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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不老的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的断裂人生
老编的话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原题
不老的北大荒
精神残疾知青的断裂人生
（上篇）
作者：李林
选自《北京文学》 201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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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点击以下视频，收听全文 （时长：1小时09分07秒）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s0541prd4rt一. 走不出去的南横林子
二. 丢失的爱与无爱的婚姻
三. 被骗来的知青
四. 风声鹤唳的日子
五. 情到深处人孤独
六. 当知青像潮水般退去
七. 坚守北大荒的怪人
尽管知青返城已成往事，但北大荒有说不尽的知青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可怜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本期推出的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
引子
2010年早春，我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一座现代化大楼前，反复端详大楼顶端那十一个苍劲的大字——农垦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楼前的广场大院寂寥空旷，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喧嚣的声浪，偶尔有一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迈着轻盈而职业化的步伐，进进出出。
在大楼里面采访了四天，又到下面几个农场采访了数日后，我才知道，这座大楼静谧安详的背后，蕴藏着众多千奇百怪、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犹似突如其来的浪涛，有时会让你猝不及防，有时会使你无言以对。
住在里面的，是一群永远走不出北大荒的人。他们是一群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在特殊条件下，遭遇了特殊的命运转换。他们的痴态憨相，诡怪言行，让你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而这里的人间真情，无私关爱，又令人赞叹不已，永志难忘。
这是一座盛满丰富人生与坎坷命运的大厦。
这是一座悲怆与喜悦并存的大厦。
127名散落在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在病房和康复大厅里，向你诉说和展示凄美的人生传奇。
当年的狂热与激情，挫折与悲戚，爱情与浪漫，犹如凋落的枯叶，深埋在北大荒地下。往昔的记忆，早已锈迹斑斑、支离破碎。
我们书写的，只能是断裂的人生。
一. 走不出去的南横林子
护士长把阿利领到我的面前，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脑袋，圆鼓鼓的后脑勺，嘴角紧紧地抿着，走路的步子碎碎糙糙的，再一细看，他那灰惨惨的脸色和无神的眼睛，还有那呆滞而迟缓的动作，我的心便倏地沉了一下。我把身子尽量探向他说;咱俩聊聊?他机械地、听话地点了一下头，嘴里含混地说了句：好。
真得感谢852农场的民政干部李建东，他给我找到了一份宝贵的资料。那是阿利申请到北大荒的历史记载。表格上填写道——姓名：阿利，性别：男，出生年月：1942年6月，政治面貌：(空白);原毕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退学)。在学生态度栏，阿利写道：自愿去北大荒参加祖国建设，把在党培育下学到的文化知识带到农业前线，虽然现在不能在学校继续学习，而我要到劳动中去锻炼。更重要的是去改造思想，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劳动者，不愧为一个工人的儿子，我决心把自己献给农业现代化，把一切献给党。在家长意见栏里，阿利写道：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征求家长意见，一切由党决定。在学校审批栏里，校方写道：神经衰弱，但可以劳动。
表格上大都是阿利的笔迹，清秀、流畅、端庄、有力。阿利的字写得好哇！当年852 农场阿利的队长王吉祥不无赞赏地夸道。
这是用一颗火热的心书写的肺腑之言。要知道，在那狂热的年代，谁要是抢先实践了毛主席的话，谁就活得英雄，死得其所。阿利的话，是我们共和国几代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从中我亦看到了自己久违的青春。
青春是一把利剑，需要在苦累险恶中淬火。这是知青在北大荒永远读不完的课程。
阿利也要种地、锄地、地、打草、刨粪、修路，也要盖房子、刨冻土，也要扛麻袋。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刘进元说，别人扛180斤麻袋出10分劲，可阿力扛180斤麻袋，要使上15分劲，甚至要超负荷消耗全身体能;别人累得汗流浃背，阿利就得头昏眼花。有一位当年的老农工说，有一次，知青们抡大镐刨冻土修路，他看到阿利连镐都举不起来了，可他咬咬牙又拼命举起，大镐在头上晃了两晃，阿利的身子一歪，“嘭”地一声倒在了地上。人们围过来一看，阿利已然晕了，再一看他的双手，“虎口”一道道震裂，血渗出来。大家要把他搀扶回去，可阿利不干，他还要挣扎着坚持……
有位知情的老人告诉我，阿利平时不爱说话，经常独坐在地窨子、草窝棚前想心事，手拿洞箫，吹起悲悲切切的曲子，把人们吹得内心酸涩酸涩的。曲子好像有《苏武牧羊》，还有东北抗联的《露营之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谁能破解阿利那忧伤的洞箫，诉说着怎样的内心隐秘呢?
