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杜昌忠：挑粪打个趔趄还被扣掉一个工分

Original 杜昌忠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杜昌忠，1952年出生，1969年起插队，1975年进入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读，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后留校任教，助教、副教授，1994年赴美国SOSC访学，加拿大UBC维真学院读研，1996年回到母校任教，教授，2012年9月退休。

原题

雪泥鸿爪

知青回忆录（节选）

作者：杜昌忠

上山下乡闹革命

终于盼到结束在家里吃闲饭的日子，能够开始自食其力的了！

这回我和姐姐只要报名而不需要填写什么表格，也不必担心政审被拒，就可以直接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他们并肩战斗啦！此间酸甜苦辣难以言表。

话说老爸，1937年13岁在福建省南平市剑津中学读书时，被集体收编为三青团员，并且大概是因为他在校表现太积极向上而被编为三青团分队长。这完全不像咱们入团入党那样首先必须个人提出申请，接下来必须向党团组织反复进行口头和书面思想汇报，除了组织指派专人培养辅导，最后还必须有思想更进步的党团员作介绍人，整个手续流程严肃认真，绝不允许马虎走过场。老爸算是“赶上了”党国好时机，学校为了突击加强党团建设，训导员个人的政治工作任务就是大面积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他们只要向上负责汇报发展人数的业绩，草率行事，根本不需要告知这学生本人。

老爸解放后参加工作，还因为不知内情“拒不交代”而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工资降一级6元人民币。更有甚者，我们全家人也都因此“历史污点”跟着背上了黑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也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上街抄写大字报、给走资派（当然最直接的斗争对象是古田一中阎校长和我们的英语课任教师钟茂琛）画各种各样很有分量的讽刺漫画、跟着高中同学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批斗县长和县委书记……自以为表现相当不错，但我始终没有因此变为“红五类”。除了去农村“双抢”之外，参加革命大串联之类的好事总是轮不上我，上北京天安门见伟大领袖更是异想天开。现如今咱们能够跟贫下中农划等号那可是件大好事，大概也可以算是彻底翻身得解放了罢！

1968年底我刚年满16周岁，已经成年。次年2月27日是古田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誓师大会。会场上方的“誓师大会”几个大字写得不太正楷，却十分醒目，与四周墙上歪歪斜斜的各色标语倒也相当匹配。会场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口号声时不时打断台上铿锵有力的发言。不知道是台上哪个革命领导的话最振奋人心：“同学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你们明天就要奔赴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和贫下中农共同战天斗地，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这些话回响在主席台上，确实也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会后我们大几百号人涌进革命委员会专门为革命知识青年送行临时准备的大食堂吃饭。我手捧大馒头（就是解放军野营拉练路过家门口时见到的又白又软的那种），就着热腾腾的虾皮菜汤大口啃了起来，觉得好香好美（关键是不用缴纳饭菜票的全免费晚餐），心中不免泛起一股莫名的暖流。

翌日清晨，大街上毛主席巨像前张灯结彩，高音喇叭筒不断传出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震撼人心的革命歌声；大型横幅标语和大大小小清一色的红旗和四处红色粉刷的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组成的红海洋在早春的寒风中倒也不觉得特别寒碜。大街上一整排30座洗刷一新的大型客车身上贴满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标语口号，看上去震耳欲聋；每一辆车都簇拥着成群的人。

我的爸妈不在人群中，他们坚守在乡下卫生院，抓革命促生产，说是不希望耽误革命工作。我倒是觉得浪费10元往返车费确实划不来，因为那可是一个成年人整个月的伙食费啊！姐姐和我原本就是古田一中的寄宿生，大革命之前就早已经习惯了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径直来县城参加这场颇为波澜壮观的欢送仪式了。

车外的人们挥舞着手臂不敢大声也不肯小声地向车上年轻人叮嘱着什么；车里面每人胸前佩戴的一朵大红花（有人居然把伟大领袖的像章都遮住了！）有人怯生生地四处张望着围观的人群，有人悄悄地呜咽着不敢看窗外的亲人……不知道是否因为父母不在场，此刻的我显得特别坚强，心里在批评他们：还没出发你们的革命意志就动摇啦？！车队启程了，脚下的在慢慢移动，有些知青竟然放声痛哭起来！

