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亦峥：混在山西的我们仨

张亦峥新三届 2019-01-05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50年祭

混在山西的我们仨

作者 | 张亦峥

人要是总喜欢回忆，那就是快了。啥快了？快下地底下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不敢回忆了。怕下地底下。后来，就天天喝酒，怕地底下喝酒的机会都没有了。可是，有天酒后，我睡不着，忽然开窍了，你就是不回忆，就不下地底下了吗？所以，我想明白了，下不下地底下，和回忆无关。就又开始回忆。万一许多年以后，考古工作者，从地底下刨出写有我回忆的笔记，说不定还能当作他们研究咱们这个年代生活的史料呢。甭史料，当肥料就成。

我写完前几个知青50年祭后，有人问我，那么多年的事，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你老小子记性真好。在我听来，言外之意就是，不是你小子瞎编的吧（我是不是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我说，肯定不是瞎编的。那你记忆咋就那么好？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我想记住的事情，就都记在一个本子上，这样的本子（过去北京卖的那种黑色硬皮大本），我工作之前就记有十多本。我记性不好，就怕到了这天回忆时，啥都想不起来呢。要是不想记住的事呢，记它不是扯吗？人就一个脑子，哪儿有那么多的空间放乱七八糟的事呢？所以，于我说来，脑袋里只记有用的，比如哪天该作ct了，哪天该作生化血糖了，哪天该去会哪个哥们儿或者哪个姐们儿（尤其是后者），我记得牢着呢，万一记不住了，不是还有那个黑皮笔记本吗？如此，才得以保证我的文字细节的真实；如此，才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他老人家说的呢。上学时，我那个文艺理论导师特棒，一下子就让我记住了这句话。记了整整40年。废话我就不说了。这回说说，我们仨的插队生活。老大张放。老二友朝。老三就是我。前俩人是我五六十年的大哥。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40多年前，我离开山西，刚到东北不久，就写下这个文字。等于我写今天的文字的初稿，为的是今天的这个回忆，别遗忘了什么。那时的文题是《青春的回忆》；今天改作《我的知青50年祭》我感觉更合适

那是1967年夏天，友朝去学校找我（友朝是我撒尿和泥时的老大。那时，我们在船板胡同幼儿园接受再教育时，他就是孩子里唯一穿皮带裤的，哪个小子要是敢欺负我，他就敢抽出皮带抽丫的。因为我和其他孩子穿的还都是开裆裤呢）。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穿夏威夷式短袖的高个子，笑嘻嘻的。友朝就说，张放。国关的（国关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简称）。我们就握手，像大人之间认识似的。那时候，机关里的孩子都流行一身国防绿，他身上一点和绿色有关的物件都没有。我就觉得他很亲切，很平易。不像有的干部子弟，喜欢带着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我们就去颐和园的听鹂馆吃饭，喝啤酒，然后，他就抢着埋单。分手以后，有一年没再见过他。

1968年的初夏，友朝说，好久也没去碧云寺玩了。那儿有个茶座，特棒，不光有茶，还有冷盘啤酒。你叫上至平、力勤，咱们去玩儿。那还用说！那个夏天，我们差不多天天往城里的新街口、灯市东口之类的地方跑，去那儿的奶站喝冷饮，吃奶油蛋卷，是该换换地方了。据说，那里的茶就是寺院里一眼泉水所烹，清香异常，若不去尝尝，就白在北京混了十好几年了。

那地方果然是个清幽所在。百年古柏阴翳着那茶座，旁边还有一眼清泉汩汩翻花。十来张方桌，却没几个客人光顾。友朝早就来了，他身边还有个人。我还琢磨是谁呢，这人却先冲我笑笑说，不认识了？我张放呀。我自然要抱怨一回我这记性（所以，这之后比较要紧的人和事，我都会记在那本子上）。那天，又是他埋单。因为无论如何，他也不肯让我们“坏钞”。我们先是喝啤酒，吃桃酥，才饮那泡好的茶。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会品个屁茶，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装逼。那天，我们特尽兴，还唱了好多歌，什么山楂树，什么红莓花开之类的。也许是因为张放仗义疏财，立马就融入到我们院儿孩子当中。从此，整个夏天就都泡在一起，游泳、划船，腻歪了也去打架拍婆子。谁想乐极生悲，在这个夏天快完的时候，我折进了学习班。谁想这学习班，一呆就三个月，天天让我们这些学员交待问题，都他妈十几岁的孩子，也就是抽烟喝酒拍婆子，偷个三瓜俩枣，有屁问题。

