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高考作文丨广东考生陈平原：大治之年气象新

2017-12-10 陈平原 新三届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约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人物简介

陈平原教授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在日美德英法及香港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是其中之一。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2011年春天，记者来到北大中文系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拜访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头看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高考作文，陈教授只是挥了挥手，一句轻描淡写，转而却说：“但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篇作文见报时，陈平原已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了，天之骄子，“当时戴着校徽上街，总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这一代人，对恢复高考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如果不是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考上大学，日后很难有办法出头的。因为你的眼界，你的经历，你的学识，甚至外在的条件，都决定了你很多事情不可能做。”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从窗子射进来，外面却满天飞絮，“北方的这种天气很多人受不了，我们南方就不是这样的。”温文尔雅的陈平原久居北京，但骨子里还是惦念南方的故乡。

大山脚下长大的城里娃

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几乎都有两段共同的往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再次看到中国高等学府向他们公平地敞开大门，已经过了11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很大冲击。1940年代后期，在潮州金山中学念书的父亲迷恋鲁迅和新诗，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属于左翼学生。后来因朋友邀约，他到台湾《中华日报》社工作，主要是为了写作，也确实发表了不少诗文。1948年底，父亲赶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两岸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父亲于是常被怀疑，为什么要从台湾回来，是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本来在县公安局当指导员的他，只好到离潮州城二十里的农业学校，做一名语文老师。

汕头农校办在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所以，我身份是城里人，却住在农村，要到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去念书。小学一年级起，我每天上学都得走五六里路，还要经过一条十米宽、六七米深的小河，河上建了一个作为水渠的木槽，我们只能把书包挎在后面，然后手脚并用，爬过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显得很严重。小时候，我有点埋怨父亲太谨小慎微了。后来他跟我说，这段历史，除非解放台湾，他永远讲不清楚。因此，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专门拜访了《中华日报》社，回来写了一篇《风雨故人来》。听说“故人”子弟来访，《中华日报》社很关心，帮我翻查相关资料，但找不到。因我父亲那时是校对，业余时间写诗作文，属于小萝卜头，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档案里面根本没有。但当年，因为父亲这段无法调查清楚的历史，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1969年夏，我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到海南岛的农场，一是回我的老家插队务农。我的老家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回不来，我成了家里的老大，老大就要承担起责任。我就告诉两个弟弟和祖母说，我们回老家去吧。那年我15岁。

父老乡亲对我们很照顾，回乡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刚开始，我教小学一年级。教一年级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的经历，必须从头教他们，上课的时候不能乱吵、不能跑来跑去。孩子们会突然说，老师，我要尿尿。你要是说不行，他/她就会说，老师，我尿裤子了。我曾骄傲地对朋友宣称，自己大概是北大唯一一个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的老师。

1971年，邓小平回朝，我很想去念书。但放弃教师职业，重新当学生，是一个不小的转折。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虽然我只是民办教师，但工作比较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还有一点补贴，可我还是选择了念高中。

入学前，我花了一个暑假，把数学捡起来了，但化学、物理实在不行，我从没学过。好在当时学校要求不严格，别人都不怎么愿意读书，我又很认真，很快就成了全班乃至全校成绩最好的了。有一年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99.5，只有体育课没有满分。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重新回村里种田。后来有机会，我又当起民办教师来。在农村那几年，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回忆“上山下乡”，苦闷一词最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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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以陈平原的家庭背景，是绝不可能上大学的。未来没有出路，年轻气盛的陈平原曾说过一句让父母伤心不已的话：没想到我们兄弟三人会屈死在这个山村！

陈平原选择了回乡插队，但事实上，他能选择的只是下乡的地点，而不是下乡的命运。在父老乡亲身边，年轻瘦弱的他第一次拿起锄头当农民。在陈平原看来，知青们精神压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物质匮乏，回忆起那段历史，陈平原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苦闷。

多年后，有一次跟学生谈起乡下生活，他们很高兴，说那多好啊，不用上课，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呼吸新鲜空气，还锻炼身体。我只有苦笑，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苦闷。

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家乡的习俗是，有脚走四方，父亲去台湾，祖父走南洋，都是自己的选择。可到了我们这一代，连自由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人被禁锢在一个小地方，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缺乏文化或金钱，而是政策上不允许。

村里有一个女孩子，到广州给人家当保姆，我们都很羡慕。要是北京可以自由打工，我肯定来。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外出。潮汕地区没有铁路，外出只能靠公路，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搭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广州去看看。

