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国辉：我在农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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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国辉：我在农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Original 蒋国辉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在农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作者：蒋国辉

我被安排到水文大队的时候，这个大队只有两个生产队安排了知青。我和另一户知青之间没有往来，我主动上门一次，被冷落的情形相当尴尬，和我在我妹妹那里等待安排时，见到公社其他大队知青互相串门互相关照那种热闹和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好，没过多久水文山就热闹起来了，原因有二：一是水文大队和原先的古柏大队合并，统称水文大队，不但面积翻番扩展，原先古柏大队的知青也成了水文大队知青；二是原先安排在公社那些奇缺柴火大队的知青，纷纷转队来到水文山。我和水文二队、九队的知青很快熟络起来，成为了好朋友。

水文山一起吃“百鸡宴”的朋友们

水文六队地处水文山半山腰，水文九队跟六队接壤，地界从山腰到山顶。和当时绝大多数知青一样，他们三个也被生产队因陋就简安置在晒坝的临时仓库改造的屋子里。他们的住房正对着山腰我住的长院子，站在晒坝边扯开嗓子喊一声，我就能听见。几个朋友给原先有些孤零零的我增添了许多温情，每逢有什么好东西，比如买到了罕见的猪肉，或者生产队分了鱼、死牛肉之类的东西，他们喊一嗓子，我收工后就上去一起吃；我得了类似的好东西，也拿到他们那里煮，一块儿吃一块儿乐。

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这一伙人开始了一个被我们戏称为“百鸡宴”的聚会，名称不用多解释，都知道是从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移植过来的。当然，几个人的“百鸡宴”不能有一百只鸡，也就是我们每人买一只鸡，一起宰一起煮一起吃，当时叫做“打平伙”，现在称为“AA制”。“百鸡宴”开张的时候，只有我和九队的三个朋友，没过多久，二队的四个朋友也入伙了。

知青在农村插队，完全意义上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恐怕没有几个，在解决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之外，大多数人都要依靠家里补贴一些钱和粮票（补贴多少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才能适当安抚终日饥肠辘辘的肚皮。我和我妹妹那个时候一年大约可以收到父母寄给我们的两三次钱和粮票，一般一次每人10元钱，粮票数目不记得了，若回家探亲的话，返回农村时还会带上一些钱、粮票和日用品。

有一件事情记忆尤为深刻。

那次我们拉船到广元，一路上渡激流险滩穿乱石河坝，风里来雨里去，汗水雨水尘土的侵蚀加上纤藤磨损，到达广元时我带的两套衣服已经百结悬鹑。船停靠后，我把所有衣服裤子统统穿在身上，靠衣裤本身的互补才不至于衣不蔽体。脚上一双解放鞋，已经前露脚趾后露脚跟，只能像拖鞋那样趿着。作为纤夫，除了出大力、流大汗，还不具备洗头洗澡和换洗衣服的条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薰人的臭气，走在广元的大街上和叫花子没有两样。

农民们到了广元，会拿着生产队补助的钱去购买广元的一种特色食品，农民称“脚搭子饼子”。其实就是一种不发酵的面饼，形状如人的脚板。我也买，那种饼子很瓷实，有嚼头还可以存放得比较久，带回生产队家里喝稀饭汤还可以补充一下。不过我除了买面饼，还要去饭馆里大吃一顿，如果没有家里补贴的钱和粮票，这顿渴望已久的油荤就只能望而兴叹了。

那时的我，和真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纤夫一样，并不在乎自己褴褛的衣衫和浑身的异味,泰然自若在城市的大街上走自己的路，对一路上人们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视而不见。别人看我像叫花子，可我是个口袋里有钱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底气十足。

我离船进城是要进饭馆好好撮一顿。

待我从从容容走进一家饭馆时，门口卖票的服务员却一看就炸了，她捏着鼻子皱着眉头喊，走走走！她没喊滚，还算客气。我赶紧把钱、粮票掏出来买饭菜牌子，一下子有效地阻止了服务员衣冠取人的歧视，尽管她的目光里还是充满了诧异和怀疑——一个叫花子居然有钱？父母补贴的钱和粮票，把我食客的身份落到了实处。

