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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朱志宏:木瓜农田基本建设逸事

2018-03-09 朱志宏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插队时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任职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12月22日我来到太原市古交区木瓜会大队插队。我的记性不算好,之所以可以准确的记住这天的日子,是因为父亲送我到古交那天,我的姑舅大哥用油糕招待了我们。


我并不知道那天是冬至,大哥忙着招待我们和找顺路车也没有顾上说。我当时还以为大哥炸油糕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招待而已。我招工回太原那天,大哥又用油糕招待了我。


在古交,那时炸油糕就算是高规格待客了。我感谢大哥道:“我记得我来那天你就是用油糕招待的我,我走这天又吃油糕可真巧啊。”大哥恍然大悟道:“啊呀!你来那天正好是冬至,走这天正好也是冬至,真巧了!”


我这才也恍然大悟,古交人习惯在冬至这天炸油糕,原来是因为恰好是冬至大哥才用油糕招待我的。由于我不多不少插队恰好是两年,又恰好是冬至去冬至回,所以牢牢记住了这两个日子,而且对油糕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怀。


之后,无论什么筵席,只要有油糕我是必吃。有时已经吃饱了,油糕上来也一定要硬塞一个入肚。


我终身难忘的美食——油糕


我在冬季插队,一来就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虽然是天寒地冻,但公社领导还是要求社员们天不亮就出工,天黑才能收工。木瓜会地处屯兰川,村子位于北岸,土地则在河川的两岸。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是在河川垒起石坝,以防止山洪把河滩地冲走,使两岸的河滩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


我们队一部分人开山炸石头垒石坝,一部分人挖山坡上的土垫到河滩地里。由于开山炸石的活计危险,队里安排我去挖土。


有河堤的河滩地一遇洪水就被冲走


到了工地,如果没有上级领导来监督,村民们就点起篝火在一起侃大山。农村真有人才,我们村有一个小伙子编起顺口溜来一套一套的,既诙谐幽默又切中时弊。如果他今天在电视上来个脱口秀,丝毫不亚于周立波。听他胡谝真是一种享受,可惜我当时没有留意,否则一定要将他的段子记录下来,现在就可以发到网上赚人眼球了。


大家侃够了,等天亮以后也还是要意思几下。我们用镐头在地下刨土,一镐头下去往往只能够砸出一个白点。这种没有效率的工作,实在是在糟践人。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冬季开展的农田基本建设,利用农闲开山炸石还是有效率的,不过也没有必要搞什么披星戴月之类的形式。


农民对上级强制性的农田基本建设非常不满。有一天我偷偷问一个年近七十的大爷,我说:“大爷,你觉得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这个大爷是个雇农,他放开嗓子说:“当然是旧社会好了!”大爷仗着自己根红苗正,又是快要入土之人,所以就胡说八道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大爷的话让我打吃一惊,我又问:“为什么呀?”他说:“旧社会我们哪里吃什么红面玉米面呀,主要吃豆面油面和小米。”原来,为了提高单位粮食产量,上级只准许农民种植高产的土豆、高粱和玉米等农作物,此地传统的农作物豆子糜子和谷子就成了稀罕之物。老百姓饮食质量下降,不满也就产生了。


我接着问:“大爷,那现在总不像旧社会吃不饱吧?”大爷回答说:“哼,旧社会只有懒汉才吃不饱,我们东家对我们很好,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可以敞开肚子吃。”我又问:“大爷,现在干活累还是旧社会干活累?”他说:“当然是现在累了。以前农闲的时候就没事了,大家走亲戚的走亲戚,耍钱的耍钱。哪像现在一到农闲就搞农田建设,还起早贪黑地干。”


当地老百姓对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公社提出的“披星戴月大干快上”的口号恨之入骨,骂之为“背人”呢。“背人”意思是“背死人”是当地老百姓骂人的一句狠话之一。为了发泄这种不满情绪,这个大爷连旧社会吃过的苦也忘记了。这都是极左思潮形式主义造成的物极必反呀,把个老雇农也惹得怒气冲冲。这也难怪,把个七十岁的老人赶到天寒地冻的工地,他不发火才怪了。