到了冬天，插队就开始了。学习班的头儿就说，你报名插队。我不理他。一直拖到学校的学生全都去了山西。我以为算躲过了这一劫。谁知那头头又说，山西是过去了，后头还有陕西呢，你不是不去吗?那你分局吧。这个班没剩几个人停办了。

走投无路的我忽然就想到了张放和友朝。

于是，12月17日午后，我就跟着他们就坐上了北京站发往绛县和垣曲的知青专列。一发车，车上车下，哭得稀里哗啦。我以为真是生离死别呢，也跟着淌眼泪。可列车出了丰台没多久，车上就有人抽着烟聊起天来。我揉揉眼睛，想，今后该死该活，就跟着俩大哥混了。

1968年底，我们仨刚来插队，就在横水拍下这个合影

我们被分在第二小队。住进了一孔小窑洞。这窑洞远没有电影里的窑洞那么明亮那么干净，黑乎乎的，白天都敞着门，要不就得点灯。进门就是一铺小炕，炕上躺着我们仨。村里人都看出了排行，跟我说起张放时，称呼就是你家老大，说起友朝则是你家老二，而我则一直为我有这俩大哥而骄傲，真至今天。

有句话叫：老大傻，老二尖，家家有个坏老三。用在我们仨身上，还真有点儿靠谱。当然，这个尖，不是滑头的尖，是比较聪明的意思。比如，第一次下地是除麦（就是给小麦松土）。收工回来，友朝就跟我说，你看出没有？活儿干多干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少说话。一说话，人家就注意要你，看你光说不练就烦你。你少说话，不说话，就没人搭理你，你啥都不干，抱着个膀子干戳着，也没人说。你要是不说话，光闷头干活，也不行，那人家还骂你光拉车不看道儿呢。我一琢磨一观察，还真他妈的是这么回事。许多年来，我干活就以他这话为原则。后来，干不干活，话我都懒得说了。

最初晚上，友朝总去村子里的代销点买那种硬得能当凶器的小月饼。这是一天我最高兴的时候。我们靠着炕上各自的被垛，聊在北京时好玩儿的事儿，聊从各个渠道得到的各种小道消息。然后分析这些消息将对目前形势产生怎样的走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渴了便沏上红茶或者煮一小锅咖啡，饿了就啃那硬梆梆的小月饼，困了就吃巧克力或者抽烟，因为还没聊够呢。

我们仨天天混在一起，怎么会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题。还有就是集体写信。那时，除了家信，死党的信几乎都是共同寄给我们仨的。因此，给谁回信都是三人分头写，然后签上三个人的名字。若是有九封信要回，每人写三封就行了。省了不少力气。其实，除了写信，那时也没有什么力气要省。

本来冬天就没什么活儿，就是有什么活儿，我也懒得干。反正国家每人528斤的口粮给我们，爱谁谁。写信时，我们约好自己那份必须独自完成，而且不得偷工减料。大哥写得最快，二哥最慢，有时，我看到二哥还在磨来磨去，就心软，就想替他写。写信真那么难吗？可一看到大哥那种认真的样子，就不看二哥，免得替他难受。那时的孩子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现在想来，怎么都那么傻？

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非常默契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知道对方要表达一个什么想法，要实施一个什么行为。张放，看起来个性随和，一不着急，二不上火，没棱没角，嘻嘻哈哈，一件褪色的灰不灰，蓝不蓝的学生装，终年不换，再好的料子西裤，穿在他身上，也甭想三天以上还能看到裤线，穿上就扒不下来，直到穿烂为止。加上，他还比较喜欢摆弄炒勺，浑身油渍麻花的更像伙夫。兜里有了几个钱，不花出去难受。

农历横水镇二五八逢集，有钱那几天，集集都去赶。横水街上小馆的掌柜都认识我们。有个馆子叫啥名我忘了，那掌柜一见我们，眼里就发光，总说他又发明了一款菜式，热情满满作给我们尝。什么回锅肉，麻辣豆腐，分分钟炒好。我们就狼吞虎咽起来。许多年以后，我去成都采访。有个哥们儿在陈麻婆请我吃这两道菜，那滋味和这掌柜大勺颠出来的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我这才记起，那掌柜眼里闪着的就是贼光，是拿我们仨吃货练手艺呢。

