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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林侃: 人生如戏,我的角色曾经是农民

林侃 新三届 2019-01-04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插队时照片


 林侃,1956年6月出生,1972年12月福建省南平大洲贮木场红旗学校高中毕业,1973年2月插队到南平市大凤公社村尾大队井下村,1976年2月应征入伍,1978年10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回部队,历任教员,干事,教导员,军宣传处长,师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等职,空军大校。2004年转业,任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现已退休。


原题

  我练成了农民

 ——知青生涯回忆


 作者 | 林侃 


    

人生如戏。一场没有脚本,没有导演的本色演出。一出接着一出,构成每个独特的人生。今年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幕就是插队知青。回忆这段历史,以纪念那远逝的青春。

    

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了3年多。没有去插队,招工、招生、当兵都免谈,基本成了惯例。但我们接到通知是不用去插队,就在大洲贮木场办的“五七农场”劳动。半个月后,新通知又来了,必须去农村插队。原通知是场领导对子弟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凭想当然,认为去农村是劳动,在农场也一样是干农活而定的。

    

一切又回到社会共同的轨道。贮木场很快就把插队的地点联系好了。一个叫上溪的小山村,离家不远,十几里路。我一听吓坏了,那可是我的灾难之地啊。初中毕业前曾经在哪里支农,结果染上疟疾,折腾了我两年。因此和父母商量,帮我另找地方。

    

场里对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集体去插队还是很重视的,召开了欢送会。我作为知青代表发言。说什么忘了。但有一句话还记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我是真想放单飞。家里管束太严了。


部分知青在新落成的知青点

   

一,艰苦的劳作


1973年3月8日,踏着明媚春光,我来到了福建省南平市大凤公社村尾大队,井下生产队。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山脚下坐落着3栋闽北山区常见的土木结构的房屋。最高处一幢是高大古朴的明清建筑,彰显着这个村庄的历史和比较富有的祖先。知青和村小学的老师一家住在由荒废的祠堂改造的房屋中。楼上是1—3年级复式教学的课堂。3名1969年下乡的女知青也住在这,但她们在村里的时间并不多。

    

走进村庄,一个感觉油然而生,从今天开始,我是家中多少代以来,第一个农民了。

    

第二天我就下田劳动了,插秧。说起劳动,我从小就不偷懒。祖母经常在耳边念叨,“干活别惜力,力气用完了会更多长回来。”或者“好好做,做别人的活,长自己的本事。”小学3年级就在学校的劳动基地种红薯,抬粪桶时,个子小又在后面,压弯了腰,连红领巾都耷拉进粪桶,还硬挺着。干活肯卖力已经成为习惯。因为是在山垄田干活,单人单块,半天下来,好几层都是我的成果,只是比别人的更绿些。生产队长笑眯眯地说,“不错,不错,就是注意分秧时少一两株。”干这类农活,我手脚还是比较麻利的。

    

农民是最看实际,也很讲公平的。刚下去时,不给我们记工分,他们要观察。两个月后才评定工分。给我是历来知青初评工分最高的,6.5分。一个多月后增加为7.5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增加为8.5分。到年底要评为10分,与全劳力等同,我没有同意,说保留一点差距吧,就9.5分,不要再加了。这个工分一直保持到我离开。

    

农村没有周末休息的说法。整个春耕春种期间,除了清明节那天放假,让大家上山挖春笋外,都是出工。头几天还好,连插几天秧,腰疼得都直不起来,咬着牙扛过去,后面也就没有感觉了。

    

南方农村四时无闲。春耕刚结束,就是到山地种红薯。我们生产队基本没有旱地。每年都是根据造林任务,砍伐一片山,经过放火炼山后,挖成土坎植树,在树苗旁种上红薯。3年后,不再种,让树生长。这活不重,我小学就干过,算是轻车熟路。

    

耘田除草是我最讨厌的。活虽然不重,但磨人。刚插队那年,遇到最漫长的雨季,持续43天没有见到太阳。蒙蒙细雨没完没了。下田干活穿雨衣可没法干,是穿蓑衣戴斗笠。农民通常都是自己采来材料,雇人编织。我们知青则是去供销社买现成的,质量太差。不到一个小时,雨水就渗透进去了。身上都是湿漉漉的。这么严重的湿气,每天早上眼睛都是浮肿的。这种情形下干活,没有诗情画意,只有沉闷,好像时空都凝固了。

    

防治病虫害也是常有的工作。如果是夜间小面积除病虫害,则是义务劳动。由生产队长、仓库保管员和我3人进行。使用的是乐果和一种叫1065的农药,据说是剧毒。防护措施不过是戴个口罩。通常晚上9点多就结束了,到农民家吃碗粉干当宵夜就算是报酬。

