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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永毅：蹉跎岁月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原题
蹉跎岁月
——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王永毅
初到农村
我是1975届张家口市龙烟一中高中毕业的，按当时的说法我只能去下乡当知青了。
1976年3月7日。龙烟铁矿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上千个知青和给他们送行的家长。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被安排在一个大轿车上，车慢慢地开动了，看到了车下送我的妈妈和二姐在流眼泪。这一刻我才感觉到我真的要离开家了。
当时，的确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反正都是要走这条路的。
几十辆车，浩浩荡荡的，穿过了十八盘，越过尖子岭，卷起一阵阵狼烟，向着目的地进发！在窗外看到路过一个一个的破烂的小村庄。我就在想，我要去的村庄一定比这些村庄都好。
我也记不清经过多长时间了，终于到达了我要去那个小山村，名字叫双山寨。这个名字听起来，不符合北方人给村子起名的习惯。倒像一个南方的土匪山寨的名字。
远远的望去，右边是大山，左边是白河的河滩，大路的正前方是两个山包，中间就是一条通向村里的路。双山寨的名字起得很形象，要从古代军事学的角度来看，此地应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村口有几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小学生站成两排在欢迎我们，进了村子一看，比前面路过的村子还破。我的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哇凉哇凉的，好歹我的发小冯芝林专门来送我，他初中就下乡了。吃完饭，我和另外两个知青被分配到一个老乡家里住，就这样，开始了不得不接受的新生活。
当知青点“点长”
到农村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被集中起来。由大队书记和矿上派来的带队的干部，向我们宣布：我们28个人分别被分到三个生产队，同时，我被任命为知青点的负责人。我们是在各自的生产队劳动，在生产队记工分，知青点只负责伙食问题。
我这个负责人对知青没有什么约束力，管理起来很费劲，不像在学校当班长，有老师协助。所以开始时很不适应，工作也很为难。因为我们28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初中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认识的人也不多。慢慢的逐渐熟悉起来了，我也就适应了当时的工作和劳动环境。
我除了到生产队干活外，就是组织知青点的生活。大队给我们配了一个队干部，我们还要选出一个知青管理员，总来说还算顺利。我们是3月份下的乡，由国家供应毛粮45斤，到手的精粮是40.5斤，供应到到9月底。10月份开始，吃生产队分的粮食。
我们是三顿饭有两顿喝粥，只有中午吃干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到9月中旬定量就全部吃完了，没有粮食了。这时，生产队什么收成都没有，队里库房也没有粮食，只是地里的土豆能吃。
我们就天天吃土豆，连咸菜都没有，吃的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在干活的地里都呕吐。就这样坚持到9月30号，大家实在受不了了，在一起议论决定，晚上到生产队的地里抢粮食，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抢的，也就是能掰点玉米。
我毕竟是当负责人的，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我找过大队长好几次了，他就是不管。我想再做一次努力，看看能否解决。所以阻止了他们的行动，并告诉他们，等我消息，我现在就到大队部给县知青办打电话，看他们如何解决。如果不给答复，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二十八人就一起去抢。
我到了大队部，碰到了大队长并再次向他反映情况。他说他管不了，你们的事是由张友书记管的。可张友出门半个多月了，大队长就是不管。我生气了，拿起了电话，请公社总机给我接县知青办。电话还没接通，正好书记张友回来了。