大爷对修整梯田意见也很大,认为纯粹祸害老百姓。后来我跟着去“锄塄”才深刻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谓“锄塄”,就是把山上土塄上去年长起草的立坡上的土,锄到平地上。这些土由于晒了一年,还长了草,锄下来既可以防止草蔓延到地里,又可以当肥料。但是这种种植方式,显然就无法保持规整的梯田了。


实际上,当地的坡地都不是规整的梯田,大多呈坡状。一下雨,雨水就会顺着山坡流走。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学大寨整修梯田呢?他们说山上没有肥料,这样锄塄还能使地里多少有些肥。他们又说起当年公社硬逼着村里整修梯田,结果把生土翻了上来,三年都没有多少收成。后来由于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公社干部也就阳奉阴违,没有认真搞梯田了。


这里的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几千年来的水平上。山地靠牛拉犁,依然靠天吃饭;秋收时节的土豆和粮食也还是主要靠人力从山上往下挑;化肥难以买到,还是以农家肥为主。再加上吃大锅饭或多或少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农业税还在收国家还在利用剪刀差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这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解放后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当然,农村的面貌也不是一点没有改变,比如通了电,家家有了电灯和广播盒子,队里有了电磨和高音喇叭,队里还有几台脱粒机鼓风机抽水机和一台拖拉机,办起了村办小学,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和五保户制度,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这位大爷的弟弟就住在他家隔壁,大概有六十岁左右,村里人叫他二大爷。他是一个老光棍,老婆早早就跟别人跑了,孩子也没有留下一个。二大爷邋遢极了,从来既不洗澡也不洗脸,浑身披着一层黑油皮,臭烘烘的。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块肉色,感到非常奇怪。凑到近前一看,原来是脖子上的黑油皮可能是太厚了,在低头弯脖子的时候竟然给挤得脱落了了一块,露出了皮肤。难怪他老婆要跟别人跑掉,跟这么个男人在一起过,熏也要被熏死了。


这里离省城太原虽然只有一百多里,但对县城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闭塞的环境给村民并没有带来什么不方便,反而有助于保持幸福感。有一天,康二懒把两只手插到袖子里抱着一把铁锹出工。他穿着的棉衣棉裤破旧的到处都露出了棉花。他用一条麻绳当腰带扎在腰里,流着两筒鼻涕一脸幸福的样子说道:“咱们这点苦算什么,比米国(美国)人民的日子强多了。”他还以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人们正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等待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拯救呢。


我当时可以通过父亲接触到很多内部消息,我对他说:“你还可怜人家米国人民?先好好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人家米国人民住进监狱,每天还有鸡蛋和肉吃,每个星期可以洗上一次澡。人家正在为不能天天洗澡抗议呢。”他把嘴巴张的老大,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样子可笑极了。


康二赖酷似林勇健扮演的一脸惊讶的叫花子


我很后悔给他讲这些,怕把他本来还有的一点幸福感也给弄没了。不过,我的担心对于他似乎多余了。康二懒有6个孩子,小孩子在上学以前连衣服也没有,天暖和时就光屁股满世界跑,天冷了就钻进破被窝里。他是个又穷又懒的人,只要不饿死就心满意足了。那天过后,他也还是那副德行,成天流着鼻涕豁着牙乐呵呵的。这也难怪,他这种人如果在旧社会,即便饿不死也娶不到媳妇,所以他觉得还是新社会好。


村民并非都像康二懒那样没心没肺,有一天我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出工,其中一个后生对我说:“你们知青来以前我们觉得生活挺好的,你们来了,使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就感到自己不幸福了。”另一个后生哀叹:“咱就是这刨土食的命。”我安慰道:“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众后生纷纷道:“那咋能一样哩,你们知青插几年队就可以找工作回城,我们却要一辈子呆在这穷山沟里。”我无言以对,不知为啥想起了鲁迅写的一群关在黑屋子中的人。


与农村青年的这次对话,使我百味杂陈。原先我还抱怨过农村生活艰苦,但与这些没有希望的年轻人比较起来,我受的那点苦实在算不上什么。人苦最要命的不是生理上的苦,而是心理上的苦。木瓜会青年基本上都读完了初中,但只有二三个人高中毕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初中只需要走二里到屯村即可,读高中则需要到十几里的县城。但更主要的是高中毕业也还是留在村里刨食,没有太好的出路。