满载我们一行的汽车是开往大桥公社隆德洋生产大队。这个全县最偏僻海拔最高的自然村是我们21名知青在“越是艰苦越向前”口号的感召下，爬上知青办的办公桌争先恐后报名得到的。该地点之所以抢手不仅是因为它号称“古田县的西伯利亚”又穷又苦的山窝窝，更是因为叶飞省长解放前曾经在此开展游击战，属闽东红色老区。

晌午过后，我们在大桥公社所在地下了车。然后还要步行几十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前来接站的是村里来的七八个人。他们默不做声，但手脚挺利索地帮助我们卸下本来就不多的行李，热心地接过我们手中原本可以自提的小件行李，全都装上他们的木板车，或者径直搭在他们自己肩上，一路悄悄地走在前面，像是刚刚找到走失的孩子，生怕我们累着了似的急切领回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爱心，我真感激这些贫下中农老师。

中午简单用饭后我们沿着这条民国时期修筑的一级军用公路行进发，徒步行走在盘山公路上，途中时不时看到大大小小深浅不一抗战时期日本战机留下的如今长满小树野草的弹坑，也看到一些当时国民为了阻止日军车队深入山区而自废武功式摧毁的道路和桥梁。脚下的路越来越陡，结果我们被领进了这条远近闻名的“五条线”盘山公路……到了顶上回头放眼望去，走过的路就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白蛇蜷曲在山间来回绕腾挣扎着向上爬。

天色越来越晚，山风也刮得更紧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最后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住了，我们的心也随着寒风哆嗦了起来！到了村子我们才发现这里简直是荒山野岭，见不到电灯，到处一片漆黑！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突然被告知这帮热心肠的人居然还是“五类分子”——我怎么也没想到这帮热心肠的人居然是阶级敌人？心头不由得一阵发紧！

访贫问苦

隆德洋的确是穷乡僻壤，山高水冷，农时季节要比山下整整迟到一个节气。正月十五元宵节已经过去，但还是农闲时节。所以访贫问苦理所当然成了我们住定下来之后的第一件大事。

根据生产大队革委会的人口信息，我们很快找到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名单。按照贫困级别顺序，我们知青一行21人敲锣打鼓地挨家挨户慰问他们，送上我们自己油印出来的慰问信。

赤贫雇农李大爷住在村东头的山脚下，家门口就是大跃进时期村里唯一的一块完整的水稻田，专门供外人参观号称亩产万斤粮的试验田“万斤坵”（后来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贫下中农说了实情：当年他们把周边地里带穗的稻禾全部连根拔起合拢到这里拍照登报的）。我们穿过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高产田”来到了他的家。房屋简陋不堪，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夸张：家里只有一个用竹篱隔起来的“睡房”，没有一两件算得上家具的东西，就连灶台上锅盖和水瓢也是又破又黑，不知道用过了几代人。相形之下可见村里的贫下中农已经很照顾我们知青了。

李大爷面无表情地诉说着他们家解放前家里买不起一两分钱的做饭点灯用的“洋火”，夜里更是用不上“洋油灯”了；他们夫妻俩只有一条可以轮换着穿出去的长裤……由于大爷半文盲，政治水平有限，扯不上 “地主”呀，“长工”呀，“富农”呀，“剥削阶级”呀什么的，没说几句话便停了下来。

平时很健谈的刘思芳同学显得着急：“李大爷，您还有什么苦请尽管倒出来，如今人民已经当家作主，政府和国家会替你做主的。”

李大爷叹了口气，不假思索地说道：“最最秀外（凄惨）的就是60年挨饿的时候啦！几乎每天都死人，村里一人能顶三个劳力的‘大汉’就是第一个饿死的。我们全家四口人差一点也没命啦……”

林德强同学毕竟年长几岁，他见状当机立断立马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同时示意我们附和喊道：“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于是锣鼓声重新响起，咱们这帮小青年赶紧夺路走人，总算挽回了这个险些失控的尴尬政治局面！

面对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场景变幻和“演员连同导演”瞬间集体蒸发，李大爷愣住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满脸的莫名其妙，显得无辜又无助。

