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缪志远：风雪完达山

缪志远新三届 2018-11-17

作者简介

缪志远，男，1949年9月生，天津市五十四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42团，1971年入党，历任班长、排长、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1974年底返津后，在核工业部理化工程研究院当工人、宣传干部。1985年9月考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大学本科学历。1988年10月毕业后调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先后任宣传处助理巡视员、研究室巡视员，市纪委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副组长（正处长）。工作之余，偶有理论文章及文学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也曾参与编写有关书籍。

原题

风雪完达山

作者：缪志远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完达山，用她那温馨而深沉的情怀拥抱了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知青。在皑皑白雪的装点下，这位雍容华贵的北国佳丽愈发楚楚动人，更添青春魅力。她健美的肌体上散发着蓬勃生机，孕育着不竭的活力。她的冷峻，她的威严，还有她的神秘，都一览无遗地袒露在我们的面前，以至使我们在与她翩翩起舞之后，永远难忘她的容颜，永远怀念她的舞姿，永远铭记她的神韵。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许多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忘了，然而39年前在完达山上度过的三个多月艰辛而新奇的生活，却刀刻斧剁般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情景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跋涉上山

1969年是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二年。那年10月底，我所在的4师42团独立营5连接到团部下达的到完达山采伐困山材的命令，连队立即组成老战士班和青年班，由一位副连长带队前往。老战士班由八名复转军人组成，青年班则由九名天津、北京、宁波的知青组成。我被任命为青年班班长。

那天下午，我们从连队先是乘汽车到达密山县城，第二天清晨又继续乘五个多小时汽车驶抵完达山脚下。稍作休息，我们便背起行装精神抖擞地向密林深处进发。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小道蜿蜒前行，道上尽是落叶、石块和烂泥，道边则是连绵的山峦。山上树木林立、荆棘丛生，阵风吹来，山谷立时回荡“哗哗”的声响。

老战士们不愧是当兵出身，他们轻装简从、步履矫健，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而我们九名知青大都是第一次登山，既没受过锻炼，又缺少经验，加上行装过重，很快就落在了后边。起初，我们还能听到前边老战士们的呼唤，后来声音渐渐远去，最后完全听不到了。大家开始感到有些累了，欢笑声也逐渐消失。

宁波青年小孟和小李带的东西最多，除了被褥、棉大衣、随身替换的衣服外，一个大网兜里还塞满了脸盆、饭盆、水碗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像要把整个家当都搬到山上一样。他们用从家乡带来的竹扁担挑着行李，比我们背着行李走还要困难许多，自然就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我停下来，硬是把小李的担子抢过来，让他背上我的背包。担子被道边的树丛、石块碰得左右摇摆，我的身体被摆得前仰后合，一脚不慎就摔在地上，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嘘嘘了。尽管如此，我还要不时地给战友们鼓劲儿，还要照应班里年纪小的青年。

我的行李担子上这时已增加到一床棉被、一床皮褥、一件棉大衣、一身棉衣、两个书包、五个洗脸盆等物品。真够重的，行走起来更加困难，我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小道越走越窄、越走越陡，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汗水加上雨水，衣服全湿透了。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不得不停下来。正好附近流淌着一条山溪，我们放下行李，一步步挪过去，双手捧起清凉的溪水喝个痛快。

当夕阳的余辉最后消尽的时候，天很快黑了下来。此时山风已停，四周一片寂静。我们摸索着前进，饥饿、疲惫、恐惧同时袭来，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每迈一步都要耗去很大的气力。再到后来，双腿的肌肉几乎都要僵死了，只是还能机械地朝前做着迈步的动作。

就在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老战士的呼叫：“你们在哪儿？我们接你们来啦！”我们马上来了精神，齐声喊道：“我们在这啦！”声音逐渐接近了，最后终于重合在一起。当老战士的手与我们紧紧相握的时候，我们真是百感交集，眼泪都要掉了下来。

经过六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宿营地。

林中采伐

我们上山的主要任务是采伐、抢运困山材。这些困山材在密林深处已经静静地躺了两三年，如若继续困在山上，就会在风霜雨雪的侵蚀下腐朽变质，最后变成毫无价值的“困山柴”。

在这些困山材中，有做家俱用的上等树种——柞树、水曲柳、榆树，也有做枪托用的高级用材——黄菠萝、核桃楸；有做铁道枕木用的桦树，也有多用来做包装箱的杨树、椴树；还有建筑业离不了的红松、白松、落叶松。其中，有些树木没有完全伐倒在地，而是斜不楞地与前后左右直立的树木“勾肩搭背”，形成危险的“树挂”。

