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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我认识的多思多才的插队老兵

张亦峥 新三届 2018-11-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亦峥 ,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50年祭之新营


作者:张亦峥

 

题图:记忆里的新营



好像是在1970年。我去祁县找我的同学兼同党段承军玩儿。那时,我们都在插队。只是他在祁县,我在绛县,中间隔着500里,扒火车得一晚上。


承军插队的地方叫夏家堡,和我弟弟同村。当然,他们也互为死党。夏家堡的一侧(我忘记具体方向了)就是那条著名的汾河,同样著名的汾酒就源于这条河畔。那时,河上好像还有一个浮桥。这样我们就去了对岸一个叫西社的村落。在一个临河的小酒馆里,还就着豆腐干喝了酒。


酒后,我们还装古代的文人墨客,摇头晃脑,做起诗来。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大字不识两斗的所谓知青,那样子一定很可笑。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我们来时的汾河大堤,还是装古代名士,在大堤上踱着方步。


就在这时,迎面来了几辆全链套的锰钢永久,簇新,闪闪发光,亮人的眼。骑车的几个,百分之百的“老兵”(文革时所谓的老红卫兵)装扮,或者国防绿,或者板蓝,有两个还带着国防绿军帽。承军就说,这儿没见过有这打扮的知青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学校的。我说问问不就得了吗?我们就坐在汾河大堤上,望着滚滚而过的黄色的汾水,等这伙人。可是等了很久,也没等来。后来,我就回到了绛县。


这年秋天,无聊透顶的我又去了一回夏家堡。同样无聊透顶的承军又领着我上了汾河大堤。这时,又看到了两个国防绿骑着永久过来了。忽然就想起了春天的疑问还不得解,就立马站起来,迎上去。两个国防绿也下了车。我们就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在哪个村插队?两个人很友好地笑笑,一开口竟是一口浓重的四川话:我们不是北京的,是成都的。说着指这远外的一处村落说,就在那里,欢迎你们来玩儿。


我以为人家那是客气,就没去。后来,承军给我写信说,人家那不是客气,是真心邀请我们去他们那儿玩儿,因为,他和我弟去了。“那帮人全是西南局子弟,也是知青。在夏家堡旁边的一个叫新营的村子插队。他们特仗义,我们每次去,都请我们喝他们从四川背回的大坛大坛的泸州老窖,我们就成了朋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哥们儿)”。


我看了这信,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想着,我再回北京探亲回来,一定去找他们玩儿。我也算是有了几年酒龄的酒鬼了,只闻泸州老窖大名,却还没喝过,有这等好事,哪能放过呢?


第二年秋天我回北京探亲,回来带了一兜子什么青梅、什么樱桃白兰地之类。那时,北京最好的酒就是一块七一瓶的二锅头,比起名酒,我嫌差劲就没带。好在同我一同去夏家堡的还有另一个死党张放。我们分别背着,才能走完了从车站到夏家堡的那20里旱道,没被累趴下,中午才到。我们正要开喝,就有人在外面喊,新营的人来了。


进来两个人。承军立马给他们介绍,说我是张亦嵘的哥哥,张放是同学(那时同学的称谓和今天的哥们儿差不多),又跟我们说,他们一个叫小米,一个郭林杨,小米他爸是原来的成都市委书记,郭林杨他爸原来在北京,后来调到西南局,难怪他说一口普通话。


我们坐下来,就开喝。小米说,这都是些甜酒呢。我说是,够咱们喝好的呢。记得这顿酒喝得很过瘾,虽说都是甜酒和白兰地,但重要的是,没想到的是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米说,明天去他们那里喝,全是老窖。我们喝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那时,承军还特喜欢鼓捣点儿文字,特别是诗歌。其实,那时我们哪里会写什么诗啊?连打油都算不上。根本就是无知青年,装模作样而已。可小米和郭林杨就不同了,人家是高中六六届的,正经八摆的知识分子。


可我们却不知天高地厚,承军就提议饮酒赋诗,承军让我先招呼。我那时正读《唐五代词》,就照猫画虎胡乱吧吧了几句(我找到了当年的日记,翻到了当时吧吧的“诗”如下):


夏家饮酒散去,浮生若梦飘蓬。

淡云孤雁声远,汾水暮阳天红。

常想中秋分手,只愿阳春重逢。

西风拂面惊梦,酒醒静坐愁浓。


我们几个无知青年还以为挺不错的呢,就非让新营的两个老高中的也做诗回应。小米略加思索,就写出了下面的句子:


别愁夏家离去,新识胜似重逢。

人生哪能真醉,捐躯悲歌大同。

酒实难排忧闷,接班尚需千重。

沉荷岂甘俯首,愿得比翼齐红。


这诗是写在一张撕开的香烟盒上,后来,那烟盒丢了,但诗没丢,因为太震了!震了我们一溜胡同。从他写好那时起,就已经刻在了我的心上,一刻就刻了四十大几年。从那时,我就把他当作了我的导师。


记得那天一直就喝到了掌灯时分,他们起身告辞,我们也留不住。反正,新营也隔得不远,夏家堡北边五六里地,是清徐县的地界,说那地方出葡萄。临别时,约好了第二天新营见。

 

第二天午后,我们才去。新营位于汾河转弯的地方,那里有一大片树林,一些青砖瓦房就隐没在树林中,远处是已经熟了的高粱和玉茭地,小风一吹,哗哗地响,再远的地方大概就是迷迷蒙蒙的吕梁山。村外有三排青砖房,院子很大,却没有院墙。


承军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盖的知青院,说他们的爸妈,差不多当年都在这里打过鬼子。院子里有一张用木板打造的长桌,周围是固定的木凳,围坐二三十人不成问题。他们就是围着这张桌子吃饭喝酒,一下子就让人想到梁山好汉的聚义厅,太他妈气冲牛斗,豪气干云了。


小米把这院子里的知青逐一介绍给我们。每个人都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知道了,他们都是自己组织跑来插队的,不是学校方面组织的。所以,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兄弟或者兄妹的,小米就是和弟弟一起来的。他弟弟叫二米,跟他一样,黝黑的脸庞。不一样的是,二米有一双永远笑嘻嘻的亮晶晶的眼睛,而小米架着白边眼睛,一脸的络腮胡茬儿。


我们大家在那长桌旁围坐好,酒就上来了。把那酒坛盖子一揭开,酒香就在院子里游荡起来。记得最清楚的下酒菜,是辣白菜叶子包着的酱腐乳和黑豆豉。我们就大口喝着醇厚的泸州老窖。小米就说,慢慢喝,反正是要达旦的。我这才知道,他们喝起来常常达旦。这境界可是很多酒徒都无可企及的。


喝着酒,就有人拉起小提琴,那琴声或如泣如诉,悠扬回转,或溪流直下,骤雨狂风。那感觉,在那个只有八个戏的年代,真是绝无仅有,其乐无穷。难怪,他们一个房间贴着的对联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7654321,横批是:乐在其中。


拉琴的叫李江天,戴着好像度数挺深的眼镜。他喜欢用他的琴声款待朋友。新营来客人,总会飘出他的琴声。刚见到他时,他问我们好,以后,除去琴声,他没再说第二句话。


琴声刚驻,记不起是谁又弹起吉他为我们饮酒助兴,且边弹边唱,那是著名的《西班牙骑士》,歌词还经过了他的改良:西班牙骑士守在战壕里,用六弦琴在歌唱革命歌曲,他一面歌唱,他一面战斗,诉说姑娘对他的无限情意,啊我亲爱的人,我将离开你,你有时也许会把我想起,美好时光,总将要过去,请你记住我的话,别把我忘记……特别是最后那句歌词,让所有的人都神情黯然。


我知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欢乐的,悲伤的,掩泪装欢的,遗失了永不回头的……这六弦琴声激起了共鸣。后来,好像是二米跟我说,知道吗?为了学这六弦琴,我们派了一个哥们儿徒步500里,往返三次,去请人来教。我说怎么三次?他说,前两次人家不来。我说第三次来了?他说,不来,六弦琴弹得能还算能听吗?我说,这可不是还算能听。北京马路上背着吉他乱蹿的小玩闹,八辈子也弄不出这动静。


那天晚上,记不清喝了多少。二米说,我们常有人回成都。谁再回来,都会带上老窑的。这酒哪儿能喝完呢。反正那晚酒喝透了。我和他们也喝熟了。从此,只要我回北京或者从北京回山西,路过祁县,总会去找他们。每回必喝,喝必达旦。


酒醒的时候,小米就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他搜罗的几百上千的画作。差不多都是复制品,有的已经残缺了,破烂不堪,但他依然十分珍惜,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又小心翼翼地地放回去。我在他这儿看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查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艾伊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还有莫奈和凡高的画。