所以，张放兜里比脸干净的日子总是很多。他时常爱说，钱是什么？就是水。你捂着不让他流出去，它屁都不是。在他看来，什么是该花的？吃喝抽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借给或者送给需要的人。村民有了难处找到他，他总是二话不说，从来也没有让人家白张一回嘴。

因此，在公社名气很大，就是县里、外县也有不少晓得他的知青。就有人把他当成了宋公明或者孟尝君。尤其是春秋两季，院子里就断不了远远近近，身怀各种技艺的知青。有来打牌的，下棋的。跟新营那是饮酒达旦，跟我们这儿是打牌下棋达旦。也有来聊巴尔扎克和自然辩证法的。还有唱歌的，喝酒的，不一而足。除了打牌、下棋，张放必须披挂上阵，好像他跟谁还跑塬下去过，搞什么桥牌比赛。其他胡侃吹牛时，他总是忙活给大家打火造饭。

可我们的粮食银两总是有数的，招呼这些南来北往的知青，必然会伤害到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便质疑，这拨走了那拨来，吃光喝光抽光，跟鬼子三光政策似的，我们咋办？他说，想办法呗。他想的办法就是砍几穗高粱，到酒坊换酒喝。他身体历行，我便肆意开发，不时偷只鸡摸条狗。最难忘的是，有一回，打牌打到晚上，一天粒米未进，实在太饿了，才想起打火造饭，揭开面罐，罐底朝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着，我背上个筐去地里，想挖些红薯烀上填肚子。蹿到最近的红薯地。好家伙，一地的人，都在挖红薯呢。谁都不吭声，谁都装着不认识谁，自顾自地刨红薯。我想起县里派来的工作队长说的话，你们这个村哪，整个人鬼不分，白天是人，夜里是鬼，鬼说人话，人做鬼事。我就笑起来，笑得不能自已，竟放声大笑。

地里的人不知我安的是什么鬼心肠，一下子就都做了鸟兽散。我拾起他们慌乱逃蹿落下的红薯，打道回府。我当作笑料告诉张放，本以为他也会大笑不止。谁知，他却说，真的？一地的人，那得有多少家都没吃的了呀。一脸的同情。

村里一个叫快快的孩子，在边上听了还给我来了个四六侃：大雪纷纷落地，这是皇家福气。下他三年何妨，放你妈的狗屁。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们都是知青，差别就在这儿啊。第一句是秀才说的，二句是狗腿说的，三句是财主说的，四句是贫下中农说的。站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件事看法也不同。我说，少跟我这儿放屁。没米下锅，你造屁饭。

晚上散场，张放看出我的不以为然，就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招惹他们就是扯闲淡？就是为了陪我们玩牌吗?其实，他们身上有好多品质是我们所缺少的。比如，他们陷在这儿就不愁吗？但他们能一天高高兴兴，对明天总是怀着希望。而你呢，总皱个眉头，像是谁欠你几百吊似的。既然唉声叹气屁用都没有，就甭叹了，好好混，多读点书，说不定将来还真就写出点什么东西来呢（以后我在村子里我读了不少书。村子里能找到的书很多。虽然老农多不读书。旁边村子有当官告老还乡捐书的传统。到了这一代老农，家里还有藏书。我甚至在这里读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还有达尔文在一个什么巡洋舰上环球考察，以证明他的进化论的小书）。

对于我和张放的不同看法，友朝总是持和稀泥态度。说，张放弄来的酒你也没少喝。共产主义还有分工不同呢，不是说各尽所能，能者多劳吗？我说，共产主义没说能者多劳。你这是为你啥也不干找理论根据呢。他就笑。然后，我们的争执就在笑声中瓦解。