11月的北大荒已是初冬乍寒的季节了，第一场大雪给完达山穿上了半尺厚的冬装。每天清晨，我们用“噼啪”的板斧声和“唰唰”的“快马子”（即伐树用的大锯）声唤醒沉睡的山林，迎来东升的旭日。我们两人一组，先是小心翼翼地把“树挂”放到，然后用长柄斧砍去树杈，再用“快马子”把树干锯成四米、六米、八米长度不等的一段段原木。

我们在一棵棵十几米、二十几米长的大树前，先是用双手和板斧把树周围的场地清理干净，然后把“快马子”架在量好尺寸的树干上，两个人双手各握“快马子”一端，半猫着腰，你拉我推地干起来。锯到树干的下半部时，一条腿就要跪在雪地上，不然使不上劲儿。这时山上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20—30°C，朔风穿林过，冰雪刺骨寒，一天下来，棉裤的膝盖处都会粘着一层冰渣，脚也完全冻木了。回到帐篷里要在地上蹦上好半天，双脚、双腿及全身才能慢慢地暖和过来。

后来，山上又纷纷扬扬地下了几场大雪，积雪最深的地方已快到膝盖了。我们日复一日地奋战在冰天雪地中，不觉已在山上干了近两个月了。周围山上的困山材采伐得差不多了，这时拖拉机开上山来。我们放下了大锯和斧头，拉起了钢丝绳，每天跟在拖拉机后边跑，把一根根锯好的原木拉到“楞场”（集中堆放原木的地方），等待最后装汽车运下山。

一天夜里，北风呼啸，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6°C。天亮后，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又来到了工作场地。刚干一会儿活，就见北京青年李文龙一屁股坐在雪地上，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见状不妙，赶紧和天津青年王瑞生架着他往回跑。我们把他架回帐篷里，帮他脱掉棉胶鞋、棉手套和皮帽子，捧来一脸盆雪，在他的脚、手、脸上不停地揉搓着，直到他的皮肤渐渐地由白变为红润，然后又架着他在地上蹦跳了半个多小时，折腾一阵子后，小李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差一点就被冻坏了。

雪地猎兔

在山上，我们十天才休息一天。这天难得放假，一些老战士和知青都嚷嚷着要去采“猴头”（一种山珍）。我正拿不定主意干点什么，看山的老王招呼说：“小缪，跟我上山打猎怎么样？”说实在的，上山一个多月了，除了干活常去的那几个山坡，其它地方我还真没去过，主要是怕迷路。跟老王出去可以把心放在肚里，他在山上住过几年了，绝对不会转向。于是，我爽快地答应到:“行！咱们走。”

老王肩背一杆猎枪，腰围一圈子弹，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脚蹬一双靰拉鞋，绑腿打得地道极了，全身上下透一股利索劲儿。他在雪地上行走，真是如履平地、健步如飞，我得一溜儿小跑才能紧随其后。老王把我领上一座高峰，指着屹立在峰顶的一个木制的三脚架说：“这是这一带最高点的标志。”我手扶三脚架，向四周眺望，远处，天山相连，一片苍茫；脚下，群峰起伏，顿失巍峨。我的眼界为之一阔，心头不由得升腾起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们转下山峰，在林间走走停停，老王不时低下头来察看雪地上的动物脚印。他真有经验，一看脚印的形状、大小、深浅、新旧，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什么时间来过此地。走着走着，老王朝后一摆手，示意我停下来。我知道准有“情况”了。果然，前方20米处发现了一只灰色的兔子。这只兔子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它连跑带跳，在树丛中跟我们捉迷藏。好在雪厚，野兔跑得速度不算快。我们死死盯住它，可它一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经过仔细搜寻，老王首先发现了目标。原来，这只狡猾的兔子躲在一棵并不太粗的黄菠萝树后，藏住了头，屁股和短尾巴却暴露给了我们。老王轻轻地告诉我：“你找点东西，轰轰它。”我看四周雪地上也找不出石块之类的东西，就顺手把出门时带来防身的断斧子把甩了出去。就在兔子惊起的瞬间，老王的枪声响了，兔子被击中在离树约两米的地方。我跑过去一看，子弹正打在它的心脏部位，一滩鲜血浸在雪地上，红得格外醒目。

我们带上战利品，继续寻找新的猎物。大概是刚才的那声枪响惊动的缘故，我们转了一圈儿，也没再找到新的目标。老王兴犹未尽，仍然领着我在山里转悠。在一片楸树丛中，老王放慢了脚步，似乎又在寻找着什么。一会儿，他便高声喊道：“拿货了！”说着俯下身去。我凑前一看，嘿！一只和我手中提着的大小差不多的野兔，直挺挺地躺在一棵碗口粗的楸树旁，脖子上还套着一根细铁丝。

