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志强：我老乡没答对首都北京，居然考中北京师范大学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约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年轻时
张志强，197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曾任广西政法干部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1999年底转职专业律师，任职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办理过刑事辩护等各类案件一千多件 。现已退休。
原题
高考：1977
我在1964年上初中，两年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教学活动停止，又两年后的1968年，学校为我办理了初中毕业手续。
1968年秋由大队推荐上了新成立的高中(原来初中的校址和原来初中的老师)，1970年毕业。高中这两年除了搞运动外，也上些课，但发的课本只有一本《工业基础课》和一本《农业基础课》及一本数学，语文是毛选中的某篇文章，英语更省事，由英语老师教几句“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
高中毕业后不久，遇到部队招兵。本未想到要去当兵，大队支书动员我，只要当兵两年退伍回来，我保证保送你去上大学。多么诱人的许诺！
大串联时我们到了南宁等地，看到那些佩戴某某大学红卫兵袖章的学生们，我们是多么的神往！在南宁时我们去了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医学院等院校，幻想着自己哪天能在这些学校读书，该是多么的荣耀！于是，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就报了名，而且真的穿上了军装。
作者在部队留影
没想到这兵一当就是五年多，1976年3月退伍回到农村。当年秋，一年一度的选送上大学开始。由于我是退伍军人，又是党员，且在农村里干得也出色，全大队的生产队干（我也是队干)会上，一致推荐我参加体检，结果却没我的份。
农村的年青人都流行早婚，比我小六岁的弟弟这时都已经当爸爸了。我家当时在当地算是条件较好的，所以时不时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
难道我读了十几书，还当了几年兵，就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我一再表示自己不想结婚，假如一辈子不离开农村我就打算一辈子单身。
时间到了1977年，大概9月或10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报纸刊登了今年大学招生不搞选送，恢复高考的消息，而且规定凡1966年至1977年毕业的青年都可以报考！得到这个消息后我都没有什么想法，主要是考虑到离开学校已经7年多，多少知识都已还给老师了，怎么考？
作者在北大
一天，我一个文革前读大学在县城工作的堂兄回来，特意找到我，极力动员我报考。他分析说，你虽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但你文革前所学的那些都是扎扎实实的。而这两年毕业的年轻人，从小学到高中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你比他们强。这是一个机会，难道你准备一辈子在农村不成？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点痒痒的。
正好过了两天，一个做农办老师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广西1977年高考复习大纲》，我花了半天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似乎也没怎么难。好，下决心报考！向别人借来一套高中的各种课本，开始苦攻。
掐指一算，离高考还有两个多月，废寝忘食地把那些课本全看一两遍，每天晚上把那些数学公式在床上过电影死记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攻，再与那些近两年毕业的也报考的小弟小妹们交谈，发觉自己比他们确实强一些，信心也有点足了。
离考试不远了，接到通知说要到中学去领取志愿表填报志愿。这是我们那一届的特色，先填报志愿再考试。填报什么学校好呢？首先，我高中的物理、化学基本没怎么学，理工科是不敢报的了，只能报文科。而文科的专业确实不多，更重要的是自己到底有多少料，在那么多考生中属于哪个层次心里根本没底。考虑到自己是退伍军人，又是党员，报政法专业是不是更合适？
于是到学校找到我当年的班主任，叫他帮查查有哪些大学招政法专业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只有北京大学在广西招收政法专业学生！算了，报那高不可攀的北京大学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班主任老师笑笑说，怕什么？又不要你多交报名费。好吧，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报。那时我们只能报大学（含大专)三个志愿和中专三个志愿。于是我在志愿表上填写大学第一志愿北大政法，第二志愿广西大学理论写作（后听别人说其实就是哲学专业），第三志愿玉林师专中文。而中专的三个志愿我只填了一个。
毕业时，克强同学给志强同学留言
12月中旬，就要进考场了。当年全博白县有一万多人报考，所以，全县十余所高中都安排了考场。为了保持头脑清醒，考前的那一天我不再看书复习。那一年由各省自行出题，文科分为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四门，即把历史与地理合为一门。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除了语文知识题外就是作文。文科的作文有说理文和记叙文两题任选一题，说理文题目是“艰苦朴素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在部队时经常参加政治学习，艰苦朴素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就选做这一题吧，一气呵成，得心应手。
下午考政治，考得就更轻松了。因为仅仅是在一年多前，我在部队属于理论骨干，而且正赶上那时掀起学马列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而我们指导员每每叫我在连队上辅导课，我熟记在心。
所以，两小时的考试时间我55分钟做完，检查了10分钟，实现不想呆下去了，便举手报告。监考老师问有什么事，我说要交卷，他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放在桌子上面走人。走出考场，在外面维持秩序的在校学生冷笑看着我，小声说，不懂就不要报名嘛，交白卷了吧？我心里暗暗偷笑。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离考试时间还有十多分钟，我到考场的楼下(考场在二楼），只见其中一个监考老师在几十米外向我招手。我走过去他与我寒暄起来，说他也姓张，是本校老师，并说头天的政治卷他们几个监考老师都看了，很不错，并鼓励一定要考好后面两门。数学卷我1小时20分钟做完，检查了10分钟，提前半小时交卷。下午的历史地理我考得比较吃力，因为没有复习好，且我的历史地理底子较薄。
1978年春节前10天左右，收到录取通知书，竟然被北京大学录取，那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全县一万多人报考，只有我一个人上北大。
但我有自知之明，我并不认为我有多么厉害，我无非是占了一些别人没有的便宜。一是我在部队当兵时属于连队文化水平较高者，平时出板报、写总结等工作连队领导都要我去完成，所以写起作文来就很顺手。二是我在部队搞政治学习时是连队辅导员，考政治当然很轻松。三是我文革前上的初中，且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更重要的是1974年我在部队参加8个月的炮兵观察训练，成天在计算距离、计算角度，考好数学就顺理成章。
相反，那些考生就没有我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在农村，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主导的年代，有几个会想到去看书的？这就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大学后，发现我们班的同学，从农村考来只有百分之几，可见我作为一个农民，能考上北大是多么的荣幸。
总结40年前的高考，我归纳两点：一是1977年的高考太容易了。如果找出当年的考卷，你会发现简直是浅得不能再浅，你会怀疑这是高考试卷？
我一个考上北师大的老乡，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一次谈起高考，他说可能有一道地理题不得分，我问哪一题，他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填空题。我说首都北京你都不会？他说他怀疑高考会出那么简单的题，于是写东经多少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勃海以西多少公里，燕山山脉南麓，就没写北京两个字，笑得肚子都痛。
二是1977年的高考又是最难的。虽然考题很浅，但在那荒废学业十年的年代，有几人去看书学习？特别是从1966年到1977年12年的毕业生参加考试，据统计，全国的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所以说是最难的。
作者的退休生活
北大法律系77级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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