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宗禹：村里的那些黑五类"贱民"们

王宗禹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王宗禹，1950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到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10月考入中国矿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业后在煤炭科学院从事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后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

村里的那些“贱民”

作者 | 王宗禹

雁北的冬天很冷，进村以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我们慢慢适应了睡火炕，烧煤的炉子烟囱通到炕洞里，睡前把炉子封好是个技术活，封好了可以保证一夜炕是暖的，并且温度恰到好处，劳累一天好好睡一觉很解乏也很惬意。

没想到有一天炕塌了，老乡看了后告诉我们，支撑炕板用的不是正经材料，不禁烧，原来是个“豆腐渣”工程。我们去找大队，大队干部说，快过年了，一般社员都不愿意干这个活，找了几个四类分子来给我们重新盘炕。

我们初来乍到，还分不清哪个是地主哪个是富农，这次一下来了五六个四类分子。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干活，这些人看起来和一般的老乡没什么区别，一样的穿得破破烂烂。不同的是，他们默默地干活，很少有人说话，一个上午就把活干完了，收拾好东西默默地走了，我们当然也没有人说一个谢字。

四类分子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扩充到右派分子，成为五类分子，文革时称为“黑五类”。随着大革命的进展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是打倒和专政的对象。“黑五类”已经不够用了，以致出现了“黑七类”“黑八类”这样的说法。贫困的农村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这里更是底层的底层，只有经济上被压榨，政治上被歧视，人格上被践踏的份，确切地说，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贱民”。

待的时间长了，有人指点我们，这个是地主，那个是反革命。我们知青本能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一般不会主动去和他们说话。但是每天在一起干活，老乡们在一起拉呱，关于这些人的一些事我们也都听到耳朵里。

“反革命”张德一

我们生产小队有个叫张德一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具体说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一贯害人道》，知道一贯道是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

有一次一伙人干活休息时老张主动聊起他的经历。1950年代初，政府抓捕一贯道骨干分子，他听到风声就逃跑了。那些被抓住的点传师都被枪毙了，他躲了几年后以为没事了，回到村里就被抓住了。所幸打击最严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只被判了七年徒刑，坐完牢就回到村里成了被管制的历史反革命。

我看着眼前这个瘦老头，背靠着墙圪蹴（蹲着）着缓缓而谈，全无从生死刀锋攀爬过来的跌宕情绪，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不禁生出一些感慨，是啊，保住了小命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可以看淡了。我很想问问他当一贯道点传师时的事，还是没有张开口。

“右派”荆日悦

荆日悦原来是公办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返回乡，家里成分又是富农，地富反坏右他一个人就占了两个。我们进村后就赶上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凡运动必整人，像荆日悦这样的双料货理所当然就成了整治的对象。

公社干部邓力来到我们生产队主持批斗会，我被指定做记录。荆日悦站在中间，邓力要大家揭发批判荆日悦的罪行，间或冷场，间或有积极分子发言。我可犯了难，他们说的都是些族间乡里，妇姑勃谿的烂事，有些连基本的逻辑都搞不清，真不知道怎么记录。

邓力不断纠正着会议的方向，要荆日悦交代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邓力指着荆日悦说，你就是藏到你妈的X里去，老子也要用毬头子给你捅出来。我惊呆了，汉语言里还有比这个更下流的吗？堂堂国家干部，大庭广众之下，何况在场的还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竟然如此下流，何以为人！

荆日悦后来又碰到倒霉事。那天副队长领着我们一伙人在公路东面一块地里锄玉米，荆日悦的三小子（外号三白皮）和荆XX家的二虎发生口角，他们两家还是本家，但是素有嫌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动起了手，手头现成的武器就是锄头，两个人挥舞着锄头打了起来。二虎的哥哥和弟弟也过来参战，荆日悦也挥着锄头赶过来。

五个人五把锄头在地头打成一团，父子二人打不过三兄弟，三白皮被打倒在地，二虎上去一锄头打在三白皮额头上，立刻血流如注，荆日悦见状立刻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人们看得惊呆了，二虎也吓坏了，哆里哆嗦地跟副队长说了些什么，我就在旁边，二虎已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了。我们赶快在路上拦了一辆马车，把三白皮送到了不远的公社卫生院，缝了几针，幸好没有伤到骨头。

