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宗禹：谷前堡纪事

王宗禹新三届 2018-11-18

作者简介

王宗禹，1950年1月生人，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读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去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后来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后来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照片1969年12月摄于大同矿务局万人坑。那是插队一周年雁北地区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照片中后排右二为本人。正中穿白色羊皮袄的是计三猛，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最前排穿浅色衣服的女孩是徐小宁，算是知青典型，一只胳臂被铡草机切掉了

去插队吧，没有别的路了

1968年9月底，我在山东老家接到同学许成的信，他告诉我学校要开始军训和复课闹革命了，我回到了北京。

军训要求学生住到学校里，正中我的下怀，可以解决我住在舅舅家的尴尬。所谓复课闹革命，只是装模做样地上了几天文化课，早已习惯了被批判被侮辱的老师战战兢兢地面对习惯了批判和侮辱别人的学生，这样的课没上几天就上不下去了。

紧接着开始进行上山下乡动员，动员对象从高年级开始，第一批是东北兵团，重点动员老高三和老初三。我们二龙路学校是教育部的教改实验学校，因为教改几经上马又下马的折腾，学校没有高三，低年级的报名也可以。我是老高一的，不属于重点动员对象，明知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了，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报名去东北，报名时却被告知晚了一步。

不久就开始动员第二批，第二批是去山西，学校还派了代表去插队的地方考察，学生代表高二的女生高桂英考察回来作报告，大概介绍了那里地理气候土特产等以及当地贫下中农如何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空话套话早就听腻了，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是，贫下中农烧好了热炕等着我们呐。

正在这时我发生了经济危机，长沙的大哥因为参加了什么湘江风雷组织被关进了学习班，我便没有了生活来源。此时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插队，手里一点钱都没有了，给新疆的姐姐打了电报求助，姐姐很快把25块钱寄到林学院的二哥那里，二哥把钱送到我这里，这时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又给我补助了30元和一些布票，立刻觉得宽裕了不少。

买了一些生活日用品，又到茶叶铺买了个薄木板的茶叶包装箱，算是我的行李箱。将被褥等打了一个包，送到学校托运走了。没有了被褥,当晚就住在了同学陈传旺家，那天陈传旺家就他一个人，他做了炸酱面，一个劲地把肉往我碗里加，很让我感动。

第二天是1968年12月18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我们离开北京去山西插队。火车从北京站出发，我的好朋友许成、彭嘉英等七八个人去给我送行。站台满满的都是送行的人，有家长有同学，有的人用红卫兵战旗做背景照相，气氛热烈中夹杂着伤感，似乎并没有人哭。当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在车上，看到下面忽地一下，扬起的手臂像树林一样，紧跟着车上车下哭声一片。我没有哭，感觉像一片树叶被扔进了大海里，任凭它去漂。

当天晚上就到了目的地山西省天镇县，天镇县离北京直线距离只有300多公里，没想到那里那么冷，至少有零下十几度。在北京我自恃身体好，又听信了“烧好了热炕”的话，来的时候只穿了两条单裤，冻得我瑟瑟发抖。

我们被安排在县中学的几间教室里，我们那间教室生着炉子，但满屋子烟，待不住人，又爬到屋顶捅烟筒，还是不行。行李已经到了，明天就要进村，谁也不想打开行李。只好围着炉子凑合坐了一宿。第二天我们被村里的马车拉到了谷前堡村，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插队的生活。

关于吃的那些事

我们20多个男女知青住在一个以前地主的院子里，一排极破的土房真配不上地主这个称号，前面是一片空旷的院子，院子西南角是个土墙围起来的厕所。全村是一个生产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小队。我们两个男生一组，两个女生一组分到各个小队。

大队派了一个老头给我们做饭，大家一致坚持不喝老乡常喝的糊糊，老头做的就是那种像牛屎一样的玉米饼子，再就是小米饭，偶尔吃一回油煮糕。老头个人卫生极差，做的饭也很不干净，更糟糕的是偷东西。

大伙一商量干脆自己做饭，两个人一组，轮到谁做饭，那天就不出工了。那时真没有经济头脑，老头做饭是大队记工分，我们自己做饭没有人给工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那就是穷。天镇县位于山西省最北边的雁北地区，是全国的贫困县，这里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日期短。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谷子、黍子、莜麦和土豆。在这里白面是奢侈品，因为气候寒冷，种不了冬小麦，种春小麦因为浇不上水产量极低。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那年用菜地种了几亩春小麦，为的是让社员过年能够吃上一顿饺子。收了麦子，一算账每人一斤。生产队统一磨成面，按人头每人分了八两面。

