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林侃： 人生如戏，我的角色曾经是农民

知青丨林侃：人生如戏，我的角色曾经是农民

林侃新三届 2019-01-04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插队时照片

林侃，1956年6月出生，1972年12月福建省南平大洲贮木场红旗学校高中毕业，1973年2月插队到南平市大凤公社村尾大队井下村，1976年2月应征入伍，1978年10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回部队，历任教员，干事，教导员，军宣传处长，师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等职，空军大校。2004年转业，任福建省电力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现已退休。

原题

我练成了农民

——知青生涯回忆

作者 | 林侃

人生如戏。一场没有脚本，没有导演的本色演出。一出接着一出，构成每个独特的人生。今年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幕就是插队知青。回忆这段历史，以纪念那远逝的青春。

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了。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了3年多。没有去插队，招工、招生、当兵都免谈，基本成了惯例。但我们接到通知是不用去插队，就在大洲贮木场办的“五七农场”劳动。半个月后，新通知又来了，必须去农村插队。原通知是场领导对子弟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凭想当然，认为去农村是劳动，在农场也一样是干农活而定的。

一切又回到社会共同的轨道。贮木场很快就把插队的地点联系好了。一个叫上溪的小山村，离家不远，十几里路。我一听吓坏了，那可是我的灾难之地啊。初中毕业前曾经在哪里支农，结果染上疟疾，折腾了我两年。因此和父母商量，帮我另找地方。

场里对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集体去插队还是很重视的，召开了欢送会。我作为知青代表发言。说什么忘了。但有一句话还记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我是真想放单飞。家里管束太严了。

部分知青在新落成的知青点

一，艰苦的劳作

1973年3月8日，踏着明媚春光，我来到了福建省南平市大凤公社村尾大队，井下生产队。这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山脚下坐落着3栋闽北山区常见的土木结构的房屋。最高处一幢是高大古朴的明清建筑，彰显着这个村庄的历史和比较富有的祖先。知青和村小学的老师一家住在由荒废的祠堂改造的房屋中。楼上是1—3年级复式教学的课堂。3名1969年下乡的女知青也住在这，但她们在村里的时间并不多。

走进村庄，一个感觉油然而生，从今天开始，我是家中多少代以来，第一个农民了。

第二天我就下田劳动了，插秧。说起劳动，我从小就不偷懒。祖母经常在耳边念叨，“干活别惜力，力气用完了会更多长回来。”或者“好好做，做别人的活，长自己的本事。”小学3年级就在学校的劳动基地种红薯，抬粪桶时，个子小又在后面，压弯了腰，连红领巾都耷拉进粪桶,还硬挺着。干活肯卖力已经成为习惯。因为是在山垄田干活，单人单块，半天下来，好几层都是我的成果，只是比别人的更绿些。生产队长笑眯眯地说，“不错，不错，就是注意分秧时少一两株。”干这类农活，我手脚还是比较麻利的。

农民是最看实际，也很讲公平的。刚下去时，不给我们记工分，他们要观察。两个月后才评定工分。给我是历来知青初评工分最高的，6.5分。一个多月后增加为7.5分。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增加为8.5分。到年底要评为10分，与全劳力等同，我没有同意，说保留一点差距吧，就9.5分，不要再加了。这个工分一直保持到我离开。

农村没有周末休息的说法。整个春耕春种期间，除了清明节那天放假，让大家上山挖春笋外，都是出工。头几天还好，连插几天秧，腰疼得都直不起来，咬着牙扛过去，后面也就没有感觉了。

南方农村四时无闲。春耕刚结束，就是到山地种红薯。我们生产队基本没有旱地。每年都是根据造林任务，砍伐一片山，经过放火炼山后，挖成土坎植树，在树苗旁种上红薯。3年后，不再种，让树生长。这活不重，我小学就干过，算是轻车熟路。

耘田除草是我最讨厌的。活虽然不重，但磨人。刚插队那年，遇到最漫长的雨季，持续43天没有见到太阳。蒙蒙细雨没完没了。下田干活穿雨衣可没法干，是穿蓑衣戴斗笠。农民通常都是自己采来材料，雇人编织。我们知青则是去供销社买现成的，质量太差。不到一个小时，雨水就渗透进去了。身上都是湿漉漉的。这么严重的湿气，每天早上眼睛都是浮肿的。这种情形下干活，没有诗情画意，只有沉闷，好像时空都凝固了。

防治病虫害也是常有的工作。如果是夜间小面积除病虫害，则是义务劳动。由生产队长、仓库保管员和我3人进行。使用的是乐果和一种叫1065的农药，据说是剧毒。防护措施不过是戴个口罩。通常晚上9点多就结束了，到农民家吃碗粉干当宵夜就算是报酬。