老王见我惊奇的样子，一边解铁丝，一边对我说：“这是下的兔套。你看地上的脚印，树的那边是一趟，树的这边是两趟。我前些日子转到这里，发现了这趟兔子刚刚走过的新鲜脚印。兔子有走回头路的习惯，我就在这‘设套待兔’了。”说完，老王就用铁丝给我做了一个兔套。他把铁丝的一头拧个1公分的小圈儿，让另一头从中间穿过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20公分大小的圆圈儿，然后再把这个端头牢牢地捆在小树的根部，使圆圈儿的位置恰好与兔子的脚印左右对齐。

这下，我完全明白了，当兔子按原路返回时，一头撞进圈套里，越挣扎套儿越紧，最后连勒带冻，就一命呜呼了。

这两只大野兔足有30多斤重，当天晚上就成了我们饭盒里的美味佳肴。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和老王平时采集的“猴头”、蘑菇、木耳等山珍和我们背上山来的牛肉、猪肉一锅炖的，吃起来野味十足，鲜美异常。

山上奇闻

与我们隔山而邻，住着一个农民烧炭队，他们利用我们砍伐下来的树杈、树枝在山坡上挖窖烧炭。挖好窖，把一层层的木头装满，点燃后再用土把窖封起来。每天上、下午全都要有人出来绕山巡视一遍。

一天，我们快要收工的时候，从山那边跑过来一个农民。他手提短把铁锨，满脸惊慌之色。我们围过去问他怎么回事，他磕磕巴巴地向我们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原来，这天轮上这个农民巡窑。以往每次出门，他都要带上猎枪和铁锨，这次却鬼使神差只带了一把铁锨。他察看了一圈儿，见山坡儿上青烟缭绕，个个炭窑都很正常，于是就往回走。路过一片榆树林时，突然钻出一只膀大腰圆的黑熊。他下意识地要举枪，却发现手里提着的是铁锨。

这个农民一看不好，扭头就跑，黑熊紧追不舍。他急中生智，赶忙绕到一棵老榆树后边，跟黑熊转开了磨儿。别以为熊瞎子笨，跑起来可比人快。三转两转，它就一掌抓住了农民的左肩。农民急忙转身，抡起铁锨照黑熊脸上砍去。熊瞎子也够机灵的，一歪头，铁锨打在它的左肩上。黑熊一愣神儿，爪子松开了，农民趁机脱身跑开了。

黑熊哪肯罢休，继续朝他扑来，眼看就要再次抓住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忽然踉踉跄跄地跑来一只身上带伤的梅花鹿。黑熊的注意力一下子被转移过去，它放弃了追人，转身奔鹿而去。而在鹿的身后，又出现了一只斑斓猛虎。原来，是老虎把鹿追到了此处。老虎与黑熊不期而遇，它们同时放弃了各自追逐的猎物，凶猛地争斗起来。这农民真是绝处逢生，他哪还有心思欣赏熊虎恶战，只顾落荒而逃。

农民讲到这里，还特意转过身让我们看看棉袄左肩的破口子。我们观其神情，看他不像说瞎话，可又觉得事情有点玄。虽然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敢去熊虎争斗的地方看看。

没过几天，我们营地来了两位当地猎人，闻知上述故事，他们可没当儿戏，而是认真问明事情发生的确切地点。转天傍晚，两位猎人又来到我们这儿，手里拿着一根一尺多长的骨头，正正经经地说，这是从熊虎相争的地方捡拾到的，是鹿的小腿骨，拿回来准备做双筷子用。他们还埋怨我们怎么当时不去现场看看。我们中的一个知青说：“当时我们手里没有枪。”猎人说：“没枪怕啥，不是有拖拉机吗？你们开着拖拉机把熊和老虎吓走，说不定还能捡回鹿茸、鹿皮和鹿肉呢！”我们面面相觑，仍是半信半疑。

寒夜寻友

一天，吃过晚饭，帐篷里亮起了盏盏油灯。在微弱的光线下，我们有的在读《毛泽东选集》，有的在写日记或家信，也有的在翻看前几天带上山的报纸，还有的在聊大天。

九点半左右，帐篷里的油灯差不多都熄灭了，只有一盏灯还在跳动着橙黄色的火苗。这时，帐篷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随后门帘掀动，闯进一位不速之客。他进门就喊老王，把刚刚入睡的人们一下子惊醒了。原来，他是兄弟团看山的一位老战士，今天白天，他们采伐队两位北京青年外出采“猴头”，到现在也没回来，请我们帮助寻找。

