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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王维佳:我被录取到没有填报的政治理论专业

2017-10-10 王维佳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王维佳,1950年代末出生于湖南,在湘潭市就读小学、中学。1977年下乡至霞城农场,高考恢复后77级考入湖南大学,后留校任教。1980年代中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机关。


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1977●我的高考


 

    1977年7月,18岁时,我从湘潭市三中高中毕业。


    早在半年多前,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人们都在传说,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参加高考,考上了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不用下乡了。这让人兴奋的消息传了数月,但直到毕业时,靴子仍没有扔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按照“文革”的惯例,进入了下乡的程序。


    好在父母不想让我步大哥大姐后尘,下到湘赣边界酃县那么远的地方去,而是帮我联系了离家只有几公里的霞城农场。记得是9月23日,正式下放到了这个农场。


作者高中时与同学的合影。右为作者


一、下乡趣事


    下乡到农场的方式,既不同于落户到某个农民家里(如我大姐大哥)或者落户到知青点,也不同于投亲靠友(如我二姐,下到湘潭红旗公社,安家到我父亲的朋友家里),也不同于回乡知青(如我的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那样)。


    据我所知,霞城农场是在1950或1960年代由霞城公社官办的农场,主要的农活有:种水稻,种黄花菜,种橘子树等几项。农场有总场和分场两个场地,本人下的是分场。我下乡的那一年,分场知青有百余人,有橘园组、蔬菜组、农业组、基建组、猪场、饲料组、针织厂等。记得农场职工执行的是工分制分配原侧,最高每天10分工,每10分工可分配1.48元。每天每1分工预发一角线,10分工即发1元钱,年终再按1.48元进行结算分红。我被分配在橘树组,工作主要是种橘子树,养护桔树。干的农活有:挖树坑,种橘树,给橘树挑粪施肥,挑水浇水。


    我们农场的经济效益和收入,与周边的农场、农村相比,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新下去的知青,第一年每天可以拿到6分工,也就是说每天的工钱大约是9毛来钱。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每月按照26天计算,每月大约有23块钱的收入。这可不是小钱!记得工厂的技术工人,第一年月工资也就是18元。


    虽然每天的劳动很辛苦,也很乏味,但也有些值得值得回忆的趣事:


打牙祭


    沉闷的知青劳动生活中也有一个亮点,就是每天临到中午,人累了,肚子也空了时,食堂里总会飘来饭菜的香味。这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在工地上劳动了半天的知青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平时的饭菜大多乏善可陈,吃的都是些素菜,没有什么油荤,不值一提。


    好在农场每过十天半月会打一次“牙祭”。每到打牙祭的这天,从早上出工开始,大家时时都想着这顿中午饭,巴望着散工的钟声敲响。农场也颇有些人情味,这一天的11时许,农场早早地就敲响中午散工的钟声。大家从农场的各处,扛着锄头、铲子,挑着粪桶水桶,迅速回到中心地带,回到食堂,排队等候吃饭。


    农场平时不发餐券,凭脸拿饭盆儿打饭吃。到了打牙祭这天,则每人发一张餐券,凭券吃饭,大约是怕人多吃多占吧?而这一条规定却给我们带来了福利,打牙祭那天,总会有不来的人,这样,有的知青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吃空额,打两份菜,好不痛快,简直就是饕餮大餐!40年后,每每想起那些个肉炒榨菜,红烧肉,回锅肉,家乡肉,肉炒辣椒等菜,仍口水在唇,舌上生津。真是:


    成长岁月去农村,

    待哺少年缺油荤。

    所幸半月打牙祭,

    大快朵颐似狼吞。


 作者(前排右2)高中毕业时班团支部的合影

 

写“扎根书”


    我是1977年9月份下的乡。这个时候下乡,早已没有了十年前早先下乡时的天真烂漫了,我的想法和其他知青是一样的,一旦有机会,就会早日脱离农场这个苦海,根本不可能有在农村坚持多少年,甚或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法。但在当时那种“左”的环境中,一般都不敢公开议论这事儿。


    可能是由下到农场更早一些的知青发起?或者是上面有要求?到了大约1977年10月的时候,我们农场掀起了一个“写扎根书”的不大不小的高潮,形成了一种不小的压力。好像每人都要写扎根书:本人志愿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记得有人来跟我说这个事,动员我写,第一次,我用哼哼哈哈的态度婉拒了,第二次三次,我好像用“正在写、正在写”的方式巧妙地搪塞。一直搪塞到了我上大学,也没有写这个什么劳什子的“扎根书”。真是:


    文革后期劝扎根,

    强弩之末气势终。

    试看声言扎根者,

    田埂早已无影踪。


作者(后排左6)高中同班同学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前的合影

 

我的第一桶金


    在霞城农场我劳动了差不多五个月吧,当时,每周周末我都会回家吃饭。因为我已经有收入了,我曾经向父亲提出,是不是我应该向家里交一点伙食费,父亲说不用了,所以这半年的周末,我都是在家里“啃老”。


