味，每当乐队，演员排练的时候，我就跟着看，跟着唱。宣传队里还有好几个知青，有一个叫刘永立，是个瘦高个的男生，二胡拉得很好，那如诉如泣的琴声，很能打动人；另一个是赵艳，她也会拉提琴，兼着报幕和表演节目，她还负责教演员们普通话。
我们三个人干过的最浪漫的事儿是，县武装部的干事， 有一辆自行车给我们骑，永立要带着我们两个女生兜风，当时三个人都很害羞，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这么密切的男女接触还没有过，还是我先发话了，我说 ，艳艳小巧玲珑坐前面横梁上，我五大三粗坐后面，但是如果我们俩做好了，永立根本就骑不动，骑不起来，我就先等他们俩坐好了，从后面使劲儿推一下，永立把自行车骑起来，我再赶紧跑几步，按住后座，跳马，劈叉势飞跃，准确落座。
我这是跟两个哥哥学的，从小他们就领着我玩儿， 爬墙，上树，斗蟋蟀，打弹弓，游泳，跳马，下海挖蛤蜊，我都会，我就像个小男孩儿，还净拣着穿哥哥们的裤子，小夹克。
其实，我表演了好几次才成功， 要么是永立骑得太快，我跟不上，要么是我的起跳和降落不准。终于搞定时，我让他们放心，两边我都可以踩地，保持自行车平衡。永立骑着自行车，带着两个美女，在县城的大街上来回转了两趟。当时我们都穿着最时兴的军装，引来很多人的注目，“这是城里来的知青，好看，真俊！”我们三个人感到是那么的风光，荣耀 ，可以说，当时那道风景，堪比现在城里的敞篷奔驰和宝马。后来听艳艳说，好多男生因为嫉妒，都想狠狠地揍永立一顿。现在看来一辆自行车没什么了不起的，在当时那可是贵重的东西，是结婚必有的三大件之一：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赵艳
刘永立
姜虹
王戈庄公社有50多个村庄，方圆80多公里的面积，地势不是很平坦，我们去不同的大队演出，总能看到一些小丘岭，有一次去演出，艳艳他们都在忙着化妆，练习，准备。离演出开始还有点儿时间，我突发奇想地对永立说，咱们俩拿上琴，分别到两个小山头上拉琴，怎么样？看看能听见多少，好不好听，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很振奋，两眼放光 ，永立说，好主意 ！我们商量好了谁先拉琴，谁后拉琴，以及结束后，往回走的各种手势，然后就分头赶快出发了。
两座小山包挺远的，到了以后，我先挥挥手，就开始拉了一段小提琴曲，然后，再招招手，永立就开始拉二胡，出发之前，我匆忙和他说过，不要拉沧桑的，悲切的曲子，我听了心里怪难过的，他答应着，只见在那寂静的小山谷里，有一层薄薄的浅雾，飘来了那二胡独奏，那二胡声声，委婉动听，一会儿有鸟叫，一会儿有马儿跑，那场景，真的是别有洞天，我伫立在这个画面中，屏气凝思，心驰神往。
冬天的时候，队里安排我们挖水渠，零下10度的天气，一锹一锹的挖土，水渠越挖越深，铲起来一锹土，往上扬，只有一半扬到地面上，另一半在扬的过程中，是撒下来的，休息的时候，我找棵没有雪的树，坐下靠着，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后，看见大家都在干，没有叫我，感到很惭愧，队里的人说，没事，大家看你睡得太香了，就决定不叫你了，你睡着的时候真好看，像一个雕塑。
后来天气暖和一些了，我们三个女生一直是坚持下地干活的，由于繁重的劳动，活太累，慢慢的，就坚持不住了，并且直接导致了我们三个好姐妹的矛盾。起因是丽丽身体不大好，经常不出工，胃疼什么的，常常是只有我和华华出工。有一天丽丽说，“咱们三个以后都在家里休病假吧，你们陪着我。 ”
我一听立刻说“不行，我不敢，咱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你们出身好，可以，我不能偷懒，绝对不敢 ”。这时我们俩都看着华华，只见华华看看丽丽，再看看我，就低下了头，不说话 ，怎么办？想了想，我跟华华说，你陪丽丽在家吧，不用难过，我不生气 。至此三个情同手足，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好姐妹不一起了。我十分地难过，伤心，偷偷地哭过。
正在这时，我递上去的入团申请，被拒绝了，我家是“坏人”，不准入团，这个消息像村里后山坡上的野草，疯长，迅速蔓延，传遍了全村，所有的人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妇女队的几个好朋友也对我指指点点，不理我了，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世界上最最倒霉的事被我碰上了”！
本来下乡时，我不想再写入团申请书了，我知道不可能被批准，我只想多出工，积极地干， 万万没想到，大队里因为我积极出工，能吃苦，表现好，要发展我入党，要把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当时是，先让我入团， 结果形势急转直下，我被当头一棒，我的背景彻底暴露了， 这个沉重的打击，加上两个好姐妹的离弃，令我心碎，令我难以承受。
这时，还有一件事 ，团支部书记去公社团委，先知道了我入团没被批准，他怕我受打击，就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 闭幕晚会上， 姜虹优美欢快的曲调 ，恰似“谈笑凯歌还”的绝妙旋律。