我企图把他当年的思想多挖掘出一些，然而，他一脸的恬静如水，没有喜怒哀乐，自言自语地说：想啥，啥也不想。他的青春记忆，早被无情的时代风霜掏空了。很多“精残”知青都是这样，只有空空的躯体，没有内心世界。护士长孙萍说：他们啥都忘了也好哇，省得痛苦一辈子。
阿利的精神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政治打击，还是情感受伤?一个当年就和他住在一个窝棚的战友说：阿利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过于敏感。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工人，从来到北大荒，除了劳累与艰苦，他没挨过批斗，也不是被情所困，而是承受不了生活的风霜。
有位年轻人感慨：那时候，要是及时治疗就没今天了。阿利可能早当上科学家了，最低也是个大教授啊。
我无言以对。
疯狂的年代不拘小节。人们都在狂热地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等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谁还敢对一些病病灾灾的小事关注。要是虱子咬一口跳蚤蹬一腿就躺倒了，那是来改造思想吗?懦弱而敏感的阿利，更害怕戴上各种帽子。
闭塞的北大荒人，渴望知识，尽管上面有人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北大荒，需要像阿利这样有知识的人。场部毅然决定让阿利当小学教师。以后又让他当中学教师。但不知道是阿利的知识太多不会表达，还是那一口难懂的江苏“英语”，竟成了他和学生之间的一道鸿沟，他讲得汗流浃背，可学生们却鸭子听雷——一窍不通。以后，农场和连队的领导，还是怜惜爱护他，又让他当了护林员。据队长王吉祥说，阿利和其他战友共栽了近10万多棵树。我问阿利：你在852 农场都干什么活?他说，啥都干。紧接着就说：栽树，我栽了那么多树啊，有10亩10垧10万棵吧。说到这里，他就语焉不清，嚅动嘴角，闭上嘴不吭气了。
他和别人唠嗑，总是忘不掉他栽的那片树林子。
阿利有过美妙的青春。在大兴样板戏的年代，一次，农场举办汇演。他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英俊潇洒的游击队长郭建光。虽然舞台不成样子，用几个砖头一挡，是象征性的，演员和观众都在一个平地上，可几十里外的人还是潮水般涌来。
阿利在激扬的乐声中，闪亮登场，台下一片欢呼，尽管没有谭派的本色韵味，但文化荒芜的北大荒人，还是看得心醉神迷。
阿利能拉会唱，多才多艺，着实在852农场火了一把。许多女孩子都用发亮的眼睛看着这个稀缺而多才的帅哥……
我问阿利：听说你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阿利点头，连说“嗯”“嗯”，演过。眼睛立马放出了光亮，面色微红，嘴角嚅动，手一抬一抬的，像要飞起来的样子。
我问：你有媳妇吗?回答：有。她是干啥的?也是知青。
阿利在教中学时，有一位同样是北京来的女知青名叫黎青，在小学教学。经人介绍，两个人在寂寞的荒原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的婚姻，一开始是平静的。那时，黎青知道阿利有点精神忧郁和轻微的不正常，但她觉得，阿利这棵原本挺拔的小树，本应郁郁葱葱地成长，都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的，只要有了甜美的爱情，什么忧愁都会被消融净尽的。
但人生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几年平静的爱情生活过后，他们生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阿利的病，却越来越重。有时候，很惨。
有一次，他犯病，十冬腊月跳井，被冰卡住了，后被人拉上来，捡了一条命。
到了1970年代，居住条件稍稍改善，农垦的房子由过去的地窨子、草窝棚换成了“拉和辫儿”泥草房，可阿利的记忆还停留在过去。他自己在屋地里挖个大坑，然后，把麦秸、豆秸和一些柴草，铺到大坑里，他不铺褥子不盖被子不脱衣服，也不刷牙不洗脸，就缩在那个铺满杂草的地坑里。吃饭时，要送到他的手上。妻子孩子怎么劝他拽他，都无济于事。他就觉得那个像猪圈一样的窝儿，是最舒服的。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举着刀，凶神恶煞般奔向妻子，嘴里喊着，我杀死你们！杀死你们……农场领导怕出事，把黎青调到另一个连队，让他俩分开居住。
在852农场，李建东和王吉祥几位好心人，领着我来到了阿利曾经的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住的是一位老农工。房子破败不堪，地基下沉，东倒西歪，进屋要猫腰。原来阿利挖大坑的地方，有一间房大小。我看着那间灰暗的屋子，想象着当年阿利非人的生活，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至今不明白，阿利的记忆中，为什么只留下美好，而那些磨难与酸楚，似乎早已灰飞烟灭。
我问：阿利呀，你的老家在江苏，夫人和孩子在北京，我们把你送回江苏还是送回北京呢?阿利回答得很干脆：我的家在南横林子，我要回南横林子。我又问：北京多好哇，老伴等你回去呢。可阿利还是果断利落地回答：南横林子是我的家，江苏、北京那都是老家。我问：南横林子有啥好哇?阿利不假思索地说：那儿有我栽的树，有白桦林。说完，低下头，喃喃地说：我来这儿(指安养中心)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也该让我回南横林子了。我曾经询问过852农场的老农工，南横林子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南横林子就是852农场的老名字，阿利插队落户的地方。
阿利已经69岁了，稀疏的头发已有几许灰白，可他的记忆仍停留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他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垂垂老者，一个走不出南横林子的永远的知青。
令人安慰的是，阿利的夫人黎青，不仅把青春献给了阿利，在艰难的岁月里不离不弃，而且，这些年在北京把全部心血放在抚养孩子身上，还抽出时间，到北大荒来看望阿利。三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儿子毕业留在清华，大女儿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女儿在科研所工作，据说，三个孩子都绝顶聪明……我想起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句诗，这可能是老天对受尽悲苦与凄惨的知青的补偿吧。
二. 丢失的爱与无爱的婚姻
1963年12月，北京女孩张慧颖，和其他十几名支边青年，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大烟泡”(狂风暴雪)，来到了农垦红兴隆所属291农场。她在北京19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冷，钻心刺骨，像刀子似的。晚上，他们住在地窨子里，四面透风，不敢脱衣服，睡觉要戴棉帽子。尽管这样，她的脚还是冻得肿起老高，疼得连觉都睡不着。第二天，她们出去打草，冰雪灌满鞋子，收工时，脚和鞋粘到一块，费了好大劲才把鞋和脚分开。
白天不敢哭，晚上偷偷地流泪。没见到北大荒之时，北大荒如诗如画，可到了北大荒，这里除了荒凉就是冰冷。
她突然想回家，回到北京那个四季温煦的家。可又一转念，回家就能过上好日子吗?她在北京每天的定量是9两粮，上有老人下有妹妹，连9两这个平均数都根本吃不上。
到291农场的第一顿饭，简直不是吃而是吞，风扫落叶，狼吞虎咽，一个饱嗝接一个饱嗝地打！她在北京真的是饿怕了，1.67米的个子，却连100斤的体重都不到。现在，如果问农场的老农工，张慧颖刚来时什么样?很多人都会说，高高的个儿，瘦瘦的，白白的，长得很苗条，可人们不知道，那是饿出来的。
有一个关于胖子的话题。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往哈尔滨的道里中央大街一站，即便站三天三夜，也看不到一个胖子。那时，苏联的电影里，净是大个子大胖子大肚子，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中国人怎么没有大肚子呢！可能就是这个品种吧！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富裕了，国产的大胖子大肚子随处可见。这时我才明白，不是品种问题，而是环境问题——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关系着国人的胖瘦。
我在安养中心看到的张慧颖，已经发福了。我问张慧颖：你家在北京，为什么跑到北大荒来插队呢?她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广阔天地，那里大有可为，还有饭吃。我来北大荒就是来吃毛主席的饭。科主任吴斌告诉我，这是张慧颖的一句名言，她经常说。
张慧颖这句话没有说错。现在，张慧颖真的吃上共产党的饭了，安养中心每天为精残病人，按营养搭配食谱，天天有不同的主副食，特殊病人还有特殊饭菜。一百多名病人中，有好几个胖子。有一位姓臧的患者，大腹便便，走起路来样子很逗。一位小护士笑着说：净吃好的，无忧无虑，能不胖吗?