最苦最累的活是“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在20多天要完成全部早稻的收割并重复春耕春种的所有作业。用“抢”字名符其实。因为要抢，所有农田都按照地域，分割成块，根据所需要的劳动日，折合成工分，承包到组。这应该是承包责任制最早的形态吧。但农民干活积极性明显高涨。

这个组是临时建制，由生产队划分，但也有一定的个人自由选择权。落实到每个组都会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评定每个人每天的工分。我从不去参加评议，但大家也从来没有亏待我。这时我基本工分是8.5分，双抢时每天都给我20分左右。

“双抢”的劳动强度太大了，两头黑。好在各组都是采取轮流做早餐、午餐和点心的办法。凌晨4点就被叫起吃早餐，下地干活，天黑才回。晚上农民可以回家吃现成的，早早就可休息。我们可苦了，回家后还得做晚饭，等吃过饭，洗漱完都过10点了。好像刚挨枕头，又被叫醒，重复昨天的故事。

第一个“双抢”，小组让我负责脱粒。现场收割脱粒，稻草还田。用的是脚踏式脱粒机。出工时两人抬着下田，再高的山也得抬上去。150多斤的脱粒机抬上山可不易。太陡的地方，非得再加两人才上得去。所有收割下来的稻谷，当天必须完成脱粒。一天下来，那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晚上收工也不是空手回。如果明天要换地块作业，还得把脱粒机抬回。或者是挑一担脱粒好的稻谷回。晚稻收割时，我就不干这活了，理由是我收割的速度很快。

如果说收割累，那抢种是又苦又累。顶着37-38度的高温，连田里的水都是烫的。上晒下蒸，小腿上都是细小的水泡。不知什么原因，我特别招蚊虫，大家在一起劳动，那牛虻专门盯我，隔着衣服都能扎进去，痛得跳起来。每天都感到累。真是累啊，大太阳下，枕着扁担都能睡着。那时真想停下来歇两天。但生性要强，就拿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来勉励自己，硬着头皮扛下来。

呵呵，有点阿Q精神，有点搞笑吧。当时就是那么想的。“双抢”结束后，我回家从晚上8点多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多，如果不是祖母担心出事叫醒，还会继续睡下去。后来我在公社知青办听说，全公社知青“双抢”能出满勤的只有3人，我是其中之一。

知青田间作秀

二、成为农民

井下生产队分为两个自然村，共有29户人。知青点在井下村，有15户人。基本是同一个家族的。当时是四代同堂。也许是历史传承吧，这里的人们善良、淳朴，同情心重，乐于助人。对知青很好。有时我们饭桌上摆碗腊肉，都不知是谁送的，直到来收碗，才知应该谢谁。要知道那时，农村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肉。

在农村3年，我几乎没有洗过衣服。除了女知青帮助外，到小河沟洗衣服时总有大嫂、大婶们帮助洗了。甚至帮助晒好，折好送来。再不济的也会告诉你晒在哪。我们常对村民们说，你们真好。他们回答，那是你们很好。我们这个知青点确实从来没有偷鸡摸狗，损害农民的事发生。

既然是插队落户，我感到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自己才能活得更快乐一些。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念，使我做到这一点并无障碍。

首先是语言。虽然村民都能说普通话，起码会听，但他们之间都是说方言。这种方言和我的家乡话建瓯方言应该是同一方言区的。所以我学会好像比较容易。3个月基本就都能听懂。半年后交流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别小看这一点，当你都是用本地话和他们交流，他们自然把你当做自己人。80年代初，我重返井下，仍然讲当地话时，他们都很高兴，说井下的饭你没白吃。我们自己的孩子出去当兵两年，都满口普通话了。

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如果你穷讲究，那恐怕没有朋友。我在家时，祖母对生活习惯要求是严格的，衣服鞋子内外必须分清，而且要在指定位置摆放整齐。刚到农村时，我屋子就是生产队的记工房。大约8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几条板凳。晚上可热闹了，大家进来看记工分情况。连床上也都是人。早春还是很冷的。就把被子往脚上盖。

开始我也感到不舒服。转念一想，你自己也是农民还讲究个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感到和衣随意坐卧也是挺惬意的。一个多月后，我那床白被里带回家洗时，祖母和姐姐费尽心思也无法洗净。从此我用的就是深蓝色被子。

这种不讲究，随意的习惯（或者说邋遢），再也改不掉了。哪怕后来在部队，也无法纠正。当战士期间，一次内务卫生流动红旗都没拿过。领导为了扶持我拿上一次，曾经早操都给我免了，专门整内务，最终结果，因被子不如别人美观，屈居第二。