谭姨，听到这些您高兴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4月26日，我去公社团委访问批团一事，回话的人尽管很“客气”，讲话很“婉转”，可是我却不知怎样来用我的话，表达这不痛快的消息，可又一定要写在这里，因为这消息定会挫伤一颗火热的心 ，无奈我只有求助于亲人来分担他的悲痛，或许有一线希望，来温暖这颗要凉透的心 ，写在团委意见拦里的话 ：因家庭问题不清，暂不批。 我在1972年初，同样有这种经历，因姥爷成分不清，后大舅回村开出证明，“历史清白”。 如果也有类似的证明： 姜虹是可以挽救的！
当时我不知道有这封信，后来我妈妈把这封信转给了我，看到这封信，我很吃惊，一边看，一边哭，泪水滴哒在信纸上，我和团支书，也是我们知青小组长，没有任何特殊关系，连单独说话都很少，他竟然这样来帮助我，要挽救我，他竟然还抱有那一线希望，可惜呀，我想告诉他，“历史清白”的证明，是不可能的，我早就“不可以挽救了”。
一方面是，我爸爸不知得罪了单位的什么人，只因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未定案的现行反革命，这在档案里有记载，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我爸爸被定了案，我就会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是供电公司就是不给办，不给定案，最后我错失了，梦寐以求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出身，我上小学时，就都弄明白了，那时是要写申请书，填表，加入红小兵组织， 我问过我的爸爸和奶奶，出身是什么，怎么回事儿。他们说，出身是按照雇人多少来决定的，我奶奶家收粮食的时候，一般雇两个帮工，所以最初被评定为富裕中农，但是一九五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运动，我奶奶回了一趟老家，说到有一次雇了四个人，村里立刻就给改成富农了（听说常年雇人的就是地主），我当时可难过了，总想，要是没有那一次雇了四个人，我的出身就是富裕中农，我就会和毛主席是同一个出身，那该多好呀！那多光荣呀！
我填表的时候，在出身栏目填的是“职员”两个字， 有个同学填的是“小野猪”三个字 ，其实他应该填“小业主”，是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没见过“小业主”这个词，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不知他家长怎么和他说的，也可能是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他就这样写了三个字， 而且“野”字还写错了。老师想在黑板上给他纠正，结果在班上一说，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你怎么不填小野狗，小野猫，小野兔。
其实，入团申请书递上去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我就知道事情不好，大队和公社也没想到我是这样一个情况，团支书的这封信，前面说了一些知青的事，后面说的是县里要办农业知识学习班， 现在看看这封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我妈妈在信的背面写了几个字：“看后烧掉，一切信都不要留” 。我没烧，但是很害怕，这难道是一封反动的信？是给坏人通风报信？这封信要是被别人看到，小组长的政治前途就毁了？想不明白，也没有地方问。
我的名声，从巅峰断崖式跌到谷底，没有办法，只有更努力的出工干活，这时更让我感到孤单无助的是，丽丽和华华搬出去住了，住在我们这里很静僻，我干一天活回来，累得精疲力尽，很快就倒下呼呼大睡，搬出去热闹，可以和老乡家串门，走动。
我们住的是平房，窗户和门都没有插销， 平时晚上都是拿棍子顶住门， 我在床头放了一把大铁锨，又搬来一块大石头，放在脚下，晚上虽然害怕，但是白天累了一天，睏得熬不住，就睡了。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直到有一天我病了，感冒发高烧。 平常我几乎天天出工，这会儿真的是起不来了，妇女队长叫上小组长晚上来看我，他们看到另外的床铺是空的，大惊失色。晚些时候书记，书记大婶，队长，妇女主任，等全都来了，书记一进门就说，已经告诉了她们俩，明天必须回来住，然后让我安心休息，还问了一下我的病情，我说已经吃退烧药了，很快就会好的。
这时候，书记看见了那块大石头，问我那是干什么用的，我说，坏蛋进来时，拼命用的，我刚说完了这句话，书记的脸突然大变，厉声说道：“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说？妇女主任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大婶也不知道，队长也不知道，你隔壁两个屋的男生没有一个人知道！你....” 他后面说的什么我没听见，只记得，吓得我一哆嗦，拉过被子，蒙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隐约听到他们又吵吵嚷嚷地说了一阵，然后就走了。掀开被子，我坐起来，看着空空的屋子，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流 ，什么叫孤苦伶仃，什么叫形单影只，什么叫举目无亲，什么叫无依无靠!