精残病人大多有隐私，慧颖的爱情遭遇至今还藏匿在北大荒的深处。
那时，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开始。原有的头顶蓝天闹革命，脚踏草原炼红心，已使她筋疲力尽。现在又突然天昏地暗，批斗、内战、打砸抢，突如其来的革命让她惊慌失措心神疲惫，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兔，拼命防备着、躲闪着，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撑得像个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生怕哪根大棒落在头上，把她打成资产阶级而划入另类。
她尤其渴望一个宽厚的肩膀。和她同来北大荒的知青战友常边，在冰天雪地里为她系棉帽扣儿时，从眼睛里为她送来了一团火，她在那团火里看到了两个字——爱情。
打那以后，两个人总是借故见面。在那个把爱情视为异类的年代，他们悄悄地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里，坐在塔头墩子上，说悄悄话……
张慧颖像变了个人，有时禁不住哼起歌来——
红莓花儿开在野外的小河旁，
有一个少年昼夜犯思量……
她有一个好姐妹，叫朵朵，是和她同来的知青。每次他俩在一起，都要带上朵朵。朵朵不愿意，说你们俩上恋爱课，让我当旁听生，我不遭那个罪。张慧颖就哄她，拽她。有一次，朵朵忽然说：你总找我一起去，就不怕我把你的那个给抢走?张慧颖哈哈大笑：你是我亲妹妹，怎么能抢你未来的姐夫呢?朵朵的脸飞起一朵红霞，张慧颖并没在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常边的影子，远了，淡了，最后，干脆不来找她了。有一天，她把他堵在茅草房的后面。常边，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了?常边支支吾吾地解释：我，我这几天太忙，太，太累……
突然有一天，张慧颖看到常边和朵朵快速地淹没在荒野——她和常边相偎相亲的地方！她的血液几乎凝固了，她用牙齿狠狠地咬着嘴唇，直到一滴鲜血滴在手上……
张慧颖的笑容没了，歌声没了，眼神空了，灵魂也空了，她的言谈举止和常人不一样了。人们窃窃私语：
她精神失常了吧?
哎呀，太可惜了，多漂亮多善良的一个人哪！
那个朵朵真不是东西，卑鄙！
那个常边更他妈不是好饼！
常边和朵朵呆不下去了，所有的知青都不和他俩说话，像躲马蜂那样躲避他们。两个人通过组织调到另外的知青点，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时候，他们双双返回北京。
张慧颖也返回北京，在北京滞留三个多月，又悻悻地回到了北大荒。不知是家中没能力，还是亲人容纳不下她。知青走了，拖拉机停在荒野里;中、小学几乎完全停课;连每天念报纸的人都没了。张慧颖的病情又加重了。
一些好心人害怕张慧颖的病情大发，就想办法给她介绍对象。左顾右盼，整个场部就一个剩男，叫李学勇，矮矮的个子，五短身材，黑红的脸膛，说话憨声粗气，举止言谈冒着土气。但他是个善良的人，他的想法也善良——她有病不怕，只要我对她好，她就是块冰，我也能把她捂化！
他们结婚了。一个是满怀激情迎新人，一个是痴痴呆呆入洞房。
从1979年结婚到现在，俩人已共同生活了30多年。李学勇是这么诉说的——
我把她既当老婆又当孩子，她犯病不吃饭，我就喂她。把碗撇了，我再捡回来，一口一口地喂。十冬腊月外面下着大雪，她三更半夜穿单衣单裤往出跑，我就去追她，把她抱回来，用棉被把她裹上捂热。她有时糊涂了，擦屎擦尿的事我都干。唉——李学勇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就是她的一头驴呀！等过几天，我还得去安养中心看她，要能行，我再把她接回来。
李学勇的朗朗笑声告诉我，他是幸福的。可张慧颖幸福吗?她的病情愈来愈重，那段沉重的感情永远压在了她的心上。
我回到安养中心问张慧颖：你老头是谁呀?她回答;李学勇。我又说：他来接你来了，你回不回去呀?她淡淡地回答：来接我，我也不回去。停顿了一下，又说：回不回去，再说吧。说完，她抿了一下嘴儿，有隐约的笑影。是不是对照顾她30多年的丈夫，留存了一点感激?