他看见我就问我：“小王你给谁打电话了？”我说：“我给知青办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没有粮食吃，已经吃了半个月土豆了，今天晚上，准备去队里的地里抢粮食。明天就是国庆节了，我们总的吃顿饱饭吧！”
他说：“可别可别。哎呀我想想哪儿有粮食呀，对二队的库房里还有一口袋麦子，你们能把它磨了，先过国庆节。”我就叫上了管理员苗世民到二队把那袋麦子像磨玉米一样磨成面，就是带麸子一起磨。
国庆节当天，苗世民问我：”管够吃还是分份？”我说“都做了它，管够吃。”就这样我们中午做烙饼吃。
我记着有一个知青叫王吉，个子很小，初中就下乡了，他实际上还不到下乡的年龄。吃饭时他问我：“管够吗？”我说：“管够，你吃吧。”这样他吃一张，我递给他一张，他足足吃了七张饼，过后这么多年，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眼泪流出来呀！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给饿成这样，招谁惹谁了。
书记对我们挺好，后来给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就是先向村里车马大店借小米，以后我们天天能喝粥了。实际上，我在知青点的两年，冬天两顿饭，全喝粥没干的。夏天三顿饭，早饭和晚饭都喝粥（就喝粥），中午是棒子面贴饼子，菜就是熬土豆（没有油）。
夏天锄地时，太阳不落山不收工的，天最长的时候，八点半太阳才落山，回到知青点，一人一盆粥，咸菜也没有，只有端着粥，到车马大店去讨点咸菜吃。后来，我们老去，咸菜人家藏起来了。
学摔跤
在文革中长大的人，比较崇尚武力。知青当中好多都会打拳摔跤的。我从小比较爱看书学习，课余时间没事做点木工。也不会打拳，也不摔跤。
我们休息时间也得有点娱乐呀，有一天不知道谁挑起了摔跤。我就看他们摔，记不清是谁非让我和一个叫赵山的一个小个子摔摔跤。我心想他那么小个儿还能摔倒我，我不摔倒他才怪呢。结果我们两个就摔上了，上手没两下，我还没使上劲儿，他就给我来了个背口袋把我摔倒了，头都摔晕了。
我不服气，再来一次，还是同一个动作，我一点招架能力也没有，又一个大跟头。我琢磨了好几天也不明白，他咋就把我摔倒了。后来，我的同学曹雨生告诉我，人家都练过。我才知道他也会摔跤，我就让他教我。
从此以后的两个月，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和苗世民，曹雨生三个人就到了村外山包后面的一块平地上，曹雨生，教我和苗世民练摔跤。我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把赵山摔我那个跘儿学会了。的确摔跤是非常累人，也很非常健身的一项体育活动。学了以后，在知青点，我也摔不倒谁。
后来上学时，我们宿舍同学不知道因为什么说起什么事儿。一个大个同学，看不起我。我就向他发起挑战，我说老吴咱俩出去摔跤。他马上迎战说：“看你那怂样，我不摔死你。”我说：“好，咱们摔完再说。”结果我们就在房前摔上了，一群同学围着看热闹，我就用赵山摔我的跘儿连摔他两个大跟头，赵山摔我的仇在他身上报了。
以后，我还摔过和我一起打球的球友。也摔过我们系的书记，有一年我和我们系书记一起到大庆出差。晚上没事我们俩就在大庆油田的草地上散步，周围没有任何人，我说：“要不我们俩摔跤玩吧？”他说：“你不行，我年轻时我们村里谁都没我劲儿大，谁也摔不过我。”我说：“咱们试试。”
同样的结果，我又把他摔倒了。可以说一般的没有学过摔跤的人是摔不倒我的，我有可能摔倒你。但学过摔跤的我基本都摔不过。所以说任何知识和技能，学过和不学是不一样的。
赶马车
我在下乡时挺喜欢赶马车的。第一次赶的不是马车，而是个小驴车。我想不起来是为了什么需要到县城买东西，我从二队借了个驴车。我就赶上车，不停地赶驴，一路小跑了十几里后，突然驴死活赶不走了，原来是驴崴了腿了，我只好拉着驴走，到了县城买完东西，我把驴拉到兽医站，请人家看了看，兽医告诉我，崴了七寸了，没什么事儿，就抹了点药。
我只好一路拉着驴，走了30多里路回到村里。看来没有生活经验是真不行啊，我原来看电影，马都能追上车，可以一直跑，所以说，我一路老打着它跑，它当然受不了，最后歪了脚。
后来，我和村书记张友出过几次门，我们俩都是赶着马车，我也就会赶车了。有一次，我和曹雨生去县城办事，赶了一辆大马车。在县城遇到了我们村的基干民兵连长。他看到我们赶车来了，就让我们把他带来的一个抗日时期的破机枪给拉回去，他还要开两天会。我们就拉着这个有一人长的破机枪回村。
在县城，我赶车，曹雨生把机枪架在了驾辕马的屁股上，马就开始疯跑，人们就纷纷让开路，就好像电影里躲日本鬼子一样。我怕把马惊了，赶紧让他拿下来。我们在回村的路上，走到一个大弯处。看到后面来了来了好多辆车，当时的路是石子路，他们开得非常快，卷起一路尘土，从我们身边过去。