但这只是对我们已经有了不同想法的一种掩盖。

1972年秋天，就剩我们俩，却也苦是寻乐，去西安兴庆公园得瑟了一回

两年后，我们终于发生了第一次争吵。那是第三年的秋天，这时十八岁的我，脑子里全都是“脱尘”的妄想兼痴想，就特别欣赏竹林七贤、彭泽陶渊明、富春严子陵之类的大隐。常常跑到村外地里的柿树下，抱着一本杜牧或者黄庭坚诗选，闭着眼睛吟颂，装高士。这时我感觉眼前会出现了竹林茅舍、小桥流水、老树昏鸦、寒山古寺什么的，似乎这种追求能让我心理平衡平静。可是一睁眼，眼前还是一层层黄色的塬，远处还是雾蒙蒙静卧不动的中条山。便很无奈地拍拍屁股上的土，骂一声：真他妈的操蛋!便又回到我们的小院。

到了傍晚饭后，甭管吃的是什么，都要泡上壶茶，吃一口茶，吟一句诗，还要拖长声调，我以为必须要仿照词人的声调，才有味道。尽管我并没听到过什么词人颂词的声调。现在想来，那声调一定很恐怖。但我却能再次入境，仿佛又入桃花源中，眼前又出现了竹林茅舍、小桥流水、老树昏鸦、寒山古寺什么的。当然，还有一二位只有我才能看到的圣者先贤在和我对话。现在想来，在那个安静的小山村的傍晚，月亮还没有升起，这古怪的声调，一定令人毛发耸然。无怪老乡会奔走相告，小窑里住着的那个老三又神经了。对此，友朝总是说，一天读那没用的，多累？还不如躺会儿歇歇呢。张放却不以为然，但也没说什么。直到那个秋夜。

我们仨躺在炕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刚来时的那么多话了。张放说，咱仨好长时间没有聊聊了，有些事，聊聊呗？

我没说话，心想，这两年尽让你管了。我跟老乡吵架，你说我，我从菜园子弄点菜，你说给人家送菜票，那我不是白干了吗？你说让我没事看点书，我看书读诗，你也烦，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这么一想，我便忍不住了：从今往后，你还是少管我的好!

接下来是沉寂，有好一会儿。我知道，我惹祸了，有点后怕。但没想到，像绵羊一样软绵绵的张放也会震怒。他坐起来，推了友朝一把，让他去给他拿香烟。然后冲我喊，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就点烟，点了几次，才点着，他吸了几口，烟头就烧到了烟屁股。连着吸了好几支，声调才缓和下来，说，我就想让你说说，你对生活的看法，我和友朝等着呢。见他缓和，我又嚣张起来，说我现在只对酒和诗感兴趣。破衣旧帽遣冬夏，美酒新诗度春秋，只求东篱花下醉，不问天下是和非。做个天下大隐。

张放冷笑，说：屁，小隐你都做不成。人家陶渊明有房子有地有银子。你有啥？你往哪儿隐？其实，你根本就不用隐。你以为你是谁？你不隐，除了这村子，我们哥俩，谁还知道你？其实，咱们都是在混，不混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混还有往好了还是往坏了的区别呢。

友朝就溜缝儿，说就是就是，至少要随大溜。不是我说你，就说唱歌吧，人家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你唱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人家唱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你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家唱何日里奋臂挥刀斩豺狼，你唱小妹妹送情郎，你小妹妹呀?切！哥仨都往好了混就是了。我说，往好了混，不就是现实点吗儿？那我不鸟那些诗书就是了。张放说，不是说不鸟那些诗书。是别总在妄想幻想里活着，要是真成妄想狂就麻烦了呢。我说怎么麻烦？他说，精神病呗。我说，我可不想精神病。他说，你已经够神经的了。

然后，我们仨就又抱在一起大笑不止。都神经了。

四十多年前，我一到东北就开始写关于友朝的文字。写到今天，也不知道写没写完

这年冬天，队里接了去541工程修铁路的任务。出外工，队里总是派一些老弱病残加上在村里不爱出工的混子。我就跟我这两个大哥说，我去吧。反正在村里待着也是待着，我去了，咱们不光省点粮食，你们做饭还能省点儿力气。

于是，我就去了梅村堡工地。修了一个多月的铁路，因为屁大点事跟村里领队的干起来。不干了回村。路过县城还买了十几个白面、玉米两样面掺和的烧饼。百多里路，连腿带蹭过路的卡车，后晌就进村了。到那小窑一看，人去窑空。一问才知道，友朝当兵去了。张放送他去了。