李学勇告诉我两件事。他说：第一件，我和张慧颖有一个女儿，现在北京，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可有孝心了，每年都来看她妈，还告诉我，等我老了，接我回北京养老。我呀，这些年的希望都在我女儿身上哪。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张慧颖原来那个对象常边，去年还和朵朵来看她了，买了不少东西。可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问：那两个人说什么了?他们后悔，还是……李学勇一声长叹：有啥可说的呀?说什么张慧颖都听不明白。
三.被骗来的知青
李启是1980年来北大荒的。是被骗来的。
李启跟我说话时，歪着头，眉头拧得紧紧的，嘴唇狠狠地抿着，抿得嘴斜眼歪，脸上的每一条褶皱都含着无尽的恨。有时，嘴里发出哦哦的声音，像鸡啄米似的点头，有亮亮的东西在眼圈里转来转去。
许多精残知青都是这样，语音含混不清，笑得模模糊糊，恨得似有似无。对于往昔，他们恍若隔世。但李启是个例外，在他的心底，还残存着刻骨的爱与恨。
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办主任赵书云为我提供了一个完整版的李启遭遇。
李启，生于1948年，家住北京，从小就心眼太实，说白了就是有点傻。他在单位是锅炉工，干起活来，听话、勤快、踏实、一丝不苟，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当时北京的住房小，人口多，哥哥要结婚，和一个傻弟弟挤在一起，总觉得别扭、累赘，哥哥从内心烦他。
1979年，哥哥有个要好的知青朋友姓鲁，从北大荒返城，可当地的一位姑娘和他订婚却没有指标回北京落户，他找到李启的哥哥，求他帮忙。两个人商量了两三天，终于想出了一个狠毒的主意，用狸猫换太子的办法，用弟弟的指标成全了姓鲁的朋友。
哥哥对弟弟李启说：李启呀，你愿意去北大荒吗?李启说：我……没等弟弟回答，哥哥赶紧说：去吧，那里有饭吃，有车开，还能说上媳妇，可好了。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风景可美了。你在北京谁给你当媳妇?那里的漂亮大姑娘遍地都是，快去吧。父母去世后，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信赖的就是哥哥。
1980年，他像一滴逆流之水，迎着返城的浪潮，带着憧憬与梦幻，走进了北大荒红星农场16生产队。
人家都回城去了，你怎么还来呢，你傻呀?
那个姓鲁的小子，用你的返城指标，换回了一个大姑娘，哈哈……
人们的七嘴八舌，终于让李启明白，他让那个王八蛋和哥哥合伙给骗了！
人们怜悯这个被抛弃的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小9岁的姑娘与他结了婚。但李启的心，还是向往北京，尤其想哥哥。冬天，他的脚冻伤了，溃烂了，晚上睡觉难忍地痒，他度日如年。李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荒野里，望枯草败絮，残阳如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场部同情李启，派人去北京找他哥哥，联系李启回城事宜，可哥哥避而不见。
沉重的打击和长时间的郁闷，使他最后的一点希望彻底破灭。李启疯了！
农场分给他房子，他把玻璃砸个稀巴烂。本来气温才20来度，他却喊：我热！我热！队里送来面粉、豆油等食物，他扬得满地都是。不久，他突发奇想，养起了猪和狗，而且在炕上养，在炕上搭个猪圈和狗窝，猪粪堆得三尺多高，满屋臭气熏天。
据16队的人说，李启一犯病，打人骂人凶得很。可是，他养的那条狗，却始终受到他的青睐，李启走到哪儿，狗就跟到哪儿。这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
队里给他送去饭菜，他扒拉到一边，却满大街到垃圾堆里找东西吃，尤其喜欢找一些死猫烂狗拿回来煮着吃，吃来吃去吃瞎了一只眼睛。
最让左邻右舍不得安宁的是他的一个奇异动作——每当清晨或夜晚，他都要爬到房顶，背靠着烟囱，手拿一根铁丝当电话线，连哭带喊：我要北京，北京，北京吗?我找哥哥，哥哥，哥哥呀，我要回家，哥哥，我要回家……空旷的北大荒，寂静的夜晚，他的哭号，凄厉而阴森。他边哭边吐，大口大口的唾液里，咳出缕缕血丝。许多邻居纷纷搬家，躲得远远的。
这时，有个人称韩四哥的人，像救星似的从天而降。
一天，韩四哥去场部开党员大会，回来后，赶紧为自己的养鱼池拉饲料——麦头子。正在装车时，来了个人，也不说话，抄起家伙就干活，装完车，就自己上车。韩四哥以为是顺路捎脚的，也没说啥，可到了水库，这人又帮卸车，又帮灌麦子。干完活，韩四哥留他吃顿饭。吃完饭，那个人就悄悄地走了。韩四哥正在疑惑不解，别人告诉他，那是个疯子，让他离远点。
第二天，韩四哥一出门，就看见那个人在垃圾堆里扒东西吃，韩四哥的心，很不好受，赶紧上前把他领到家，把剩菜剩饭拿出来给他吃。可是，这个人吃完饭，不走了，韩四哥走到哪儿，他就一步不离地跟着，还一口一口的叫哥，叫得可亲热了。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到房顶上哭喊哥哥了，在他浑浊的思绪里，把韩四哥当成了他的亲哥哥。
韩四哥给李启在水库边盖了一座小房，可李启烧炕时没有节制，把炕烧起火了，火越烧越大，整个小房全着了，烟火蹿起老高，等韩四哥和一些人赶来救火时，李启正一丝不挂地往出跑。韩四哥心想，没烧着我这个弟弟就行。
一场惊吓，李启的病更大发了，见着男人就追，见到女人就脱裤子，人们不但恨这个疯子，也骂韩四哥：真他妈没卵子找个茄子提溜着，闹得我们鸡犬不宁。韩四哥没办法，劝李启走，李启就是不走，对着韩四哥傻笑。韩四哥拿起棍子假装要打他，他就笑嘻嘻地跪下。韩四哥叹一口气，说：李启呀，起来吧，哥不撵你了，今后，有哥在就有你在。李启听了，呜呜地哭起来，一声声地叫：哥，哥！韩四哥的眼泪也刷地滚落下来。
李启的病越来越严重，有几次跑丢了，韩四哥领着自己的儿子到处找。很多人劝韩四哥别死心眼儿，正好让他走吧。可韩四哥说：他到处乱跑会有危险，我不能不管。
我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了。
