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朱志宏：害怕政治运动家人劝阻我报考文科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当年在北京留影
朱志宏，1956年生人，山西太原人。1974年高中毕业到木瓜会大队插队，1976年被召入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本科，1982年分配到沈阳黄金专科学校，1985年调入山西省委党校，1986年考入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读研。任职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系统科学学报》编辑。
原题
40年前我圆了我的大学梦
40年前我走进大学校园，当时感到如梦幻一般的不真实。从高中起我开始喜好上了学习，而且怀揣上了一个大学梦。但一直也只是把这做为一个美好的梦而已，没有想到过能够实现。
我在插队时利用一切时间学习，还常常与辛存寿等同学交流学习心得。我主要是看马列主义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也看鲁迅的杂文和诗集。我一度时期还自学大学数学课程，但终因能力不及放弃了。
我们村的知青康宏伟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内心想上大学的欲望又一次燃起，但很快又被压抑回了心底。在“文革”时期上大学是要靠推荐的，而所谓推荐在那时已经成为凭关系的代名词。这段经历在我发表在新三届“插队返城房东大娘差点把我当小贼”中有详述。
1976年年底，我从木瓜会大队被招工回来，在太原钢铁公司第三建筑公司三队当了一名吊装工。那时候实行顶替制度，即职工退休或辞职后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此外，在招工时企业也特别优待自己的子弟。所以，我周围的工友绝大多数是太钢子弟。如果按照推荐的方式入大学，根本就没有我的戏。因为我是外来户，找关系非常难。来此工作我自然不会想到，有一天可以实现我的大学梦。
我从小生活在党校大院，党校大院又处于太原市的文化区，周围不是大学就是中专技校，所以开始不太适应太钢工人区的文化氛围。我在我们吊装班是个另类，就是在整个三队也是个另类。三队的职工与我们班的职工类似，老职工大部分是老十三冶留下来的东北人，新职工则基本是太钢子弟。为了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尽力适应着这里的文化。
太钢的老少爷们都比较野蛮，说话常常带着话把。我上高中以前说话也带话把，所以很快也就适应了，又开始张口不离“他妈的”之类口头禅。最可气的是我们甑师傅，他与人说话前边总要带一句“你妈B”，开始时受不了，习惯了也就好了。后来觉得总吃亏，和他说话时也加上这句国骂：“甑师傅你妈B，今天咱干啥呀？”
为了与大家一致，我还学着抽烟。在这里相互递烟是常态，如果你不抽烟就成为异类，被排除在圈子之外。我在抽烟时还学会吐烟圈，一年下来我的烟圈可以在空中久久飘荡保持圈形不散，为此颇为得意。
我也和青工们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拿女孩子开心。我们几个人坐在马路两旁死死盯住路过的女孩子看，而且还“目逆而送之”。这些女孩子往往被盯得不好意思加快脚步赶紧离开，然后我们就冲着她们背影狂喊怪笑——哦，慢走，别崴了脚！
当然，也有泼辣的女孩狠狠盯我们几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几句——不要脸，一群神经病！遇到这样的女孩子我们就更开心了——终于有姑娘肯与我们交流了。青工中还爱讲黄段子，比赛看谁的更下流，我也乐在其中，这算是一种青春期的骚动吧。
但即便是这样，我依然在工友们眼里是异类——因为我看书。每当我在休息时间看书，师傅们和青工就时不时讽刺挖苦几句。而我却做不到为了与他们一至而不看书，所以我被大家称为“党校的”。为了摆脱孤立，我开始带一些有趣的书来看，试图拉人下水。
我记得我搞到一本带有插图的苏联小说《海洋的秘密》。书中描写日本军国主义在濒临灭亡前，在海底建造了一个军事基地。在那里大量生产装满炸药的微型无人潜艇，预备在未来世界大战时发射。一条苏联轮船失事，几个苏联海员被劫持到海底军事基地内做苦工。后来，一个日本士兵良心发现，放走了苏联海员。日本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已经暴露，就将海底军事基地炸毁，基地人员不知所踪。
1977年刚刚打倒“四人帮”，当时的精神食粮依然非常贫乏。《海洋的秘密》中海底军事基地的神奇，以及故事结尾留下的悬念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所以这本书很快吸引了班里其他青工的眼球，他们排着队要看这本书，还在一起讨论。之后，田根荣就被我腐蚀了，不断从我这里借书看。有了小田做伴，我在休息时间看书也就自在多了。我当年没有告诉他们的是——《海洋的秘密》是一部科幻小说。