每张画,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谁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要说什么?每幅画都有他自己的视点和评判。后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都一直在想,他是要我不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


但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几十双上百双手。那是他画的,贴在墙上。这些丰腴的、刚健的、修长的、柔弱的、孔武的、粗糙的、细腻的、满是老蚕的、皱褶斑斑的,不一而足,让人叹为观止。因为,你看到这些手,就可以在你的脑海里清晰地勾勒出它们的主人。


我说,你竟能把手画成这样。他说,这就是基本工啊。谁让你喜欢画画呢,观察一个人最好就是从手开始。这话我一直记着。我也慢慢地从观察人的手开始观察整个人。果然,什么样的人就是长着什么样的手。特别是那些在手指甲上任意涂抹的人,多数都不那么憨厚。


他跟我说的好多话,在我日后的写作小说时,的确都是金玉良言。尽管我只写了两三年小说就浅尝辄止。后来我遇到许多小说家,谈到观察生活时,哪个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具体,既富于实战,又言简意赅。

 

小米给我几乎介绍了新营所有的知青,有一位叫熊义的大哥同样让我肃然起敬。他讲话时,白边眼镜的背后,那狭长的眼睛总是微微眯起。脸上也是带着永远不会消失的微笑。他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文史,讲哲学。从先秦诸子给我跨跃山海直讲到康德、黑格尔,直到普列汉诺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会列举许许多多事实,来向你论证他让你不容置疑的结论。他还给我看他的诗,也特棒。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矛盾诗》中的几句:


矛盾生宇宙,峥嵘足壮观。

晴雨跃彩虹,沉浮掀峻山。


特别是最后两句:


桎梏化自由,需攻马列篇。


就是今天看来,也不过时,且有深意。


喝酒的时候,他约我们去五台山进香。因为我出来太久了,就没跟他们去。我回到绛县后,十几天后吧,他给我写信,讲了他们的五台山之行。他说你们没来,太遗憾了,这个遗憾虽不说是千古,十古总是有的。以后你们要是再去,记得带点挂面和肥皂就行。你一定要住在老乡家。他们会留你们食宿,吃他们在山里采摘的鲜蘑,味道实在是太美了。更妙的是你边吃边听他们给你讲五台山的传说,那就是民间故事实在好听。他们一代一代传承的想象绝不是作家能编造出来的。美丽而且感人。你走的时候,不用留钱和粮票,给他们点儿挂面或者肥皂什么的,他们会很高兴呢。听说你写了点儿什么,而这些民间故事对你说来可能很有用呢。


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五台山,等到了2010年,我的同学孙献海带领着我们一大帮子弟校的50后拜访五台山时,早就是时过境迁了。去了一个什么庙看了一眼,就有和尚拉住我,让我请柱高香。我说请一柱要多少钱?他说,有600的,也有3000,还有9000和12000的,烧多大的香问多大的事。他问我请哪种?我说,没带那么多现金。和尚说,没事儿,刷卡也行。多亏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把拉过我就走。我才没掉到陷阱里。我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瞧,用小沈阳的话说,我又跑偏了。


言归正传。新营另一个诗人是刘刚。他宽脸膛,大个子,肩宽胳臂粗。不大爱说话,但他待人热情诚恳。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不声不响给你布菜,怕你吃不好。小米说他写了许多田园诗,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阶梯式。后来,他回四川,还特意抄录了四首胡乔木的《采桑子》让我弟弟转交我。还有一封信夹在其中,意思是不要见月伤心见花落泪,而是要勇敢地去生活。这就是坚强。这山高水长的情意,我一直记着。特别是遇上挫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他。

 

二米的眼睛不光出奇的亮,而且特别有神,他说话的时候,那眼睛就注视着你,你会感觉他特别亲切近人。他的长项是吹牛。就是海阔天空,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神聊。和他对聊的叫“老板”两个人就是绝配。一个刚说完,另一个立即接过,那话头儿永远也没会掉到地上。一个说得不细,另一个立即补得天衣无缝,而且总有自己独到的评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马克·吐温的《汤姆.沙耶历险记》都被他们从中找出了逻辑上的疏漏。


当时,很少有公开发行的小说看,学生和知青中就流行手抄本,什么《第二次握手》《林强海峡》,都是我从他们那里知道的。他们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出他们的当时的样子。