这是韩四哥的一句名言，一旦有人劝他扔掉李启，他就说出这句话。韩四哥找李启，到过黑河、哈尔滨和大连，穿街走巷，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住宿路费等都是自己掏腰包。2001年4月份，李启的脾被摔坏，不久又得了脑血栓，韩四哥的儿子、儿媳妇等全家人都来照顾，擦屎擦尿。李启好转了，知道自己要药吃了，全家人都乐得闭不上嘴。韩四哥又花4000多元钱，给他在自家旁边买一座小房，给他搭了火炕，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近些年，韩四哥年岁大了，也病了，已伺候不动李启，又花钱雇人侍候李启。李启每天亲亲地看着四哥，亲亲地叫着哥哥、哥哥，叫得韩四哥心里甜甜的也酸酸的。
2009年7月，韩四哥已经快到60 岁了，浑身是病，他的孙子都十几岁了。在他要花钱雇人侍候李启的时候，省农场总局残联决定，把李启接到北大荒安养中心。李启和韩四哥在分手时，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李启，被亲哥哥一脚踢到北大荒，一个素不相识的韩四哥，用良心、爱心和高贵的人性，抚养他17年。我在笔记本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韩四哥的真实姓名——韩富财，北安红星农场第五管理区普通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四. 风声鹤唳的日子
许多农垦的老职工，向我描述当年的知青生活时说：那时侯，人们纷纷追求“革命”与“左派”的头衔，谁都不甘落后。本来那时已经有了收割机，麦子熟了，应该发挥机械化的作用，但一个军管会代表，不让用机械，故意让知青们用镰刀割。他大声呵斥知青，说：让你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来吃苦耐劳脱胎换骨，不是让你们来当老爷享受来啦，知道吗?大伙还得回答：知道！有一位知青没回答，眼珠子转来转去的，一副不服天朝管的架势，让眼尖的军代表看见了，一声令下，拉出去就开了批判大会。当时，北大荒的粮食定量一天1.5斤，偏偏给你发1斤，那5两让你掺上瓜菜;一位头头说：南方连9两都吃不上，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种错误的理论本来不值得一驳，可人们还是三缄其口，大气都不敢出。谁要是有情绪、说怪话，就得挨收拾，轻则写检讨，重则挨批判。
插队落户到友谊农场的知青姜盈国，平时，稳稳当当，循规蹈矩，就知道闷头干活。1966年，那场动乱开始，他突然反常起来，当听到其他青年点的知青被批斗的消息时，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身子颤抖了几下。平时走路总回头回脑，眼睛总往四处窥视，好像防备着什么。他私下对一位好朋友说：有人要害我呀，我得防备着。终于有一天，那根紧绷的弦断了。
一天夜班，他开着拖拉机往地里走，突然，轰隆一声，机车被颠簸起来，他感觉，机车底下有硬硬的东西被碾轧住了，机车落地后戛然灭火。这一惊吓，让姜盈国精神顿时错乱，他稍一惊愕，迅速跑掉，边跑边大声哭喊：我轧死人了！我轧死人了！事后，人们跑去一看，哪有什么人，是一捆稻草轧在车底下。
仅仅是一次惊吓，姜盈国的命运就此裂变。原本一个话语很少的人，一下子就疯狂了，到处乱跑，大喊大叫，我轧死人了，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抓起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有时，晚上不敢回宿舍，说有人要害他。
我在安养中心见到了60岁的姜盈国，问他今年多大岁数。他笑嘻嘻地举起两个指头，说：21岁。无论你怎么启发，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21岁。61岁的陈平国也歪着头，眼睛看着地下，吃力地说自己今年20岁。
在安养中心，许多病人都这样——不知自己的年龄，不知自己的住处，甚至连自己的父母儿女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们生命的足迹，全丢失了，包括青春的曼妙，也包括命运的阴霾。
又问：别人都回城了，你怎么不回家呀?他晃晃脑袋，漫不经心地说：没回城，他们都没走，都出去干活去了。说话时，他任凭口水流下，似笑非笑地用手揉搓着自己的衣服，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突然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拗劲，问：你那时没轧死人，轧的是一捆草，你后来知道吗?他对于我的问话，似没听见样，还是傻傻地笑。
动乱年间祸事多。这句民间俗语，应验在了赵印宝身上。不知是胆大还是荒唐，他真犯了“天浑”，竟然舍得一身剐了。
1966年9月份，那场烈火从北京刮到了北大荒，刘少奇被打倒，还冠以叛徒内奸工贼头号走资派的头衔，画像上还打着红X。孤陋寡闻的北大荒知青，虽然不太理解，可是，大多数还是相信“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可这时，却蹦出来一个“傻子”赵印宝。别人都纷纷贴出支持革命的大字报，可在醒目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刘少奇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不到三个小时，赵印宝就被戴上了冰凉的手铐。
批斗会上，对他骂得最凶、打得最狠、往脖子上加砖头最多的竟然是和他一同下乡、铺连着铺的知青战友！赵印宝的牙当时就被打掉了两颗！
赵印宝被批斗了究竟几十场，谁也不记得，只记得，他的腰被打得直不起来，走路一瘸一拐，两只脚在地上拖着走，眼神无光。他被判刑7年。在监狱里，那些小偷、流氓、杀人犯，都可以欺负他批斗他，他是比什么罪犯都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位当年的老战友说：我们真为他高兴啊！我说：怎么还高兴呢?他说：像这样的反革命，百分之百都得枪毙呀！他竟然蹲了5年就出来了。真是丧事变成了喜事。
难道这就是辩证法?或者叫福祸相依?
