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孟国治：高考那年，从打入另册到跃过龙门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孟国治，1947年生人，文革中在广西军区生产师插队近8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供职，也改行在政府法制部门行走，挂过县委副书记头衔，任务是扶贫。退休前为广西广播电影电视局副总编辑。
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高考不是梦
1977年恢复高考，但那年高考对于我，只是一个梦。
我曾经有过上大学的机会。1974年初，我在广西军区生产师插队时，调到团部政治处搞宣传报道。当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由于工作中有点成绩，团里推荐我去某大学新闻系就读。当时我很纠结，因为我妹妹也在这个团插队，我走了，她就很难有机会走了。
我找到团政委，几经陈诉，他答应了我的要求，让妹妹去读书。临了，他将一件尚未公布的决定告诉我：生产师很快就要撤了，重新改回农场建制，以后你们就是“农工”了。我知道申政委的画外音，以后再想走，难了。
1976年四五运动后追查政治谣言，一位陈姓的知青举报了我。公安局找上门来调查，尽管那两人态度很好，恐惧之余我还是逃到了贵州。我的亲哥在贵州一个极具秘密性的单位施工，按规定他报告了领导。领导是个干部子弟，他告诉我哥：什么谣言，都是真言。
于是，我有了个避难所。但我也在秘密筹划，实在不行就去缅甸，据说缅共在招人。岂料几个月后，天变了，我得意洋洋回到农场。谁知当时农场的一位副书记放言，当年整他没错，现在不整了，也不是他对。1977年恢复高考，我这造谣传谣的事还没有拎清楚，想读都没门。
同场的插友小潘报了名。当时，他的学历是初三，找上我帮他恶补高中数理化。那年他考上了某师范学院，退休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干部。几乎与他离开农场同时，我被以24级干部身份安排重回生产队当农工。
读中学时我就是体育尖子，举重拿过全国青少年通讯赛分区名次，是学校篮球队、田径队主力；游泳更是自如，洪水滔滔敢下水，就是为了过江去吃一碗米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全运会，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是名列第三名的柳州市水球队替补。
我一个后来的大学同学曾挖苦我，就你这身材，还水球队的，吹吧。这个同学经常缺课，所以他简单，不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道理。
在农场，我知道只有劳动好，才有地位。我身体有基础，我能够付出。下到生产队第一天队里就派我与几个老农工去掏粪井，那是一个重体力活，又脏。几天下来，我没给自己丢人，尽管晚上瘫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这粪井掏完了又安排我去剥麻皮。亚麻皮水泡过后才能剥，而水泡过的麻皮奇臭无比，连苍蝇都不愿意靠过来；泡过麻皮的水沾多了也奇痒无比，痒得你都抓不过来——这一干又是半个月。
我们那时是休大礼拜的，所谓大礼拜就是两个礼拜休一天。休息这天下午，我在睡了一个透心觉后正在水井边清洗几天累积的脏衣服时，队长的小孩找到我，说他爸爸让我去一下他家。
还没有走进队长家门，远远地我就闻见了炖肉的香味。
我明白，我得到了队长的认可。
本文作者当年。
1978年高考开始报名了。
一天晚饭后，队长找我去到队部。闲聊了几句后他问：“今年报考吗？”
我直率地回答他：“你知道的，没办法报名，场部不会开证明的。”
队长拿起早就放在桌上的一张信笺递给我，那是一封给公社教育组的同意我报名的函件。我霎时明白过来，由于农场的这类工作是地方管的，队里的函件就是绕过农场走的一个捷径。
一切手续办好后，不分白天黑夜，我找来过去的课本恶补起来。像我这种情况，是不能向农场申请复习时间的，我只能每天在分给我管理的橡胶地里狂干，完成劳动定额后躲在橡胶树下静静看几个小时的课本。
一天，我正埋头修整橡胶林梯田阶梯时，突然听见对面传来了动静。抬头一望，队长正在我的管理区内铲草。两人联手，很快，我当天的指标就完成了。我的感谢话还没有出口，队长扛着铁铲转身已走向他处。我知道队长不具体管理特定的橡胶林区域，但他只要有空，就会经常到各地看看，干干。
谁知，自那天以后，队长每天都会来到我的管理片区帮我干活，结果，我每天自然就多出了一两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每每望着他走后的背影，我才明白什么叫百感交集。
我的队长姓庞，大号庞家财。改革开放后，他的闺女在深圳创业成功，庞队长的晚年是在深圳度过的。
农场的橡树林。
考试结束了。由于场部中学有老师参加改卷，我参考的事及考试名次场里是尽人皆知。据说上面有人发了话，能考上就让他去。一天，场政工科通知我到场部，政工科副科长亲自当我的面烧掉了1976年那事我写的所有检讨及别人的检举揭发材料。