成为农民最关键的是思想感情。真正把自己当做农民，尊重他们像尊重自己一样。农民有事找我帮忙，我历来很爽快，感到他把你当做自己人。农民很实在，如果他真心对你，你哪怕是不经意地没领情，他也会伤心愤怒的。一次一位叫“菩萨翁”的老农，孙子满三朝摆酒。按照当地习俗，是早上摆酒。头天晚上老人就来请我。道喜之余，我说没柴烧了，明天要去砍柴。他很干脆地说，一定要去，没柴到我家去搬。

我历来不愿意麻烦人，第二天一大早就上山去了。9点多回来时，一向和气的老人堵在村口发火骂我，“你就这样看不起我”！我这才醒悟，事情大了，关系到面子和尊严。赶紧一再道歉，尽管已经散席了，还是马上到他家吃饭。他这才消气。这事给我一个教训，每个人的尊严其实就是通过一件件小事来维护的。

1975年，南平市一下子来了7个知青，而且来个姓吴的带队干部，印象是作为入党培养对象来锻炼的。吴干部人还不错，很勤快。个子又瘦又小，看他吃力地挑着大粪桶为知青种菜，我也挺感动的。但一次在生产队的大会上，他很严肃地说，村民经常到知青点去玩，这很不好。为了防止发生问题，今后大家不要到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房间。

我感到这话太伤人了，立马站起来说，小吴说的不包括我哈。我的房间大家和过去一样，随时可以去，我不在时，要进去，把门卸了。会后，几个中青年农民都很生气，这个小吴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你是我们自己人没什么说的，他们那几个我们再也不会去了。

成了农民不仅生活不再孤单，而且真正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真心话也会对你讲。比如，就直言不讳对我说，对知青插队，他们一点也不欢迎。就那点地，那点活，你们不来一样干完，你们来了，就要分走一份。有的说我，你那么卖力干什么，反正一天就那几分工。对集体劳动的模式他们不满意，特别是能干的，更感到自己吃亏了。而分组承包时表现出来的干劲和效率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这些对我在几年后，能深刻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知青点1974年前插队的老知青。后排右1是文中小华大姐

三、多灾多难的三年

井下村是闽北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生产队有水田300多斗。（这里不用亩作为计量单位，而用斗。即过去需要一斗种子的田地，大约相当0.7亩。）副业是砍伐木材，有规定限额的。各家各户养猪、鸡、鸭等，基本是自己吃。我在农村那3年，生产队分红，分别是每个劳动日，1973年0.87元，1974年1.14元，1975年0.94元。印象中还没有吃不上饭的家庭。只是人口多的家庭青黄不接时需要借粮或者到邻近的古田县去买，知青情况会更好些。

1973年李庆霖信件后，知青情况引起各级重视，规定每年基本口粮为560斤稻谷。加上工分粮，我每年有稻谷800—900斤，红薯等杂粮不计，粮食是足够吃了。菜是自己种。生产队每年都会在村庄附近划出一块地，给各家各户种菜，一年后作为晚稻育秧地。基本生活还是有保证的。

刚下乡时，我还不满17周岁，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还好，知青点除了我，都是女知青，大家一起开伙吃饭，我倒是省事了。但生活的事，练一练也就会了。知青点有时候就我一个人。虽然我也学会做饭，会做家常菜，但实在懒得做。早上煎一块咸面饼当早餐的菜，再炒个青菜准备午餐吃。然后蒸饭。这档口嘴馋，把饼吃了。吃早餐时，又把青菜吃了。午餐就只有白饭了。找一眼泉水，也将就过去。对饮食不讲究，怎么都能过的习惯，到今天也没改。

生活是小事。农村3年确实是多灾多难。小伤是家常便饭，主要是大病了3场。1973年7月“双抢”结束后，回家休息了几天，准备返回时，突然生病。姐姐在场卫生队工作，看病还是很方便，输液就在家里。输了一半，我感到全身发冷，不断颤抖，只听妈妈说，“这瓶不能挂了，拔掉”，就昏迷了。

大约凌晨2点多，我梦见在梯田上，一个人身着蓑笠，（是我还是他人搞不清）孤寂地劳作，这影像意味什么，我至今没有参透。接着就醒了。见到祖母、父母和姐姐都围在床边，就问你们怎么都不睡？奶奶咽哽地说“你都去掉半条命，知道吗。”

事后才知道，9点半昏迷后，高烧，体温计都到顶了，卫生队最好的医生也赶到家里抢救。用消防池的水冷敷，用酒精全身涂抹退烧。好在年轻，一个多月后恢复了，又回到农村。不曾想，才几个月，晚稻收割后，再次病倒，高烧41.5度。