最有意思的是“老侉”。他喜欢跟我们讲,他是知青中的人道主义者。他说以前他不是,他杀的鸡、兔、猪、狗不计其数。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这是残忍,于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在他们的院子外面,有一个池塘,他每天去撒三遍网。每次捕到的鱼虾,不论大小,一律放生,久而久之,他就自然成了慈善家。他对鱼虾是慈善了,可是谁对他慈善呢?那时候,我真想不出,除了他这帮子难兄难弟,还会有谁?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小曹的,小曹身上的泥点子就没干过。这是因为他也喜欢打鱼摸虾。秋都很深了,他还是穿着一条短裤,说起话来,手舞足蹈。还有一个“军事家”叫什么,我记不清了。我们那天见面时,他正在攻读《孙子兵法》。记得有人笑话他:你的阵还没布上呢,那边原子弹就飞过来了。他听了,摇摇头,不以为然,扶扶鼻梁上的近视镜,就又“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了。


那些年,我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和承军或者我弟弟去新营玩了。因为,新营的这些知青,和我们那儿的真的不一样。他们也不大在意干不干活,但他们很在意不可不学无术。他们也喜欢饮酒,但他们不会酒后撒野,他们也受到种种不公的境遇,但他们绝不沉沦,而是积蓄着自己的力量,从容地等待。


每次,我从他们那里回到绛县我的村子,我都会生出一种自我陶醉,并且自言自语:高高兴兴活下去。你就是天天悲伤,天天以泪洗面,有屁用!别想着靠谁能拉你一把。一切都得自己面对,就像塞万提斯说的: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你得用笑脸去迎接一切不幸。


于是,我也学会了宁愿到充满危险的幻想世界中去冒险,因为我讨厌那种虚伪的庸俗的幸福。于是,在黄土高原上,即使我在沟沟壑壑中独行,我也不再惧怕孤独。因为,我常常想起小米的诗句:人生哪能真醉,捐躯悲歌大同。所以,有时候,我会凝望着远处的中条山,用手指向白纸般的天空,描摹那大山的雄浑脉络。因为,我常常记起我和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是的,在一起谈青春理想,谈国家命运,谈绘画谈小说的情景,那是些多好的日子。谈谈饮饮,饮饮谈谈,每每通宵达旦。我知道,我没有小米的才气,永远成不了画家。但有时候,就是为了给自己画,也会让你产生希望和梦想,你就会信心百倍地活下去。后来,我去了东北,因为我太想到草原上去冒险了。


最初我还有新营,我人生路上碰上的最出色的知青们的消息。说小米他们还在汾河边上的那个叫新营的村子里,建设着赋予了他们理想的知青农庄。好像是1975年的一天,我弟信里告诉我,他上了山西大学,小米也在山西大学艺术系。而这时,我已经在乌裕尔河边的军马场种地养马放羊了。这回真正是天各一方了,只剩下梦魂萦绕,我和新营和小米和再也没能会面。


1987年底的一天,我坐在哈尔滨乱哄哄的长虹电影院简陋陈旧的坐椅里,和嗑着瓜子的观众一起等待着一部叫《顽主》的电影开演。


大厅总算暗下来了。放映机的光柱打在银幕上。我突然看到银幕上打出了几个大字:导演米家山。我愣了一下。我立刻就相信了,那一定就是我当年的导师小米啊。我一点也不奇怪,虽然美术界少了一位画家,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明明他要走进这个门,却偏偏进了另一扇门。虽然他没能成为傅抱石、关山月,但影视界却多了一位杰出导演(1983年,他执导的电视剧处女作《弯弯的石径》,获第3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1989年《顽主》获得提名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另一个米家山。


1988年,我去成都采访。我成都的朋友告诉我,米家山这时没在峨嵋厂,在外面拍片呢。我有点失望,但这就是命运,而命运无法抗拒。怕是命里再无见面的机会,勉强又有何用呢?


今年春天,和承军在一起喝酒。承军说,你能和小米联系上吗?我说不能,这种大导演不知道有多忙呢?过去的友谊或者友情放在心里多好,谁他妈的也偷不走。承军说,话是这样说,我还是特想见到他。跟他聊聊,他会记得咱们吗?我说,他记得不记得我无关紧要,我记得他就行了,因为,我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


所以,我的记忆里永远长留着有关新营的记忆。因为,几十年来,正是这些新营知青,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吹响热爱生活的长号。而正是这乐观不屈的号声,伴随着我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不管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一想起他们那些欢乐的面孔,我就会会心地微笑。所有的艰难困苦就全他妈不当做一回事了。


5月15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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