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刘海峰：两次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查看原文

其他

菁英丨刘海峰：两次高考改变我的命运

2017-10-16 刘海峰 新三届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刘海峰

刘海峰，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现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上山下乡，求知若渴

在中国学术界，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了。从1977年两次参加高考，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大学生，到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并长期研究和维护高考制度，直接参与国家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历史注定我将与高考结缘一生。

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高考故事集合起来，汇成中国教育史上一部特别的“春天的故事”。

1977年的高考是制造千千万万个故事的大舞台，虽然高考带给每个77级大学生的喜悦大体相似，但每个故事的戏剧性、曲折性或许都与众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此前每个人的经历和生存状态千差万别所导致。

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惠安县峰尾镇（现属泉州市泉港区）。父母于1957年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龙岩市新罗区）任教。我上中小学的十年正好是“文革”的十年。当时的教育虽然不很正规，但学习成绩多数情况下都是全优。

至今我还保存着自己从小班到大班各学期的《幼儿生活报告表》和中学时期的一些成绩单，以及一些“五好学生奖状”。记得上高中时，“开门办学”，每个学期都有学工、支农或学医的安排，文化课却很少上。我在班上的外号为“秀才”，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学期到“一七四医院”学医，人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还要实习扎针等，最后考试我也得了个全班第一。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当时规定一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城工作。我们家有四个兄弟，作为长子，我义不容辞地上山下乡，到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耕山队务农。说来江山公社其实离龙岩城不远，大概只有50里地，但却是一个非常“山”的公社，全公社15个大队中，只有四个大队通公路。

耕山队的农民都住在各自的家中，我被安排住进耕山队的一座两层楼的楼房，但却是一座“牛棚”，楼下两间真的关着水牛，楼上两间可以住人，楼板是木板的，可以说与牛很亲近地生活着。刚开始楼上只有我一个人住着一间，也没有电。到半年多以后另外来了一位知青，才接上电线。

衡量生命的价值不仅在其长度，而且还在其宽度与深度。我前后只当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比起许多“老三届”，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算较短的，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摸爬滚打，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苦我也都经历过。插秧、割稻、耘田、砍柴等各种农活，甚至连打石头、点炸药都干过。

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并没有泯灭对知识的渴求，爱好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工余仍坚持看书。晚上在孤楼上就着一灯如豆的光线看书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家住在母亲任教的中学，可以比一般人更方便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一些“文革”前出版的书。我每一两个月回家一趟，总会换上好几本文学类为主的书籍，周而复始。

到1977年，耕山队又来了几位知青，以及一两个下放干部，生活变得热闹起来。工余时间大家都在打牌或猜拳喝酒、抽烟聊天，我一个人独自看书显得很另类，不时可以听到“不要关在屋里做书呆子”之类的闲言。我想，如果靠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不合群”的我大概很难跟人比，但是若比试知识水准，自己肯定有优势。有时在山脚下的水田中割稻或插秧，抬起头出神地眺望着天际远处，看着那天尽头的蓝与地角边的绿相结合的地方，想想周遭平淡的一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两度高考，喜出望外

1977年9月，农忙季节过后，我在读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学生时代》一书时，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这句话：“一个从未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缺乏了一种他必须在青年时感觉到的、否则就永远感觉不到的经验。”从形式上说，我是受过中学教育了，可我的大学在哪里？上大学会不会永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也就是在这时，听到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只是开始并没太在意。之后，传闻越来越多，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高考，10月21日通过报纸和电台正式向社会发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以后，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顿然感到光明在前，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和希望。到这时，大家才确信这下高考是真的要恢复了。于是我们队里的知青都回到城里复习备考。

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在《福建日报》公布招生简章是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临近考期只有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分秒必争。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名额，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能考上。

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的高考故事特别之处在于，我是参加过两次高考的77级大学生。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正式的高考。

除了素描、写生等专业考试外，与现在艺术类考生的文化科目考试是参加普通高考不同，当时艺术类考试的文化科目是单独举行的。我至今仍记得，文化科考试主要是写一篇作文，题目与画画有关。我的作文以鲁迅的一句诗“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结尾，用在那篇与绘画有关的作文中十分贴切，一定很受评卷教师欣赏。当时，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的美术专业只招两人。我的文化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没有具体排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我最终却没被录取。于是马上接着迎接正式的高考。

