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罗新伟：屈辱卑微引导我考上大学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大学期间的作者
罗新伟，1957年生，1982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政治系，先后任教于湖南省桃江县委党校、核工业部长沙工业学校，1993~2005年任职于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调研员）、湖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调研员）。2005年满30年工龄申请提前退休，至2016年先后聘任湖南产权交易所业务总监、湖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深圳华创智汇资本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真正退休。
自记事起到上大学，除中间有两年妈妈把我送回祖籍湖南宁乡县农村投靠叔叔生活外，我一直生活在广西隆安县国营浪湾农场（直属区农垦局管）。农场总场在浪湾，下辖一、二、三、四队、机务队、子弟学校、卫生所。
农场主要种植水稻及剑麻、花生、木薯、甘蔗等作物，还养猪、养牛。农场的职工相应的主要就分为农工、机务工及干部，妈妈在总场上班，身份是国家干部，其间被调到二队做农工，后又调回总场。那时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每家都是住一间房，约20来平米，挤着放两张床一张卓子，家里人多的就是一个大间，约40来平米吧。
总场有一个水塔，从一公里外的河里抽水上来，各家吃用水到水塔去接，住二队时是到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池塘里去挑。吃菜基本上都是各家自己开荒种的，农场隔个十天半月会杀一次猪，每家每户按人口每人能买3–4两肉。粮食是计划供应，工人一般是30斤一月，干部是27斤，小孩根据年龄十几斤到24斤不等。
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农场子弟学校读的，最初学校只有三名老师，张玉梅老师、彭德祥老师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赵老师是中专生。学校没有图书室之类，除了课本没什么书可看。我很小，大约是从二三年级起翻看父亲留在家 27 43009 27 11873 0 0 5238 0 0:00:08 0:00:02 0:00:06 5237里的一箱子书，其中有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类，有一些中草药书，也有几本小说故事书，我清楚地记得一本叫《青山泪》的书，讲述的是旧社会里纺织女工、码头工人的生活，是一本忆苦思甜阶级教育的书，我看了好多遍。
之外，我从其他小伙伴家里看了一些没有封面的书，当时都不知道书名，后来才慢慢知道，如《一千零一夜》《水浒》《烈火金钢》《儒林外传》《六十年的变迁》《苦菜花》《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总之，一看这些书就入迷，一些故事，比如青蛙王子、田螺姑娘之类，虽然也记不清楚，也表述不完整，我偶尔在小伙伴中侃侃，搞得一些小伙伴还有点小崇拜的，其实就是没什么书看，而小伙伴中尤其是男孩喜欢看书的人几乎没有。
这么一个小小的爱好，使我相比较其他的小伙伴们多了一些安静，对读书有点偏爱和兴趣，在男孩子里成绩是最好的。到初中尤其是高中阶段，因为当时的大环境、政治气候的影响，基本就没上什么文化课，天天搞劳动之余，只要是能看到的小说都不会放过，像《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之战》《沸腾的群山》《暴风骤雨》《第二次握手》《青春之歌》《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但确实很难找到书看。
在我懵懂的幼年父亲就不在身边，11岁时父亲又死于非命，妈妈32元的工资独自养育我们三兄弟，生活挺难的。家里的事情，煮饭、炒菜、挑水、种菜、拾柴火大多都是我带着弟弟做。
比如种菜吧，别人家的爸爸早就把好的地开垦完了，我们家就捡边角上、树阴下的，别人家地里种什么我们就跟着种什么，别人家挑着粪桶浇菜地，我们家挑着几个不知道妈妈从哪里捡回来的瓦罐子去浇菜地。大多数时候就像是做小偷一样，趁天黑或者没什么人看见的时间，我头都不敢抬地挑着这些瓦罐出去。
可想而知，我们家的菜总是长得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样子，我们去摘菜都不好意思。比如我们家的茅草厨房吧（因为住房小，各家各户都是在住房前用茅草盖顶，树棍扎架，再用稻草和泥巴抹在架子上做成墙而搭出一间厨房），就只搭了半间，别人家是一个人字的屋顶，我们家是个一撇的屋顶。天天看着这个茅草屋顶，尽管年纪小，仍然羞愧难当。
一直到我初中二年级吧，我才带着弟弟把另外半边茅草屋顶盖上。有一次我带着弟弟去山里砍柴，我爬到一颗树上，把一些已经干枯的树枝砍了后要下来，就把柴刀一丢，刚好我小弟过来被砸着，心中那个痛和愧呵，真的难以言说。