从监狱里放出来，他自由了，人们把他送到北京姐姐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衣服里裹满了干屎和尿骚味，人刚一到屋门口，屋子里的人就被熏得直吐。他又回到农场，2009年，被接到安养中心。
我在安养中心的病房里，和赵印宝唠嗑。
我问;你怎么得的病啊?他张开大嘴笑，眼睛看着你，还是笑。不像其他病人笑得模模糊糊，他笑得真真切切，大大方方。可那笑，让你分不清是嬉笑还是嘲笑，憨笑还是狂笑。他的笑，像一个深洞，探不到底摸不着边，让你不知所以，心里发虚又发酸。
我问：你是哪儿的人哪?多大岁数啦?
他回答：63岁，属小龙的。家在北京丰台。
什么区?什么街?门牌号多少啊?
他晃动脑袋，又是笑。那意思是不知道。
你知道刘少奇吗?我终于接近主题。
知道。他是中国主席。朱德是总司令。
我说：现在不是刘少奇了。刘少奇已经不在了。
他忽地挺直了身子，说：他是中国主席。说话的口气异常坚定，声音也大，不容置疑。说完，又补充一句：朱德是总司令。
我望着这个九死一生的命大之人，拉着他的手，说：你受苦了。可他又笑了，还是那种无缘无故的笑。我还想抒发一下感慨，说你现在好了，是雨后的彩虹啊。但内心有些纠结，没说，就在心里祝福他吧。
五. 情到深处人孤独
李文魁
1968年，从哈尔滨来到北安勤得利农场的一位小伙，叫李文魁。长得帅气，大高个儿，仅仅半年多时间，李文魁就受到了大家的赞赏。人们说，李文魁忠诚可靠、勤奋好学、干活踏实、多才多艺、为人正直，尤其是他的善良，更是有口皆碑。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知青姑娘们追逐的对象。这其中有一位叫兰兰的姑娘，由于冲锋在前，死缠硬泡，又会甜言蜜语，终于把李文魁抢到了手。两个人真是甜甜蜜蜜如胶似漆，成了别人羡慕的一对。1973年，农场推荐李文魁上大学，他和女友兰兰告别，可兰兰拉住李文魁就是一个劲儿地哭，什么话也不说，哭得李文魁心如刀绞。善良的李文魁就对兰兰说：兰兰，别哭了，你顶我的指标回去上大学，好好念书，我争取明年就回去，你等着我。兰兰一下子止住了泪，频频点头，上前一把抱住了李文魁，海誓山盟说：文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我一定等你。
据说，当晚兰兰感动得无所适从，就想为李文魁“献身”。可李文魁说：兰兰，别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咱们结婚后再……可女友走后几个月，却音信皆无。李文魁对兰兰毫无猜忌，心想，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对她那么好，把心都交给她了，她不可能变心。可是返回哈尔滨后，追问兰兰怎么回事。兰兰既不羞涩也不隐晦，大大方方地告诉李文魁，她又有了新朋友。李文魁的脑袋“轰”一下子，一片空白，他从哈尔滨一直哭回农场。
憨厚的李文魁，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回到勤得利农场就精神崩溃了。农场把他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了8年，回来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长发披肩，浑身臭气难闻。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捡垃圾、打人骂人、砸玻璃，把农场送来的大米白面扬了一地。农场出钱给他盖了一处小房，他住在里面，十几天没动静。人们进屋一看，李文魁躺倒在地，已经奄奄一息。农场领导和大家商量，李文魁必须有个人精心照料，不然，他的命就没了。
农场召开大会，号召大家报名抚养李文魁，队里每月还给80元补助。可是，谁也不吱声。一连开了两次会都落实不了。最后，党委领导问：康主任，你来承担这个任务，怎么样?这个康主任，就是2001年被国际志愿者组织授予优秀志愿者称号的康金环。她是从小随家人从山东移民过来的，17岁担任农场妇女主任，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康金环当场表态说：我是共产党员，助人为乐，是我的职责，我同意抚养李文魁，但我不要80元补助。会场一片欢呼。可康金环回到家，家里就炸了锅，丈夫、儿女都坚决反对。康金环反复劝说家人，最后，总算勉强答应。
这一抚养，就是30年。
康金环（右）照顾李文魁
在此期间，康金环受的苦遭的罪，数不胜数。李文魁病了，康金环给端水喂药;衣服脏了，她要给洗涮;大便拉到炕上，她要给擦;跑丢了，她要一宿一宿出去找。李文魁在外面打人骂人惹了祸，康金环去给人家赔礼道歉。李文魁几乎把康金环的家给搅散打黄。康金环为李文魁流了多少泪，吞咽了多少委屈，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位老职工动情地说：农场几千职工，谁也比不了康金环啊！
康金环也有思想动摇的时候，但每次她都默默地告诫自己：共产党员为革命可以献身，连这点困难都经受不了，还是共产党员吗?