1977年下半年传来消息说是要恢复高考，开始我有点不敢相信。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还是开始复习了。一些同学请假复习，但我不敢请。担心万一单位在给我的鉴定上来几句不安心工作之类的话，或干脆找个理由不让我走就麻烦了。
我们吊装班只有我和小田有参加考试的打算，其他人都无动于衷。我们师傅不支持我俩考试，没有一点照顾我俩的意思。相比之下，电工班的师傅最好，几个准备参加考试的青工基本上不干活了，每天在工棚里复习。管工班的师傅也不错，尽可能给参加考试的人以方便。
复习高考成为公开的秘密后，青工们在一起常常讨论考试的事，还收集一些怪题做着玩。有一个青工非常聪明，很多怪题我都做不来，他却可以做出。但他就是不愿意上大学，嫌钻在教室里憋屈。他果然没有报名参加高考，不知道他后来后悔了没有。
我利用一切机会复习，即便是在工作间隙也掏出公式来记一记，在上下班的路上脑子也没有闲着。因为我的时间太少了，除了上班还常常加班，有时候要加班到晚上十点才收工。
此外，由于我家住在太原市南郊，而太钢则位于太原市北郊，我每天骑车在路上就要花费两个多小时。高考前又恰好是冬天，北风呼啸时顶风前行往往只能推着车子走，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路，两个小时也走不到。
有一天，我路过太钢耐火砖厂。一辆从厂里出来的卡车鸣笛，我没有反应过来。结果卡车停了，我的自行车却一头撞到了车上，司机伸出头来把我好一顿臭骂。还好人没事，就是前叉撞的凹进去一点。我回家路上突然来了灵感，何不找个借口请几天病假呢。
第二天，父亲到党校医院给我开了一个假病假条，请了两个星期假。我给吊装班班长李师傅写了封信，说我被汽车撞了一下把腰扭了需要休息两周，并把假条附上。没有想到，我们吊装班的青工在星期天骑车子跑来看我，这让我很感动。但我还是装着腰扭了的样子招待了他们。
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我得以到山大附中去听老师们为我们免费开的补习课。我只记得有数学郑文章老师、物理魏春亭老师，还有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徐传海，这些老师后来都成为高考补习班的金牌老师。四十年过去了，其他老师就记不得了，想来十分惭愧。
这十几天对我的复习很有帮助，只可惜我不敢多请假，两周以后又上班了。我上班以后指着车前叉上被撞出的凹陷让师傅们看，师傅们对我请假养伤深信不疑。
1977年山西高考分文科理科，我本来想考文科报山西大学政治系。一来是因为我喜欢看政治方面的书，二来是因为估计我的政治能考好。但父亲却劝我报理科，他说：“政治太复杂，搞不好就犯错误，甚至进监狱。理工科比较保险，谁上来也离不开。”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还心有余悸。我在党校也亲眼目睹了许多专家学者在“文革”中的沉浮，我大姨父差点就被造反派打死。而且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教导言犹在耳。所以，我听从了我父亲的话报了理科。
1977年山西高考理科一共考四科，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其中，物理与化学作为一门成绩各占五十分。感谢老天爷，那年没有考我最害怕的外语！
我的政治可能是最强的，这倒不是老师教得好，而是这几年看的主要东西都是这方面的。我在插队时就已经读了不少的马列原著，还常常与辛存寿等同学一起探讨问题。
我的语文也没有问题，我们班主任是一流的语文老师，高中时期辛存寿还领着我们几个人看古典文学读唐诗宋词，插队时我也看了不少的书。为了考好作文，我选了四个不同主题，预先写了四篇作文。父亲还请他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老同事帮我做了修改。
写此文时辛存寿给我发来当年的语文试卷，1977年山西高考试作文题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和《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我对前一个作文题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后一个还有印象。我还记得我预先准备的一篇有关“四化”的作文与此题目非常相似，所以我的作文应该得高分。
说起这张四十年前的语文考卷，辛存寿又提起了陈年往事。他当年因为第一大题第2小题是毛主席的诗，怕万一解释错了惹来麻烦就放弃了。当时我们就为他可惜，事后他也后悔了。
现在人想象不出那时人们有多谨慎，但知道了一个人因一字之差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故事，就可以理解了。辛存寿虽然白丢了10分，还是考上了山西医学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我的数学就更没问题了，我从小数学就好，而且逻辑能力极强。郑文章老师教学水平非常高，还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数学是我的强项，复习起来只是把公式记住就感到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没有费多少时间。