我说：“曹胖，把机枪架上对着后面的车。”后面车看着有人用机枪瞄着他，吓得乖乖地从我们身边慢慢开过去了。哈哈哈，不管起是好枪坏枪，对着谁他都害怕呀！
给小学和中学代课
下乡插队两年，总共代课三次。第一次是刚下乡不久，村里小学，老师有事外出了，请我给代两周课。让我教一个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个教室里有两个年级的学生。
我教的是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上课时，先让四年级同学做作业，给二年级同学讲课。给二年级讲完了，让二年级做作业，再给四年级讲。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给二年级的同学讲元角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课。可是学生怎么都听不懂，就有一个同学能听懂。
我一打听，这个同学是乡兽医站的兽医的孩子。他花过钱也见过钱。其他的孩子，没有花过钱，也没见过钱。因为我们村里就没有卖东西的，这些小孩基本上也没离开过村子。城里的孩子学习再差，元角分也能搞清楚，这就是城乡差距呀！
第二次，是由我的高中同学李欣真推荐（他当时在样田中学长期代课），到样田中学代一周的体育课。第三次样田中学请我去代一周的语文课。我上学的时候，就语文和体育学不太喜欢，非常喜欢学数理化。而且学得非常好。
我记得初中化学毕业考试，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教的，考试开始十分钟，我就做完了。李老师走到我跟前，问我干什么不做题。我说做完了，他拿起我的试卷，看了一遍说：“10分钟一百分，走吧。”不是我多聪明，是题太简单了。
让我教语文，我也不喜欢呀，可这是工作，就按照初中时老师怎么教我们的，我就怎么教他们吧。当然到公社代课有一个好处，我去一个星期，能调一个月的粮食。就是生产队里拿一个月的粗粮，交到公社粮站，粮食局按城市吃商品粮人的标准供一个月的粮食。就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细粮。这一个星期我就把细粮吃完了，粗粮又背回生产队。
第一次订饭，我一顿就订了二斤白面的馒头。我一口气就吃了七个。还剩三个，不好意思再吃了，就送给了李欣真和另一个同学了。
公路上挂“窝头”
1976年，是“四人帮”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他们的爪牙对农业生产根本不懂，却强行推行种植杂交高粱，生产队不愿意种，还是种了谷子，可是他们检查发现以后。强行让生产生产队把出了苗的谷子铲了，重新种上杂交高粱，好完成种植多少亩的杂交高粱的目标。
当年秋天霜冻来的早，结果杂交高粱没熟，全冻死了。年终决算时，我们人均不足八两粮食，算遭灾了，可以吃国家返销粮。我听说了以后，觉得这会儿好了，我们可以吃返销粮了，应该返销点好粮食吧。
我记着文革初，我三叔在山西太原工作。他来信说过，太原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太原是大灾吃大米，小灾吃小米，不灾吃玉米。”因为山西要是遭了大灾，山西省就无法供应城市粮食，所以只能从南方调大米来了。我们也遭灾了，我还等着吃大米呢。
可是实际呢，当时是按照人均八两粮食计算，不足八两粮食的部分，由政府发给你粮食指标，可以去粮站买粮食。可我们去粮站买回来的却是别的村交的杂交高粱。这些高粱都没有熟好，根本脱不下皮来。磨出面来了，牙碜得不得了，根本没法吃。
我们知青点儿的曹雨生和王润发就把剩的杂交高粱窝头用铁丝穿起来，挂在我们村边的一条由坝上通往北京延庆的战备公路两旁的树上。过路的车，不知是路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都得从它下面慢慢的开过去。挂了一两天，就把县知青办领导给招来了。我们也就不用再吃这杂交高粱面做的窝头了。知青反映问题的方法挺特别，但真管用。
看电影
在农村看个电影不容易，一次公社所在地样田村放电影。已经进了秋天了，山区的晚上非常凉的，要看的是露天电影，我怕冷就拿个毯子裹在身上。其他知青都笑话我，牛金库看我拿了个毯子裹在身上，他马上回屋拿了个毯子也裹在身，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裹着毯子走在中间，其他二十几个知青有在两边，就像《南征北战》电影中的国军张军长逃难的镜头一样。
这件事我和女儿说过。她在保定一中上高一时，有一天晚上有流星雨，同学们半夜都跑出去看流星雨，她怕冷裹着被子就出去了。结果第二天他们学校就传开了，有一个女生裹着被子看流星雨。看来父亲的言行对子女很起作用，好坏她都学呀。
吃蛇肉
有一天在我们知青点门前出现了一条挺长的蛇，我们大家一起把它打死了。有人说挺吓人的，把它扔远点。我说别把它扔了，做了吃了它。