    如果按照每个月23块钱的收入计算,我的银行存折里面积累了100多块钱,加上家里给我的钱,当时银行折子里大约有了200元钱了。而且我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也没有任何花费。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财富,当时我并不会使用它,更没有学会用这个资本金去创个什么业,冒个什么险。这200元钱大约有好几年都趴在我的存折上。


    40年后,我的一位初中高中同学跟我说,当年,我曾经对他说,有什么需要钱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的银行账上有200元钱。你可以部分拿走,也可以全部拿走,随你去干什么!他说这句话让他记了40年,虽然他没有从我这里借走过一分钱。真是:


    上山下乡仅半年,

    积蓄巨款逾百钱。

    可惜僵化罔冒险,

    第一桶金未闯关。



以上是下乡时发给的光荣证。作者的已经找不到了。这是同时下乡的一位农友保存完好的光荣证

 

二、我的高考之路


补习班和分科


    恢复高考的消息,大约是1977年10月下旬传来的。当时得到的消息是,77级高考,将在一个多月后举行,在此之前,在乡下和工厂的知识青年,可以参加原中学组织的补习班。好像文件上说,原则上所在单位应该同意考生请假补习。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盼高考盼了多年,终于来了,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些天,不管考得上考不上,怎么也得去试试自己的运气!


    但说句实话,对高考,我没有任何把握,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曾经错过了高考,不可能有任何高考经历与经验,身边参加过高考的几无一人,因此只能靠自己去拼,去碰运气了。


    记得大约在1977年11月,在经过农场同意后,大约用了三四周的时间,我回到了我的母校湘潭市三中,参加了高考补习班。补习班里既有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也有过去毕业的往届生。好像是应届生多,而往届生少。理科班人多,而文科班人少。


    补习班分文科理科两个班,每个人首先必须确定,自己到底是准备报考理科,还是报考文科。这可难为了我,以我当时的理解,未来的四化建设中,当然更需要为四化直接做贡献的理工科人才,理工科学生毕业后,肯定更受欢迎,同时,我的理科成绩也并不弱,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科目,常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因此,老师朋友家人劝我报考理工科的,不在少数。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则更倾向报考文科,因为我个人对文科更感兴趣。老师同学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回家问父母,母亲明确表示,不要报考文科,道理很简单,1957年打的“右派”中,大多是学文科的,为了尽量不让你犯错误,最好不要报考文科而应该选择理工科。当然,在最后关头,我自己还是循着我内心的呼唤报考了文科班。 

 

    补习班里的事情,基本都忘记了,但最近在我高中同学聚会时,一位同学告诉我,我在补习班的一篇模拟高考作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作文题大约叫“我的理想”,我大概是写了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而且有成名成家的想法,对此,老师和同学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我高中的班主任朱孟球老师为代表,他们认为,当作家当然可以成为青年人的理想,而且有成名成家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对。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不得。在当时,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思想交锋,不可能作出定论。记在这里作为花絮吧。


    记得补习班里人才济济。但实际上,后来并没有几个考上大学。在当时,大家对考试成败并没有太看重,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次没考上可以下次再考,而且即使不读大学,在工厂和农村维持现状也是不错的。但实际上,第一次没有考上的,大多数以后都放弃了高考,而在工厂农村维持现状的,以后的命运都不太好。这是后话。真是:


    返校补习,

    科分文理。

    学习一月,

    终身受益。


这是霞城农场业余文艺宣传队在1977年春节汇演后的合影。其中虽然没有作者,但也体现了农友们的精神面貌

 

考试经历


    模糊地记得,77级的高考安排在了1977年的12月,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是12月11号至13号。我高考的考场,好像设在了湘潭市三中,这可能也是我发挥比较正常的原因吧?因为这个学校,就是我刚刚离开半年的母校。


    当时的文科考试一共有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其他科目考试的内容,都不记得了,只有语文一科,还记得一些,一是一开始就考拼音,大约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是1966级的小学生,因为所谓“教育革命”,从我们这届开始,已经不学拼音了,故在这个题目上,我纠缠了很长时间,改了很多次,最后可能改对了。出来后,在厕所里,两个考生讨论说,他填的是,“我们一定不会被淘汰”,不觉内心一惊一喜,感觉自己应该答对了。


    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现在推理估计,可能是努力拼搏,为实现四化而更加努力地学习吧。


    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我们考场的纪律非常严格,没有任何人可以延长考试时间,不能有任何交头接耳和互相偷看的行为,这种严格的方式,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中学读书的学生来说,还真不多见,对每个考生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考试现场,监考老师因为看我答得还可以,在我身后停留的时间较长,可能体现了老师爱才惜才的心情吧?


    当年我所在的农场有一百多名知青,报名参加高考的大约二三十人,结果没有几个考上。记得只有梅宇航、范娟娟几位。


   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询问我曾经劳动过的农场的情况。了解情况的农友告诉我,知青纷纷离开农场后,1980年代农场实际上就名存实亡了。现在,原总场所在地,因为湘潭市政府东移至岳塘区被征用了,现在建成了万达广场和湘潭市政府办公楼。分场则已分田到户,光剩一个牌子了。真是:


    当年高考四门功,

    史地数政加语文。

    看似题简要求少,

    顺利通过能几人?