我是多么地想家呀！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姐姐们，我想我那么温暖的家，我还想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叫雪青，她家窗户和我家的对着，她会拉手风琴，有时她在那边拉手风琴，我在这边拉小提琴，我时常去她家串门，她那么懂事，那么友好，从来不揭我的“短处”，我们俩在一起总是很愉快。
我正在两眼发直地想家，书记家大婶和妇女主任又来了，还端了一碗面条，大婶说，面条是书记擀的，他觉得工作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他说对不起，他发火是因为看到你的那块大石头，刚才队长，妇女主任都试过了，根本举不起来，没有用，放那么大一块儿石头，实在是愚蠢 。 天啊！形势又急转直上了，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地又哭了起来，大婶说，吃完面条就接我去她家住，和她闺女一个炕。
我不想去她家添麻烦，妇女主任回头又送来了一个灌满热水的瓶子，就是打吊针用的葡萄糖水瓶子，让我暖和 ，我提到自己成分不好，不用对我这么好，主任说：“俺不管些那个，公社多次开会都说，要爱护和关心知识青年，你是知青，俺们就要好好照顾你。”他们真的是太好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再想到两个好姐妹明天就要回来住了，我流着泪，高兴地哭着睡着了。
农活少的时候 ，队里安排我们割芦草，是一种杂草夹杂着芦苇草，大约80公分高，筷子般粗细， 这种草是用来 ，铡碎了喂牛，喂牲口的。那时拿着镰刀，也不懂防护措施，结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镰刀狠狠地割向了左手的两个小手指头。我吓得大叫了一声，顿时鲜血直流。妇女队长就在我旁边，也吓得直喊。她赶紧捂住我的手，和我一起去大队的卫生室。卫生室里缺医少药，那个“赤脚医生”好像也没有多少医学常识。妇女队长大声喊着：“快点儿，快点儿，两个大口子，像两张翻开的小嘴儿！” 当时，我应该打破伤风针，但是没有人懂，可能也没有破伤风针，给我上了一些药就包起来了。
一连三天伤口疼得很厉害，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已经吃了一些消炎药，没有用，疼得坐起来，我不能吭声，我不愿意请假，只休息了一天，就照常出工了，左手戴了一只剪掉一块儿的手套，是为了让大拇指和食指露出来，两个手指疼着，红肿着，我怕感染化脓，就让大队的医生，直接给我上碘酒，碘酒的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厉害，那是钻心地疼，浑身颤抖地疼，我想起在电影里看到的革命者，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从伤口里取子弹，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吧。为了伤口好得快，我必须忍着。
这期间，书记家大婶和妇女队长，分别给我送过鸡蛋，都是一次送10个，她们的意思是，让我一天吃两个，我每次都是刚送来时，趁热一口气吃五个，妇女队长知道以后说：哎呀，你这个大“识字班”唻，真叫你笑死了，你当这是坐月子，一顿吃五个大鸡蛋！
一个多月后 ，知青放假回青岛，我才去医院看手，那个医生一看，大吃一惊，“你怎么不早来？你这伤口都割到骨头了，是要缝的，拿针缝！”我说那就缝吧，医生说，伤口化脓到这个程度已经不能缝了 ，我赶紧问了一句，以后能不能拉小提琴了。医生又一惊，说，伤口很深，当时公社或县医院都是可以缝的。然后马上 消毒，清理伤口，验血，量体温，一气打了10天吊针。因为错过了最佳的缝伤口时机，只能慢慢自愈，这个过程，手指痒得厉害，很难忍受。为了避免半夜睡觉时糊里糊涂去抓痒，我先是把右手绑了，不管用 ，之后又拴上绳子， 另一头系在床腿上，局面才被我彻底控制住了。
不久，华华和丽丽好像办病退回青岛了，很快上面又派来了两个女知青，一个叫范范，一个是小于姐姐，她们来了不久，小于姐姐就说，她已经打算好了，将来她想办法先去 “浮山所” 说个婆家，然后再帮我和范范都说个婆家，把我们两个带过去，这样我们三个将来都住在浮山所，回娘家很近。浮山所当时是青岛的郊区，离我家大约15里路，现在的浮山所，早就是青岛最繁华的市中心地段了。当时我和范范都很高兴，觉得小于姐姐真有本事，将来就靠她了。
