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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邹坚峰:一个城里孩子眼中的上山下乡

邹坚峰 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邹坚峰,1960生于江苏无锡,77级,1982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同年在北京从事科技图书编辑,1987年获南京大学理学硕士。1995年移民新西兰。

原题

一个城里孩子眼中的上山下乡 


作者 | 邹坚峰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有幸中榜,去南京读书走人。留下一丝遗憾,错过了上山下乡。我高中的同学据说有去郊区马山公社插队的,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还未终结,但已有消息传出,说政策要变。我的同学们之所以没去苏北,只在郊区报个到,正是应了这形势,走一过场,随即就回到城里都安排了工作。

 

那年我应届高中毕业,原先是做了思想准备的,如有上山下乡,每家必须走一个,我就报名,想好了去太湖边上的渔业大队落户,白天在湖面上撒网捕鱼,向晚欸乃归舟。高考夺走了我浪漫的梦。

 

在我记忆中,城里的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0年代末,那年代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宣传车大街上缓缓前行,高音喇叭架上车头,宣传员就坐在车里,男女高音轮替喊: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面上贴出大幅标语:到盐城去,到响水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在无锡人眼中,苏北就是祖国最艰苦的地方。苏北的那些地名滨海,建湖,射阳,大丰,东台,响水,一夜之间为无锡市民口耳相传。

 

报名上山下乡的初高中毕业生,老老三届,新老三届,一个一个胸戴大红花,站彩车上游行,锣鼓喧天,万人景仰,风光无限。光荣啊,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带着理想和憧憬,军用挎包里藏着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乙种本,夹道相送的群众恨不能都站到彩车上一同前往。

 

起初阶段总是美好的,蜜月很快过去,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还是那些群众,开始在窃窃私语,先去苏北的知青已经将亲历传了回来,那里又穷又苦,板结状的咸碱地,满眼花白,野草稀黄,看不到绿意。喝的是苦涩的盐水,吃的是玉米碴子,睡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土屋,整个一蛮荒不毛之地,众人谈虎色变,去苏北插队像是去蹲劳改农场一样,令人惶恐。据说一群插队知青渡过长江,一路车马劳顿,来到苏北乡下,一下车解下水壶,灌上河水喝一口,咸的,当场挥起水壶砸向了知青办的带队干部。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城里人由踊跃报名争取变成了逃避抵制。

 

区里上山下乡办公室定了名单,居委会就上门报喜,恭贺你全家响应毛主席号召,光荣地去农村插队落户。通知是突然到来的,喜报送往谁家,预先没人知道。


报喜队伍敲锣打鼓的上了街,走在前头的双手提一张喜报,捧一朵纸做的大红花,路人见了像见着瘟神似的人人自危,猜疑这队伍该不会往我家去吧?悬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队伍停留在邻家门口才放了下来。


接下来的景象都是一样的了:那倒霉人家大门紧闭,死活不出来应接;门外锣鼓喧天,鞭炮跟炒豆似的欢闹;门里一家如灾祸当头,哭得死去活来,哭得噎不过气来,哭得掐人中朝脸上泼冷水。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猜测着这家将发配去往何处,盐城?淮阴?滨海?响水?大家看这一家就跟看一放祭坛上的猪头一样心情复杂,你看那猪头,被人宰了煮了,还披红挂绿, 非常体面。那儿总得有一个牺牲,既然他被摆在那儿,大家都免去了上祭坛,因着他的死大家暂时都安全了,上山下乡得均匀分派,名额总不会都落在同一个街弄吧。


人群中有同情的,有好言安慰的,有隔岸观火的,也有幸灾乐祸的。我住的大院里十年中陆续走了好几家,有一姓刘的资本家,刚被红卫兵抄过家,呼过大嘴巴子,就有居委会送来红花喜报,被遣往苏北安家落户去了。这家人收到通知的时候倒没有激烈的反应,与其在城里被游斗遭冷眼,出走或许是一种解脱。在那个年代,能哭能闹也得有资格才行。


临走的时候,资本家女人眼圈红红的,跟人私下里打听苏北的境况,邻里婶娘陪着抹了两把眼泪。那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比我稍大一点,十年后回城的时候,我再见到那一对小兄妹,已长成壮实的青年,都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了。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班里有个女同学叫陆小琴,品学退步,人缘较差,一次班里同学投票改选班委会,陆小琴作为候选人被落选。班主任朱老师不顾票数结果,竟跨过选举直接宣布陆小琴为班委会委员,引起班里的一片惊愕。后来我明白了个中端倪,原来陆小琴的爸是区里的干部,老革命从军队转业,时任区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据说按家庭条件朱老师是属于下乡的对象,朱老师的家属都在农村,那些年朱老师一直在城里待着,有惊无险,靠的就是这层关系。

 

当时一般全家下乡的都比较稳定,大多熬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才迁回城里。而作为知青单个去农村的,情况就不同了,不少人在乡下晃悠一年半载就借各样的说词回到城里,滞留在家里,靠父母养着,成为社会的闲散一族。母亲同事王阿姨有一儿子,叫阿强,从苏北回来,说是身体有病,就再也没回去过。这小子与几个从农场病退回来的哥们在家里天天甩石锁举杠铃,练一身硬实的肌肉疙瘩,每每出去打架,对方一听是苏北农场回来的,当场就撂了。


阿强跟我讲农场知青的事,讲盐碱地里的野兔野鸡,讲他们晚上出去抓猪獾花面狸,讲他们和上海知青打架,讲偷盗村民的鸡鸭鱼鹅,讲发生在农场的男女性事。

 

去苏北的那位资本家,1978年回到无锡城里,落实政策住回到了大院原来房里,那家儿子从小与我们一同玩耍,因着家庭成份的关系,个性低调内敛。从农村回来,人长大了,性情也变了样,成天烟不离手,满口操操荤段子,见着从前在一起的小玩闹们,不屑一顾:就你们这样?比起我在苏北的玩法,你们还嫩了点。

 

然而更多回城的知青,不见了当年的锐气,在他们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淡泊成熟的气息。他们回到城里,在街道的蜡烛厂火柴厂,在居委会的浆糊厂纸板厂当临时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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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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