我们闻听后，马上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从被窝里钻出来，穿戴整齐等待副连长下命令。考虑到人手不够，老王又领着来人到农民烧炭队去求援。一个多小时后，十多名农民背枪提锨赶来了。老王、农民队的领头和兄弟团的那位看山者一起商议了寻找路线，然后大家就分头出发了。

我们采伐队又兵分两路，一路由副连长带队，一路由老王带队，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我分在老王那组，共有八个人，每人手里都提着一根柞木斧子把，有的提着油灯，有的举着松树火把。老王背着猎枪，拿着手电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夜幕笼罩着完达山，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一片漆黑。抬头看，只有为数不多的小星星稀疏地点缀在无垠的夜空上。我们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搅乱了寒夜的沉静。

走着走着，老王停住了脚步，他发现了一行20多公分的新鲜脚印，是熊瞎子的，而且走过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大家更为走失的战友担忧了。在这夜色茫茫的密林深处，野兽出没，寒气逼人，既无藏身之处，又无果腹之食，两个知青怕是凶多吉少。想到这儿，我们不觉加快了脚步。树枝抽脸上，荆棘拌脚跟，我们全然不顾了，滑倒了，就互相拉一把，爬起来继续走。我记不清在林中穿行了多少路，也辨不明究竟是朝着哪个方向行进，反正我们脚步一直没停歇，松树火把点了一根又一根。

老王用手电照照腕上的手表，已经接近清晨五点钟了。我们再次停下来，老王朝天放了两枪，清脆的枪声在山谷久久回荡。老王说放枪有两个意思：一是给走失的青年报个信儿，让他们朝枪声的方向走；二是和其他搜寻队进行联络，听听搜寻的结果。一会儿，其它方向也相继传来了几声枪响，说明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在山上整整转了半夜，大家也筋疲力尽了，老王只好领着我们返回营地再做计议。

我们回到帐篷时，已经是凌晨六点半钟了，夜幕悄悄隐退，黎明即将开始。我们这才注意到，每个人都像披了一件盔甲，浑身上下挂满了雪霜，就连脸上的眉毛、胡子、前额的头发都成白的了，简直就像传说中的“雪人”一样。

白天传来消息说，两个北京青年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营地。原来，他们迷路后，一直转悠到晚上七八点钟，最后竟幸运地找到了一户山里人家，当夜就住在那里，第二天被送回了采伐队。我们终于免除了一场虚惊，身心顿时感到一阵轻松。

延伸阅读

主编简介

张琦，1968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9年当兵到西藏军区第52师医院；1975年到中科院化学所任政治干事；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初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2009年从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后担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会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主要学术成果有：独著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之一《历史选择——长征中的领袖》，参与合著《中华民族抗战史》等。担任党研室摄制的《从一大到十五大》21集电视文献片总撰稿之一；担任党研室与中央电视台合拍的《走进新时代》12集电视文献片总撰稿等，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为《老三届新三级》丛书作序

本丛书主编：张琦

（中共党史出版社原社长）

“一家人，是因为有共同的名字‘老三届新三级’，又在同一个年代里经历了同时载着我们起伏的跌宕风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命运。”

“‘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新三级’是一个注脚，‘新三级’ 揭示了历史，‘新三级’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新三级’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翻阅《老三届新三级》一书征文来稿，一个个与自己年龄和经历相仿，40多年前正值花季年龄却被裹进“文革”动乱风暴，尔后又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到基层”号召，散落在祖国天涯海角、广阔农村的知识青年的鲜活面容，连同他（她）们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有的在偏僻落后的农村落户，有的到工厂矿山学徒；有的在大兴安岭扎根，有的到内蒙古草原放牧；最幸运的莫过于融入军队的熔炉，到祖国的边陲守护。

他们因“文革”刺激起的“造反”精神，在宁静的山村中逐步得到平复；注入血液的红色理想，在为生存而搏斗的磨砺中渐渐褪色；中学学到的浅薄知识，在短暂地燃起科学之火后，很快销蚀在田间地头或淹没在荒山野岭……他们把城市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文明带给穷乡僻壤，惊扰了中国农民的平淡生活，也从“贫下中农”纯朴的民风中汲取了做人的本份，受到温暖的呵护，结下深厚的情谊。

然而不论在哪里，无论岁月如何把他们淡忘，不管命运怎样把他们捉弄，他们大都表现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特征：怀揣抱负且不乏激情；不怕吃苦而又不甘寂寞，心中无时不埋藏对知识的渴求和上大学的梦想。或许是对那场触及人灵魂的“革命”的反思，痛惜自己逝去的金色年华；或许是难以忍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煎熬，翘首企盼人生命运的改变，他们终于等到了1977年那个8月13日——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拍板决定在当年恢复已停止了11年的高考制度，通过统一考试招收大学生！这个消息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露，像岁寒的松柏沐浴了春风，唤起多少老三届知青沉睡的梦想。