那个年代，有钱也很难买到猪肉，我们公社乡场上肉铺子的门板就没见打开过几回，偶尔打开了，里面也是黑洞洞的，基本看不到有肉摆卖。还好，虽然国家物质极度匮乏，农民们却会把自家养的鸡拿到场镇上去卖，换点钱买盐和点灯的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知青这才有机会买鸡来填补没有油水的肠胃。

我们赶场买鸡，都是去离水文山大约三四十里路属于剑阁县的鹤龄（又称“合林”）镇，那个场镇比我们公社的场镇大，东西也比较多。农村赶场每五天一次，我们不能次次都去，家里补贴的钱也是有限额的。一般情况下每月去一次，去一次就把整个集镇上的鸡扫荡一空，那时候，农民们把家里的鸡拿出来卖的并不多，鸡能下蛋，鸡活着蛋就有取之不尽的意思，蛋也是可以换钱买日用必需品的，除非鸡不下蛋了，或者家里有了什么事急需用钱，鸡才会被拿到场镇上去，这一去，也就间接结束了鸡的生命。

现在的鹤龄场镇全景（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次举办“百鸡宴”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些像“威虎山”的土匪，一个个红眉毛绿眼睛如狼似虎地往自己嘴里塞鸡肉。长时间被痨肠寡肚困扰和折磨，有了“百鸡宴”，一伙人就把本该温良恭俭让的吃饭变成了“革命”，没有一个人有丝毫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的意思。记得那一次我吃得过于专注投入，眼睛完全跌落在装鸡肉的锅里，四娃子（绰号）见状就悄悄把他啃过的骨头一块一块扔在我的碗里，我也没有发现。好在是“百鸡”的宴，一直“抢”到撑肠拄腹，再往嘴里填肚子就要爆了，此时，锅里还会有一些残汤剩肉供我们第二天回味。

每次“百鸡宴”之前都和打了鸡血一般兴奋，但也有特别恼人的情况发生。有一次买了鸡，“百鸡宴”聚会预定在第二天，当天晚上只能把它们扣在背兜下边。我们买鸡是为了吃肉，但鸡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四娃子买的那只公鸡依然活得尽职尽责，到点就开始打鸣，还嚷嚷个没完没了，让我们不胜其烦。一怒之下，我翻身起床拿起菜刀，把那不知死期临近的公鸡抓出来，提前结果了它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不是滋味，是不是对它太残忍了呢……

因为“百鸡宴”，我们在农村杀鸡成了经常性的事情。有一次，生产队集体养猪场饲养的猪里一只二十来斤的小猪突然不吃食了，农民们说，猪不吃食肯定是病了，不如早点杀掉还可以吃一点肉，等它病死了就只好埋掉。

农村有专门的杀猪匠，每到临近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杀猪，那个时候杀猪匠们就出动了。杀猪匠的酬劳是可以拿到几斤猪肉，一些猪下水，和在主人家饱餐一顿。一只二十多斤病猪没有哪个杀猪匠愿意动手杀，农村有个说法，杀了不够秤的猪要走霉运。有人就想到了知青，问我，老蒋你敢不敢杀。我那时也只是一个小青年，武斗中形成的“冲天炮”习气还未彻底去除，又不是杀人，杀一只猪有什么不敢的？这么想着我就大大咧咧地应承下来。

我拿过杀猪刀，一把把猪按在磴子上，猪小，不用捆它的脚或找其他人帮忙按。我都不清楚当时自己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抬起刀就往它的颈子上戳。之前我只杀过家禽，家禽的脖子细长，气管和血管手指一捏就暴露无遗，都很容易被切断。猪的颈子粗，我这种门外汉看来几乎没有颈子，根本不知道它的要害部位在哪里，戳也是胡乱戳。