当时农村青年最好的出路是被招收为工农兵大中专或技校生,其次是当兵。但招生名额很有限,我在的那两年我们村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让从济南来此插队的队长家的侄子拿去。我到太钢上班以后,我们村的一个外号叫“老练”的高中生,才被太原铁路技校招走了。但“老练”家是村里的实权派,他在村里就是电工,其他高中生并没有他那种幸运。


当兵回来如果有门路,也可以分配到县城工作,但大部分没有门路的还是回了村。我们村有一个青年当了6年汽车兵,他可以从开过去的汽车声中听出汽车是否有毛病。但即便是像他这样有一技之长的复员军人,由于没有关系也只好回村。这个青年不满情绪很大,常常到我那里发牢骚。这也难怪,这个村的确是苦,我在的那两年,每个工分才2角钱。农民穷的连醋也买不起,就连我的房东也是自己酿醋吃。个别农户甚至连醋都酿不起,吃饭只有盐和辣椒为佐料。


不过这里的农民的居住条件还可以,原因是原材料大多是免费背回来的,人工也基本是免费的。我见上工回来的许多人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就问:“你们背这些石头干什么用?”他们说:“盖房子。”我这才注意到,许多村民家院子里都堆着一大堆大石头,原来这些都是用于盖房子的石料。


有一天下工回来,我要骑一头毛驴,这头平时看着温顺的毛驴尥蹶子不让我骑它。旁边的农民告诉我,上工的时候骑它没问题,但下工的时候它就不让人骑了。毛驴也知道下工该休息了,但人却在下工的时候也不忘背一块大石头回家。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比毛驴还辛苦。


不久,有一家盖房子,我也被叫去帮忙。此地的村民盖房子有一个习俗,就是互相帮助。无论谁家盖房子,亲戚朋友邻居都要出劳力帮忙。主家则只管饭,不付工钱。石料是日积月累从山上或河滩背回来的,木料则有的是坎自家种的树,更多的则是从山里买来的。


这里的后生们都会算计盖房的花销,比如买木料要多少钱,买石灰要多少钱,需要准备多少粮食等等。后来我看了一些书才知道,原来这种互助盖房方式在人类社会中极为普遍。比如,台湾的汉人是这样,云南的独龙族人也是这样。


冬季农田建设还差点出了人命。我们村的十几个知青,都属于问题青年。他们已经插队五六年了,因为各种原因招工单位不要他们。他们所在的知青点只剩下一二个人,于是区里就把他们从各村集中到一个知青点。这些知青大多不在村里住,有几个住在村里的平时很少出工,连口粮也挣不回来。


有一个知青,不知道哪根筋抽了一下,有一天也出工来了。结果他在烤火的时候,不小心把裤子点着了。他穿的是当时时髦的晴纶一类面料的裤子,见火就着。火着起来后怎么也扑不灭,后来我们一群人拿铁锹铲土往他身上扔。虽然他被搞得灰头土脸,但总算没有把他烧伤。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工了。


我插队的时候正是“四人帮”依然猖獗的时候,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弦还绷着,但人们已经疲了看不出有什么激情。在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之际,穿插了几次批斗会。我参加过两次批斗地富反坏的斗争会,地点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小学校的教室很大,桌椅也很多,是村里开会常用的场地。那天开会是公社下来的人主持的,大队广播里老早就喊人了。首先跑来的是孩子们,和几个没事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嬉戏打闹,宣泄着过剩的精力。会议开始后孩子们才被赶出教室,回家去睡觉。


原定于晚上八点召开的批斗会,到了九点人才陆陆续续来了,这是农村开会的常态。主持开会的公社干部也没有显得过分着急,等人基本到齐了才开始。会议开始,公社干部先讲了一气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式,然后 43 52807 43 23089 0 0 4948 0 0:00:10 0:00:04 0:00:06 4948把我们村的几个地富反坏分子带了上来。民兵让他们踩在几块砖头上弯腰低头,然后让他们交待最近犯下的罪行。