我们谁也没吃过蛇肉呀，他们都不敢吃。我只是听说过南方人吃蛇肉。既然南方人能吃肉，我为什么不能吃？又好久没见肉了，可谁也不知道咋做呀。我就让给我们做饭的老大爷说先把蛇的头剁了，再扒了皮，因为我怕蛇头有毒，老大爷按照我的方法做了。蛇肉白白的挺好看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扒了皮的蛇。
我就让把蛇肉剁成小节，放在锅里用油炸一下。炸出来以后，金黄金黄的，像炸熟的小带鱼段。我叫他们都过来吃，没有一个人敢吃。后来，牛进库看见我吃了没事，他也就过来吃了。我们俩很快就把那盘蛇肉吃完了，真香啊，可不过瘾。
我看锅里，还剩些炸蛇的油，就叫做饭老大爷，把剩的窝头切碎了，在油里面给我们炒了一下，平时没有吃过油炸的东西呀，感觉好吃极了。当时我正在闹荨麻疹。吃了这顿蛇肉后就好了。是蛇肉有这种作用，还是巧合，我就不知道了！
给老乡打家具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看到邻居孟大爷在做木工，他用几块板做了一个锅盖。我看挺好玩的，我就和他借了一个锯子和一个刨子，回家找了几块板，也做了一个锅盖，很有成就感。后来我就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木工识图》，开始学习木工。
上初中时，放学后就到学校木工房修理桌椅，也就基本上能干一些木工活了。1973年的暑假我和奶奶到我姨奶奶家去，我和表叔正式学了一个月的木工。他教会我做木工工具，还送给了我一些木工工具。高中时我就能做非常好的木工活了。为街坊邻居打过碗柜等家具。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都回了家，大约回了一个多月。我一个点的知青范朝文，非让我给他家打家具，我就给他家打了一个床和一个碗柜。开春回村后。他们都知道我会打家具了，老乡们开始求我给打家去。
我们大队派到我们村知青点的管理人员姓郑的老乡，非让我给他打家具。我只好回家拿了工具，回来就给他打了个碗柜。老乡家没有板材，都是原木。我就带着苗世民一起把木头破开，是用锯破开的，不是电锯，就是儿歌里唱的“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的锯。
我们俩给他们干活，实行的是换工。就是我们俩，给他们干一天活，他们把他的工分转给我们一天，这是他们想的主意，转不转我们都无所谓，只是算我们出工就行了。因为当时请一个木工打家具，干一天的工钱是2块5，还要管吃管住。我们队上分红一天也就是两毛钱。
不过我们也有好处，每天总得有点儿酒有点肉。后来，又给姓侯的团支书家打过一个家具。有好多老乡还想让我给打家具，但这个活比下地劳动可累多了。太累了，我也就不给他们打了。
回家
下乡这两年，大约每三个月回一次家。交通实在不方便，回家的路非常不好走，每次回家，都是头天下午在村边坐上从丰宁开往赤城的过路班车，在县城住一夜。第二天早晨，再坐上赤城到张家口的班车。这个车一天就一班，而且每班只有40个座，多一张票也不卖，即使你头天去了，也不一定买上票，而且赶上了大雪封山，要在县城里住上好几天，住下就要花钱。
那个时候交通车不多，可军车很多。所以知青为了回家，经常会截军车回家，截车不停的话，就扒上车去，可扒车容易跳车难呀，扒上车去，到目的地后，人家不停车，就要跳车，跳不好就会摔伤。我们村就有几个知青摔伤过。
1977年夏天，唐山地震一周年之际，为了预防地震，白河上游的云州水库开始泄洪放水。泄洪形成的巨大的水声在山谷中不断的回荡，使人感到非常恐惧。那天晚上我不知为什么会感觉到非常恐惧，就想回家。我就问其他知青谁回家？就王瑞发愿意跟我回家。
我不想等到第二天下午再坐班车走了，迫不及待地想马上离开，就决定过了零点就出发，夜行30里，走到县城，赶上早晨发往张家口的班车，这样还可以省1块4毛钱的住店费。还能提前一天到家。
到了零点后，我们俩人一人背着一个挎包，沿着公路向县城进发。我们左手是大山，右手是河滩，河滩那边还是山。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也不见，大山的阴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洪水的声音，更使人感觉到非常恐怖。
开始我们有点害怕，我们俩就开始唱歌。一路走一路唱，不会唱了就学狼叫，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唱着唱着，我感觉到一点也不害怕了，就好像我们是从水泊梁山下来的英雄好汉，谁也不怕了。俗话说，酒壮怂人胆，没想到，歌声的力量比酒还厉害，把我们从胆小鬼变成了英雄豪杰！
走到杨家坟村时，我们不想着急走，就坐在村前的石头台上休息。老远处有民兵在巡逻。看见我们两个在抽烟。他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俩不理他。他老问我们，我们就摆摆手，让他过来，他不敢过来。感觉上是他害怕我们，后来他说：“你们是不是过路的？要是过路的，休息一会就赶紧走吧。”他马上就走开了。