公社驻村干部李祥福处理了这件事，严厉地批评了二虎一家，二虎家赔了一些医药费。原来我还替荆日悦捏了一把汗，当时如果成分不好打起官司来，即使有理也先输了一半。李祥福的处理很得人心，也有人说李祥福和荆日悦以前是同学。后来知道，在公社那些干部中李祥福的口碑一贯是最好的，他不像有些干部动不动就拿阶级斗争来说事。

2018年8月底，我们一行插友回到插队的地方去寻旧。插队时村里的后生九栓是我们知青的好友，这次我们回去，他领着我在村里转转。在街上见到了荆日悦，此时的他已经92岁了，没想到一见面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现在的他，“右派”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每个月还可以拿到3000多元退休金。50年前的事他居然都记得很清楚，说到邓力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前不久他在县城里碰到邓力，邓力还和他打招呼。他说他当然忘不了批斗会上的事，在大街上把这个也是将近90岁的老人结结实实地臭骂了一顿，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叛徒”于美和“富农”焦永

谷前堡村有两个村民们引以为傲的人，一个叫荆仓，一个叫于美，他们都是1940年代参加革命的，现在都在部队上。老乡说他们都当了大官，后来知道荆仓是个团级干部，于美只是营级，真算不上什么大官。

于美驻军在青岛，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青岛部队来人调查于美的历史问题，说他历史上有叛变行为。

不久于美回到了村里，带着家眷，还带着一顶“叛徒”的帽子。据说部队对他还是从宽处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其他则按照复员处理。

叛徒和复员军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于美在村里的地位有点尴尬，村里对他还算不错，只安排些苦轻的活。秋天时候安排他和知青许全英搭伴看田，那个时候男知青基本都被安排看田，一个知青和一个村里人搭伴，于美和我们这些知青也都混熟了，有时看田巡视时碰到一起也在地头聊聊天。

于美个子不高还挺瘦，但是他是见过世面的人，阅历丰富也很健谈，他年轻的时候卖过麻花，他说先把糖熬成糖稀，用糖稀和面炸出来的麻花是脆的。还说美国在越南投下的定时炸弹，炸弹投到地面会自动向下钻3米，然后水平方向钻一米。这些我都印象很深，感觉他真是个渊博的人，全英和他搭伴看田，一切都听他的。

有一天下午收工的时候，于美领着全英在村西头检查，在一个老汉的箩筐里青草覆盖下翻出了两根瘪玉米。老汉叫焦永，是个富农，驻村的公社干部宋某某立刻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当晚就在大队部召开斗争会，将两根玉米挂在老汉的脖子上，站到凳子上。老汉年轻时出口外把十个脚趾头都冻掉了，平时走路都是一点一点的挪，非常可怜。

斗争会后晚上也没让他回家，两个民兵看着他。半夜里他说要上厕所，出了大队部不远就跳到了井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这样屁大点的事就出了人命，后来县公安局的人说，公安局并没有焦永是富农分子的备案。实际上富农成分和富农分子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可恶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肆意妄为，草菅人命。

不知道于美对焦永的死是如何想法，这样的小事完全可以放过一码，于美的身份实际是处于“贱民”的边缘，也可能是急于表功吧。我看田也抓过一个放羊的小孩烧吃玉米，抓到大队后小孩被村干部扇了两个大嘴巴，对于此事我特别后悔。

后来发生一件事也使于美有些狼狈。一个知青在北京偷了一件军大衣，拿到村里卖给了于美，北京的警察追到谷前堡村，找到于美，没收了作为赃物的军大衣，还把于美训斥了一顿。

军装在当时是抢手货，社会上也充斥着“山寨”军装，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都垂涎于一套正宗的军装。我有些纳闷，于美是复员军人，难道还要从外人手里买军装吗？或许于美有自己的苦衷，他需要强化他的复员军人的身份。

50年后我回到谷前堡，知道于美的叛徒问题早已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党籍，补发了工资，但是不可能再回到部队。他在县城里买了房，在那里安度晚年。

没有人为焦永老汉平反，我感到他的冤魂还在谷前堡上空飘着。

二零一八年十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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