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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肖复兴:知青蔡立坚的爱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肖复兴 新三届 2020-08-17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肖复兴

 

肖复兴,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4年被北京市招考为教师。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知名作者,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

 原题

知青蔡立坚的爱情故事:

微妙的感情涟漪



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背后,微妙的感情涟漪?那场裹挟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漩涡里,有着这样对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


蔡立坚

 

      她是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当过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并和毛主席握手。粉碎“四人帮”后又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被认为是山西“小四人帮”之一,直到落实政策平反……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色彩,统统集中在这位女性身上。

 

      老知青蔡立坚去世10年了,不知还有多少同时代的知青记得她,又有多少新时代的青年听说过她。10年前,蔡立坚因车祸在山西身亡。车祸发生后,她还帮着抢救别人,回到家里却一下子去了。这样的人,这样的死,让人感慨,也让人难忘。

 

      这位当年扎根农村的知青模范一度声名大震。当过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出席过国庆观礼,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并和毛主席握手,事迹曾在《人民日报》刊载。粉碎“四人帮”后又曾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寨的典型,被认为是山西“小四人帮”之一,直到落实政策平反。1984年她从山西省委党校毕业后留任,工作和生活才稳定下来……

 

       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那一代人特殊的政治色彩,那种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的强烈碰撞……统统集中在这位女性身上。 

 

像追求革命一样追求爱情 

 

      1966年年底的一天,年轻的蔡立坚和两名同学徒步到延安串联,途经一个只有5户16人的小村子杜家山。这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村落,记账都用记有符号的红绿纸条代替。他们在杜家山住了一晚,第二天爬过大罗山要到太谷县去,站在山上回头,她看见村里的老人担着水桶一步步艰难挪动,一种苍凉和凄苦顿时涌上心头。那一瞬间,蔡立坚的心怦然一动,涌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常会浮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她决定串联后回杜家山插队落户。

 

      后来,笔者曾到她家,并和她有过一次长谈。那天,她这样对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心里拴了一根绳,那一头在杜家山的老乡手里抻着,每走一步都被老乡抻着。” 

 

 

      离开杜家山,走了100多里,来到文水县刘胡兰墓前。寒风瑟瑟,荒草萋萋,站在英雄埋骨之地,一股英雄之气油然升起,蔡立坚禁不住伏在长满蒿草的坟头,默默地对刘胡兰说:“当时你是那样壮烈牺牲的,我要用不同的形式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我一定还要回杜家山!”

 

      过了汾阳县城,那里离杜家山已有280多里。走着走着,蔡立坚突然停下来。 

 

“我要回杜家山去!” 

 

      她就这样蓦然间下定了一个并不容易下的决心。其他两个红卫兵都清楚她的脾气,知道劝也无济于事,只好和她分手。女同学拿出一双鞋,男同学拿出一面绣有“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小锦旗送给她,然后,三个人面面相觑,哭了。

 

      “我也哭了。”忆及当年,蔡立坚的眼泪在有些苍老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滚落。那个给他小锦旗的男同学姓杨,是他们那个自命为“二七铁军红卫兵长征队”的队长,她悄悄地爱着他,他对她也有着朦朦胧胧的感情。

 

      他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甚至读过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的书。整个中学阶段,她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对政治极敏感要求极高,初中一年级就入了团。所有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激情,都可以点燃她心中的火种。正是基于这一点,杨才格外吸引她。

 

 

      那天,她还对我说起蔡立坚这个名字的来历。那时“文革”风暴刚刚刮起来,灭资兴无,改名字是许多年轻人的革命行动。她原名蔡玉琴,但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儿革命色彩。有一天,她找到杨:“我想改名字,你帮我出出主意!”

 

      杨说:“我也改,咱俩的名字排在一起!”“我叫杨志坚,你就叫蔡志红!”

 

      她说:“我不喜欢这个红字,你叫杨志坚,我就叫蔡立坚吧!咱俩的名字还是排在一起。”

 

 

      如今,回想往事,谁能触摸到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蔡立坚”的背后,微妙的感情涟漪?那场裹挟走整整一代人青春的漩涡里,有着这样对生命和爱情的渴望与真诚,谁又能将它们像剥桔子一样把皮和瓣剥开得那样清爽呢?

 

      那天她还对我谈起她的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1968年10月,她作为学大寨的特邀代表到大寨参观访问,结识了英雄谢臣班的班长。她和他一见如故。那天,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农村姑娘的照片,大胆地对她说:“这个我看不上,我就看上你了!”

