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1977,父子同年上学
我生于1945年,过去埋在心中的只有“要认真读书,跳出山门”的想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我考上了全县仅有三所高中的一所———安流中学,当年全县录取率10 %左右,我在读的学校梅林中学有100多名参考,只有8人被录取。可想而知,我考上高中,真如做梦一样。
1966年,高考取消了。当时感觉是晴天霹雳,无奈加麻木,别无选择,只得回家务农。随着年龄增长,我成家了,有了三个小孩。为了生计几乎什么活都干过,犁田、播秧、做木匠、编竹制品,用手艺谋生。给生产队理发,开手扶拖拉机、做挑夫、当看山员,做泥水匠,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以补贴家用,甚至还抬过死尸……
总之,我每一天都要辛勤劳作,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自己是老牌高中毕业生,被村里学校聘为一名民办教师。这是我引以为傲的最初的“正规”职业,也是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份职业。原本早已荒废在脑海里的知识重新得到激活,站在讲台上的我从此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1976年是我回乡务农的第十个年头,“跳出山门”的希望非常渺茫。然而机遇总是会给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77年,高考恢复了,就如同“久旱逢甘霖”,广大青年和学生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怀着多年的渴望与企盼报考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夫妻、父子、叔侄、兄弟姐妹等同考的喜人景象。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于是我向高考发起了冲刺。
荒废了十年的知识,重拾起来还是有困难的。日间既教书又务农甚是劳累,到晚上夜深人静时,我还在坚持复习。当时,村里的不少人在嘲笑,并投以怀疑的眼光,负担很重,“压力山大”。但我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因为我自己很清楚,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而且这次高考放宽了政策,是给了我们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出身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义无反顾,挑灯苦读。
在1977年的冬季高考中,我四科总分接近280分(其中数学99分)的成绩被第三志愿的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录取。而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广东矿治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农学院。我估计也许招生部门出于这样考虑:师范院校是对民办教师的一种较好选择。入学后,也发现我们班里绝大多数都是民办教师。
1978年3月,我进入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就读。村民由之前的怀疑和嘲笑变为羡慕和祝贺,家人也为此而骄傲。我是在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我年龄三十有余,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也即将在秋季读小学一年级了。就这样,父子同年上学,算是比较稀奇吧。此后,这也成为村民闲谈的话题。
那年3月我从边远山区五华县坐12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广州,迎接我的是工农兵大学员。我人老相、瘦黑,身穿皱巴巴的农村土装踏进学校大门,自己感觉很不自然,如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报到后我被安排到一间八人住的宿舍,宿舍是两层楼房,男生住一楼,二楼住女生。
一进大学房间,电灯明亮(而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从贫困落后山区出来的我心情就舒畅多了。房间靠墙两边各放两张双层的有上下铺的床,中间摆放八张小桌。我进来时,房里已坐着几个先到的同学,一看他们的模样跟自己差不多,忐忑不安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与他们交流中,发现我们之间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也都是来自农村,且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虽普通话很不标准,方言很重,但都不妨碍我们交流,谈兴甚欢,直至深夜。
华师数学系当年招收了两百人左右,分成六个班,其中年纪较大(30岁左右)分在一、二班,称为“老头子班”,与其他四个班的年龄相差甚大,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辅导员年纪也比我小得多。三、四、五班为普通班,六班为尖子班,专业课分开上,公共课大班上。虽然这样分班,但同住一栋楼,六个班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我们相处还是很融洽。
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我的大学生活仍有不适应。一是农村务农惯了,一下子不那么辛苦,反倒不习惯。二是离家远,牵肠挂肚家中老小,甚是担心。所以要省吃俭用,把师范生每月24元生活费及每月33斤大米(粮票),差不多省下三分之一寄回老家补贴。且每年寒暑假,都急于回家看望母亲及妻儿,帮助家中干农活。
因此,我的大学生活是不平静的,可以说“一心二用”,既要刻苦学习应对繁重的专业,又要牵挂家中事。当时通讯还很落后,只有书信来往。但在这样复杂情境下,我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了学业,各学科成绩及毕业论文都在良好以上,还算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且“漫长”的大学四年。毕业后,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兢兢业业,直至退休,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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