真是俗话说的好呀“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们知青在老乡眼里就是打架不要命的，虽然他拿着枪巡逻，他也不惹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继续前进了，这样不到四点钟就走到了县城。在汽车站等了两个多小时，坐上了开往回家的车。汽车在山道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尖子岭。每次到达这里后，乘客都会非常紧张。因为山路非常陡，而且都是急转弯，坐在车上真害怕车会掉进路边的万丈悬崖。
我们刚下乡时就听说过有一辆赤城发往张家口的班车，就从尖子岭掉到万丈悬崖下面了，40位乘客，一个司机，一个售票员，全部遇难。每每走到这里，人们都会非常紧张，睡觉的人也全部睁大眼睛，真是一条恐怖之路。好在现在已经有穿山隧道了，汽车不用走这条路了。
串点
串点是一个知青点的知青，到另外一个知青点走动联系，单纯的走动联系并不多，大多数知青的串点都是路过。往往是深山里的知青，要回家就要走出深山，路过其他知青点时，赶上饭点儿就吃饭，要是晚了就借宿一宿。只要是知青，到任何一个知青点都会管饭的。
我记得有许多知青到我们这儿吃过饭。比如，灰窑子村的知青，他们住在离公路很远的深山里头，走到公路就得大半天，他们回家时路过我们村时，在我们知青点住过。一般说，来了其他点的知青，有什么好吃的就给做什么，可是也真的没什么好吃的，知青到哪里都是一家人。
我记得我到过下马山村和郭家屯村。还去过大海坨看过我的发小冯芝林。刚下乡的时候，到县城去，路过一个村庄，在村里看见过几个女知青，大约二十好几岁了，他们没有把头发扎起来，而是披着发，一看就是知青，就是他们的面部表情让我终身难忘，她们一个个麻木不仁的表情，正应了那句古语“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所有的知青都抽调走了，就剩她们两三个女知青了，可能是家庭出身不好等原因，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被抽调回去，又能抽调到何方？
我太理解他们了。我大姐就是宣化四中下乡插队到赤城县东万口的六八届下乡的老知青。大姐每次下乡走时，都要走到30里外的赵川村去坐班车，这30里路都是我送她。一个姑娘，一个人走进深山里，是那么无助。每次送大姐坐上车，我一个人回家的路上，会感到非常惆怅，往往是含着泪走回家。
知青之间的串点联络，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当时的一首《知青之歌》没有通过任何媒体和报刊，就是靠知青的串点联络，唱遍了祖国大地。《知青之歌》是由南京下乡知青任毅作词作曲的。歌词大意是: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彩虹般的大桥
直插云霄
横断了长江
威武的钟山盘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
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
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你身旁
这首歌，唱哭了上千万知青（你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上网上下载这首歌，听一听，如果你是知青的话，一定会流下眼泪），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首歌，后来莫斯科电台播送了这首歌。任毅为此被判了死刑！被许世友将军救下，改判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里任毅为看守战士唱知青之歌，也唱哭了曾经是知青的看守战士，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任毅才被无罪释放，这时，他已经坐牢快九年了。
有人说知青中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实际上，藏龙卧虎的仅仅是像任毅他们这些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受过完整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而像我们这些文革快结束时下乡的知青，小学中学完全是在文革中上的，几乎什么都没学。