通常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文化科成绩较不理想，即使马上参加正式高考也很难考上大学。在77级大学生中，相信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的人在全国都很少。这是我的高考故事的一点独特之处。

我的父母都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57年毕业的教师，觉得学文科太容易受政治运动冲击，要掌握技术才有用，特别是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读理科，最好能学医。而我想读文科，双方一直讨论争辩着。起初，我按母亲的意思备考理化。但因为很长一段时期满脑子都被文学和艺术所占据，现在一看到数字啦、代号啦、公式啦，以及什么定律、光、角等等，就感到头疼。最后我跟母亲说，报理科我不一定能考上，报文科则很可能考上，于是母亲只好让步，我转为备考史地，这时离报考只有五天。我填报名表的日期是1977年11月17日，离高考时间12月16日正好一个月。

在临考前一段时间，大多数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情绪，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到处洋溢着高考的气息。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通过复习备考，大多数人都增加了许多文化知识，尤其是“文革”中没学过的历史和地理知识。

那年福建省的语文高考最重要的是作文，理科在100分中作文占90分，文科100分中作文占70分。福建省77年的文科高考作文题为写“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这篇见闻是写1965年一位记者到大庆深入生活时，与铁人（王进喜）一起到家属基地托儿所时的所见和感想，从小事情中看出铁人的高大形象。我的作文起了一个“于细微处见精神”的题目，具体内容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还记得我在其中写了一句“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也是我作文中的一个亮点。1977年高考是由各省命题，各个地区分别组织评卷，后来我听说，有篇被语文评卷组作为评分参考范文的作文，就是我的作文。多年之后，我看到印出来的当年福建省一位考生作文，题目取自“大庆见闻一则”中的一句话，“‘这才是英雄咧’”。窃以为我的作文题目要比这篇范文题目起得更好。

我在下乡时期常写一些随想录或文学素材，一般没有记下日期，但有一条随想录为：“成败在此一举77.12.17.”这是我考完当天的文字记录。确实，这次高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成败具有天壤之别。所幸，1978年1月，我进入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

体检过后，我感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考虑万一考上了怎么办，现在则是万一落选了怎么办？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亢奋的学习状态，或者成天在议论高考，若没考上，又要回到农村去干活，想想肯定有一批考上的人同时间将坐在大学教室中听课，自己在农村的生活或再度复 37 41147 37 15287 0 0 2840 0 0:00:14 0:00:05 0:00:09 3037备考将变得对比很强烈而心里不是滋味。

1977年外省高校在福建省招生学校和专业非常少，文史学科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福建的几个招生名额，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也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因为兴趣在文学，我的志愿也只在文史两个学科中选择，第一、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首要的是能考上来，上什么大学在其次。不敢企望北大、复旦或厦大，将厦大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的第三格空着。当时如果有师专招生计划，我大概就会在第三志愿中填上师专。我的大弟弟刘海平也报考文科，虽然学习成绩略不如我，但因为他照顾留城，相对不担心考不上，因此志愿刚好跟我倒过来，第一、二志愿就敢报厦门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福建师大中文系。

按规定，1977年高考与“文革”前一样是不公布分数的。但后来经过打听，我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是：政治85分，语文87分，数学62.8分，史地67.3分，总分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算是相当高的，在同龄人中更是很高的。现在我知道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估计是考虑年龄分数比偏高，且在是否服从统一分配栏中，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的缘故（当时绝少人敢不填这四个字），结果我被录取到原来自己都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虽然进的是没填志愿的厦大历史系（当时对学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还是大喜过望。至今我对厦门大学录取我仍心存感激。

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这是我的高考故事另一点独特性。近年来，我了解到部分77级大学生也有此幸运。在我们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我才知道还有几位同班同学第一志愿也没有报厦门大学，而是填报其他一般的高校。近日知道李克强1977年高考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结果被录取进北大法律系77级。大概只有1977年，高分考生才有这种机遇。

