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洪光华：喜欢历史的我为何读了化学系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洪光华，中山大学化学系77级，现供职于澳门城市大学。

原题

七七级的专业

中山大学77级分析化学班部分同学与辅导员徐广文(前排中)合影

        我今天想讲述的是，当年我们怎么被中山大学录取，怎么被选进化学系，又怎么被安排到分析化学专业的。

        按照今天的标准，当年的考生录取工作可以说是不够专业、不够规范的急就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977年中山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每位考生各自考了多少分？我在同学微信群里发出问题。周雄同学回忆：“当年没有公开分数，也没有告知考生，我至今不知当年考了多少分。有些人是通过关系在当地教育局查到分数的。”我忘记自己是怎么查到高考成绩的——反正，我考了306分。

        陈缵光同学补充：“我也不知道分数，只听说中大录取分数线是280分（广东考生）。”班长刘德育说：“当年的高考分数是不公开的，没告知本人。在辅导员老师那里有我们的高考分数。”据他透露，他和另一位班干部在辅导员那里看到了自己的成绩，满分50分的化学科，他考了49分。他倒真应该从事化学专业，他后来一直在中山医学院（后来并入中山大学）当老师。

        最近有同学查了才知道，我们当年的高考成绩，全部存于个人档案中，叫“初选考生文化考试成绩登记表”。

        次年三月开学后，贯彻中央尽量扩招的指示，各大专院校降低了录取分数线、放宽了考生年龄的限制。中大补录了一批广州本地的走读生。这些走读生，后来学校又都安排了宿舍。

        读什么专业，大部分是被安排的。广西同学程玉奇回忆说：“广西入读中大的七七级学生，招生老师是陈彪老师……那时不按志愿招生，我就没报化学系的专业，结果还是进了化学系。我记得高考前就填了志愿，本科可以填9个志愿，中专填6个志愿。重要的是要写上服从安排。人人都是瞎蒙。”

        班长刘德育也说，当他得知被分析化学专业录取时，根本就不知道分析化学是什么。我虽然填报了化学系，但化学考得并不好，当时物理和化学合成一门理化科（物理、化学各50分），这理化一科我才考了五六十分。

        我之所以去了化学系，可能缘于我表姐刘晋文和化学系某位老师打了招呼。她在广州中药一厂工作，与中大化学系有工作关系。我认为这次打招呼起了作用，因为按照我的考分，被安排去数学系更合理，因为我的数学倒考了97分的高分。

        程玉奇说“人人都瞎蒙”，“重要的是要写上服从安排”，一点也不夸张，的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中山大学得益于这条规定，“掐尖”抢走了不少好生源。

        现在回过头看，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组织安排、考生服从，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其一，1977年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份，组织考试；次年3月初，开学报到。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要组织570万人进行考试，随后完成27 .8万人的录取，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确实很难做到。

        其二，在计划经济年代，服从组织安排早已天经地义，而且深入人心。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高考，政府没经验，学校没经验，考生和家长也没经验，听从组织安排既是时势使然，也是惯性使然。

        其三，考生们的普遍心态是只要能上学就行了，读什么专业无所谓。对我来说，离开农村，这就是捷径了。而且，高考中断那么多年，广大考生对学校、专业以及志愿排序都是一头雾水。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高考制度研究专家刘海峰回忆说，他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最终被厦门大学录取。

        相比之下，我填报志愿可以说并不盲目。一开始，我并没有选择化学专业，我的首选是中大历史系，因为我最崇拜的人———大舅父刘节先生———是中大历史系教授。

        不料，在我日以继夜地复习准备时（已有小道消息说会恢复高考），1977年7月21日，大舅因喉癌不治逝世。姨妈刘蘅从温州赶赴广州参加舅父的告别仪式，回温途中经过韶关，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她帮助我母亲劝阻我读历史专业。

        无奈之下，我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中大化学系。之所以在理工科中选择化学，是因为中学化学老师张仕乾先生的课非常吸引我，尤其是他的化学微观世界的哲学思维简直让我如痴如醉。

        或许是受到科技兴国思潮的现实影响，当时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选择了理工科。

        当然也有例外。我在广东北江中学的同学王韶松就报考了中大哲学系，而且顺利地被录取了。他可是1972年学校举行数学竞赛中的名列前茅者，数理化成绩并不差。

        在中大，有一次饭后我们在校园里散步，我问他为什么读哲学，想不到他语出惊人，说：“将来的社会由我们文科生主导，你们这些理工佬是干活的，都要被我们领导。”他的这句玩笑话还真有前瞻性，毕业分配时，文科毕业生被争抢一空。

        岁月蹉跎，化学系毕业的我最终还是回归到我真正的志愿——历史研究上来，研究刘节先生及其相关的人和事，成为我多年的坚守和追求。坚持你的初心，发挥你的兴趣，你的心愿总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文科基础薄弱，我写的东西古板木讷、灵气不足。不过，做历史研究强调证据充分、论证严密，理工科的科学训练倒是成就了我这方面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在大学学会了学习的方法。正如校友陈平原君所言：“四年苦读，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学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的能力。”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7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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