在生产队多次看过杀猪匠杀猪，一刀捅进去血就像箭一样射出来。我模仿着杀猪匠的动作一刀刺向小病猪的颈子，小猪拼命嚎叫，却不见有血飚出来。我不服气，用刀在猪颈子里翻搅，那只苦命的猪嚎叫不止仍不见有血往外飚。此刻，一个有杀猪经验的农民再也不忍袖手旁观，从我手里拿过刀，一刀刺进去就把血捅了出来，小猪很快断了气。开膛破肚后我才看见自己的“业绩”，我的那一刀没有戳到主动脉血管，只在喉咙到前胛的位置上拉开了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一只生病的小猪得不到治疗和照顾，就这样死于非命了，虽然猪养来就是供人吃的，但那个场面后来回忆的时候，还是觉得人类确实有些残酷。

如今已记不清我们去鹤龄赶过多少次场了，不过有一次格外不同，至今记忆犹新。那次刚好是农历的七月十五，民间的盂兰节，农民叫做“鬼节”。俗话说“七月半，鬼乱窜”，不知道我是不是被从阎王殿窜出来的鬼缠了一下。

现在的鹤龄场镇还依稀可见当年的影子（图片来自网络）

那天，我和鸭子、四娃子、建华一起去鹤龄赶场买鸡。鹤龄在嘉陵江的对岸，渡口位于地处水文六队上游的水文七队，离我们生产队大约两里路。返回时走到渡口，不知谁提了个建议，说我们干脆游过去吧。鸭子是个“旱鸭子”，他拿上所有的鸡和我们脱下来的衣物搭乘渡船，我、四娃子和建华从渡船上跳进江里往对岸游。嘉陵江上游这一带，江面大约只有北碚一带江面的一半左右，只算两岸直线距离的话，我这个水性不算很好的人，游到对岸也不是什么问题。

有一次，生产队的全劳力往距河边不远的地里挑粪。开工前大家闲扯淡扯到了游泳的问题。当地的农民，虽然祖祖辈辈生活在嘉陵江边，却大部分是“旱鸭子”，只有少数几个会水的，游的也是最不上档次的“狗刨”。我牛皮烘烘地说，这么窄的河，我游个来回也不在话下。农民们从来没见过我游泳，都说不信不信，你游给我们看看。生产队长跟着起哄，说老蒋你今天要是游过去又游回来了，你就三天不出工，工分给你照记。

我腾的一下站起来，走到江边甩掉衣服“扑通”跳进水里，没费什么劲就游到了江对岸。上岸后，我往上游方向走了一段，估计游回来正好在刚才下水的地方，就又跳下水奋力游了回来。整个过程用了不过半小时左右，农民们似乎还没看明白，一个个呆若木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也不啰嗦，捡起自己的衣服穿好，挑上空粪桶洋洋得意地往家走，丢下目瞪口呆的生产队长去兑现他的承诺。

农民家的猪圈和茅厕，生产队使用私人茅厕的肥料就换算成工分

回想起来我也确实不知天高地厚，以前我只在游泳池或水流相对平缓的小河里游过，从来没有下过嘉陵江。那天在没有人保护，没有任何急救措施，甚至周围连一个水性比我好的人也没有的情况下，我就冒冒失失地独自跳下水流湍急的嘉陵江演绎过江蛟龙，完全是典型的知青脾气。还好没出什么问题。

有了那一次经历，我胆子更大了，多次独自下江游泳。所以，那天从鹤龄赶场回来，他们一提议，我都没往脑子里过一遍就跳了下去。跳下去才发现非常不对劲，这个渡口跟我在生产队地界内下江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此处水流湍急，我一入水就忽的一下被冲到了一丈开外，不由自主地一阵心慌，慌乱中又连连喝了几口水。我赶紧定定神，拼尽全力往激流外游。

从来没有在这么急的水流中游过，又只会速度较慢的蛙泳，感觉游了很久，还是被搅缠在激流中出不去。我试着来了几下自己并不擅长的自由泳，立即又被呛了几口水。这一下我再也稳不住了，觉得自己已经被掏空，浑身无力游不动了。我急忙扯开喉咙喊了一声：建华，我不行了！