下地去干活！

村头墙上路边“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小标语好像天天在催促我们赶紧拿出实际行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很快在公社蹲点老干部陈则贤同志的提示下，不几天我们就投入山地梯田的备耕战斗。其实咱们这些初生牛犊也早已按捺不住，恨不得马上下地来点真的！

虽然早已是入春时节，地处海拔1100多米的福建闽东高山地带依然寒气逼人。然而，天寒地冻抵挡不住知青的“革命热情”。第一天生产队长带领我们下地“锄田”。我光脚丫扛着锄头就到生产队的一片陡峭的梯田，一脚蹚进浮着薄冰的水中。冰冷刺骨的水就像数把刀子扎进脚脖子，马上让你感到钻心的疼！我立刻弹了回来，爬上又湿又冷的田埂上，十分难为情地站着让太阳照在冻得发紫的双脚，可惜这里的太阳显得惨白无力，并不像革命歌曲中唱的火红的太阳那么温暖，根本就没有丝毫热度！

我知道这是考验自己革命意志的关键时刻（其实是感到太难为情了）。所以不等麻木的双脚完全找回感觉就重新蹚入水中，开始学起农活……

“锄田”可是一种不简单的技术活。你除了必须在湿滑的田埂上稳住脚跟，坚定地一步步往后退，还得用锄头恰到好处地往自己脚底下的草皮劈锄，将踩在脚下的田埂长草的表层里外各砍成呈20°斜角，把它修理成一条鱼脊骨模样的埂骨，然后再蹚入水中用锄头将完整的烂泥块捞挖起来敷在埂骨上，垒成一道道小“长城”；操作过程绝对不能让它们滑落到水中，否则将前功尽弃，让人特别泄气。其实刚开始好长一段时间，干起活来时不时就发生血染田头的“手足相残”和跌落水里全身湿透的“买田”事故！

“运肥进山”也是真正的力气活。知青在农村颇受贫下中农的照顾：都说我们知青太年轻还需要长身体不宜太辛苦，男知青就算“半劳力”，每天也就评给我们5个工分；女生评个3-4工分。我们虽然挺不服气的，但咱们受教育者还是领受了人家这份“好意”。

第二年早春的一个清晨，生产队要派工到6华里外的深山飞地“牛栏里”从事农地备耕的活，按照惯例每人必须“顺带”挑粪带进山去。因为我还是半劳力，特别照顾我，就让我带上全劳力的75%分量。虽然明摆着是剥削，但我还是很虚心地接受再教育，挑起粪桶踉踉跄跄地跟随他们向山里进发了。

高山地区春天气候变化莫测，半路上就飘下霏霏细雨，把本来就没有明确台阶的山路淋得又湿又滑。我强打起十二分精神，认真练起“脚趾功”奋力往上攀爬，沿着前头哪位有心人临时用锄头不规则地逐级刨一个小坎的“台阶”拾级而上，拼命把这臭气冲天而又贵重如油的人粪尿往山里送，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抗争，也是经受着党和毛主席赋予的光荣考验！

忽然，脚下出现一个被前面哪个大个子踩垮裂的“台阶”，我的脚拇指根本找不到着力点，猛地打了个趔趄，险些滑倒在地！我毫不犹豫地向前扑去，努力稳住身子，双手牢牢抓住前头的粪桶，也不让扁担从肩上滑落——终于保住了生产队的有机肥料，避免一场严重损失！但是被泼出来的粪便到底还是溅到浑身上下……

“借给你的粪桶没有摔坏吧？”

“大粪洒出来多少啊？”

贫下中农显得特别关切。

“没泼出来太多。”我高声答道，“放心，粪桶也没摔坏！”

我继续挑着好不容易才保住的有机肥继续拼命向上运动，心里大声反驳：怎么没有一个人关心下我是否跌倒扭伤什么的！？

到了地头储粪池放下担子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沾满了粪便，臭气熏天！于是赶紧脱光身子跳进田边的小涧，也顾不上天寒地冻，在冰冷的水中洗涤身体和所有衣物，然后拧干重新穿上，哆嗦着继续投入备耕“战斗”……