有一天，小组长悄悄塞给了我一张纸条， 我打开一看 ，里面既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 “由于她不懈的努力，组织上终于决定重新考虑她的申请” 。我终于入团了！我和大家一样了，根本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入团，我立刻把这个大喜讯，写信告诉了家里，我们全家买鸡，买鱼，买肉，做好吃的，喝酒庆祝，热烈地祝贺我！
由于我的出勤率很高，干活时也很努力，我的工分被评为8.5分，是妇女的最高分，每个工分三分钱，这样我每天四舍五入算下来，能挣两毛六分钱 ，到年底的时候，去掉一些零用花费，以及回家的路费，我还剩余十块钱，在当时十块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带了很多年货，在大队里买年货的时候，我简直就是个有钱的大款，这边走走，粉丝五斤，那边看看，花生五斤，猪头一个，猪下货一串，小米，豆子等等，我满载而归，两只手各提一个麻袋，每个麻袋装了一半多的东西。
当时，青岛去胶南必须先坐木船到薛家岛，再换乘长途汽车去胶南。回青岛时，我站在小木船的最高处，想到要回家过年了，看着越来越近的码头，以及招手的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凯旋归来的勇士，被万人仰慕， 下船时我干脆背起一个麻袋，手提一个，我炼得膀大腰圆 ，迈着有力的步伐 ，踏着欢快的节奏，经过风吹日晒的脸，虽然皮肤粗糟，但是黑里透红，我气喘吁吁，兴奋不已。
那时物质很匮乏，记得我爸爸去单位，炫耀女儿买的年货。几个同事都说，他们的孩子没买年货回家，只是写信向家里要了路费，我爸爸一听更骄傲了。邻居也都称赞我，我不由得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敬意，我真是个大英雄呀！谢谢你胶南！ 现在青岛去胶南已经有了最先进的海底隧道，很快很方便，再也不用坐小船了。
1978，我顶替回城就业了， 在工厂工作了不到一年，后来代课教初中英语， 1979年我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回首往事，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段经历，正是我的青春年华，有艰难困苦，有劳累彷徨，有痛楚，有欢乐， 有历练，有激励，有人性的善良，有被感动的难忘。
我看过作家柳士同的《拣尽寒枝》一书，里面有一篇有关知青的文章， 其中这样写道：“历史上这段短暂而又厚重的知青史，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去梳理和研究，……趁着记忆尚未流失，每个人都可以为那一页历史提供鲜活的细节 ”。我也看过《知青 》《蹉跎岁月 》《伤逝》等，对那个时代有了多个角度的，更理性的，清醒的认识。
知青岁月的洗礼，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经历的坎坷，也会成为前行的动力，我更加坚韧不拔，我学会了承受，学会了坚持和忍耐，更加不怕困难。
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相连， 我的知青经历，比起老三届下乡八年的老知青们，不算什么，他们才是经历了更多的挫折，更多的艰难和困苦,他们才是更了不起,更值得敬佩的人。我已经很幸运，赶上了好的时候，赶上了恢复高考,四年大学,是祖国培养了我，我经历了改革开放， 亲历了人们生活的提高，眼见祖国变得日益强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正在安排尽快去胶南看看 ，那里有我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姐妹，侯莲花，宋家庄一定还有人记得我，书记，队长，妇女主任都还好吧，我还要去我拉提琴的小河边儿， 我要到处走走，看看,去重拾那段回忆。
姜虹（左）与侯莲花
那片土地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迹，那段时光，是如歌岁月, 是风雨激情, 是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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