同样是知青，这两部分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从平均水平上来说生活质量差距是很大的，实际上也证明了：受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回归关系。既从平均数上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质量就越高。
学大寨
每年冬天，县里都要布置学大寨活动。老百姓没有什么积极性，这是上面布置的，不干不行，必须得干。在这数九寒天的腊月里，地冻三尺，我们干活的工具就是铁锹和大镐，一天也干不出什么活。这个活干不干都没有效果，并且我们出工又比较晚，回来得又早，他们就不让我们和生产队一起干了，单独组织了一个第四队。我就成了四队队长，招呼大伙儿出工，可不容易出来呢。
每天大约10钟我们出来，可刚到下午一两点钟，知青们就催我：“队长，队长，回吧，”一波接一波地催你，我被催烦了就吆喝一声：“四队的收工了。”话音还没落，就全跑了。我们走了，大队也没说我们什么，可是，到年底结算时，我们这一段劳动，每天只给记了五分。
就这样干到春节前，干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结果是第二年春天，冬天学过大寨的地，表层那点腐殖质土全没了，就剩下生土了，大风一吹，无烟胀气的，庄稼种上也不长了。
到了1977年12月份底，我就要被抽掉参加工作了，知青生活就结束了。我走时，需要迁走户口和粮食关系。当时，还没有决算分红。我和生产队达成的协议是：我把粮食关系迁走，我这一年年的工分，也就是吃了不到三个月的粮食，那么，一年的工钱就折这点儿粮食吧，分红的钱我也不要了。
生产队听了以后觉得他们挺合算。可过后一结算，我还欠生产队的钱。他们让其他的知青找我父亲要钱去。谁也不给他要去，这事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为什么农民就这么穷呢？我干了一年的活，三个月的口粮都买不回来。农民是越过越穷啊！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同我们三队的副队长一起探讨。因为我听说，我们队过去一天的工分能值五六毛钱，现在一天的工分只值两三毛钱，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不了，我就问生产队长：“是不是现在的产量降低了？”队长说：“不是。”我又问：“收购价低了？”他说：“也不是。”
我问：“哪为什么原来分六毛，现在分三毛都不到？”他说是这样的：“原来没有派这么多民工，现在县里让我们一个小队就派出水利两个人，油路俩人，修路两人，唐山大地震去挖河去一人等，这些人国家不给钱，由生产队给记工分，每天14分（在家干活的壮劳力才记10分），这样产量还这麽多，工分总量增加一倍，不就每天的工钱从六毛变成三毛了！”
多么简单的数学算法。现在看来，我们的农民在过去的国家经济建设中牺牲了很多。从表面上看，生产队生产的全部劳动价值，除了上交的余粮外，都分给了全体社员。可实际上，外出做民工的社员是给国家干活，国家并没有给他工钱，而是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由生产队分红，那么就等于由生产队出钱，国家使用民工。
从一定意义上讲，那就是全体农民都无偿地参与了国家建设，是他们出了部分钱，帮助国家进行基础建设。这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当时我们实行了高积累的政策，来保证能进行国家的基础建设，也只能这么做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评价当时的政策，只是我们现在不要忘记了过去农民的付出，制定好的政策，帮助农民科学的组织调度农业生产，使广大农民彻底脱贫致富。而不是一旦农业生产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埋怨农民：为什么不搞好市场调研就生产？为什么要一窝蜂生产一种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农民要能回答这些为什么？他就不是农民了，他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了！真的是要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不管经过多少岁月，我依然忘记不了那段知青的生活，忘记不了我的父老乡亲们，忘记不了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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