妈妈听到消息，联系到距离我村两公里多的场打石排（当时大洲贮木场属福建省生产建设兵团，采取军队的建制。）把我捎回家了。这次得的是副伤寒。奶奶一听着急赶到医院，痛说苦难往事，我爷爷23岁时，就是死于伤寒。这次病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人都瘦脱形了。

第三次是1975年“双抢”后，我到公社参加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大会。会议最后一天又发高烧了，硬扛到会议结束，就往家赶，需要走40里左右。才走出一公里就再也走不动了。恰巧一辆部队的三轮摩托路过，就拦下，说明情况。那两位兵哥哥也真好说话，把我捎上了。进家门说声“我又病了”，就一头栽倒。朦胧中被担架抬进卫生队。

这三场大病，除了第二次，其他两次究竟是什么病，我至今也搞不清。但隐约感觉到，我可能不适合水田作业，湿热所导致。所以11月份公社调我去搞征粮工作，我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三场病的直接后果是记忆力差了。原先不敢说过目不忘，但觉得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念书了。今天还基本能背诵的《春江花月夜》《琵琶行》《长恨歌》等长诗，那都是少年的成果，病后觉得要背记东西需要读好多遍。

知青点全体知青欢送我入伍

四、入党波折

入党在当年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我也不例外，计划在插队期间入党。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德的就是井下人。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劳动。1974年6月下旬，一天我们在劳动时，他突然说：“林侃，你怎么入党申请书也不写？”我这才醒过腔，这事得摆上日程了。第二天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事情顺利得出乎意料，7月初就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

填写志愿书时，感到挺犯难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怎么也得说说扎根农村这类话，表表态度吧。但对我来说，别说写进《入党志愿书》这么严肃，进入档案，伴随自己终生的东西，就是让我口头承诺，我也不愿意。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写了就要去践诺，不写又怕通不过。犹豫再三，还是不写。做不到的事，硬写了，既欺骗组织，也欺骗自己。就写一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表明态度。7月10日，支部大会就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我心想就等公社党委过个程序就行了。心里不由几分小得意，刚满18周岁就入党了，今后的路应该会顺风顺水。

不曾想社会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8月份，消息来了，我入党问题被搁置。原因是当时我大队发生未经批准砍伐出售木材问题。公社杨副书记在会上提出，我父母都是大洲贮木场的干部，这出售木材我父母是否居中牵线搭桥，需要调查清楚。我这才算领会了什么叫“莫须有”。半年后，公社党委再次研究，还是同样罪名，没批。父母着急了，说要由场里出证明，他们到公社说清楚。

我此时已经知道事情的由来，立即阻止，“这事你们不要插手。事情和木材、和你们都毫无关系。原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吴书记，而吴书记和杨副书记过去积怨很深，他这是既厌和尚，恨及袈裟。没有这事，他也会找其他理由。”

幸运的是，1975年邓公主持工作时开展反派性运动，杨副书记被批评并调离。我入党问题也就顺利批准了。这件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再也不会理想化地看社会，看生活。知道了将来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生活道路。

井下村青年送我和吴贤权（前右2)入伍

五、剧终

1976年2月底，我被批准入伍。农民生涯结束了。3年的艰苦磨炼，村民们的淳淳关怀，知青间的深厚友谊都历历在目，有些事是铭心刻骨。

很难忘那高温酷暑下的“双抢”，每天13--14小时的强度劳动，是多么想有块阴凉，睡上一觉。也记得春寒料峭在高山踩着薄冰下水田备耕，那刺骨的寒冷和割裂肌肤的疼痛，让你深感农民的不易。有了这段经历，我相信在今后人生道路上，再苦再累，也能扛下来。

不曾忘记，1974年早稻丰收在望，生产队最好的地块突然爆发穗颈稻瘟病，生产队江副队长，一米八几的大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痛哭。那种农民对庄稼的情感，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让我知道了农民。

永难忘怀，赤金婶、阿麦婶等大婶们，象对自己孩子一样，帮我们做这做那。当

69年插队的小华大姐因招工未成，绝食时，她们熬好粥，象母亲一样，在身旁流着泪苦苦劝说。那种发自本性的善良是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

3年时间，我从感情到行为都成为了农民，这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今天，在回顾50年前开始，持续近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不堪回首。我不禁哑然失笑，这纯属伪命题。试问，有共同的青春吗？如果有，我们父辈的青春该冠以什么？我们的祖辈又该怎么评说？人不能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怎么走好自己脚下的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是无悔还是不堪，完全是个性化的事。这个命题的争论，除了撕裂社会，制造政治对立外，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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