我不顾一切往外跑，刚出村，就看见那小火车冒着白烟从横岭关下来了。我站住脚。望着像长虫般大小的小火车，缓缓移动，我知道赶不上了，到车站至少六里旱道，我就是孙达德蹽开大长腿，到了，那车也早开了。我忽然想起，我刚来时，这儿刚通车，老农哪儿见过火车呀，一到下午这个点儿，就跑到村外看火车。一个说，这货跑得是快，眨眨眼就从横岭关下到了横水街，二十里地啊。另一个说，这还只是趴着跑，要是立起来跑，你那眼还没闭上，它就到礼元了。本来我很伤心，直为没能送友朝一程而懊悔，可一想起老乡这个对话，却没心没肺笑起来了。

这个春节我没回北京。一个正月差不多尽在老乡家蹭饭了。友朝跟我说过，人家要是往你碗里搁的是单数鸡蛋，那说明人家不欢迎你，下回就别再去了。只要一端起老乡家的碗来，我会先搜寻一番，还好，要是放鸡蛋了，都是俩鸡蛋。

友朝走后，我们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饭时，往往盛上三碗，吃时才知道是多盛了一碗，晚上睡觉也不关门，仿佛是在等友朝回来。一晃就到了第四年的春节，我说，就剩咱俩了，这年咋过?张放说，更得好好过。以前，我们从未贴过春联，这回我还创作了一个春联，贴在小窑破门的两侧。上联：岁寒洞中曾三友；下联：天暖他乡少一人。横批：三缺一。我们还打扫了一下那个小破窑洞，扫出了一筐垃圾。两簸箕烟头儿。还有一堆酒瓶子。

晚上，我们把从横水邮局取回来的三个邮包打开，友朝妈妈还像以往那样也寄来邮包，每个包里面的食物还是分成三份。可是友朝已经当兵走了，那种感觉真是欲哭无泪。张放说，友朝吃不到他应得的那份了，咱把他那份寄给他吧。初一早上，张放说吃饺子。他边和面边说，一会儿友朝擀皮。你烧火。说完这话，才想到友朝早就走了，马上掩饰说，我替友朝擀皮，你烧火。吃了饺子，我们又去了横水，一人又来了碗羊汤喝。回来时，他说，你总得有点事干。他就教我学起日语来。

过了春节，春天就来了。我们又一块回了北京。友朝妈妈非让他在家里多住几天。因为张放父母早就去了干校。北京没家了。然后去我家。和母亲说起日本话。母亲说他语音挺标准的。问他爸爸是哪个学校的。后来，父亲从干校回，我问父亲认识不认识他爸，父亲说认识啊。我一想，我们这不就是世交了吗？可是，过了不久，父亲一回干校就患病过世了。张放也为我伤心。陪着我，在北京四处散心，整整一个春天。

回山西的前一天，我们一同去友朝家。友朝爸爸拿出一瓶青梅让我们喝。吃完饭我们告辞时，两位老人百般叮咛我，要我听张放的话。又像对友朝一样对张放说，你要好好照顾他。晚上回家，母亲对他说，他爸爸不在了。你比他大，比他懂事，就把他当成你弟弟，让他能成个有用的人。张放说，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他学坏。

回去以后，为了让我尽快走出父亲过世的悲哀，转移我的思绪，张放说，你何不写本书，为友朝写也为我们自己写，在他生日的时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我说，试试吧。

1971年冬天，我们从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又聚到北京

那时候，来找我们玩的人特多。白天陪他们，晚上，我就点个墨水瓶做的小油灯，跑到荣奎家小南厦里写礼物，往往一写就到天亮。每当我失去信心的时候，就会想起友朝。张放就说，你有能力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友朝来。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我信。就冲这话，我排除万难，总算是在友朝生日前夕，让《成长》的书稿出世了。我又恭恭敬敬照抄一回，寄给友朝。大约是七八年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到了把我们插队生活让更多的人知道的时候，我就根据书稿里的章节，拆分出若干中短篇小说，在《北方文学》《萌芽》《北京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等机构发表出版。这是后话。

还是回到当年，我正写着这个生日礼物时，这年初秋就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这时候，张放已经是民兵连长了。我和他都不知道，他咋就当上了民兵连长。队里就推荐他上大学。只是说还要去县里考试。我说，也没啥能帮你的地方，我这儿有个本子，是我学习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通史的笔记。你拿着去考，万一有机会打小抄呢，你不是手里还有参照物吗？他就拿上了。