 

填报志愿


    因为自己当时做的都是文学梦,故当时填报的志愿都是中文系。记得当时《湖南日报》用几个整版登出了当年可报考的学校和专业目录。我参照这个目录,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是我家乡的湘潭大学中文系,每个志愿只让填报一个专业。从我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来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对自己的估量,是考一个外省的学校应该还可以,但要我报考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我自己觉得还有一定差距。二是从这三个志愿填报的情况看,当时我的志愿是心无旁骛地报考中文系,一心只想当作家。真是:


       做梦只做文学梦,

       学完中文当文人。

       可叹它业先录取,

       作家梦破且服从。


作者1977年九月后下乡的湘潭市霞城农场的近照。实际上,除了房顶上霞城农场的牌子以外,这个农场已经名存实亡了

 

录取通知书的曲折


    高考后,我又迅速回到了霞城农场,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农民,每天兢兢业业地挑粪挖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怠慢。因为我老觉得,能不能录取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农场给了你时间去补习和考试,已经很是宽容了,自己应该有感激之心,懂得回报。二是认为如果考不上,还要继续在农场务农,而务农的表现,是自己能否被招工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日子,我天天规规矩矩,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当然,与所有的考生一样,我无时不刻不在默默地等候着高考录取的消息,忐忑不安,焦急等待,应该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吧!


    因为家人在地区招生办有一个熟人,我和我二姐能够较早的知道一些情况,到了2月份,高考的分数线已经出来,大约文科理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20分或是218分。我们还提前知道了,我的分数是276分,而我二姐的分数是271分,二人都超过了分数线,肯定将被录取。但是被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录取?当时还不知道。这时,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是一边劳动,一边度日如年地每天都期望着能得到录取通知书。又因为当时我们家掌握的是内部消息,不便于向外透露,当然也是怕变化,所以每天都与平常一样去劳动,消息不敢丝毫泄露。那种日子,真的不好过。


    到了2月中旬,几乎所有被录取的考生都收到了通知书,我和二姐(她在湘钢工作)都还未收到通知书。真的太奇怪了!家人开始着急了,有一天,专门派我二哥到市里地区招生办了解情况,原来地区录取名单表里有一整页漏缺了,我恰恰就在里面,经过与省招生办联系,发来了这张名单,这才向我补发了录取通知书。而我二姐的通知书,在已经到了车间的情况下,被车间的相关人员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直到催问方才找了出来。好一个好事多磨!真是:


        十年未做棘围事,

        巨细繁复环节多。

        倘若工作有纰漏,

        望眼欲穿好事磨。 

 

接受喜报戴红花


    1978年2月,我与二姐双双被大学录取(她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制药专业录取)的消息,在短时间内,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在湘钢,尤其是在湘机,引起了轰动。为此,湘潭电机厂特意组织了相关人员,带着喜报,带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将喜报送到了我家,这种送喜报的动作,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引起了邻居的围观,和羡慕的目光,大家都说,王家真是厉害,一次考取了两个,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真算得上一件大喜事。真是:


    王家姐弟同入闱,

    齐登金榜心如遂。

    忽闻前人传喜讯,

    红花映靥别样美。


湖南大学政治理论班党支部的合影。后排右4作者

       

录取与报到


    收到通知书后,一方面是因喜悦而奔走相告,一方面也有不满意,我的三个志愿均为中文系,而录取的则是湖南大学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理论专业。对于政治,对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各个政治运动的知识青年来说,有着天然的反感和顾虑。政治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还将它作为专业去学习?而且在高考前公布的报考学校和专业中,并没有这个专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思想上不通是自然的。


    后来到学校报到后才知道,一机部所属湖南大学是在所有院校确定招生专业登报以后,才决定招收这个政治专业师资班的,为了招收到更优秀的考生,省里同意这个师资班提前录取。因此,后来我们班的所有考生都不符合考生的志愿,几乎都是从文学和新闻专业志愿的考生中转录到了这个班。因此,入学后的稳定专业思想的工作做了很长时间,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后话。当然,虽然有诸多的不满,我并没有放弃读此专业,而是无奈地服从了分配!


    记得是在3月初,我背起了家中准备的棉被和行李,来到了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报到。为什么时间记得那么牢呢?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报到的当天晚上,在东方红广场散步时,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电台联播节目里,有全国人大当天开幕的消息。


    我的新时期开始了。我的大学历程开始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这是多么让人期许的时光。真是:


    懵懂岁月文革兴,

    高中毕业尚未停。

    革命无情废高考,

    知青可怜下乡行。

    虽有舵手帮团去,

    不见久旱逢甘霖。

    可喜上方现明主,

    复考集珠榜题名。


    2017年7月


文图由作者提供,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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