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朱正红：新疆文科状元考入华南师范学院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朱正红，1968年高中毕业后从浙江赴新疆当了10年知青，其间做过工人、文员、编辑、中学教师等；1977年以新疆高考状元成绩考入华南师大，读研后留校；1991年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2005年后调入南方报业集团担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原题
一张定格命运转变的“全家福”
一
在我珍藏的许多老照片中，有一张内涵丰富、故事特别的“全家福”最令我难忘，也最受我“宠爱”。在室外操场篮球架下，但见我和一个女青年坐在一位领导的两旁，处于正中的位置，胸前佩戴大红花，喜笑颜开。
我们旁边都是一些年长者，前排蹲着的全是女青年，后面站立的一排也是女同胞，最后一排站在凳子上的是男青年。大家身穿厚厚的冬装，凛冽的寒风吹乱了人们的头发，但个个脸上展露着热情而又真诚的笑容。照片中远处那排迎风挺立的白杨，正等待发芽吐绿……
乍一看，不明真相的还以为是办喜事呢！而其实说喜事也不错。原来那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3团子女中学的全体教师在欢送我和另一位女教师分赴广州和东北上大学。
考大学，上大学，在高等教育趋于普及的今天，寻常事而已，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岁月里，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0年过去。在纪念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40周年之际，我又翻出这张有点褪色的集体照凝视，思绪宛如开了闸的水，奔涌不息。而每每回忆起40年前在遥远的祖国边陲，我和我的学生同坐一间考室参加高考的情景，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
二
我出生在风光旖旎的富春江畔。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带我们春游西湖，在路过杭州某大学门口时，老师停下来给我们介绍这所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说这里曾经走出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等等，并说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读大学，学到好多好多知识，建设祖国。我看到戴着校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庄严的校门口进进出出，非常羡慕。也就从那时起，我就记住那位老师的话，立下了长大一定要上大学，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志向。但那时又怎能想到，自己上大学之路竟是那么坎坷和漫长。
我从小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小学从四年级直接跳到六年级。到了高中，更觉得学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各科成绩都比较好。因此很多老师看好我，认为我是读大学的料，有的老师私下启发指导我制订学习计划，提前备战高考，更有老师为我“开小灶”。
我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大学的理想并没有动摇。我常常想，一个国家要建设，要发展，怎么可能长期缺少高等教育的支撑呢？
凭着这种信念，我坚持自学，除了把高中阶段没有学完的课程内容自学完，还开始自学高等数学等大学课程。由于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所以自学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真要感谢我的舅舅，这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杭州大学毕业生不仅从理想信念上启发我坚定初心，还帮我找来不少大学教材，文科理科都有。平时我把自学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记下，通过一封封书信（尽管一封信来回得20来天）向他请教，每当回家乡探亲，更是如饥似渴地听他面教。如今，白发苍苍的舅舅已是耄耋老人，每当和他聊起往事，他往往感叹辅导我自学时如有电话有手机就好了……
就这样，在新疆兵团，无论是务农还是做工，抑或后来在机关，在报社，在学校，工作岗位不断变化，我坚持自学从不间断。
后来，我从连队调到一所团场中学当语文教师，总算又回到了学校，非常高兴。我教两个平行班的语文，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把这两个班从初中二年级一直教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生教高中，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大学毕业生少之又少，何况又是地处边远的农场，不用我们这些老高中毕业的知青，学校也许只好关门。
1970年代中有几年学校也开始抓教育质量，学生学习比较刻苦认真起来。在此背景下，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又“重操旧业”，开始自学起大学中文系的一些课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遇到了几个恩人：周老师、罗老师、唐老师。他们是这所中学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大学生，都是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来到农场。这几个老师知识渊博，为人诚恳，我就主动拜他们为师，他们几乎能解答我自学中遇到的所有疑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很喜欢年轻人，信任我。他们毫不避讳地给我讲自己的坎坷人生，讲自己的不懈追求。他们不约而同地帮我分析形势，结论也极其相似：大学一定会恢复招生考试，你绝不能放弃，读大学一定可以梦想成真！这对我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三
1977年金秋时节，国务院正式下发了有关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有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是流着热泪听完有关文件传达的。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得知邓小平有关恢复高考制度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引起强烈共鸣，真是句句在耳，字字入心，激动之情久久不能平静。学校领导、同事都鼓励我赶快报名，可一想到自己已经27岁，唯恐过不了年龄关，便通过农场主管部门向喀什地区文教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不论年龄多大均可报名参加高考，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备考的时间很有限。我一方面要给新接手的一个班上课，另一方面要帮助我的那些刚毕业的学生们作考试辅导，还要给农场面向社会所有考生开设的高考辅导班讲复习要点，自己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做准备。虽然很苦很累，但心情却格外舒畅。
11月的新疆早已是冰天雪地，为了不至于半夜打瞌睡，我甚至不在宿舍生火炉。高考的日子终于降临了，我和我的学生以及众多的应考者一起，手持准考证，昂首挺胸走进试场，接受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等这一天等了许多年了，如今她终于来了，虽然来得晚了点，但还是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庄严和愉快。