老百姓吃的饭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平常的主食是糊糊。糊糊的做法是，先把谷子(就是没有去皮的小米)炒熟，然后磨成面，放在大锅里加上碱面熬成糊糊，家境好些的，糊糊里放些土豆。菜主要是咸菜，用胡萝卜、芥菜、圆白菜腌的，有时候也做点热菜，土豆，圆白菜等煮熟了点上几滴油。

玉米面也不是像我们这里蒸窝头，而是和得稀一些，加上碱面，舀上一勺子扣在笼屉里，一滩一滩像牛屎一样，蒸熟了，有点发红。还有一种吃法，叫做拿糕，大铁锅里放一点水，烧开了，将玉米面倒进去，用铁铲子使劲搅和，再少倒一点水盖上锅盖焖一会，然后再用铁铲子使劲揉，出锅后蘸着菜汤吃。

这些东西口感都不好，当然对于十分饥饿的人则另当别论。盐也不能直接放到菜里，必须先化成盐水，因为盐里有一种不溶于水的东西，吃到嘴里像沙子一样。好吃的东西叫油煮糕，山西人管炸都叫煮，实际上就是油炸糕，原料是黄米面，黄米面来源于黍子，黄米面和莜面制作过程有点复杂，不赘述了。

好东西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吃，平均每人一年只有一斤油，是胡麻油或者菜籽油，胡麻油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其实并不难吃。

农民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们并不交，因为产量太低了。按照国家规定人均口粮最低标准是280斤，我所在的生产队那一年是人均260斤，还达不到280斤的最低标准，还可以到国家粮库去买20斤口粮。这里所说的粮食都是毛粮，玉米是玉米粒，谷子和黍子都是带皮的，5斤土豆折算成一斤粮食。

知识青年的口粮并不算少，每个月44斤，一年就是528斤。这些粮食要是给老乡，那是很富裕了，可是在我们手里，最后竟到了饿肚子的地步。

我们村就在火车站旁边，回北京比较方便，只需一张4.7元的火车票就可以到北京。别的村的知青，有和我们村知青相识的，上下火车来我们这里落个脚，吃顿饭，有的住一宿也是常有的事。再后来，有的住个十天半个月也有，时间长了造成了粮食亏空。

呼朋引友的都是男生，女同学有些不满，又不好意思说，没有朋友来的男生也不满，有了不同意见却没有沟通的渠道就埋下了隐患，虽然下乡时学校指定了负责人，实际上是形同虚设。

伙食越来越差，矛盾积攒久了终于发生了变故。那一天，来了一群后生，把女同学的行李都搬走了，她们两两一组搬到各所在小队的老乡家里去了，小锅小灶早就准备好了，看来是蓄谋已久的。男生面对空旷的大院毫无思想准备，一个个瞠目结舌。

大队通知我们，女生从今以后按照标准口粮，每月44斤到小队领粮，也就是说，以前的亏空都是男生的。男生坚持不散伙，后来也坚持不住了，因为没有粮食了，那天我钻进盛粮食的大柜子，扫出了最后十几斤玉米，吃完这些玉米我们就断炊了。

我们去找县知青办，知青办让我们去找生产队，生产队则根本不管。原来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十多个男生也各顾各了，我和高凯良、颜炳新、许全英、隆世昌组成了吃饭共同体。每天早上不吃饭就去出工，中午回来去火车站的小饭馆，拿出各自的应急储备，每人买三个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小馒头，半斤粮票，一毛一分钱，喝点白开水就算是一顿饭。

下午出工，晚上几个人分工合作解决晚饭问题，有人拿出从北京带来的挂面一斤，一个人去场院跟看场院的老汉要一笸箩豆角，两个人去老乡的自留地里偷土豆，从土豆秧子根部伸进手就可以摸到土豆，抠出来装进衣服口袋。为什么偷老乡自留地的，一是因为自留地的长得好，二是那时的思想观念，集体的利益高于私人的利益。

每次偷的不多，装满衣服口袋就行。回来烧一大锅水，放进土豆和豆角，煮的差不多了再放一斤挂面，放点盐，煮熟了，五个人一会就吃个精光。晚上，百无聊赖，躺在炕上唱歌，从抬头望见北斗星唱起，凡是会唱的歌差不多都唱一遍。