去了几天，回来了，说没考上。本子也给丢了。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是和考没什么关系。倒是地方高干子女(当地官员子女)占去不少知青的指标。还传出了不少笑话。考试时，考官问《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就有答蒋宋孔陈的，问民国的四大家族，还有说曹操刘备孙权周瑜的，都是哪儿和哪儿啊。可是却没张放什么事了。张放耿耿于怀的是我那个本子，他说，没事就没事吧，只可惜把你的笔记丢了。我说反正也没用了。也知道再考根本就用不着这玩意儿了。没什么可惜的。

他没上成学，我刚写完书稿，我俩都够累的了。为此，我们决定再去外面散散心。我们扒火车，一站就干到了西安。那次火车我扒过多次，列车员一眼就认出了我。查票的时候也懒得理我们。

我们到了西安就去找我们院一大孩子。叫云鹏，高66的，比我们大五六岁，在西安一个大厂工作。她未婚妻家是苏北人，家里就一个姑娘。所以老两口很喜欢小孩儿，就让我们在他们家住。每天都给准备我们不重样的饭菜。白天，云鹏就陪我们逛古城西安。我发现兴庆公园不错，就常到那儿玩儿，在兴庆湖里划船，或者在湖边的草坪上躺着，让暖暖的阳光酒在我们懒洋洋的身上，实在是舒服极了。

喝了就去茶座喝杯茶。湖边还有个酒楼，上下两层，大有那些天下有名楼的气派。也是个吃酒的绝佳所在。坐在二楼，推开窗子，就可把山光湖色尽收眼底，何况还能饮到陕西名酒西凤，就更他娘的来了情绪。张放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让我少喝点，因为的我那大哥们儿云鹏在座，他不好明说。我就装看不出来，只顾喝我的。那几天真是开心极了，天天尽兴方归。直到周日才见到那位未婚妻，平日她在厂里住宿。她叫会铃，以前也下过乡，开通且活泼。她说她不知道我们要来，不过她妈妈不是已经代为欢迎了吗？

吃过饭，我们又去了兴庆公园。一开始，我们四个并排走，后来，张放捅捅我，悄声说，你真是没心没肺，咱俩走慢点。谁知这话让那会铃听到了，笑了，说，还是一块走吧，还没到地方呢，到了，我自然会撵你们呢。又说，他们半年多了，还是借我们来的光，才有机会出来走走呢。我们就笑，弄得云鹏脸直红。

到了湖滨，我们才分手，他俩坐在草坪上，我们又去了茶座。可以看到两张侧面笑盈盈的脸，我们就开始讨论，他们俩是不是幸福的问题，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两个二十出头的童男子，却讨论人家的婚姻，真是看三国替古人操心啊。

后来，我们又逛了临潼，特意花了一块钱在贵妃池里出回浴。体会一把杨贵妃的感觉。想着那贵妃娘娘肌如凝脂，嘴里还含着八百里急送的岭南荔枝。真是天上人间。受用得要死。如今哥们儿好歹也在她老人家出浴的华清池里，涮去自己一身臭汗，也算作践了一回贵妃娘娘。稍稍欠缺的是，那嘴里没能啖上一二颗妃子笑。若是在这仲秋时节，不光泡在矿物质极丰富的温泉里，还能品品三月红、玉荷包，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我们仨拍完这张片子，我就回了东北再插队，左边的回了太原读山大，右边的回了怀来当兵。几十年后，只剩下我和左边的隔着大洋相望。然后，隔洋相望的两个人又心在一处，思念遥远的天国里的右边的那个灵魂

1973年秋天，我把村子里能搞到的书，都啃了个底掉，实在没什么可干的了。这时，我就又想出去玩儿了。正巧，姑姑家姐姐来信说，来东北看看吧。本来大串联没去东北，心里就觉得亏，我姐一叫，正中下怀。我就跟张放说，我想去东北看看，要是好呢，我就待在那里，要是不好，我再回来。他感觉太突然，说，为什么？我说，我是这样想的，一是我得尽早独立，你不可能永远照顾着我。二是我在就会影响你，你干啥就都会分心。三是我认为咱们的情义经得住天长日久，走到哪儿都是好哥们儿，你都是我老大。他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说的时候，生出许多伤感。可是天下哪儿有不散的筵席？天下大势不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何况我等知青小民？