我的物理也说的过去，魏春亭老师的课讲得好，我对物理有兴趣学，当时学得就不错。复习时花了些时间把基本概念和公式掌握了，也就心里有底了。
这几门功课中我最担心的是化学，因为在高中我的化学没有学好。由于复习时间太紧张，对于化学又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我决定放弃。姐姐说，其实化学最简单，只要把十大关系搞清楚就行了。我把十大关系搞清楚以后，果然对化学有了信心。
总之，我这次高考既信心满满，又惴惴不安。信心满满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实力还可以，惴惴不安是听说考试的人太多。这次高考参加考试的是十年“文革”积攒下来的人，而且不限是否上过高中。据说有2000万人参加考试，而只有20万大学名额，录取率只有1%。
后来才知道，很多人报考但没有参加考试。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是570万，录取了27万，录取率是5%。但当时百里挑一的说法，还把我吓得不轻。而且大家都说1966年那批没有上大学的老高中生毕业生最厉害，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功底最好。
我是怀着极力想要摆脱现状的心情参加的高考，我倒不是吃不了当工人的苦，也不是适应不了太钢的环境，而是觉得当工人委屈了自己。我生长在党校大院的环境里，周围都是知识分子。来到太钢以后，尽管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甚至还成了吊装班青工的核心人物，但我总是不甘心一辈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我渴求学习更多的知识，见更多是世面，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
临近考试时流言四起，说是考场非常严格，有警察把门等等。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在报名时利用这个流言对师傅和工友们说：“咱他妈的报名不为球别的，就是想去看看那是个啥鸡巴阵势。”
我们考试的地点在太钢的一所中学中进行，一共考两天，每天上午一门下午一门。山西考试时间大概是在12月5~6日，反正天气很冷。那时候批判人性论，鼓励吃苦精神。考场的教室考完试就锁了，我和几个家离考场远的同学就在室外休息。
中午吃自带的冷饭，喝几乎结冰的凉水。好在那两天是晴天，把手揣在袖筒里，双脚踏踏步还扛得住。我们在瑟瑟寒风中哆嗦着讨论上场考试的得失，共同复习下场考试的内容。
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我政治发挥得不算太好，语文考得还算理想。特别是第二天听一个同学说他对“三元里抗英”中的一段话的翻译，便更觉得自己的实力还行。那个老兄把“英夷亦从此胆寒潜踪矣”，翻译成英国鬼子从此害怕潜水逃跑了。我们大家还为此笑了一气，说那些英国鬼子是青蛙变的。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物理和化学。上午的数学本来是我的强项，但发挥得不算好。没有想到的是，下午的化学超水平发挥。因为所有五个科目中，我对化学是最没有把握的。下来对答案，结果我全部做对了，这多亏了姐姐对我的辅导。
两天的考试结束，我感到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来，心里惴惴不安。特别是听我们三队的一个女工说她：“政治没考好，也就是七八十分吧；语文还行，估计有八九十分；数学也没有考好，大概七八十分……”这个女工我平时看不出有多聪明，她居然也考这么高的分，我估计自己是没戏了。
我心酸地想，高考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只怪自己没有复习好，临场也没有发挥好。我的大学梦至此基本上破灭了，万分后悔没有多请几天假好好复习。如果多请几天假好好复习考上了，即便被单位卡住不让上也比现在强啊。
那年山西没有公布分数线，但分片张榜公布了初选名单后才报的志愿。辛存寿记得他是河西区六七百名中的第181名。我的名次记不得了，只记得当看到我的名字赫然列在名单上，而且排名还比较靠前时，激动得高喊一声：“我中了！”意外之喜没有让我疯掉，平静下来后报志愿时却信心大增。
在报考志愿时，我原本想报北京钢铁学院，为的是提高录取概率。因为工农兵大学生一般原则是从哪来回哪去。我工作的单位是太钢，似乎有点对口的味道。当时姐姐已经病得很厉害，父母想让我就在太原上学。
于是，我报了太原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系。因为听说搞计算机主要凭逻辑能力，而我的逻辑推理能力恰恰是最强的。第二志愿是报的山西医学院，因为我最佩服的一个高中同学辛存寿报了医学院，我希望再次和他成为同学。