家里带来的吃的和钱毕竟有限，我们之中的许全英在村里有亲戚，他老家就是这里，本来他在北京的学校插队是在晋中，他父亲送他来这里插队，为的是这里有亲戚能有个照应，到这个时候真帮上了忙，他向亲戚借到了粮食，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最早下来的粮食是黍子，急忙找生产队长打借条预支了50斤，黍子去了皮就是黄米，推成黄米面就可以做年糕。那几天，黄米饭，年糕轮番吃，没有菜就蘸白糖和红糖，或者蘸着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酱油膏是浓缩了的酱油，或者叫固体酱油，切下一块泡在水里就是酱油，这种东西现在见不到了）高兴了几天，后来吃的有点恶心。

挨饿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实在馋得厉害了，到火车站有个肉联厂的销售点，4毛钱买半斤猪头肉，或者在小饭馆2毛7买一盘炒鸡蛋，简直就是享受至极了，问题就是没有钱。

好在这里离北京比较近，他们回北京比较多，回北京也有不买车票的诀窍，回来时带些好吃的，好吃的大家共享。各人家境不一样，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吃别人的，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

刚进村不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在煤堆里发现了一摞芝麻酱饼，已经发霉了。很明显，这是有人从北京带来的，没来得及吃，又不舍得拿出来给大家吃，直到它发了霉，只好偷偷埋了。

有好吃的东西宁肯发了霉也不给大家吃，这种事只有女生做得出来，男生立刻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究竟是谁干的，一时间似乎成了一个案件，破案本来就是件十分刺激的事，男生里面年龄最小的国吉生最兴奋，居然像警察一样挨着个盘问女生，所有的女生则一概矢口否认。

晚上男生宿舍里开始分析“案情”，挨着个排查“嫌疑人”。国吉生说，我认为肯定是×××（请原谅我隐去姓名）干的，别人说，你小点声，女生就在隔壁，别让人听见。国吉生说，我才不怕哪，那人激将说，你敢喊吗？国吉生说，怎么不敢，这个愣头青当时就扯着嗓子喊×××的名字，立刻隔壁的灯熄了，一片死寂，男生这面笑成了一团。

理发

男生的理发成了问题，大家决定凑钱买一把理发推子。高凯良的父亲在天津一个叫王串场的商场里当会计，凯良给他父亲写了信，不久凯良的父亲寄来了包裹，里面有推子和信。

凯良说，我父亲说了，推子给大家用，不让我跟大家要钱。至于理发的手艺，我倒是有一点。上初中的时候，一次到我家附近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拿我做样板给一个女徒弟讲解理发技术，讲得很细，活干得也特别好，最后理发师傅跟我说，我要多收你五分钱，一毛五变成了两毛。女徒弟学得怎样我不知道，理发的基本技术我是学会了。上高中后我们班里有一把推子，我是当之无愧的理发员，多高的技术不敢说，侍候这些半大小子是没问题的。

有了推子很是高兴，不知是谁的建议，大家都推光头。十几个男生居然没有一个反对的，一会功夫十几个秃瓢就产生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种无拘无束的笑后来的好多年都体会不到了。

十几个光头小子，向北越过铁路，沿着山坡向十里地外的榆林口走去，一路唱一路笑，一直到古长城脚下。面对残垣断壁，有人还激动地朗诵起毛的诗词，一时间好像真的体验到了豪情万丈的快意人生。

尚秀颖之死

我们村知青最大的是老高二的，最小的是新初一的，那年老高二的一般是20岁，新初一的是16岁。尚秀颖是老高二的女生，应该是20岁，插队一年多的时候她死了，因为拉痢疾。

尚秀颖身材娇小，一头漂亮的长长的黑发，和人说话时总有个笑模样，男生却给她起了个比老头还老的外号，叫做寿星。因为她有点奔头，有点像年画里的寿星老。其实前额有点凸出是事实，并不严重，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前额已过画堂前”的苏小妹，不过拿别人的生理缺陷恶搞开涮本来就是男生一贯的做派。好在这个外号只在男生中流传，她自己未必知道。

在学校时我和尚秀颖并不认识，她是高二，我是高一。插队后住在一个院里，我给别人理发时跟她借过梳子。开始是给知青理发，后来也给老乡理，多次跟她借梳子她都没有拒绝，有一次感觉她有点不高兴，她说，老乡的头发真脏。我也是有点没心没肺，没往心里去，以后再借梳子她没再说什么，依然很痛快地借给我。