    

最苦最累的活是“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在20多天要完成全部早稻的收割并重复春耕春种的所有作业。用“抢”字名符其实。因为要抢,所有农田都按照地域,分割成块,根据所需要的劳动日,折合成工分,承包到组。这应该是承包责任制最早的形态吧。但农民干活积极性明显高涨。

    

这个组是临时建制,由生产队划分,但也有一定的个人自由选择权。落实到每个组都会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评定每个人每天的工分。我从不去参加评议,但大家也从来没有亏待我。这时我基本工分是8.5分,双抢时每天都给我20分左右。

    

“双抢”的劳动强度太大了,两头黑。好在各组都是采取轮流做早餐、午餐和点心的办法。凌晨4点就被叫起吃早餐,下地干活,天黑才回。晚上农民可以回家吃现成的,早早就可休息。我们可苦了,回家后还得做晚饭,等吃过饭,洗漱完都过10点了。好像刚挨枕头,又被叫醒,重复昨天的故事。

    

第一个“双抢”,小组让我负责脱粒。现场收割脱粒,稻草还田。用的是脚踏式脱粒机。出工时两人抬着下田,再高的山也得抬上去。150多斤的脱粒机抬上山可不易。太陡的地方,非得再加两人才上得去。所有收割下来的稻谷,当天必须完成脱粒。一天下来,那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晚上收工也不是空手回。如果明天要换地块作业,还得把脱粒机抬回。或者是挑一担脱粒好的稻谷回。晚稻收割时,我就不干这活了,理由是我收割的速度很快。

    

如果说收割累,那抢种是又苦又累。顶着37-38度的高温,连田里的水都是烫的。上晒下蒸,小腿上都是细小的水泡。不知什么原因,我特别招蚊虫,大家在一起劳动,那牛虻专门盯我,隔着衣服都能扎进去,痛得跳起来。每天都感到累。真是累啊,大太阳下,枕着扁担都能睡着。那时真想停下来歇两天。但生性要强,就拿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来勉励自己,硬着头皮扛下来。


呵呵,有点阿Q精神,有点搞笑吧。当时就是那么想的。“双抢”结束后,我回家从晚上8点多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多,如果不是祖母担心出事叫醒,还会继续睡下去。后来我在公社知青办听说,全公社知青“双抢”能出满勤的只有3人,我是其中之一。


知青田间作秀

    

二、成为农民

    

井下生产队分为两个自然村,共有29户人。知青点在井下村,有15户人。基本是同一个家族的。当时是四代同堂。也许是历史传承吧,这里的人们善良、淳朴,同情心重,乐于助人。对知青很好。有时我们饭桌上摆碗腊肉,都不知是谁送的,直到来收碗,才知应该谢谁。要知道那时,农村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肉。


在农村3年,我几乎没有洗过衣服。除了女知青帮助外,到小河沟洗衣服时总有大嫂、大婶们帮助洗了。甚至帮助晒好,折好送来。再不济的也会告诉你晒在哪。我们常对村民们说,你们真好。他们回答,那是你们很好。我们这个知青点确实从来没有偷鸡摸狗,损害农民的事发生。

    

既然是插队落户,我感到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自己才能活得更快乐一些。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念,使我做到这一点并无障碍。

    

首先是语言。虽然村民都能说普通话,起码会听,但他们之间都是说方言。这种方言和我的家乡话建瓯方言应该是同一方言区的。所以我学会好像比较容易。3个月基本就都能听懂。半年后交流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别小看这一点,当你都是用本地话和他们交流,他们自然把你当做自己人。80年代初,我重返井下,仍然讲当地话时,他们都很高兴,说井下的饭你没白吃。我们自己的孩子出去当兵两年,都满口普通话了。

    

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如果你穷讲究,那恐怕没有朋友。我在家时,祖母对生活习惯要求是严格的,衣服鞋子内外必须分清,而且要在指定位置摆放整齐。刚到农村时,我屋子就是生产队的记工房。大约8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几条板凳。晚上可热闹了,大家进来看记工分情况。连床上也都是人。早春还是很冷的。就把被子往脚上盖。


开始我也感到不舒服。转念一想,你自己也是农民还讲究个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感到和衣随意坐卧也是挺惬意的。一个多月后,我那床白被里带回家洗时,祖母和姐姐费尽心思也无法洗净。从此我用的就是深蓝色被子。


这种不讲究,随意的习惯(或者说邋遢),再也改不掉了。哪怕后来在部队,也无法纠正。当战士期间,一次内务卫生流动红旗都没拿过。领导为了扶持我拿上一次,曾经早操都给我免了,专门整内务,最终结果,因被子不如别人美观,屈居第二。