走进厦大，走近高考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扬眉吐气的一件喜事。

我母亲是福建省永定县“文革”前第一位女大学生，但因家庭成分较高，在中学工作中总是受压，政治上可以说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父亲的家庭出身“工商业”也“不好”，刚开始在龙岩师范任教，1958年是创办龙岩师专（现龙岩学院）时最早调任到位的教师，尽管在写作和书法等方面很有才气，但“文革”开始时与其他两位作家一起被打成龙岩的“三家村”，也是长期不得志。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我是父母工作单位中1977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教师子女，随后我弟弟也被录取进为扩招77级而匆忙复办的龙岩师专，可以想见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

到厦门大学读书以后，一切便变得顺理成章。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命运之神对77级大学生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

我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绝大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此期间，经常认真查阅和研读《新华字典》，精读或背诵许多古代诗文，尽力弥补中小学时期的知识欠缺。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到2007年，我已发表了四十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学者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有时这种辩驳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具有故事性。

多年来，许多人对高考有各种误解，看到片面应试的一些消极现象，总是将其归罪于高考。面对许多批判高考的声音，自己感觉经常要“舌战群儒”，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做的其实主要是澄清对高考制度的误解，帮助或促使一些论者理性认识高考、了解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而已。这有点像灭火，一处燃起了一把盲目批判高考的“大火”，我发表一篇指出其硬伤或空想之处的文章之后便熄灭了。可过不久另外一家报刊又发表一篇对高考义愤填膺的讨伐文章或报告文学，于是再次应战，去澄清事实，辨明道理。

人们对高考的议论存在许多误区，诸如“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是模仿前苏联而来”、“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一试定终身”、“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实行社会化报名可以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高考是素质教育的对立物”、“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等等，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观点。

有关高考改革的争论，大体可以划分为激进派与稳健派。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我们厦门大学的考试研究群体，被一些人视为维护高考派。2005年秋，有家北京刊物的执行主编在打电话向我约稿时说：“听说您是极力捍卫高考的一位学者……”，我接着就纠正道：“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高考的一位学者”。我认为，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不能只凭一腔热情和激愤，还需要冷静和理性，否则所发言论就可能变得情绪化。抓住高考的弊端，对高考大加批判，号召废除高考，出发点可能很好，也可以警醒社会，但无法解决问题。

同时，我还承接许多高考研究课题，特别是作为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还带领一个团队在持续研究高考，可以说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些77级大学毕业生长期在从事高考实际管理工作和命题改进工作，但如果就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而言，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了。研究高考改革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我这位77级大学生的肩上。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榜进士，1904年末科进士中有四人后来出版过回忆或研究科举的著作。

高考之思，不只回忆

2007年是高考恢复30周年，也是高考改革讨论最热的年份之一，从年初就开始燃起的“高考热”延烧到年末。2007年高考不仅报考人数创历史最高，考生达到1010万，而且开始在广东等四省试行新课改后的高考。各地举办了一系列的77级同学会、高考恢复30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学术会议、高考改革研讨会。在纪念高考30周年的氛围中，又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废止高考的提案，增添了高考话题的热度。

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许多77级大学毕业生沉浸在对当年高考的回忆当中，回顾壮怀激烈的高考场面，或写一篇关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而作为一个与高考关系特别深厚的学者，我不仅讲述我的高考，关注你的高考，还研究中国的高考；不仅回顾高考的过去，探讨高考的现在，还展望高考的未来，并与大家共同书写跨越时空的高考故事。

我对1977年恢复高考的回顾主要不是个人怀旧和感慨，更多的是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例如关于“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用纸印制试卷”的说法辨析，关于恢复高考意义的学术探讨等等，并全面研究高考制度改革。我认为，高考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选择职业的方式，以及未来生活的方式。相比于那时的高考，现在的孩子要上大学读书，显然是越来越容易了。

从这个角度看，高考早已不再是艰难的“独木桥”，但是出于对各种因素的考量，某些学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又觉得既然读大学不再似往日，可以给人们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参加不参加高考，好像都无所谓了。都说高考能改变人的命运，其实，并不是高考能改变人的命运，而是知识才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只是人们爱关注形式而常常忽略内容。

对高考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30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制度，对一个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制度，对一个至今还在高校选才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制度，对一个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的制度，在高考恢复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