后来她和一个叫胡香菊的高二女生搬到老乡家去住了，再后来，一定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开始拉稀，详细过程我不清楚。可以想见，因为看病很不方便，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能忍则忍，在那样的环境下，两个弱女子是多么无助。待到送到公社卫生院人已经快不行了，转到县医院，虽经全力抢救人还是死了。

我们得到消息赶到县医院，人已经在太平间了。这样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家带来的恶果，如果仍然住在大院里，那么多知青，一定会早一点把她送到医院去。

知青的死惊动了县领导，急忙给北京尚秀颖的家里拍了电报，电报说尚秀颖病重。那天晚上，尚秀颖的大哥和父亲来了，县里派吉普车到车站接他们，在车上告诉他们尚秀颖已经死了。下一步就是料理后事和其他善后事宜。

尚秀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和我一样，也是资本家。严格地说，她家和我家还差一个级别，那时我家已经晋升为反动资本家了，她家还是普通资本家。尚秀颖的父亲有个很气派的名字，尚万斛。我看到的他却是瘦小枯干，佝偻着腰，一斛都不斛，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老爷子能被剥夺的都被剥夺了，如今女儿也没有了，大概已经心如死灰了。

尚大哥是北京石油学院的教师，县领导问尚大哥有什么要求，尚大哥想了想，提了两条要求：一，请求县里帮助把尚秀颖的遗体火化。二，尚秀颖在插队期间的表现请有关部门写一个鉴定。我听了简直无语了，这算什么要求啊？过后我有些自责，明明县领导一脸沉重，我却怀疑他们在偷着乐，我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天镇县没有火化场，县里派了车，高凯良和另一个男知青欧大年陪着尚大哥送尚秀颖的遗体去大同火化。骨灰送出来的时候，尚大哥跪下了，抱着骨灰盒说，小妹，跟哥哥回家吧。

当天晚上他们住在招待所，欧大年和尚大哥住在一个房间，半夜里欧大年听见尚大哥蒙着被子哭。

回忆定格在县医院的太平间。我们几个知青去看尚秀颖最后一眼，县里没有殡仪馆，也没有整容师，死者身上穿着崭新的蓝色棉大衣，脸上盖着布。我们去了，工作人员只是把布掀开让我们看了一眼就盖上了，可能他也知道没有经过很好的整容，样子不好看。我们三鞠躬，时间太仓促，没有花圈，也没有哀乐。

回来的路上，没有人说话，悲人及己，大家心里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下一个是温炎。温炎是我们学校老初二的，一个17岁的女孩。插队在我们邻村，我们是谷前堡，他们是谷后堡，相隔只有两里地。温炎是个文静的女孩，说话细声细气，后来发现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细，并且越来越沙哑，其实那是脑子里长了肿瘤压迫语言中枢所致。

在那样的条件下谁也没想到要去做什么检查，直到感觉不行了的时候已经是真的不行了。尽管温炎的父亲温克敏当时贵为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的司长，他也没能救得了他的宝贝女儿。

男厕所女厕所

二十多个男女知青住在一个大院里，却是共用一个只有一个蹲坑的厕所，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女生如厕都是两两为伴，一人在里面方便，一人在外面站岗。男生则有自己的套路，那里风沙大，男生一般都戴帽子，如厕时把帽子放在墙头上，就表示厕内有人，没戴帽子时就要在里面不停地咳嗽。就这样，相当长时间内居然相安无事。

尴尬的事发生过一次，一个男知青从北京带来了女朋友小何，小何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一个人上厕所时，不想一个男生也上厕所，刚到门口，里面腾地站起个女人，提着裤子，满脸通红，却没有恼怒，而是笑着说，哼，也不看着点。男生一脸尴尬，赶快跑回宿舍，跟我们学舌，“她说也不看着点，我怎么看哪？”生活又多了一些乐趣。

离我们两里地的谷后堡知青因为男女厕所问题发生过一件事。他们的男女厕所是分开的，不过只隔着一道肩膀高的矮墙。一次一个男生解手完站起来，隔壁正好蹲着一个女生，女生认为自己被男生看了，回去和其他女生说了，引起激愤。