 

 

      他们甚至像电影里的歃血为盟一样,她咬破手指,他用玻璃片割破手指,写下两份血书:心连在—起,血流在一起,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每人一份,各自珍藏。

 

      虽然后来这桩恋爱依然是无花果,班长还是和照片上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但是她付出了那个年代难得的真诚,并没有像有些铁姑娘或典型模范一样,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她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渴望,而是像追求革命一样,大胆追求着爱情。 

 

一句誓言,12年农村生活 

 

      那天,她独自一人又回到了杜家山。她说,一路上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终于下了回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决心,难过的是离开了大家,尤其是离开了杨。

 

 

      后来,她说,她不同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的说法,1962年董家耕和邢燕子就已经到农村插队,而且“文革”前已经有很多学生去了北大荒。她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现在都不后悔,“文革”前她就写过到农村插队的申请,只是那时妈妈不同意,没有去成。她说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她所走的只是其中的一条,不应在时过境迁后受到嘲笑。

 

      当她回到杜家山时,那里的老乡不相信她会长期住下来,但她一住就是20多天,天天和老乡一起担水做饭,打柴干活。有一天公社干部跑来对她说:你要真的来插队,得回北京把户口迁过来。老乡想她不会再回来了,送了好多干豆角、野杏干、海棠干……她看出老乡的心思,把自己的行李和书本都留下,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就指着这些东西骂我!”

 

 

      回北京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一尺多厚,两位老乡用木锨推雪,推了整整7里山路,把她从山上送到山下。她说,到什么时候都难以忘记那情景:两位乡亲默默地走在前面,洁白的雪无声地翻卷到两边,中间露出黑乎乎的山路来。

 

      回到北京,母亲正病倒在床上。她找了许多家医院、许多乡间的郎中给母亲看病,母亲说:“你别瞎跑了,只要你不去杜家山,我的病就好一大半了!”

 

 

      但是,她答应过杜家山的乡亲们要回去的,她说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或许今人会觉得为了一句话而重走艰难实在傻得可怜,但那一代人确实如此,重视自己的诺言和誓言,为一句话可以付出青春和生命。

 

      将病重的母亲托付给不再年轻的父亲,她还是回了杜家山,并且一住就是12年。 

 

良心和真诚不可以随风倒 

 

      蔡立坚有两个子女。老大是女儿,1972年生在榆次的婆婆家,生下来34天,蔡立坚一个人抱着孩子回杜家山,下了汽车要走一大段路,实在没力气走了,就把行李放在路旁的草丛里,只抱着孩子往家赶。回杜家山后下田干活,就把孩子锁在屋里,房梁上吊着手剪的纸花,好让孩子醒来时不寂寞。

 

      老二是儿子,1976年生在北京,孩子出生42天,县里派人追到北京,说她和“四人帮”有牵连,要她立即回去讲清问题。正是冬天,火车上冷得要命,又没有座位,只好把孩子放在小桌板上。回到县里,接受审查,专案组7个人轮番对她拍桌子瞪眼睛。

 

 

      她说,当时的县团委书记以前采访过她,写过她的先进事迹,后来写整她材料的人也是他,而且厉声要她老实交代!她还说,离开北京到杜家山时同学为她绣的那块“好女儿志在四方”的红绸子,在她出名后送到省博物馆,那时珍贵得很,现在早让他们弄丢了。

 

      我安慰她,时代的动荡改造着不同的人,难免有些跳蚤变成龙种;时代在变迁,价值观也在变化,有些以前值钱的现在一文不值,有些以前一文不值的现在可能突然价值连城。她说你说得对,但有些价值是不可以随风倒的,还是有永恒的标准的。我问她指什么,她说比如良心,比如真诚。

 

      10年过去了。想起蔡立坚,还是为她感动。不是为她12年坚守杜家山的行动,而是为她一直秉持的真诚。在迅速苍老的时代,真诚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或一抹遮掩自己蒙骗他人的腮红。

 

 

      她的两个子女如今都已年过三十。后来,我终于联系到蔡立坚的妹妹。她告诉我,两个孩子都不错,只是都没有正式工作。女儿早回了北京,在一个小区的物业监控室工作,工资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儿子在蔡立坚去世后回北京,在通县租了一间门脸房开美容美发店。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和母亲一样的拧脾气,只想凭实干,不想周旋于外部世界。别人劝他:开店要送点礼疏通关系,他不送,结果美容美发店开张不久,就被人借口改作他用赶了出来。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进来,开的还是美容美发店。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蔡立坚的后代。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能给他们一点儿额外的照顾吗?在一个越发讲究利益和实用的商业时代,知青即便是一枚过去的勋章,也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而不具有实用的哪怕废物利用的价值。不要说迅速成长的年轻一代,就是知青自身,在蔡立坚去世后的这10年里,经历了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日子,曾经拥有和相信的许多东西也被势利而健忘的现实摧毁。

 

 

      忽然想起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那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是知青这一代人必须直面的。痛苦地直面之后,这一代人老了,后一代人成长起来,但愿他们比我们健康幸福。 

 

摘自2015年人民网,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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