后来听说我因此还被生产队克扣了一个工分！

知青慰问团

苦日子开始不久，古田县革命委员会知青办派来了慰问团。进村一路上和隆德洋大队革委会贴起了耀眼夺目的红色毛主席语录和五颜六色革命标语口号，凸显出这个很特别的日子。可是咱们的父母官来了？！

夜幕刚降临，大队部会议室中央早就点上了平时难得用上的煤汽灯，它的亮度不亚于普通白炽灯泡，使今晚墙上语录牌和外加的彩色标语显得分外耀眼。县知青办的两位父母官端坐在亮处，桌面上各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红色的笔记本，中间还平放着一支自来水笔。大队党支书李庆土同志挤出笑脸坐在我们和慰问团领导同志之间。21名知青分坐左右两排围成忠字舞的队形围在他们面前。

一位慰问团领导同志狠狠地清了清嗓门，说道：“知青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亲，离开温暖的家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来到了全县最艰苦的这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勇敢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在火热的革命熔炉里冶炼自己，摔打自己，奉献自己的青春，正在向毛主席、向党和人民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故意停了一会儿，以为我们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结果等来的是一阵令人尴尬的寂静。

支书同志本来就不善言谈，这会儿继续呆坐在那里，保持沉默。这里大概只有他和我们知青一样，心中五味杂陈，无言以对。慰问团的另一名干部用低八度的嗓门温柔得像知青家长：“同学们在乡下生活都还习惯吗？贫下中农很关心你们的成长吧？农村是一所大学，同学们一定学到很多书本上见不到的知识吧？”

大伙儿面面相觑，一声不吭。会议室里只有头顶上煤汽灯在吱吱作响……

其实我们知青都是满腹苦水呀！哪来的那么多漂亮话？平日里我们一见面就没完没了地抱怨。我心想：今天如果是诉苦大会，会议气氛一定会活跃百倍！

就拿我来说，16岁的孩子本该在中学上课，现在却成天为了柴米油盐愁个没完没了。刚到农村第一年，政府分配给知青每月到远在十几公里之外指定的粮油供应站领取33斤大米。虽然常常搭配20-30%的地瓜米等杂粮，但只要自己注意节约粮食，就不会感到特别寒碜，不用父母到黑市高价籴粮食，倒也真的减轻不少家庭负担，实现了“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目标。我也没有真正重温几年前的那种嚼树叶吃浮萍的绝对饥饿感。

可是谁也不未曾料想到，下乡才第二年政府就不再提供任何国家商品粮油，咱得真到必须自食其力了。生产队当年结算给我188斤谷子（含不饱满谷粒），出米率0.65≈122斤米，每个月才10斤多大米！（难怪当地许多人拿谷子兑换地瓜米填肚子。）再说生产队10个工分值才0.81元，男知青最多每天给5个工分，每天0.4元除了买回这些口粮之外，剩余的钱也都“预借给”本生产队的困难户，到年终分红也见不到现金。

我和姐姐一年到头除购买口粮之外的55元工钱，生产队没有兑现现金，只给我们120斤生柿子，要我们自己一个个削皮晒干加工成柿子丸折成现金相抵销。我们简直是一筹莫展，首先是柿子削皮没经验显得笨手笨脚加工特别费时，二是没有晾晒工具，再加上晾晒过程若遇上连续阴雨天那我们的分红就剩下一堆烂泥巴！

不少同学的家里本来就捉襟见肘过日子，如今更是雪上加霜。陈树培同学全家6口人全靠他父亲顶着烈日寒风拉板车运货的一点收入。他妈妈还常捎信要他寄些钱回去帮扶养家！他很聪明，数学成绩特别好，1966年原本高三毕业，学校已经计划保送他上清华大学，眼看上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替家里分担忧愁了。结果这一切已经化为泡影，现在全家就指望他父亲一人拼死拼活地拉货车卖命了。如今落到这步田地，他只好四处弄些杂粮充填肚皮。

慰问团走后不久，陈小苹和潘为国两位知青革命意志开始动摇率先脱队，先后移民到香港投亲靠戚，成了可耻的革命叛逃者，造成很不良影响，使得几个女生和个别男生也假借各种理由回流进城！