偷看女生上厕所肯定是流氓行为，挟着北京造反的余威，这群女红卫兵要开批斗会，批斗流氓分子××。虽然男生坚称没有看，但是从空间关系看，应该是能看到的，××百口莫辩，一场危机就要发生。

谷后堡24个知青中22个是老初二的，还有两个老高二的女生高桂英和王珍琪，这两个有点大姐的风范，人比较理智，也能压得住阵，经过她们做工作，最终化解了危机。顺便说一句，这个王珍琪是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姐姐。

偷狗

从我们村向西北15里有个村叫水磨口，那也是我们的知青点，那天他们来我们这里串门，讲了他们偷狗的经验。那里的狗只要你给它点吃的，它就和你亲近。他们拿玉米饼子把狗引诱到屋里，给它吃喝，抚摸它，悄悄地把绳子套在狗的脖子上，长长的绳子两端，男生女生齐上阵，攥紧了绳子，一个人喊一二三，大家齐用力，活活把狗勒死。第一次作案没有经验，拉紧的绳子不敢松开，眼看着狗还睁着眼，终于实在拉不动绳子的时候才松开，狗还嗷地叫了一声，把女生差点吓哭了。

偷狗的过程挺刺激，更重要的是可以吃狗肉。我们也准备实践一次，经过考虑，做了一些技术改进。前期工作是一样的，先把狗引诱进屋里，准备一盆水，两个人按住狗的两只前腿，一个人按住头，突然把狗头按到水里，狗挣扎不过三个人的力量，一会的功夫就被呛死了。

狗肉被吃了，其他的狗皮狗头内脏等东西拿到远处埋了。第二天丢狗的老乡问我们看到他家的狗没有，我们说没有，这样事情就过去了。4年中这样的事我们做过两次。另外还有一次情况比较特殊。

人们总是把偷鸡摸狗放在一起说，在老乡眼里偷狗的恶性比偷鸡的恶性低，他们养狗从来都不喂，养鸡则是每天喂，这样就给知青偷狗留下空子。许全英喜欢拿吃剩的玉米饼子喂狗，有一只狗几乎总是与全英寸步不离。

有一天另外一个村（李家庄）的知青邀许全英去县城里看电影。一个人骑自行车驮着全英，狗跟着跑。看电影的时候狗就在电影院外面等着。电影结束后他们邀请全英到他们村里住几天，狗也跟着去了李家庄，全英住了几天回到谷前堡，狗被他们留在了李家庄。

他们一直养着这条狗，大约两年后，狗被养得又肥又大，养狗的这两个知青被招工去大同，走之前把狗杀了。那天他们扛着半扇狗肉送到我们这里，我们足足吃了好几天。我是吃伤了，自此一口狗肉都不吃了，现在还是。

我们不但吃狗肉还吃过猫肉，有一次几个知青在水塘边干活，抓了一些青蛙，回来把青蛙腿做菜吃了。这件事轰动了全村。“这些侉子们什么都敢吃”，侉子是老乡背后对知青不太礼貌的称呼。有一次几个后生打死了一只野猫，收拾干净给我们送来了，问我们敢不敢吃，我们也没有含糊，加点土豆炖熟了都给吃了。我这辈子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很不好吃。

夭折的小报

刚下来时真是雄心勃勃，一心牢记领袖的教导，发誓一定要大有作为，高二的同学居然把印传单的油印机也搬来了。要有作为第一件事就是要办一张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实践》。名字来源于毛的语录，那时毛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毛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就是来实践的。

颜炳新的文笔不错，在学校时又是革委会委员，对办报特别热心，就做了主编。同在天镇县插队的还有北京七中和太平桥中学的同学，七中有几个同学，感觉他们是那种有思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们对这份报纸也很支持。

记得有个叫崔武年的和刁锐的写了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做《论安贫乐道及其他》，详细内容已经不记得了。文章刊出后崔武年他们很不满意，因为主编把他们的文章删改得太多。小报只出了一期，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

后来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哪有心思办报纸啊。很多年以后我做了编辑这一行，我特别注意，对文章作者一定要尊重，改动文章一定要征求作者的意见。这个崔武年后来在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工作，对于国家的政治改革还提过很中肯的意见。

看田

秋天庄稼熟了，为了防止有人偷庄稼，村里指派一些人专职做看田的工作。知青是理想的人选，因为知青没有和村里亲戚瓜葛的关系，可以避免监守自盗的嫌疑。

男知青基本上都干过看田，我和村里的贫协主席老郭大爷搭伴负责指定的几片地，白天可以在家里睡觉，偶尔出来转转，晚上必须出来巡视。郭大爷帮我借了一件羊皮袄，那种羊毛在里面羊皮在外面的白茬皮袄，非常暖和。