曾经救我一命的好友建华（后任战旗文工团副团长男高音歌手）

建华和四娃子的水性都比我好得多，他们早已游过了激流。听见我喊，建华急忙掉过头逆着水流朝我游。可是他在下游我在上游，水流又急，无论他怎么努力也到不了我身边。我一看这情形，知道如果自己不拼命，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像有段时间很时兴的一句话：你必须自救，上帝才能救你。我别无选择，只有鼓足全部力量奋力拼搏，向建华那边游去，他也奋力逆着水流等我。好不容易挣扎到他身边，我一把抓住他，把手搭在他腰上由他带着游到了对岸。上岸时，已经到了我们生产队的地界。我们被水往下冲了整整两里路！

上了岸，我连恐惧带疲惫双腿发软迈不动步子，面团一样一屁股跌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回到家里，突然想起今天是“鬼节”，不由得心惊肉跳：是不是真有什么鬼怪作祟？要不是有建华帮着我，我今天怕是真的要变成一个满世界乱窜的“孤魂野鬼”了！

不知道这样的遇险算不算得上大难不死，像这种差点丢掉性命的累卵之危，我还遭遇过一次，而且恰好是在我满二十岁的第二天。生日那天，我去了妹妹那里，她们做了什么好吃的不记得了，也就比平时好一点吧，不是干饭就是面条，吃完饭摆一会龙门阵，算是过了生日。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身返回生产队去上班。走到生产队的时候，已经出工了。

时节已是冬季，进入农闲阶段。农闲的时候没有什么农活，人民公社前农村农闲做啥事我不知道，我们下乡后的冬季劳动主要是开荒整地清理堰塘修水库等等。所谓整地，就是把地里的石头清除掉，其实那些石头半埋在地里都不知道多少年头了，清不清理并无大碍，整地恐怕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挣工分的由头。地里的小石头直接橇出来，大石头就用炸药炸开，再撬、拉、抬、运走。

那天，我们生产队在一块地里清理石头。事先我并不知道队长安排整哪一块地，走着走着突然想小便了，看看周围空无一人，就随意走到进旁的地里，站到地角的一块大石头旁方便。突然，我听见远处很多人在狂呼乱叫：老蒋，快跑，炮要响了！我这才发现，脚边的那块石头正在“吱、吱”地冒烟。糟！放炮！不知道引线还有多长，我的心倏地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性命危在旦夕了，什么都来不及想，我一个鹞子翻身跳上田坎扑到田坎后边，武斗时期的战地训练再次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我。

田坎后边是一道约一丈高的陡坡，我连眼皮都没眨就跳了下去，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好姿势紧紧贴在陡坡壁上不敢有半点动弹。紧跟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泥土夹带着碎石块铺天盖地地飞来，从我头上飕飕地掠过。等到尘埃落定，我爬上陡坡往地里一看，眼前的情景真是触目惊心，刚才站过的地方已经炸成了一个坑，大石头不见了，大大小小的乱石块撒了一地。我的心脏跟兔子似的“扑腾扑腾”乱跳，这是命不该绝啊，不然刚刚二十岁，就跟石头一起变成满地的碎肉块了。

然而，当死神降临的时候，并不是每个知青都有擦肩而过的幸运。

我妹妹听在永宁公社插队的同学说，有个女知青上山砍柴，从山上返回的时候，天快黑了，坡陡路滑，女知青不小心滑了，一个倒栽冲栽倒在下边的水田里，四周无人，架满了柴火的背架子过于沉重，她挣扎不出来，就淹死在根本不可能淹死人的水田中了。

山区的背架子，我们使用的和这个大同小异（图片来自网络）

我所在的那个区某公社有一个女知青，因为和男知青谈恋爱怀孕了。那个时候一些年纪不太大的男女知青，因农村生活的单调无聊偷吃禁果，悄悄谈恋爱同居。年轻无知的他们未婚怀上了孩子，却不敢上正规医院做人工流产。当年，社会环境远不像今天这么宽松开放，看看那些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就知道，如今单身男女谈恋爱同居是普遍的正常现象，谁要是到一定年纪还是童男处女，反而会被看成异数。我们那个年代未婚同居怀孕在民众眼里，男的是被大家痛恨的流氓，女的是被大家唾弃的破鞋。