李文魁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他有病以后，父母遗弃，兄妹不管，像躲瘟疫那样躲着他，可是，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康金环，却像亲姐姐亲妈一样照顾他几十年。人们不得其解，可康金环只说了一句话，就说得人心豁然开朗。
她说：也没什么，因为有四个字扛在我肩上——共产党员。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说，作家就是能编能虚构能胡扯呀，现在，说这话的人可不多了！可康金环说的这句话，真的不是笔者杜撰，而是康金环在全场职工大会上，斩钉截铁一字一句说的。不信，你去问问农垦北安勤得利农场的职工。他们会给你打出100份证言。
李文魁是哈尔滨的知青，北安勤得利农场离哈尔滨不再是山高路远了，坐公交大客车仅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李文魁暂时不具备回哈尔滨旅游的能力，可那位昔日的兰兰，为什么不敢返回北大荒去看看呢?有人说，她还有脸回来吗?她的一次背信弃义毁了李文魁的一生，她这几十年，睡觉香甜吗?
李文魁并不是唯一被遗弃知青
2006年，有一对母女同在佳木斯精神病院的一个病房，母亲叫吴庚妹，女儿叫汪远琴。记者指着女儿问母亲：她是谁呀?吴庚妹冷漠地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不知道。又指着母亲问女儿：你管她叫啥?汪远琴哈哈笑起来，说：啥也不叫！哈哈哈……汪远琴好笑，也是那种无悲无喜的痴笑。
吴庚妹是1972年来北大荒的上海知青。和她同来的有一名男知青上官大龙(化名)，很快，两个人恋爱了。天赐良缘，吴庚妹所在的红卫农场附近有一片白桦林，收工后，两个人就利用那短暂的宝贵时间，跑到白桦林内温馨一会儿。可正在他们热恋的时候，上官大龙利用家庭的优势提前返城了。吴庚妹就像从三伏天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一下子陷入绝境。她一有空就围着农场溜达，时常一个人跑到白桦林，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说，含含混混地唱，有时，还在树干上刻字。她不打扮了，甚至不洗脸不梳头，披头散发地乱走乱窜。
对这样的人究竟该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按照老套的办法，给她找一个男人，实属无奈之举。年轻人谁都不敢要这个疯女人，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一个比吴庚妹大27岁的老光棍汪世贵“照顾”她，一来二去，就把两个人照顾到一起去了，他们就算结婚了。婚后生了四个孩子，死了两个，另两个女儿活了下来。这桩婚事，对吴庚妹来说是雪上加霜！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病，窝窝囊囊，不可能悉心照料吴庚妹。
吴庚妹有工资，汪世贵经常去医院吵闹，要吴的工资。
在恶劣的环境下，吴庚妹的病大发了，2008年暮秋，黄昏时，有人看见吴庚妹一动不动地站在白桦林旁一片草地上，痴痴地望着什么。夜半时分，有人听见从树林里传出凄惨的号叫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在白桦林内发现，吴庚妹死了。她倒在一棵高高的白桦树下的草地上，一丝不挂。
她为什么死在那片白桦林?为什么一丝不挂?这永远是个谜。
吴庚妹死后，他的哥哥带走了一个女儿回到上海。另一个女儿，就是前面说的汪远琴。在16岁的时候，被一恶人强奸，而后，精神失常。这样一桩犯罪案件，却无人追查。
强奸汪远琴的不是哪个当官的就是农场里的恶棍，反正不是一般人，老百姓不会干这样丧尽天良的事。要是老百姓干的，早就兴师动众查个水落石出了！事后，农场职工如是说。
厄运往往结伴而来，就这样毁掉了两代知青的美妙青春。
我在安养中心，看到了汪远琴，问：你怎么得的病，知道吗?汪说：我16岁的时候，就犯病了，肯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想不起来了。说话时，汪远琴穿着肥大的病号服，一边机械地扫地，一边神经质地擦桌子。苍白的脸上，无风无浪，长期的精残疾病，使她的大脑严重萎缩，青春的记忆早已云消雾散。本想听她倾诉，但她只对我嘻嘻地傻笑着，笑得我的大脑也一片空白。
采访中，遇见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说：那时候人并不傻呀。一个农场，就来那么十几个或几十个知青，好容易你爱上了一位意中人，可这个人变心了，结果，你想回城回不去，找个农村的又不甘心。说我到别的连队去找找对象吧，我回上海找找对象吧，你要真的敢这么说，你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就得把你批个狗血喷头。爱情的资源枯竭了，剩下的是满目枯草，十六七岁的知青，孩子般稚嫩的心，禁不住严重的挫折，所以，知青中得精神病人的几率相对多一些。这不是知青们脆弱，而是社会使然。一位名人说过：爱情与婚姻，是社会的反光镜，它能折射出社会的特征与本质。
一个不允许选择的时代，命运往往听天由命。
六. 当知青像潮水般退去
从哈尔滨下乡到萝北江滨农场的肖景秀，一打眼就会使你眼前一亮。她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一头瀑布似的长发，一笑，两个酒窝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从小生于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她，下乡时就已经22岁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年龄就算大龄女孩了。
在冰天雪地里风餐露宿摸爬滚打的女孩子，被劳累、单调乏味和空虚寂寞包围的时候，就像干枯的嘴唇需要泉水，内心深处渴望着爱情。
肖景秀的思想开始激烈斗争。晚上睡不着，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她想，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两个男同学向她示爱，用火辣辣的眼光传递着爱情，可那时她还觉得自己太小，等再过几年，毕业了再谈婚论嫁也不迟，反正都在哈尔滨，谁也走不太远。可没承想，一声春雷震天响，一夜之间到边疆。