我去东北的第二年，张放就去山西大学上学了。我一想，张放也离开村子了，我回不回山西，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就老老实实在东北混吧。也就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在农村混得比八年抗战还要长，磨练得已经世事沧桑，不再像当初那样把写信看得至高无上。只是偶尔想起来写上几个字。我们都是这样。文字越来越简明扼要。跟电报差不多。可是我相信，我们彼此都知道，心是相通的，废话自然就少说了。

1979年的冬天，当年跟我们一块玩的，我们村那个叫快快的弟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快快就跑到北京，要请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顿饭，庆贺一下。比较凑巧的是，正是学校放寒假期间。我也回到北京探亲。我们仨，让快快给聚到了长征饭店。可是，也就是短短的几天，因为，我们仨还在三个地方。张放在山西，友朝在北京，我在东北。这时，我们已是二十七八岁，正是抢回失去时间的最后机会。好像那餐饭上，就都摩拳擦掌，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来。

后来，张放去了日本二次插队。说是还兼当地侨会的会长。不过，这回是洋插。一直插到今天还在插。因为日本那地方退休的年龄要比国内高出许多。

友朝去了一家著名的大公司。可不久，那公司就散了。好在，他有着良好的工学底子，几经辗转还是能以高工职称退休。

我呢，1992年，搭上知青返回北京的末班车。还是写字。写了一辈子，也是替他人作嫁衣裳。没屁起色。

张放在日本，我和友朝都在北京，我们仨见面的机会自然就不多了。就是和友朝也不常见。吃顿饭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都忙。平日里电话也懒得打一个。也不知都在忙什么？倒是绛县的朋友克功，从中穿针引线，让我们三个，或是只有两个见过好几回。算是白捡了好几个见面的机会。其实我知道，见与不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只是不说罢了。交情能到这份上，足矣。

2014年冬天，我接了个电话，说友朝前一晚走了。他走之前的最后几句话是，他是悄悄地来的，也想悄悄地走。什么同事、朋友就都别打扰了。他只想让张放和我送他一程。

我立时懵了。秋天，我们还连着在北京一个西北菜馆吃过两回饭呢。一回是请当年村里的小伙伴，另一回，是我们三个少有的相聚。我们喝了一瓶北大仓，又追加了一瓶二锅头，还觉得酒不醉人，不大尽兴。就是那次，我们相约来年秋天一块回村。因为，友朝要连着做两个手术，算好了2017年秋天，怎么着也康复了。三个人一块回去，当年的村民见着了会很高兴呢。如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有基础病，只是不说。他不想让我们分担他的痛苦。我真想跟他说，你是我二当家的，你怎么不把我当哥们儿？当成你兄弟呢？可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了。我匆匆赶到积水潭医院告别室。友朝安祥地躺在那儿。那里有个女人捧着一束白色菊花。女人叫了我一声，我才认出是张放妹妹。她世事沧桑的脸上已是未语泪先流。张放在日本。来不了。她就替他来了。我说，就等于我们仨又相聚在这告别室里了。张放妹妹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脸的泪水流。虽说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回相聚，可事实却是阴阳相隔。我不知道，我们走的时候又有谁来送别呢？

2016年的秋天，我和张放又回到了中条山脚下，那个小村子。我们住过的那个小窑洞，已让荒草封了洞口。48年前，我们在这里插队，48年后，不仅物是人非，还物非人亦非。认得我们的村里人已经了了无几。但关于我们的传说，却在下一代流传。

他们都知道，四五十年前，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帮北京娃，这些北京娃在这里播种，收获，打架，唱歌，下棋，饮酒，还有的人恋爱就在这儿开始，所以，这儿也是他们创造生命，延续生命的地方。我们把村子的前前后后，角角落落都看了个遍。张放说，这就算是把友朝带回来了。让他也看看，48年前，他进入社会，第一个生活过的地方。圆他一个生时未圆的梦。

我们去看望当年的队长，已是88岁的庚辰叔。他还是那句话，你都是些好娃。在他老人家眼里，六十好几的我们还都是娃。

但我们已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北京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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