这个副科长很有意思，凡是我的检讨他都自己亲自烧，别人的检举材料他交给我来处理。我拒绝了，我不想知道除了那个姓陈的还有谁检举我，我还是有点阿Q的。事后我了解到，在给我写鉴定时这个副科长可没有这么“好心”。幸亏操笔的也是一个知青干部，名叫张平，力争之余我还是一个好人。张平后来在某中级法院工作，法院的徽章就是一个天平。
至于家庭出身，我的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历尽文革的煎熬还是没有挺住，于1976年12月28日去陪伴天堂的奶奶了。但他的追悼会开得很像回事，毕竟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修过滇缅公路，保护过赣江大桥。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干净的家庭出身了。
我一直没有闹明白的是，人家的录取通知书是寄来的或到学校、单位领取的，而我的却是县教育局通知本人到县教育局，由局长亲自颁发的。
当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开始有点莫名其妙。我的录取志愿第一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二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怎么冒出个人民大学？直到进了学校才知道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又回到人大，也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天离开县教育局后干了两件事，一是给老母亲发了个电报：儿已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二是马上赶到公社派出所将户口迁到北京。
去学校报到之前，我在母亲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在母亲脸上却没有看到什么笑容，其实我明白母亲为什么不高兴。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学文科的，她认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不好，加之我性格有些直率，不会有什么出息。
母亲在教会学校是学护理的，因此她主张我学医，要不水木清华也好，毕竟我父亲是国立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的。
但我填报志愿前做过功课，知道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高龄考生大多录取的是师范院校文科，理工科鲜见。而我，那年该而立了，有个学校要我就是福。
要去北京了，车是晚上的。家里的晚餐也很一般，两个青菜一碟炒肉丝，弟弟和妹妹陪着，未婚妻也来了。因为要坐车，母亲也不让喝酒。举筷了，隔壁的何妈妈端过来一锅鸡，是曾当过领导专厨的何伯伯做的他们四川有名的汽锅鸡。母亲叹了一口气对何妈妈说：“这老二没出息，考了个五七干校，还给他吃什么鸡？”
母亲还有这个心结，我还真没想到。也难怪，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前多招调干生，知道的人不多；加上这个校名——“人民”，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公社……也难怪，老太太是绕不过来。
不过，在我们家有三个人是不能当着母亲面议论的。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邓小平。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华国锋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恢复了高考。这点，她明白着呢：人，要讲良心。历史中有些悖论的东西她根本不认可。
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红一楼学生宿舍246房，一个房间左右两排上下两舖8张床。我正在收拾床铺，一个稚气少年肩挑手提行李走了进来。看见我二话没说，一个深鞠躬：“老师好！”掰清楚后才知道他是四川来的我的新同学——陈平，他比我小14岁，现在是珠海某主流媒体的负责人之一。
夜深了，陈平的梦话吵醒了我。醒来的我一时感到很奇怪，“这是在哪里？”恍惚中好像有个意识告诉我，这是北京，这是大学。我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有些痛。这是真的，不是梦。
本文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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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