我在乡下总共呆了八年，抗日战争也是八年。我们家已经在村里分了地，并请人帮忙盖起了房子。对我来说，下乡不是度假，也不是挂职当村官，而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人喜欢文学，一是因为个人心境，苦闷需要宣泄；二是有些人确实有才华；第三个很重要，潜意识里，希望靠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不考虑家庭成分，可以凭个人努力，被调进城里（包括军区）的，除了文艺表演，就是文学创作。受此潮流影响，我开始努力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县文化馆长表示认可，希望找机会调我进去。后来上大学，发现好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当时大学招生实施的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许多人对这个十六字方针十分不满，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后来还强调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9月、10月间。“文化大革命”中，舆论是高度控制的，我们只能看报纸。读了《人民日报》，才知道今天又有谁被打倒了。生活在粤东的小山村，中南海的风雨我根本不懂，各种真真假假的谣言，我也懒得分辨。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此前也有“考试”，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推荐”。对这次改革，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到现在也不知道高考分数

1977年11月高考开始报名，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被取消。当时是各省分别考试，陈平原所在的广东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而他妻子所在的北京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那年冬天，570万考生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够，邓小平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很多考生都来不及准备。当时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陈平原却不同，下乡八年，他从未放弃过读书，很多上大学时才会读到的文学专业书籍，他拿着锄头种地时就看过了。因为父亲在1975年时就回家了，所以陈平原的政审也没有什么问题。高考是真是假，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了，反正有机会就考。

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考前复习，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重温数学，语文根本不用念。我毕业的那所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让想考大学的同学回去复习，报名的人很多。那一个月，我全用来啃数学。老师用最快的速度把中学数学理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做各类习题。那时我还在教书，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我以前教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了，可惜他们没考上。

当时我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念书就行。上大学前我没走出过潮汕地区，连省会广州都没去过，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才，更不知道自己能考成什么样子。

填志愿时我并不知道分数，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父亲是中专教师，对考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有一个等级的过渡。我妻子夏晓虹也是那一年参加高考，她三个志愿：第一北大，第二北师大，第三南开。因为她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不想离开了，即便念书，最远只能到天津。我说，幸亏北大要了你，不然，后两个肯定落空。因为三个都是名校，同一批次录取。我跟她不一样，她在北京，念不念书无所谓，我是一定要走出去的。

过完年，各高校开始寄送录取通知书。中大的通知书到得很晚，眼看着别人都接到了，我还没有，有点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上课，听说有我的挂号信，我就知道自己考上了。接过录取通知书那一瞬间，我最想说的就是：以后，我自己能给自己的命运做主了。

高考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陈平原的高考作文见报时，他正处在天之骄子间的激烈竞争中。校园里，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派。像陈平原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理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了。两大集团间并没互相排斥，只是话题和兴趣有所不同。

记得有位北京的同学说，他们家的邻居是朱德的警卫员；也有广州的同学不时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挂在嘴边。像我这样小地方出来的，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特别怕露怯。而且上大学后，我很快就明白，必须正视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不说别的，“文革”中北京知青的地下读物，和我在粤东山村里所读的书，完全是两回事情。

记得有位老师提醒：小地方来的同学不要自卑，一开始起点低，到毕业时，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学更有出息。因为大城市里诱惑多，起点比较高的城里人，自视甚高，喜欢吹牛，不像小地方来的同学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且全力以赴学习。现在，我也用这个观点敲打或激励我的学生。

但是，还没有等到毕业，陈平原的这种“阶层感”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让我比较快地完成了这个转变。”陈平原曾经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回顾这段经历：有一天，指导员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如果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后来我到食堂打饭都不敢抬头。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作文。“城里人”对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

陈平原“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几种《高考作文选评》中，把这篇文章说成一枝花，这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都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

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标准：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陈平原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采访中，陈平原一再表示，“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对他高考作文的赞誉之声，却萦绕多年。暑假回家，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教，陈平原只好逃跑，把这个任务留给长期做语文老师的父母。谈到这篇高考作文的价值，陈平原自嘲道：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9月，全国高校又迎来了第二批通过公平考试、进入大学的青年。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七七级大学生、著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这样形容自己的同学：“我们中有十年‘插龄’的‘老知青’、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考状元、转业军人、县城干部，发表过作品的‘革命诗人’、用毛笔抄过《左传》的工人、偷听外语电台的失业青年、受过‘四人帮’惩罚的‘思想家’、高干子弟、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上趟厕所都能碰到几个人才，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互相取长补短的人。”

但是在陈平原心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日后之所以有很好的发挥，成为社会的中坚，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我的大学同学中，真正做学问的不多，大部分是在从政。有记者说，你们那一级很了不起，社会各界引领风骚的都是你们的人。其实，这个年纪，本就应该成为社会中坚。“文革”十年没有培养大学生，1980年代初政府希望干部年轻化，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于是得以大展身手。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力强，而是“命好”，在大转型时代占据了好的位置。

但是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只有上好的幼儿园，才能上好的小学；上好的小学，才能上好的中学；上好的中学，才能一路走进好的大学。这样的选拔人才机制，对农村孩子很不利。必须给全社会有志气的人一个信息，让他们觉得，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比将机遇留给极少数人要好！

陈平原教授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建党90周年专刊”

口述：陈平原整理：周冉。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附：1977年高考作文

大治之年气象新

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迫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象匕首，象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气氛，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份内份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园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象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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