这几个人早已经被这么斗惯了,站在砖头上稳稳当当。他们脸上很谦恭,但并无惧怕之色。其中,有一个地主放羊不小心吃了道边地里的庄稼,公社干部领着人们高呼了几句口号,大家起哄似的跟着喊。然后公社干部又讲的几句话,就把时间留给队里。这时,这几个地富反坏就下来,和村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丝毫看不出是刚刚挨过批斗的样子。


其实,村里这类畜牲啃食庄稼的事常有,但如果成分好就屁事没有。所以大家也不当一回事,在会场上叽叽喳喳窃窃私语。批判会结束,书记和队长又说了一些队里的事,大家才竖起耳朵来认真听。两次批斗会大体都是这样,公社干部也是一副应付交差的样子。形式都走到了,主持人宣讲阶级斗争形势,被批斗者站砖头弯腰低头认罪,旁边站着几个持枪的民兵,公社干部领喊口号。但组织者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不当回事,由此可见“文革”已经是强虏之末了。


有一天,一个老乞丐要到我的门上。我原本打算给他点吃的把他打发走,但却发现他眉宇之间有一股英气。于是,我就把他招呼进屋,让他和我吃了顿饭。吃饭期间我盘问他是什么人,开始他不肯说。我说:“你绝不是一般人,说吧,我绝对不会出卖你。”这老汉大概是被我感动了,承认他原来是国民党团长,其他的就不说了。


我的好奇心满足了,也就没有再追问。我估计他是被红卫兵斗怕了,才躲出来要饭为生的。我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挺高,但阶级斗争意识不强。我非但没有对他产生痛恨,反倒是有一丝同情。这么一个精英混到这般田地还挣扎着活着,够为难他了。



农田基本建设不限于冬季,只要是农闲时节都要搞。夏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效率就高多了。为了搞得热火朝天,公社还常常搞大会战。我们村农田基本会战时,公社动员了附近的知青来支援,其中有一群古交城里插队的女知青住进了我的房东家。房东家的四合院正房是三间石窑,东西两个厢房各有三间平房,北边则是一个大门和两间平房。她们有四个人住在了正房西面的窑洞,还有六七个人住在了东西厢房。小小的四合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这些城里来到姑娘们非常爱干净,常常脱光上身擦澡。从我的东边的窑洞上厕所,要路过西面的窑洞。开始她们擦澡连窗帘都没有拉,我透过窗户看到灯光下白皙的酮体,特别是颤动的乳房,感到浑身酥软。我站在窗外心荡神迷地偷看着那令人销魂的青春,脚下就像生了根一般动弹不得。


这虽然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人的酮体和乳房,但却是令我几乎无法自持的一次。因为5岁以前在澡堂里看到的女人裸体,对我来说毫无感觉。后来,姑娘们发现这个小院里还住着两个同龄的小伙子,再擦澡时就挂上了窗帘,我的眼福到此结束。


我对她们挂起窗帘虽然有些失落,但每天总还是可以看到穿衣服的美女出出进进,聊解寂寞之心。但是我的房东家的二宝在饱了眼福之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康二宝一表人材,个头有1米78,身材修长,属于村里顶帅的小伙子。住在他家的一个古交女知青,爱上了他。这个女孩对他说,只要他能够跳出农门就愿意嫁给她。这个女孩长相一般,配不上二宝。但是一个城里的女子向他示爱,还是把他平静的心搅乱了。他打电话求他在公社当领导的哥哥想办法,把他拉出农门。可是,他哥哥一时也没有办法。


那个女知青走了以后,痛苦万分的他才向我吐露了秘密。我看他痛不欲生的样子,既可怜又好笑。我劝他:“这种女孩不值得你伤心。如果你跳出农门,还非要找她?比她好的姑娘有的是,凭你的条件还不是被一群姑娘包围了呀。如果她真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嫁给你,那才算是个痴情人,娶了她才算是值了。”


二宝想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多了。但他决心已定,发誓无论如何也要跳出农门。二宝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后来古交一个煤矿的坑口就建在我们村,我们村的青壮年悉数成为了矿工。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但由于身体的原因我没能回村看看,不知二宝最后娶了谁。


我万万没有想到,木瓜会的农田基本建设还引发了这么多轶事,现在回忆起来甚觉有趣,所以就记录下来与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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