本丛书中一位来自湖北郧县叫兰善清的知青这样叙述自己当年的心情：“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领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有人认为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启动中国农村改革之前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对十年“文革”最直接有力地第一次否定。的确如此，高考为1966—1978届3000多万初、高中学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最先享受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新鲜空气。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1977年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67.4万考生，入学率仅为5.67%。1977、1978、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其中老三届知青占了大部分。

有一位来自天津，下过乡、当过工人的老三届新三级学生许建国，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邓小平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邓小平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们的诺曼底登陆。1978年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年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老三届中的这一批人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赶上了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他们无比珍惜“而立”之年的学习机会，通过刻苦学习和顽强拼搏，成长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代言人和践行者，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攀上中国奔向现代化的隆隆列车，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浪潮。而更多的老三届中的同龄人，却在激烈的竞争中与上正规大学无缘。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长年的不懈努力，凭着执着的追求，靠成人教育或通过自学的方式，弥补了知识贫乏的缺憾，同样完成了从学生到工农兵，又从工农兵到知识分子的转变，成为共和国走向富强的栋梁之材。他们中也有少数人，连自学成材都没有做到，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都留给了广袤的农村，或娶妻或嫁人，像当地老百姓一样默默无闻地栖息生活……

当时间把人们带入2008年，老三届新三级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中大的已年逾花甲，小的也年过半百。虽然其间不少人仍活跃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但从总体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当我们盘点这代人的人生价值时，发现尽管他们从30年前改变个人命运的那个时候起，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找回了逝去的年华和失落的机遇，有的进入国家领导层，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工作者，有的成为耳熟能详的作家，还有的成为演艺界的明星，但更多的仍然是普通的干部，普通的技工，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医生，即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

人们在阅读这本丛书后会发现，尽管他们的人生阅历勾画出不同的轨迹，但仍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文革”那段反常的特殊经历让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插队、做工、从军的经历让他们锻炼了筋骨意志，了解了民情；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又让他们变得成熟稳健，豁达睿智。

本书选登的一位来自河北大学哲学系七九级学生、现任包头钢铁学院政法学院院长的王立东，他在文章中这样表达新三级学生的心情：“我们满足，满足当年的清贫不曾削弱我们的意志；我们骄傲，骄傲当年的我们没有蹉跎青春的时光。我们走过贫困、走过慌乱、走过衣衫不整、走过食不果腹；我们走过动乱、走过荒唐、走过民族迷茫、走过苍生凄惶。那是我们幼小的时候，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我们求生的时候，那是我们锻造的时候。虽然已是往昔的岁月，我们记得；虽已是不再的记忆，我们怀恋。我们因贫困而奋起，我们因迷茫而探求；我们因失望而发愤，我们因痛苦而图强。——那是我们生命的流程呦，我们无怨；那是我们青春的激扬哟，我们无悔！”

本书选登的另一位叫吕立宁的北大附中知青，当年到山西榆次插队，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后从医，如今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曾千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到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给予了亲人。”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传承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当我们凭着这些，仍在一如既往地做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意识到：需要补充，需要更新，需要适应，需要转变，需要重创新的起点。当我们做好准备并自认为有能力面对这一切时，又被告知，你的时间到了，这一切结束了……世上最公平的是时间，它无私地将无言、无形、最平常又最神秘的空间让世人同享。每个人都会经历他一生中的不同时代，人的一生就是告别一段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每一段都让我们收获了新的启迪。”

“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这一代人影响时代或被时代影响的时间已不多了，历史很快会将这一页翻过。然而，作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群体，我以为这个群体不只剩下了自我咀嚼和难忘回忆，仍有其值得探究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位来自北京十三中到山西左云县插队的知青齐海丰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要让后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同样需要有人为其做出牺牲、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而代价的承受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用热血、热泪、用一代人昂贵的青春所换取的历史教训，能被世世代代永远铭记。”

老三届新三级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困难和最辉煌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们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在坎坷中成长，既蒙受了由于错误决策带给民族的灾难，承担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高额代价；也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为此付出最宝贵的人生阶段，分享了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成功和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

还是这位叫齐海丰的知青写到：“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割。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值得指出的是，老三届新三级这批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当这本名为《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的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共和国同龄人”是他们一生的光环和骄傲，共和国的生日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日。让我与收入本书的50多位作者，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共同期待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009年3月20日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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