现在，又有一位当地青年于显江通过农场领导和一些朋友向她求婚。她见过于显江，是个很不错很有品位的男子汉，她挺满意的。可是，要是在这里结婚，那以后还能回去吗?她又想起了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她想，现在的口号是，扎根边疆一辈子，思想改造也要一辈子。肖景秀一连想了好多天，脑袋生疼。
最后，经不住领导、朋友的劝导，肖景秀和当地农民结婚了！整个萝北几乎轰动了。一时间，肖景秀成了新闻人物，英雄人物，宣传机器大力造势。他们相继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两个女儿留在那里，儿子安排在哈尔滨。
肖景秀是和她妹妹一起下放的，妹妹在佳木斯附近的红卫农场。
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妹妹离省城近，消息灵，而肖景秀在黑龙江边上，与“苏修”隔江相望，满脑子是反修防修的高度戒备，对于大返城的消息，一点不知。
妹妹急得团团转，她要去萝北接姐姐一起回城，可到萝北，需要开边防证。开边防证要一级一级批，要查你的历史、出身、政治表现，甚至要查你的祖宗三代，等查完了批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妹妹赶紧返回哈尔滨。等肖景秀知道消息时，大批知青几乎走空了。
肖景秀一下子颓了。完了，这辈子完了！肖景秀站在家门口，望着走空了的知青大院，一种被遗弃的悲凉袭上心头。
猛然间，她的头脑不知一下子灌进了什么，像一架破旧的钟停摆了，变成了一个沉沉的僵硬的东西。她什么都想不明白了，她，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疯癫之人。待妹妹打来电话，和她通话的时候，妹妹在电话里就知道，姐姐疯了！
精残病人就是这样，有的剥茧抽丝，日积月累，慢慢成病。有的像雷闪电鸣，轰隆，完了，一个好好的人，蓦然间，像一台突然垮塌的机器，整个精神就废了。
肖景秀是无法移栽回城的一棵树，不情愿的一棵树。他的丈夫于显江，一生与她不离不弃，苦心服侍这个埋汰疯癫的老婆几十年。这一点，肖景秀还是幸运的。
然而，有多少个肖景秀，因承受不住突然打击而瞬间崩溃的啊。
上海知青薛鲁波就是其中之一。他下乡后，在浩良河化肥厂，因入党问题受挫而精神郁闷。知青大返城时，等他办完手续，要坐火车返回上海时，上海的回城指标已满，剩下的上海知青都暂不能回沪。这个消息，像一声霹雳，把薛鲁波的神经炸垮，精神分裂。他胡言乱语、大吵大闹，说：我父母被那个人给害死了，那个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哪！
七. 坚守北大荒的怪人
在红兴隆597农场，有一位特殊的知青，叫崔立国，是1968年从北京来的。省农垦残联和安养中心几次去请他，他都断然拒绝。他有两个理由，一说：我要扎根边疆干革命，一生一世跟党走。又说：我要为死去的战友守坟，我不能把他们扔在这儿。
我问当年领着他们干活的老农工，他的战友是谁?这位老农工说：死者是另外一个农场的知青。
大约在1967年，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农场上下被恐怖气氛笼罩。当时，附近农场的一个草棚子里，劳累一天的知青们，睡得像死狗似的。不知什么原因，草窝棚起火，当场有两个知青被烧死，死后被葬在一块空地上。还有一次，正值天寒地冻，知青们修路，因为操作不当，有两个知青被雷管当场炸死。
这几个死者，和崔立国不是一起来的，也没分到一个连队。可崔立国却念念不忘为他们看坟守墓。
崔立国与他们非亲非故，并不相识，为什么对这几位死者如此怀念?崔立国的内心世界，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谜。
人们不知道崔立国是怎么得的病。有的说，是因为他的对象跟别人好了，他一下子就疯了。还有人说，他根本没谈过对象，他是和领导闹意见后，受到威胁，思想压抑恐惧造成的。还有人说……
崔立国得病后，屋子里摆满了罐头瓶子，里面装着雪水和冰水，据说，他平时就喝这些。还有人说，他有一个笔记本，也不知写些啥，谁也不让看，他的小里屋也不让外人进。凡是去看他的人，走了，他都要站起，眼睛跟随你的身影，像军人似的，向你行注目礼。他是个怪异的精神病人。他那个“闲人免进”的屋子和落满灰尘的笔记本，直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到底藏着什么机密。
崔立国是拽不走的北大荒，死看死守的北大荒，青春在这里湮灭，生命在这里破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北大荒神话。
还有一位被“人为”留守的知青病人，也叫“先上车后起票”的精残病人，名叫芳苑。
她是杭州知青，1967年插队落户到黑龙江某县。“文革”期间，两派对峙，除了辩论、谩骂之外，“文攻武卫”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出现了一场群殴。芳苑在校时是个“体育棒子”，能跑能跳说打就打的假小子，男孩子都不是她的对手。
两派武斗，一场混战，打到白热化，分不清你我，芳苑的一记重拳，就把另一派的头头给打翻在地，负了重伤。第二天，另一派胜利掌权，芳苑这一派被勒令解散缴械投降。芳苑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拘押在一个冷屋子里。芳苑不服，大吵大闹了三天三夜。那一派的头头出了一个狠毒的主意，假惺惺地说：哎呀，虽然是反革命，但毕竟是人嘛，我们还是要本着“治病救人”的伟大教导，把她送病院去吧。根据她的表现，肯定是精神有问题了，正好我们附近有个精神病院。下面的八大金刚心领神会，七手八脚就把芳苑送进了精神病院。
芳苑进了精神病院，就真的成了精神病。她的精神病，是慢慢适应的，慢慢进化的，也叫循序渐进，先定性，后适应。按现在的话，叫做“被精神病”。那时候，法律不健全，无人问津。
芳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永远留守的北大荒，一个“被永远留守”的北大荒。
图片选自网络，转载自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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