除了生活上的难，由于没有父亲的庇护，我们兄弟从来都是乖孩子，不在外面惹事生非，偶尔还会被小伙伴欺负，甚至在与小伙伴的争执打架时被人家来一句口号，“打到XXX”；也有过被个别大人当面嘲笑轻蔑，“长大了不得参军”等等。屈辱，无奈，甚至连与生俱来的愤怒都没有能力去生长，唯有忍耐，再忍耐，真是可怜可悲无言无尽的痛苦。
究竟我父亲犯了什么错误，以致在文革一开始就死于非命？父亲死后一直到平反之前，当时“人民内部矛盾，非正常死亡”的结论，在我们家随妈妈调回湖南老家工作之前，在我自己上大学之前，就像梦魇一样压在心头，搞得我们家得不到正常家庭正常的生活，甚至影响到我第一次高考政审及录取。
1975年我从隆安县那桐二中高中毕业，作为农场子女按惯例安排在农场工作，被分到三队。我先是做了半年的农工，又做了一年半的机务工，开过推土机，拖拉机，运输、犁田、耙田的活都做过。
刚开始开拖拉机，做的是白班，慢慢的轮值夜班，虽然说知道没有鬼，但在半夜空旷的野外，一个人作业还是有些害怕的，全仗着机器的轰鸣声和灯光壮胆。
一年后，我被调到总场学校当老师，任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当时学校有10多名教师，没有一个是大学生，而总场有四个大学生，两位是农业技术员、还有农机技术员、文体干事，我们特别地羡慕。但那个时候人特老实、特傻、没见识，真的不敢想也没想到过要上大学、能上大学，最高的梦想（其实都不太敢想）就是跳出农场，尤其是1977年我妈妈、弟弟都已经回到故乡湖南，我因为已经工作了只身留在广西、留在农场，更是心无归宿。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体检是按分数分批进行，我有幸参加了第一批体检，在我们农场有第二批第三批参加体检录取上中专的，引人向往，但我榜上无名。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什么怨言及不平的想法，安心在学校当老师。1979年因为父亲平反的事，我再去农场，听人说起就是因为政审没有过关。
1978年秋季再考，我们农场已经工作了的考生根本就没有参加什么复习班，就是报名后领了复习资料，我们考文科的就是几十页纸，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全在里面。我和一位姓潘的老师（他是工农兵中专生）住一间房，两人在一起有时间就背书，一题一题过，一页一页地背，一遍、两遍、三遍……较着劲儿看谁背得好背得快。当时我背得就是比他快一些（这位老师79级被录取到南宁师专）。如是，到点，开考，参考，等待，倒也平淡。
永远的青春时代，后排左2作者
蹊跷的是分数出来后，我数学竟只得了3.5分，大大出乎意料。按自己做题的情况，怎么都不是这个分数呵！随即去那桐二中咨询高中时数学任课老师（恩师陆全尧），陆老师详细了解我做题的情况后判断，不可能是这个分数，并帮我去县教育局查分。一查，3.5变成了35，是抄分抄错了，多了一个小数点。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贵人相助，吉人天相。
又过些日子去那桐街玩耍。那桐公社的电影放映员是我高中的上一届同学，他打趣说，大学生来了。一问才知道，全县广播站已经广播了录取大学的名单，我们农场没有接县广播站系统，还不知道情况，我被广西师院政治系录取了。
大大的惊喜，大大的意料之外。因为太想跳出农场了，太怕不能录取了，所填志愿基本是各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如柳州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南宁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只因为县教育局的人说我的政治分是县里最高的，斗胆填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政治系。
老天可怜我，苦命的乖孩子终于有了回报，我成为了农场男孩子中前后几年第一位考上大学的幸运儿。上大学啦，命运揭开了新的篇章。
作者在柳州第14中学进行实习教学
上大学后，1979年蒙冤近二十年的父亲终于得以平反，恢复干籍，补发了一笔抚恤金。我们终于弄清楚，父亲于1962~1964年被劳动教养，其实什么罪都没有。但父亲性格刚烈、为人骄傲，工作、生活中与人结下矛盾甚多。
文革一开始，与全国各地陷入全民疯狂一样，农场里几乎天天开批斗会，批完场长等当权派后就把所有出身不好以及所谓历史上有污点的人都揪出来批斗，父亲因为被劳动教养过也被揪出来批斗，并被一些发疯的人暴力殴打，在还没有死亡的情况下，被抛入河中而亡，死不见尸。
重回学校同学们的合影，左1作者
每当想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每每无法表达无法下笔，为什么？为什么呵？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个没有人性的年代，从国家主席到大批的开国元勋、位高权重的老革命老干部都被打倒、揪斗，人格被侮辱，身体被摧残，直至消灭生命，我们这样渺小卑微的家庭，我们能说什么，好说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永远保持警惕，我们诅咒那个年代永远不会再现，悲剧永不重演！
作者夫妇和两外孙
写于 2017.10.20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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