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走过四十年
第5集 情归何处
1968年，一群十六七岁的上海少年来到了遥远的北大荒；他们不知道会呆多久，只知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十年后，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里，有的人带着深深的伤痛离去。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们再次踏上那趟北上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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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倒在春雨里
二. 叶落白桦林
三. 迟到的怀念
倒在春雨里
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兵团连队，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连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本来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
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倒，一根粗大的原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那根原木。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号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了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搀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我领着师政治部组织的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学品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可惜。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它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个人做一个牙具袋。
我还写道，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我还写道，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精神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屯垦戍边的兵团连队毁林开荒，又在附近的桦皮窑林场的林地里盖上了营房。在土地纠纷中我们败诉，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那个时代制造的，现在也不乏涌现，而我们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他就微不足道了。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他们也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每到忌日和清明，都为他扫墓和烧纸。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死于1969年5月28日。
叶落白桦林
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对儿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屁眼……”明白人指点着，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他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
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的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一百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７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流氓集团”。
这八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有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八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了斗争的激情，他们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
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了，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人们发现他没了，后来在那间新盖房舍的房框子上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迟到的怀念
我们离开北大荒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粘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是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已没有心思种地了，就准备打仗了。
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亲属有“政治问题”的知青遣送到远离边境的农场。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地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
他也在被遣送之列，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那一天下着雨，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我们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那里，调到兵团报社工作。后来听说，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事故中，怎么死的不得而知。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为了实现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的夙愿，1994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农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阎启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2月20日。阎启庸和三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当挖到6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17岁的鹤岗青年高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当高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井里。
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高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拴住了高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
当小高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高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熔化在这片黑土地里。那一年他只有25岁。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
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来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70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启芳对大家说，弟弟从小就是这样助人为乐。他在上海读书时，我们住的四川北路有条小巷地势低洼，一下雨那里的水没膝深，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启庸，总在那里扶老人过路，背小同学过水。在新泸中学读初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他爬起来就往学校跑，回来时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学校出早操，老校工走到他的面前说：“就是他！”他红了脸。校长当着全校同学表扬他昨天晚上在风雨中把学校所有没关好的窗子都关上了。
阎启庸像一条牛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赎罪般地辛勤地劳作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以真诚的心善待每一个人，甚至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在当时他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追悼会，就被草草地埋在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树林里。经过他所在的基层单位5年的努力，1975年11月11日，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阎启庸为革命烈士。当时已经查清阎启庸的父亲阎伯时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担任蒙江县（现靖宇县）县长时曾为杨靖宇将军资助过军用物资。因此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他只身逃往兰州，客死异乡。
尽管知青都走了，但农场的职工并没有忘记阎启庸，他们把他的事迹写进场史，印成材料教育后代。农场医院的医生郝文东历时十年收集阎启庸的生平事迹，并积极建议在场部的锦山公园为烈士立碑修墓。我那次采访时就住在公园旁。这里有座小山，绿树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山顶上还有一个当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清幽。有朝一日，阎启庸能安睡在这锦山湖畔，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假如
阎启庸还活着，
他应该是67岁的年纪。
夕阳里，
他应该尽享天伦——
儿孙绕膝，
生活幸福、甜蜜！
他也一定会
和我们在一起，
参加社会各种公益活动，
绽放晚霞的美丽！
可是，
43年前
他就走了，
走得是那样急——
在生命的千钧一发之际，
他只留下一句：
“我下去！”
铿锵有力的话语，
只身跳入井下，
为了我们的战友，
我们的知青兄弟！
战友得救了，
他却牺牲在井底，
再也没有站起！
43年了，
人们没有忘记，
是他救人舍己，
书写了人生的壮丽；
是他忘我的精神，
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他是我们知青的骄傲，
我们的英雄兄弟！
43年了，
在战友的聊天里，
总是要把他回忆；
在同学的聚会中，
总是要把他说起。
他永远在我们的队伍中，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文图来源：东北网、贾宏图的博客、红枫叶的博客
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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