考试非常顺利，自我感觉很好。至今清楚记得考试时麦盖提县派来的几位监考老师在我旁边显得很吃惊，疑惑这名考生怎么做得如此顺畅？那一年，很多考生答起题来都比较吃力，我却没有觉得很难。
两天的考试，各科都答得很顺手，作文是一道政论题《驳“难”》，由于平时给报纸写稿多，所以稍想了想便一气呵成，连草稿也没打。事后作文得了满分，并作为高考优秀作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数学只有一道证明题难住了我，我深知那是一道拉开考生分数的题目，绝不能放弃，几种证明方法都不行，我尝试用自学过的高等数学知识，终于完成了证明，结果数学得了满分。走出考场，浑身轻松，我信心满满。
四
那一年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报名的同时就要将志愿填报完毕。征求老师同事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有老师说你不上北大就可惜了，也有的对是否真的凭分数录取有疑虑，建议还是保守一点。最后我和一起报名的上海知青谢百三商量，一致认为还是填保守一点，以能踏进大学门为目标。这样，我们俩第一志愿都填了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
很快，有关我考试成绩的消息便开始在新疆各地传播开来。我以各科平均94.6分的成绩一举夺得新疆考生第一名。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第一志愿——华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记得那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看到很多人在教室外面走来走去，我没理会。
一下课，校长和一群老师学生就把我团团围住，把录取通知书交给我，第一时间向我道贺。这虽然是一张迟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毕竟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而对我而言，更确切一点，这已是“末班车”。我为自己而庆幸，更发自心底感谢邓小平，是他老人家圆了我的大学梦。
面对成功，我反而十分平静，热闹的倒是我所在的中学和新闻媒体。一所边远的兵团农场学校竟然走出一个省级“状元”，学校一下出了名，一片喜气洋洋。学生们受到很大鼓舞，毫不夸张地说，“读书无用”论顷刻间失去市场，学风校风几乎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那时新疆还没有电视，倒是有好几家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有的新闻单位辗转从一千多公里以外打来电话，而学校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接受一次电话采访要费老大劲。那时候的传媒是不能宣传个人的，好几家传媒都以“一个知识青年”报道我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以这一称谓对我作了简短报道。只有一家报纸发表题为《当新芽吐绿的时候》的通讯，指名道姓报道了我圆大学梦的过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
录取的过程也很有故事。由于是多年后的首次高考，各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奔赴各地，都希望能招到优秀考生。
按教育部的指令，华南师范学院是首次到新疆招生。学校评估形势，认为新疆虽处边远，但十年来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知青，很有可能会有一批佼佼者脱颖而出，于是派出学生处的青年才俊许德立前往“揽才”。
据许德立事后告诉我，他一到乌鲁木齐就听说新疆的“状元”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华师，真是喜出望外。他很快就拿到了我的档案材料，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等好几所内地名校都来和他商量，希望把我让给他们。许老师一句“不好意思，朱正红亲手填的第一志愿是我们学校，我们还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吧”就让对方哑口无言。
据许老师说，他当时招到我和谢百三（他是全新疆第二名，被华师政治系录取）后十分高兴，本想去看看我们，但由于交通不便，单程就要坐四五天的汽车，只好放弃，匆匆打道回府报喜了。所以我们还没有报到，学校就有许多人知道我和谢百三的情况了。
从此，我和百三也与许德立老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许德立后来当了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又担任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们一直叫他老师，他也一直关心关注我们的成长，给我们温暖的人生指导，一直到今天。
记得许老师一次对我和百三说，他为华师招到“状元”和“榜眼”，可以名留学校史册了。这当然是说笑，不过据我当中学教师的妹夫说，他看到一本专门统计全国各高校招收省级“状元”的书，华南师范大学至今还只有我这个孤零零的“独生子”。我多么真诚地希望有人打破我在特定岁月下创造的记录啊！
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还有两件“劝考”的事。第一件是劝学生参加高考。1977年夏，我教的两个班高中毕业，他们刚刚分配到本农场连队锻炼，很快就遇到高考的事。他们都想报考，但觉得底气不足，怕考不上，于是纷纷跑来找我，我就不遗余力地给他们打气，有几个平时学习很好的有种种顾虑，我甚至到连队找他们，力劝他们勇敢报名，接受国家挑选。
结果，他们中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师生共同考大学、读大学，这恐怕是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吧！如今，他们依然奋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有高级工程师、权威医生、博士导师，有的还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
另一件是劝同事。我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后来也分到同一所中学任教。我知道她的底细，就劝她报名，可她就是不报，原因是已结婚成家，要照料孩子。我还是千方百计劝她，最后“拗”不过我的热情相劝，她终于下了决心。她最后被当地一所大学录取，高兴得不得了。命运随即改变，她后来一直活跃在教育战线，还做了师（地区）教育局长。直到今年高中毕业50年聚会，她还一再向我致谢，坦承我的力劝让她受益终身。然而，也正是这次聚会，我才知道她当年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忍痛做了人工流产。我听后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既为她出彩的后半生高兴，又自责自己的劝考导致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功臣乎？罪人乎？
六
个人的经历微不足道，我个人的前途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毋庸置疑，1977年那场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假如没有那次高考，也就不会有日后在大学做讲师，当教授，倾力培养青年学子，更不可能接受党和人民派遣去香港参与回归工程十多年，为香港平稳过渡和持续繁荣贡献力量，也不会参与对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的管理……
我感恩党和人民，总觉得自己贡献太少，唯有一点问心无愧，那就是无论在哪里，干什么，我都是以当年高考时的那股劲头对待，从不敢懈怠的。
也正因为如此，40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定格我命运改变的“全家福”……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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