有一天夜里我在地头裹着皮袄睡着了，一只狗以为这是个死人，我感觉脸上热乎乎的，猛地惊醒，狗跑了。从那以后我开始抽烟了。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和老郭在学校附近的地头坐着，学校没有围墙，有两个人影，一高一矮，一男一女进了教师办公室，进去后也没有开灯。老郭悄悄跟我说，这个男的是学校的郭老师(恰好也姓郭），早就听说他跟女学生不清不白。

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出来了，女的向那个另一个方向走了，郭老师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猛地看到我们显得有些慌乱，很快镇静下来，和我们打招呼，给我们抽烟，然后说，学生们闹矛盾，我给调解调解，我感觉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老郭外号叫郭烂烂，嘴是超级烂，我就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出去。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把这件事淡忘了，有一天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找我了解那天晚上的事，我把看到的原原本本地讲了，再后来就不清楚了，我希望教师里的这些人渣能被清除掉。

铁路北面是我和老郭的管辖地段，那里是一片荒坡地，土少石头多，只有一户姓焦的人家，据说是一户富农。我一直纳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水的问题的。

有一天我到铁路北面去巡视，远远看见山坡上有烟，基本可以判断有人在点火，不是烧玉米就是烧土豆。看着不远走起来很远，我气喘吁吁地到了那里，一个放羊的男孩在烧玉米，被我抓了个正着。

男孩只有十二三岁，哀求我放了他，我是一脸正气，不肯通融，将他带回了大队部。大队革委会赵主任正好在，我跟他说了情况，赵把孩子拉过来就是两个大嘴巴，孩子哇哇地哭。

我当时就后悔了，赶快溜了，我后悔死了，我骂自己是个混蛋。小孩不就是吃了一根玉米吗？我不是也偷过土豆偷过狗吗？

另一个知青和一个复员军人组合，复原军人看田比较有经验，知青完全听他的。有一次他们在一个老汉的小筐里翻到了两个被青草盖着的小瘪玉米，这个老汉就是住在铁道北面的那个姓焦的。

问题严重在这个焦老汉是个富农分子，驻村的公社干部立刻抓住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马上召开批斗会。焦老汉年轻时出口外，把十个脚趾头都冻掉了，平时走路都是一点一点挪，非常可怜，这次被要求站在凳子上，脖子上挂着两个瘪玉米接受批斗。晚上不让回家，两个民兵看着。

夜里老汉说要上厕所，出了大队部走不多远就跳到了井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更令人震惊的是，后来公安局说，他们那里没有焦老汉是富农分子的备案，也就是说焦老汉根本就不是富农分子。

那些荒唐的事

有些事很难归类，都是零零散散的碎片，就归到“那些荒唐的事”里吧。

生产小队晚上要在豆腐坊开会，我的住处离那里有一段距离。黑灯瞎火的我去开会，路上脚踢到一本书一样的东西，我就放在口袋里。到了豆腐坊，打开一看，是一张折叠起来的毛主席像，两个眼睛被抠掉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旁边的生产队长一把抓过去塞进着火的炕洞里，他说，少找麻烦。

事后我很佩服李队长的处事果断。试想要是上报到大队，再报到公社，还会报到县里，肯定是个反革命事件，还不一定要有多少人倒霉哪。

知青之间串门走动是常有的事。宣家塔公社几个知青到别的村串门，男女知青在一间屋里聊天，天晚了就睡在一个炕上，男女之间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一盏油灯算是男女界限。没想到的是门外早就有民兵盯上了，知青浑然不知。差不多都睡着了，一个知青就把灯吹灭了。埋伏在外面的民兵像接到了信号，立刻破门而入，把男女知青都抓到大队部，可怜男知青们被吊起来打。

回顾四年的插队生活，不胜唏嘘。我从19岁到23岁，青春的大好年华就消耗在那里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我可以读完一个大学，或者学好一门技术。有人说，你有了这段经历也是人生的财富啊。对此，我颇不认同，就如同被人塞了一嘴狗屎，如果还把这种吃狗屎的体验当做财富，甚至还要说什么青春无悔就近乎无耻了。

王宗禹 2018年1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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