怀孕的女青年听人说奎宁可以打胎，就吞了大量的奎宁。我不知道超量服用奎宁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只是听说女知青被抬到区医院时脸都黑了，奄奄一息，被搁置在那里无人理睬。送她去医院的几个女孩子流着泪跪在地上恳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她吧。医生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斥责女青年是不要脸的破鞋。怀孕的女孩儿就这样在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院里，背着破鞋的名声死了。

多年以后，很多这样的记忆在脑海里就是挥之不去。

事实上，那个年代的我们——成千上万的同时代青年，像当时那样活着，也无异于被白白夺去了十余年的生命。

下乡以前，虽然城市也不富裕，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国家还有那么偏僻闭塞贫穷的地方，当地有很多年纪较大的农民，一辈子没有见过比苍溪县更大的城市，大部分人特别是女性连县城甚至乡场也没有去过。我妹妹所在的新民大队有一个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太婆，常常坐在院坝里叹息，哎，这一辈子也不晓得苍溪城是个啥样子，等我死了一定要变成一股风，到那里去看看。他们不仅没见过县城，更没有见过汽车、火车、飞机，对城市里的生活一无所知。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对他们，就像改革开放之前城市人眼里的外国。有的知青和农民开玩笑，说是城里用的钱跟他们的不一样，有洗澡盆那么大，要在地上滚着走，农民们都信以为真。

离开了农村我才慢慢了解到，当我们在农村把我们的青春用锄头一点一点地种进庄稼地里的时候，苏联和美国的载人火箭已经把人类送上了太空和月球；微机已经成了办公用具；太平洋底已经布上了联接两岸通讯信息的海底光缆；机器人已经在生产流水线上代替了人工作业。

那时的我们，对这些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重大事件，跟那时的农民对城市一样——一无所知。假如再这样过上十年八年，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会比贫穷偏远山区的农民多到什么地方去？要是那时有人给我们说起计算机的种种神奇功能，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听神话故事一样？

我妹妹说，1970年代中后期她进了四川维尼仑厂之后，有一次听老师们（文革前、中毕业的大学生）聊天说到了“基因”，她就云里雾里的像在听神话故事。而那时，她已是一个学习了一点晶体管线路、电工学知识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仪表工人。

在农村的三年时间里，我唯一认真看过的两本书，一本是《封神演义，另一本是《岳飞传》，《岳飞传》是一本史料性质的书。我离开农村以后，很多以前的禁书才在知青中流传开了。

《封神演义》我看过后不知道谁借走了，再未归还。《岳飞传》不是小说，既没有精彩的情节也没有刺激性的内容，无人想把它借走，所以它就一直伴随在我身边到我到离开农村。那时确实是没书可看，三年间几乎每天中午吃饭，我都把这本书拿出来看，看到后来差不多都能倒背如流了。

那时，晚上我从来没看过书，一是因为煤油的供应是有限制的，而且煤油灯光线太暗，看书感觉不好；二是因为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人累得筋疲力尽，天一黑就只想倒在床上睡觉。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同院子的农民一到家，端着碗就吃饭，只有我是冷锅冷灶，要现烧火做饭。

为了节省柴火，我都在中午做好两顿的饭，晚上回来热一下就吃。热饭后利用锅里的余热，热一点水洗脸洗脚，然后把饭端到床前，或者干脆坐进被窝里，吃完饭倒下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生产队长在我们院子外面喊一声“走哇”，才能醒过来。

回望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十余年时间，全都被耗在了荒唐的岁月中、偏远荒僻的农村里和终日不见阳光的煤矿井下。若不然，我可能会在二十八岁拿到博士学位，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段，还可以做多少事啊。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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