    

成为农民最关键的是思想感情。真正把自己当做农民,尊重他们像尊重自己一样。农民有事找我帮忙,我历来很爽快,感到他把你当做自己人。农民很实在,如果他真心对你,你哪怕是不经意地没领情,他也会伤心愤怒的。一次一位叫“菩萨翁”的老农,孙子满三朝摆酒。按照当地习俗,是早上摆酒。头天晚上老人就来请我。道喜之余,我说没柴烧了,明天要去砍柴。他很干脆地说,一定要去,没柴到我家去搬。


我历来不愿意麻烦人,第二天一大早就上山去了。9点多回来时,一向和气的老人堵在村口发火骂我,“你就这样看不起我”!我这才醒悟,事情大了,关系到面子和尊严。赶紧一再道歉,尽管已经散席了,还是马上到他家吃饭。他这才消气。这事给我一个教训,每个人的尊严其实就是通过一件件小事来维护的。


1975年,南平市一下子来了7个知青,而且来个姓吴的带队干部,印象是作为入党培养对象来锻炼的。吴干部人还不错,很勤快。个子又瘦又小,看他吃力地挑着大粪桶为知青种菜,我也挺感动的。但一次在生产队的大会上,他很严肃地说,村民经常到知青点去玩,这很不好。为了防止发生问题,今后大家不要到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房间。


我感到这话太伤人了,立马站起来说,小吴说的不包括我哈。我的房间大家和过去一样,随时可以去,我不在时,要进去,把门卸了。会后,几个中青年农民都很生气,这个小吴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你是我们自己人没什么说的,他们那几个我们再也不会去了。

   

成了农民不仅生活不再孤单,而且真正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真心话也会对你讲。比如,就直言不讳对我说,对知青插队,他们一点也不欢迎。就那点地,那点活,你们不来一样干完,你们来了,就要分走一份。有的说我,你那么卖力干什么,反正一天就那几分工。对集体劳动的模式他们不满意,特别是能干的,更感到自己吃亏了。而分组承包时表现出来的干劲和效率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这些对我在几年后,能深刻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知青点1974年前插队的老知青。后排右1是文中小华大姐

    

三、多灾多难的三年

    

井下村是闽北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生产队有水田300多斗。(这里不用亩作为计量单位,而用斗。即过去需要一斗种子的田地,大约相当0.7亩。)副业是砍伐木材,有规定限额的。各家各户养猪、鸡、鸭等,基本是自己吃。我在农村那3年,生产队分红,分别是每个劳动日,1973年0.87元,1974年1.14元,1975年0.94元。印象中还没有吃不上饭的家庭。只是人口多的家庭青黄不接时需要借粮或者到邻近的古田县去买,知青情况会更好些。


1973年李庆霖信件后,知青情况引起各级重视,规定每年基本口粮为560斤稻谷。加上工分粮,我每年有稻谷800—900斤,红薯等杂粮不计,粮食是足够吃了。菜是自己种。生产队每年都会在村庄附近划出一块地,给各家各户种菜,一年后作为晚稻育秧地。基本生活还是有保证的。

     

刚下乡时,我还不满17周岁,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还好,知青点除了我,都是女知青,大家一起开伙吃饭,我倒是省事了。但生活的事,练一练也就会了。知青点有时候就我一个人。虽然我也学会做饭,会做家常菜,但实在懒得做。早上煎一块咸面饼当早餐的菜,再炒个青菜准备午餐吃。然后蒸饭。这档口嘴馋,把饼吃了。吃早餐时,又把青菜吃了。午餐就只有白饭了。找一眼泉水,也将就过去。对饮食不讲究,怎么都能过的习惯,到今天也没改。

    

生活是小事。农村3年确实是多灾多难。小伤是家常便饭,主要是大病了3场。1973年7月“双抢”结束后,回家休息了几天,准备返回时,突然生病。姐姐在场卫生队工作,看病还是很方便,输液就在家里。输了一半,我感到全身发冷,不断颤抖,只听妈妈说,“这瓶不能挂了,拔掉”,就昏迷了。


大约凌晨2点多,我梦见在梯田上,一个人身着蓑笠,(是我还是他人搞不清)孤寂地劳作,这影像意味什么,我至今没有参透。接着就醒了。见到祖母、父母和姐姐都围在床边,就问你们怎么都不睡?奶奶咽哽地说“你都去掉半条命,知道吗。”


事后才知道,9点半昏迷后,高烧,体温计都到顶了,卫生队最好的医生也赶到家里抢救。用消防池的水冷敷,用酒精全身涂抹退烧。好在年轻,一个多月后恢复了,又回到农村。不曾想,才几个月,晚稻收割后,再次病倒,高烧41.5度。