人物特写

“长岭姆”是好久以前从附近的长岭村嫁到隆德洋的村姑，因为她和蔼可亲人缘好，大家都这样亲热地称呼她，却也没人提起她的姓名和家世。下乡第二年我和姐姐邀请另一个女知青陈小苹搬到村子西头，与好几户人家同住一个屋檐下。说来奇怪，这块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竟然有人盖起一栋这么大的四进式大宅。

不知什么原因，大队领导大厅把我们安排住进厅堂两侧的空厢房。而屋里其他人老老少少却蜗居在厅堂后面和廊下原本供下人住的偏屋和四处角角落落。这下子我们仨突然成了爬到贫下中农的头上的上等人，尽管我们当时都感到很不自在。住进去不久“长岭姆”就告诉我说这两间主屋闹鬼，原先的屋主突然得了怪病，腹胀死后还塞不进棺材！

看来“长岭姆”也不信邪，她特别关心姐姐和陈小苹同学的生活起居，经常关心我们的柴米油盐，生怕我们过不惯离开家的生活。有一回我妈特地来隆德洋看望我们的时候也得到她的热情招呼，还向妈妈详细介绍我们的情况，说我每天下地出工之前经常到菜地浇园，晚上收工回来还顺带扛回大捆树枝等柴禾，就像他们家男孩子扛农活过日子一样。

她还失口告诉妈妈说我的饭量很大，姐姐有一回在家煮了一斤四小两米饭请其他农民的孩子带进山给我当午饭和傍晚点心，不想我中午一口气就把它吃个精光！这让我爸妈心疼不已。至今，我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

队上的李祖秋大叔见过世面，总是乐呵呵的，也很体贴热心帮助我们这帮愣头愣脑的小知青。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也总要找他诉说抱怨一通。大家都亲热地喊他“祖秋叔”。第一年商品粮断供之前，他每次都能借来一辆人力木轮运货车，载上我们知青数人，一路小跑直奔山脚下的中村粮油供应站。

每次来到逶迤延伸的“五条线”下坡路，他非但没有放慢脚步，反倒是像牛一样加快速度向前冲！公路两旁的树木和行人纷纷向后飞逝！……大家丝毫没有感到危险，反倒是一路快活地又喊又笑，开心极了。我们没有坐过电影里的黄包车，更没有体验过什么敞篷汽车，但我猜想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那是我们在隆德洋度过的最快乐时光。

祖秋叔原本是上海市国家级篮球运动员，成天蹦蹦跳跳，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他悄悄告诉我们，全国粮食困难时期，他们运动员照样好吃好喝的，还跳交际舞什么的。后来传说家乡也在闹饥荒，他赶紧请假回来看望老母亲。见到乡里各家各户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他即刻决定留下不再归队回上海，马上进山垦荒种粮救人！这都是发生在八九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但我们都感到久久不能释怀！

据说村里此类感人事迹还不在少数。村委会秘书李仁书还是建国初期参加抗美援朝回来的一员老兵。劳作之余他私底下告诉我：在一个战役中敌军火力太猛，前头冲锋陷阵的战友纷纷倒下，他的步伐却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结果同一连队的老乡就剩他一人活着回国戴红花当上英雄。他回想起来总觉得很对不起战友和祖国。现如今“好汉不敢重提当年勇”啦，难怪我总是觉得他面对我们知青说起话来似乎从来不是那么有底气。

还有一位前些年刚刚退伍还乡的军人。他经常身穿退役带回来的崭新军装，头戴让人羡慕的绿军帽。他是外乡人，身高1.8米，一表人才，长得十分帅气。但是因为家里穷只好倒插门入赘到这个村子当人家女婿。老婆是独女，成天衣着不整，披头散发，还常患癫痫病，时不时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岳父年迈体弱不能下地干活，家里没有其他劳力，就靠他一人撑起全家的生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每逢青黄不接时节，他就得把家里的稻谷口粮挑到外地换回地瓜米以填饱全家人肚子。

我好想接近他，多向革命军人出身的贫下中农学习，可是他总是躲着我，从来不让我有任何机会靠近他。有关他的身世还是从他人嘴里得知的。我万万没想到，广阔天地还有如此比知青更落魄的“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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