我还报了很多其他志愿，但已经记不得了，我在志愿的最后填上了绝对服从分配。我想只要能够上大学，不管学什么到哪里都可以。
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三队四五十个青工考上了五个人，其中三个大学两个中专。我们吊装班一向被人看不起，结果我考上了大学，田根荣考上了中专，这让三队大跌眼镜。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吊装工虽然是熟练工，他们电工管工是技术工，但招工的时候并不是考试成绩好的入技术工种，考试成绩差的入熟练工种。
那个自吹自己考试考得不好，还每门考了七八十分的女工什么也没有考上。我暗骂了一句：“他妈的，白把老子吓了一跳。”不过，按理说管工和电工应该考得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学徒期间都要学习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管工下料，至少需要学几何学，电工则要学物理学。他们的师傅们还专门给他们开过课，班组里学习的氛围比我们浓得多。
平时我们这几个熟练工见人家技术工组织学习，总是酸溜溜的，只能用我们的高工资来聊以自慰。因为他们技术工有三年学徒时间，而我们熟练工一上班就是一级工，第二年转正为二级工。我和小田考上以后，我们吊装班也牛逼了几天，见到技术工摆出一幅得意洋洋的样子，好像身份地位一下子就比他们高了。
我最终接到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我所报考的志愿，我被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录取了。我拿到通知书以后，很多人纷纷说：“学地质可艰苦了，要经常往野外跑。”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是反映地质队的生活的。我不怕吃苦，觉得那种生活挺浪漫的，全国各地都能跑到。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如果学了计算机专业现在应该算是个专家了，我报志愿时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态度，最终害了我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因为我之所以被中南矿冶学院录取，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入学以后我认识了到山西招生的阎老师，他是我们地质系的老师，也是我们山西老乡。从他那里得知，当年他之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好，而且填写了“绝对”服从分配。他希望为地质系招一些“英才”，所以我就成为了他选中的目标。
如果当年我不填“绝对”服从分配，阎老师也许就不会选中我了，因为他希望他招的学生都能够安心于地质事业。阎老师的愿望没有达成，我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搞地质改行搞了哲学。这种阴差阳错也说不清是阎老师耽误了我，还是我辜负了阎老师。我改行搞哲学也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所以也许这一切最好还是用命运安排来自我安慰吧。
1978年2月过完元宵节，在我要到长沙上学时，表哥恰好要到东北出差。那时太原到长沙还没有直达车，中途倒车没有座位。父母为了奖励我就让表哥带我到北京玩两天，再送我坐上直达长沙的车。我这是第一次走出山西，而且一下子就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心情格外激动。二哥带我到了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地玩了两天，然后把我送上了北京到长沙的特快列车。
北京给我的震撼很大，由于太复杂了反而不容易说清楚。但我从北京到长沙一路的所见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火车从北京出发的时，还是冰天雪地。到了河南，田里已经可以看到绿绿的麦苗，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进入湖北和湖南则是满目绿色，根本没有冬季的迹象。打开车窗，一阵阵春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40年前我圆了我的大学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春风，感谢高考制度的改革！
表哥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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