妈妈听到消息,联系到距离我村两公里多的场打石排(当时大洲贮木场属福建省生产建设兵团,采取军队的建制。)把我捎回家了。这次得的是副伤寒。奶奶一听着急赶到医院,痛说苦难往事,我爷爷23岁时,就是死于伤寒。这次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人都瘦脱形了。


第三次是1975年“双抢”后,我到公社参加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大会。会议最后一天又发高烧了,硬扛到会议结束,就往家赶,需要走40里左右。才走出一公里就再也走不动了。恰巧一辆部队的三轮摩托路过,就拦下,说明情况。那两位兵哥哥也真好说话,把我捎上了。进家门说声“我又病了”,就一头栽倒。朦胧中被担架抬进卫生队。


这三场大病,除了第二次,其他两次究竟是什么病,我至今也搞不清。但隐约感觉到,我可能不适合水田作业,湿热所导致。所以11月份公社调我去搞征粮工作,我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三场病的直接后果是记忆力差了。原先不敢说过目不忘,但觉得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念书了。今天还基本能背诵的《春江花月夜》《琵琶行》《长恨歌》等长诗,那都是少年的成果,病后觉得要背记东西需要读好多遍。


知青点全体知青欢送我入伍

    

四、入党波折

    

入党在当年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我也不例外,计划在插队期间入党。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德的就是井下人。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劳动。1974年6月下旬,一天我们在劳动时,他突然说:“林侃,你怎么入党申请书也不写?”我这才醒过腔,这事得摆上日程了。第二天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事情顺利得出乎意料,7月初就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

    

填写志愿书时,感到挺犯难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怎么也得说说扎根农村这类话,表表态度吧。但对我来说,别说写进《入党志愿书》这么严肃,进入档案,伴随自己终生的东西,就是让我口头承诺,我也不愿意。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写了就要去践诺,不写又怕通不过。犹豫再三,还是不写。做不到的事,硬写了,既欺骗组织,也欺骗自己。就写一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表明态度。7月10日,支部大会就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我心想就等公社党委过个程序就行了。心里不由几分小得意,刚满18周岁就入党了,今后的路应该会顺风顺水。

    

不曾想社会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8月份,消息来了,我入党问题被搁置。原因是当时我大队发生未经批准砍伐出售木材问题。公社杨副书记在会上提出,我父母都是大洲贮木场的干部,这出售木材我父母是否居中牵线搭桥,需要调查清楚。我这才算领会了什么叫“莫须有”。半年后,公社党委再次研究,还是同样罪名,没批。父母着急了,说要由场里出证明,他们到公社说清楚。


我此时已经知道事情的由来,立即阻止,“这事你们不要插手。事情和木材、和你们都毫无关系。原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吴书记,而吴书记和杨副书记过去积怨很深,他这是既厌和尚,恨及袈裟。没有这事,他也会找其他理由。”


幸运的是,1975年邓公主持工作时开展反派性运动,杨副书记被批评并调离。我入党问题也就顺利批准了。这件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再也不会理想化地看社会,看生活。知道了将来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生活道路。


井下村青年送我和吴贤权(前右2)入伍

   

五、剧终

    

1976年2月底,我被批准入伍。农民生涯结束了。3年的艰苦磨炼,村民们的淳淳关怀,知青间的深厚友谊都历历在目,有些事是铭心刻骨。

    

很难忘那高温酷暑下的“双抢”,每天13--14小时的强度劳动,是多么想有块阴凉,睡上一觉。也记得春寒料峭在高山踩着薄冰下水田备耕,那刺骨的寒冷和割裂肌肤的疼痛,让你深感农民的不易。有了这段经历,我相信在今后人生道路上,再苦再累,也能扛下来。

    

不曾忘记,1974年早稻丰收在望,生产队最好的地块突然爆发穗颈稻瘟病,生产队江副队长,一米八几的大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痛哭。那种农民对庄稼的情感,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让我知道了农民。

    永难忘怀,赤金婶、阿麦婶等大婶们,象对自己孩子一样,帮我们做这做那。当

69年插队的小华大姐因招工未成,绝食时,她们熬好粥,象母亲一样,在身旁流着泪苦苦劝说。那种发自本性的善良是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

    

3年时间,我从感情到行为都成为了农民,这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今天,在回顾50年前开始,持续近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不堪回首。我不禁哑然失笑,这纯属伪命题。试问,有共同的青春吗?如果有,我们父辈的青春该冠以什么?我们的祖辈又该怎么评说?人不能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怎么走好自己脚下的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是无悔还是不堪,完全是个性化的事。这个命题的争论,除了撕裂社会,制造政治对立外,毫无意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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