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4年6月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必由之路”——上山下乡。按照当时的政策，知识青年只有在农村艰苦磨炼两年以上，且表现突出，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于是，我在福建大田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与朴实、憨厚的社员们一道春耕、施肥、收割、送粮，每天踏着晨露出工，伴着繁星满天归来。我当过保管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农民通讯员、理论宣传员……什么活儿都干，可谓“党叫干啥就干啥”。
当然，为了更多地攒积出工的天数和工分，我没有休假日，即便有时体力不支也要硬撑到底。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田埂上，被农民们抬回来。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条件上大学。
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准备发展我入党。我听了十分高兴，但书记的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你想上大学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不能抱有任何不正确的动机。”
原来，书记已经知道我心里的“小九九”，借“入党”谈话机会劝我留在农村当“扎根派”。1976年初，尽管我如愿加入党组织，但是上大学的念头一直没有消除。
1976年是个多事之年。由于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等原因，一年一度的秋季招生始终杳无音讯。在此期间，一些单位到农村招工，这对于急于“跳农门”的广大知青而言，不啻于一件好事，但我却对此不感兴趣。
县委组织部门派人到生产队找到我，劝我选调到工厂“以工代干”。公社领导闻讯后，也到我宿舍对我做工作，并称原先公布的全县大专院校招生计划中，99%是“社来社去”（即大学毕业后还回农村）。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县劳动部门一纸调令，将我从农村调到县造纸厂当上一名工人。
进了工厂，善解人意的老厂长知道我的苦恼后，对我承诺：“只要厂里有招生指标，一定照顾你。”但我心里十分明白，在职人员被推荐上大学的机遇比在农村渺茫多了。我只得在喧嚣的打浆机旁，在堆积如山的芦苇草秆（造纸原料）堆中默默地干活，期待幸运的降临……
1976年底，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大学招生制度要改革的风声传进了喧闹的车间。在我心有所动时，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一天，负责征兵的江军医来到我家，动员我参军入伍。我直言不讳地问：“当兵可有机会上大学？”江军医爽快地回答：“没问题！”于是，在当年毛主席诞辰纪念日的那一天，我抱着美好的愿望来到了地处东南沿海的军营。
入伍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我得知曾经与我一道在农村战天斗地的知青们纷纷跨进大学校门后，心里懊悔至极。我知道，军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况且部队参加报考的条件比较严格，名额极少，更没有大量的专门复习时间，上大学的希望很渺茫。
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江军医找到了我，他在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也鼓励我不要消沉，利用各种机会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做到有备无患。于是，我重新振作精神，入伍第一年就受到3次嘉奖，并被军区评为优秀通讯员。这不仅调整了我的心态，而且也为我报考大学创造了条件。
1978年5月底的一天，我在基层连队当兵时，得知团机关有一个报考高校的名额因故被放弃后，当即赶到团政治处。政治处的吴主任、干部股的池干事见我心急火燎的样子，严肃地拿出报考条件与我逐一对照：一是年龄不得超过22周岁；二是必须是党员；三是必须服役期满两年；四是必须表现良好。我知道自己除了服役年限离规定的条件略差一点外，其他条件都具备。
在我死缠硬磨之下，吴主任笑了笑说：“行，我们先报师政治部再说。”同时给我提了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二是复习功课不得影响工作；三是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名额，否则今后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当时听了乐得直向吴主任等人敬礼。
“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影片《创业》主人翁这句名言成了我当时“苦战一个月，跨入大学门”的座右铭。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凌晨5点多起床，跑步到营区外的荔枝树林里背诵课文，白天训练间隙也抓紧一切时间翻书看题。每当连队熄灯号吹过后，我便蹑手蹑脚地溜到连队厕所旁，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在“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信念支撑下，终于迎来了1978年7月22日全国实行首次统考的这一天。
1978年9月27日，当战友们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我异常激动、两手发颤。事后方知，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夏天全国有630万考生报考高校，最后录取40.2万人。
时至今日，我为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如此息息相关庆幸不已，对改变自己人生之路、圆了大学梦的1978年，永怀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